作为中国“走出去”的新一轮布局，2015年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提出把中国优势产能和装备打造成国家新“名片”。
　　此次会议确定了推动中国装备“出海”的六条措施。多位企业家和协会负责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对其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统筹配套等举措抱有极大期望。
　　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过去向外国购买技术“不议价”到2009年中国装备制造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从那时起中国装备制造的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全球排名第一。目前中国在工程机械、机电产品、数控机床、港口设备、船舶制造等行业的产销量均为世界前列。
　　然而，在中国装备开始向海外输出之后，“企业向我们提出最多的两个难处，第一个是融资，第二个是项目落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新闻发言人张湘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梳理企业诉求，我们发现企业主要反映银行利率偏高，再就是利用政策性资金需要投各种保险，保费也偏高。”他说，“我们的企业在海外经历众多考验、风险，投入大量资金，结果过多收益被其他机构分享，企业就觉得负担沉重。”
　　然而，客观事实是，中国金融机构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海外综合服务实力差，高筹资成本抵消了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的优势。同时，大型企业自己有租赁公司的并不多，缺乏融资租赁、以金融保险等方式。
　　此前在2014年12月24日，李克强也曾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
　　在“超级推销员”背后，中国的“走出去”还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支持工程。

“新名片”的金融难题

　　中国装备“走出去”的前提是30多年来的积累。
　　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
　　中国也成为近代以来第三个在全世界装备制造业中占据三分之一份额的国家，此前只有美国和英国曾达到或超过这一比例。
　　一些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例子包括：2013年发电设备产量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41%;汽车产量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25%;机床产量95.9万台，占全球比重38%。
　　中国装备崛起的另一面是近年来中国装备自主化迈上新台阶，如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取得重大突破，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已完成布局，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然而以高铁为例，中国北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马列告诉本刊记者，“客户更希望车辆供货企业提供出口车辆贷款和融资的解决方案。国内的商业银行融资成本在国际上竞争力较低，往往需要靠车辆的价格优势来弥补融资成本的劣势。”
　　据他介绍，对于交通设施项目，国内银行商贷一般是15年，国外银行是25～30年。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旭升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中国铁路建设企业的海外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融资。
　　“轨道交通项目需政府提供补贴，众多发展中国家及部分发达国家铁路系统亟待升级改造，项目多受资金困扰无法启动，迫切需要中国贷款支持。但中国的商贷和‘两优’贷款——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总额有限。”他解释说。
　　此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支持，由于境内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和境外直接申请贷款难度较大，很多都是通过银行“内保外贷”等方式获得融资。
　　所谓“内保外贷”，指境内商业银行应申请人的要求，为境内外企业向海外金融机构融资或取得授信额度出具融资性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保证境内外企业履行贷款本息偿还义务的融资业务，非常适用于在境内有全资母公司的境外企业。
　　出于风险考虑，“内保外贷”仍存在使用面狭小、要求严格等问题。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为“走出去”加强融资支持，中国商务部、财政部曾联合出台了“421专项安排”。
　　“421专项安排”主要提供低利率融资、低费率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支持，当时被业内认为是国家除“出口退税”外另一重要的“走出去”扶持政策。
　　这些原有的金融创新、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面对中国企业发力“走出去”的局面，目前市场海量的融资需求显然仍无法满足。
　　事实上，融资问题不仅存在于装备领域，而是几乎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总理推动的金融支持

　　2014年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简化审批手续、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政策体系等措施为“走出去”护航。其中具体提到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等多项有针对性的“硬措施”。 　　2015年1月5日，工信部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关于加大重大技术装备融资支持力度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搭建政银合作平台，发挥金融杠杆作用，产品出口及企业“走出去”等为重点支持方向。
　　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政策，立足长远支持一批重大项目。按照市场原则，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支持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资金，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
　　一系列举措的核心之一，即充分利用外汇储备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国门。
　　2013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曾表示，目前中国跨境资本运作制约较多，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中资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不足，造成企业海外投资的综合资金成本偏高，在国际投标当中缺乏竞争力。
　　“2014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84万亿美元，拓宽外汇准备运用渠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国家有实力鼓励和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出口、境外投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融资财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付堂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全部六大类举措对“走出去”企业来说，“确实带来了政策暖风”。
　　“目前中国‘走出去’企业发展还不平衡，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境外经营环境复杂，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足，综合竞争能力还较弱。”他说。
　　对于政策支持，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曾提到，应该有明确的海外投资法律，政府的审批还应该进一步减少，因为流程很长。

金融“走出去”为什么难

　　从银行方面看，中国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亦造成外汇存款增长难度较大。
　　此外，“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逐渐加大了对银行银团贷款、出口信贷、保理等较为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各种产品组合搭配服务更为迫切。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方面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同质化较严重，同时在相对复杂服务和结构化产品，如项目融资、海外供应链融资、外汇风险管理、衍生产品等方面还缺乏成熟经验。
　　张红力亦曾表示，中资银行境外机构设立后，工作面临金融保护主义的压力，海外业务规模有限。在中资企业走出去相对集中的国家，金融机构网点和人员缺乏。
　　同时随着全球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少数国家增加对外资银行监管约束和限制。部分发达国家以监管能力不足，市场空间有限为由限制中资银行在当地进行机构的分设，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深度参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设立了障碍。
　　当然，对于国内金融机构的运行，企业也抱有更大期望。
　　“对国外银行来说，如果企业、项目质量得到权威的第三方认可，从政治上、法律上没有瑕疵，那么获得银行贷款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事情，国内银行往往不可预期。”一位企业家举例说，大型项目在总行层面审批很容易出现变数，“再好的项目也可能需要靠股东的大小去判断能不能贷款，而不是项目本身的好坏。可能对于股东资金情况良好，本身并不赚钱的项目，银行也会贷款。”
　　张湘则坦言：“很多企业在海外市场打拼二三十年，一些银行却是在近几年才关注海外市场。这些银行在海外市场缺人力、缺机构、缺经验，很多在海外运用得比较好的创新金融方式得不到运用。”
　　董付堂期望，首先“政策落实还需要有详细的配套措施，需要在实务操作上继续简化和完善，使‘走出去’企业能真正享受到各种政策支持”。
　　其次在财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可以适当对“走出去”企业实行特殊政策待遇，如实行“不分国、不分项”所得税综合抵免政策，增强企业应对不同国家的国别风险承受能力，以应对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
　　还包括建立风险基金，给予“走出去”企业承受的突发政治事件和意外灾难损失给予经济补偿，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给予“走出去”企业更多的融资便利条件，如放松境外融资的外汇管制许可条件、允许企业间外汇资金相互调剂、给予企业贷款风险担保等。
　　此外还有提高境外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抵免金额，“发挥境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有助于优秀人才投入到‘走出去’战略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