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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两种在不同的文艺形式中出现,并且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的文艺形象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和评价,认为文艺作品应始终关注其精神价值,应始终坚定把握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应追求文艺作品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精神关照,以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启迪和引领。
关键词:精神价值 引领 幽默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文艺作品中许多受到观众广为欢迎的文艺形象,其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别。有些能够起到引领社会健康风尚,“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作用,而有些则更多的是在发挥一种简单的娱乐和休闲作用。
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的“小沈阳”,与随后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的“余则成”,这两个被成功塑造的文艺形象(“小沈阳”是演员艺名,亦指代其在小品节目中塑造的人物,下同),先后成为2009年亿万电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在谈论“余则成”时,很少会谈到“小沈阳”,而在谈论“小沈阳”时,通常也未必会想到“余则成”。这倒也不奇怪,一方面这两个电视人物的差别实在太大,基本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类型,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并不习惯将差异较大的两类事物比较起来看。但正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艺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当前社会精神价值取向的两个极端,却都曾在短时间内,先后引起了社会上同样的热烈讨论。即便分属于不同的收视人群,这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毕竟人群间充满着普遍联系,他们的思想活动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之中。而关于“小沈阳俗不俗”等问题,经过了报纸、网络一年多的喧嚣和争论,也许今天可以做一些冷静的审视和思考了。
小品作为曲艺中的重点节目形式,一直深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很多小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如宋丹丹在《超生游击队》中塑造的超生妇女,以及她和赵本山在《昨天、今天、明天》、《日子》等系列小品中塑造的白云、黑土形象,以其一定的思想内涵、生动的表演艺术、幽默诙谐的语言魅力,让人们记忆尤为深刻。而电视剧艺术同样并非昆曲、京剧那样属于高雅、严肃的小众文艺,仍然属于通俗艺术范畴,由此将电视剧塑造的人物形象“余则成”,和小品舞台上的“小沈阳”做某种程度上的比较和分析,是说得过去的。
一个是因春晚小品而火爆全国的当代娱乐人物的代表——“小沈阳”,一个是电视剧中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代表“余则成”,他们之间是天壤之别,但两个人物的最大差别表现在其各自体现出的精神内涵上。“小沈阳”作为一个将当代娱乐精神发展到极致的形象代表,他在任何舞台的出场,均使整个空间充满着狂热的娱乐精神。他会尽其所能,以确保让你笑到疲惫、笑到崩溃。而“余则成”是一个有着坚定意志的革命者形象,其从事的隐蔽战线上的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牢不可破的精神信仰,是另一种极致的代表。他的每一次出场,都使空气中的每个分子充满着严肃、坚定、不可动摇与神圣,他是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集大成者。但有一点,就是“余则成”及其妻子“翠平”身上表现出的幽默精神,显然也使观众在得到精神洗礼的严肃而紧张的氛围中,也得到了片刻的娱乐和放松。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惯作男扮女装的“小沈阳”,首先带来的是某种异样的感受。虽然在我国艺术领域中不乏男扮女装的先例,比如戏曲中的“反串”角色,但是因为其所带来的艺术感受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观众的态度反应的不同。如在《不差钱》中,赵本山扮演的角色口中一句“辟精”所引发的包括性学专家、社会学家、普通观众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演员在小品表演中,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常常会采用自我嘲讽,诋毁自我形象等方式,但是否仍然把社会中一些“性取向模糊者”作为艺术作品中的揶揄对象,却值得商榷。
从表演技巧上看,“小沈阳”显得驾轻就熟,在其不同的小品段子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同或相似的标志性的逗乐语言和肢体动作,而且往往屡试不爽。“小沈阳”的舞台表演风格也相当有个性,他前所未见的在剧场舞台中爬上爬下,他和观众之间始终能够保持广泛的互动,以及他对整个剧场气氛的控制能力,都显露出某种成熟和一体的表演风格。对此,曾经“炮轰”过小沈阳“《不差钱》差道德”的作家魏明伦先生,也认可小沈阳“有才”,有着优秀的喜剧天分,认为小沈阳是一个好演员。正是基于文艺作品的精神引领性,魏明伦先生提出了“春晚的小品不小,是大品,是巨品,演出来有上亿的群众在观看。”在春晚、电视上播出的文艺作品的精神影响力是广泛的、巨大的,也是不应忽视的。遗憾的是“小沈阳”的表演,始终停留在一种杂耍类的逗乐层次,其过于夸张的表演方式,掩饰不住其内在精神的贫乏性和娱乐手段的技穷,结果是使观众沦为某种简单的“哄笑反应机器”,如每次其说“piapia”、“为什么呢”、“准备好了吗”时,观众仿佛就被挠了一下,照例要茫然哄笑一番。
