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诊断结果之后，姜茂身体虚弱，心灰意冷，决定在自家后院的芒果树上自杀。她打算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一根牢固的树杈上，另一端绕在自己脖子上，然后纵身跳下。姜茂拖着虚弱的身子，经过自家的煤渣砖房，前往后院的小果园。看到孙辈在附近玩耍，她心软了，不禁哭了起来。“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爬上树，”她说，“我会再试一次。”
　　柬埔寨当局表示，这是一名无照医生重复使用注射器等医疗器械所致。不过，在几英里半径的范围内，就有如此多的人感染HIV，即便是在柬埔寨这样多灾多难的国家，也相当令人震惊。到处都是受害者——在木棚屋里，在收割稻谷的田地里，在村口镀金的佛教寺庙里，在小学的黄土操场上。庙里82岁的老住持感染了，小学里的12个孩子也未能幸免。
　　当你走在罗卡主干道的土路上时，悲伤的感觉会步步加深：從寺庙走过五分钟，你会看到一片房子，居住在那里的一个大家族有16名成员感染了HIV。受害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接受过严漆的治疗。严漆是一名乡村医生，上个月被控重度谋杀、故意传播HIV，以及无照行医。目前他被关押在附近城市马德望的看守所中，等待审判。该省检察长在采访中表示，这一地区之前已有一些人死于艾滋病，当局正在调查严漆是否应对此负有责任。柬埔寨新闻媒体援引官员的话报道，严漆承认自己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官员们称，在过去二十年里，严漆为这里的村民上门看病，是该地区七名无照医生之一。根据他的女儿漆叻沙的描述，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倒台后的那些动荡年头中，他在一所难民营接受了护理培训，并在那里服务。
　　搬到罗卡后，“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求助，于是他开始独立行医，”漆叻沙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行医执照方面存在任何问题。”很多村民，甚至包括感染上HIV的一些人，也在很坚定地为严漆辩护。他们说他很善良，就连那些没钱付费的人也会诊治。“老实说，我觉得这不是医生造成的。”76岁的蔡尧说，她是16人被感染的那家人的女族长。“他非常讲卫生，不是坏人。如果我们有钱，就给他。如果没有，他总是说以后再给。”他上门给村民看病。有些村民更愿意打点滴或者进行肌肉注射，而不是吃药，他也很乐意满足他们的要求。村民对严漆的喜爱并没有缓解这次集体感染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困惑。当被问及感染的事情时，蔡尧84岁的丈夫布隆恩眼神空洞而不解。他家三代人中都有成员感染上HIV。“其他村子的人不再欢迎我们了，”来自这个家族的恩顺说，“他们歧视我们村的所有人，没有HIV的人也不例外。”
　　罗卡的集体感染事件爆发的时候，正逢柬埔寨因为应对HIV有方获得赞誉之际。2014年12月初，联合国还赞扬了柬埔寨，因为该国新的HIV感染人数比2005年减少了67%。罗卡的感染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被发现的。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柬埔寨的HIV感染率大约为0.7%，比邻国泰国低三分之一。
　　森索潘是罗卡村公办卫生所的副主任，这个诊所中配有护士。森索潘表示，情况不妙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2014年8月。当时，他们做常规的孕妇HIV筛查，发现有一例结果呈阳性。自从两年前开始筛查以来，这是该村的首例阳性结果，医护人员却找不到感染的原因。11月时，又一名孕妇HIV检测呈阳性，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媳妇也是如此，这下村民们慌了，纷纷赶到这家医疗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数十人呈阳性。“他们哭着，在地上爬着，拥抱彼此，”森索潘说，“我也哭了。我很震惊。”首相洪森最初表示不敢相信测试结果是正确的。“眼下，我99%不相信是艾滋病。”柬埔寨新闻媒体援引他的话报道。
　　然而几天后，金边派出的警察和医疗调查处理人员遍及整座村庄，马德望的一家法院也对严漆提起了指控。
　　村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原谅了严漆。当问到他时，姜茂气得直掉眼泪。“我想把他砍成碎片。我想狠狠地折磨他，”她说，“我想把自己的血注射到他的家人身上，让他们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姜茂的邻居说她做农活非常能干，在村里数一数二。但她最近身体变得太虚弱。她种的黄瓜苗整齐地排列成一行行，现在却都死了。她种的苦瓜就在距离自家房子几步之遥的地方，已经在藤蔓上枯萎。一排玉米也是茎叶泛黄，发育不良。姜茂说，这个月开始使用的HIV治疗药物让她感到恶心乏力。“我一向都可以照顾好自己，”她说，“从来不需要人来帮我，我也不想要任何人的帮助。我只是希望能够重新干农活。”
　　（柯博英荐自《海外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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