而诸如《不差钱》编剧曾经辩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由丝毫不能让人信服,任何一个文艺作品,应以其体现的主要精神价值是否主导了整个作品的灵魂,作为判别其社会价值的准绳。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首先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更重要的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彰显的是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和关怀,关注的是诸如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等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文艺评判标准是非常高的,必须经过美学的、历史观点的严格检验。不能因为在某个文艺作品中含有几句带有批判色彩的台词,就冠之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光环。
电视连续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投身到火一样热烈的斗争中,用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爱情甚至生命,去换取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安宁。每个人都有一生,这简单的概念却经常被我们遗忘掉了,人们潜意识中往往只认为,世界是我与它的二分世界,是除了自我之外的目的世界和可利用的世界。观众在电视剧中,不但看到了“余则成”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也看到了他对爱人炽热的情感。观众正是体会到了“余则成”亦同自己一样有着血肉情感和爱欲情仇,才有可能产生“与我为一”的感同身受和广博的爱,才会真正动情。
“余则成”的严肃和不苟言笑的背后,体现着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必然带来一种悲壮感、壮美感。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为了建立新中国,即使见到最爱的人牺牲在面前,心中痛若刀绞也只能含泪微笑,即使近在咫尺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开,这种痛苦的情感抑制背后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怎能不让观众为之动容。叔本华说,“痛苦是一个净化的过程,人只有经过这一净化过程才可能神圣化”。正是因为要无愧于这种神圣的信仰,无数像“余则成”那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他们毅然决然抛弃个人的欢乐,选择了永恒的革命信仰。
李大钊烈士曾经说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无论在何时,将个人的命运和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捆绑在一起,这是生命经历中的奇绝壮绝的景致,是一种无比瑰丽的壮美人生,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比向往的。这种人生壮美的体验,是诸如海德格尔口中往往不得不“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通常难以感受到的。这无疑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具备崇高理想和审美境界的人生参照,也鼓舞着人们树立坚定的信念,用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人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高唱着的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那么,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如何发展自己的生命,怎样才是高尚的生活,如何体现自己生命的光华,“余则成”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就以其所具备的坚强意志和无比壮烈的牺牲精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对于观众的人生启迪和就此引发的对于历史、现实的反思是显而易见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应该起到的精神引领作用。而这正是“余则成”和“小沈阳”这两个文艺形象精神价值上的本质区别。
诚然,通常情况下“小沈阳”会使观众放声大笑,但“小沈阳”的表演仍然止步于滑稽。滑稽是语言与动作能够引人发笑且仅此而已,而幽默则往往伴随着意味深长的感悟和思考,属于审美的范畴。笑作为人的一种情感反应,是复杂情绪的表象和宣泄,滑稽引发的笑不具备使人身心真正得到解放的作用,人们往往处于一种笑后的茫然,只知道笑而不知为什么笑,相当于仅仅是一种片刻的剧烈肌肉运动,笑之后是必然的精神疲惫。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小沈阳”给观众带来的娱乐享受,这种娱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在剧场中、电视旁可能会笑得前仰后合,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娱乐和休息,但娱乐除了有着娱乐形式的不同,更有着娱乐质量的差别。
从娱乐质量上来说,单纯的感官娱乐享受和语言、视觉刺激过后的身心放松,是浅层次的和短暂的,必然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加而减弱。例如,观众一次又一次听见小沈阳说“piapia、为什么呢”后的娱乐感受,将依次减弱直至完全消失,甚至可能引发某种反感。而《潜伏》中的“余则成”身上具有的那点幽默精神,却往往让紧张的空气有了喘息的缝隙。观众被谍战剧悬念丛生、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感染的情绪,得到了适当的调节,有时往往是默默流下的眼泪尚未拭干,便又会含泪一笑。革命者的生活也是人的生活,有着坚定意志的革命者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余则成”这个人物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刻板的“高大全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机智、幽默、风趣、懂生活、爱生活的人。
如“余则成”和妻子“翠平”把为支援革命工作准备的金条藏在鸡窝里的一场戏,就充满着普通人生活中的情趣和幽默感,观众此时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欢畅,革命者像普通人那样也爱财,但显然并非简单的爱财。观众在一部戏中能够同时得到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敬仰、感动、羡慕、痛惜、反思、欢乐……这对于观众无疑是一次情感能力的磨练和考验。这是“余则成”的精神力量,也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当然,在这一点上,将以娱乐为根本目的的“小沈阳”和调节剧情气氛和节奏的“余则成”的幽默相提并论,似乎并不完全合适,但对于“小沈阳”来说,让观众笑显然就是其全部目的,他的言语和动作没有什么精神价值上的诉求。
无论如何,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两个人物形象,我们既不能捂住眼睛,无视“小沈阳”的社会影响,更不能不看到“余则成”在人们内心深处掀起的巨大情感波澜。这是两种完全相异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前者表层、剧烈、短暂,后者深刻而隽永,他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人生境界。
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去体验无限多样的情感,或得到片刻的放松、身心的愉悦,或得到精神的洗礼、人生境界的提升,并且能够投入观察、体验、辨别和思考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身有所获益,这是各种艺术形式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从文艺对于社会的影响来看,明代学者陈继儒说过,“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桥。”言这世间本无完美无缺的事物,在对于理想事物、美好事物的追求过程中,要有一点容忍和包容,也要有一点忍耐和静观的功夫。一个国家精神文化发展进步的进程,大致也是如此。为此,我们既不宜赶尽杀绝“小沈阳”,也绝不能狂热捧杀“余则成”,只是从审美体验的角度,能够接受他们共存和占据我们心目中合适的情感位置和情感比例,并始终保持着思想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德]叔本华,韦启昌译:《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叶朗:《中国美术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崇文书局,2007年版。
作者简介:韩斌,男,1973—,江苏南京人,博士,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精神价值 引领 幽默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文艺作品中许多受到观众广为欢迎的文艺形象,其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别。有些能够起到引领社会健康风尚,“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作用,而有些则更多的是在发挥一种简单的娱乐和休闲作用。
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的“小沈阳”,与随后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的“余则成”,这两个被成功塑造的文艺形象(“小沈阳”是演员艺名,亦指代其在小品节目中塑造的人物,下同),先后成为2009年亿万电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在谈论“余则成”时,很少会谈到“小沈阳”,而在谈论“小沈阳”时,通常也未必会想到“余则成”。这倒也不奇怪,一方面这两个电视人物的差别实在太大,基本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类型,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并不习惯将差异较大的两类事物比较起来看。但正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艺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当前社会精神价值取向的两个极端,却都曾在短时间内,先后引起了社会上同样的热烈讨论。即便分属于不同的收视人群,这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毕竟人群间充满着普遍联系,他们的思想活动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之中。而关于“小沈阳俗不俗”等问题,经过了报纸、网络一年多的喧嚣和争论,也许今天可以做一些冷静的审视和思考了。
小品作为曲艺中的重点节目形式,一直深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很多小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如宋丹丹在《超生游击队》中塑造的超生妇女,以及她和赵本山在《昨天、今天、明天》、《日子》等系列小品中塑造的白云、黑土形象,以其一定的思想内涵、生动的表演艺术、幽默诙谐的语言魅力,让人们记忆尤为深刻。而电视剧艺术同样并非昆曲、京剧那样属于高雅、严肃的小众文艺,仍然属于通俗艺术范畴,由此将电视剧塑造的人物形象“余则成”,和小品舞台上的“小沈阳”做某种程度上的比较和分析,是说得过去的。
一个是因春晚小品而火爆全国的当代娱乐人物的代表——“小沈阳”,一个是电视剧中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代表“余则成”,他们之间是天壤之别,但两个人物的最大差别表现在其各自体现出的精神内涵上。“小沈阳”作为一个将当代娱乐精神发展到极致的形象代表,他在任何舞台的出场,均使整个空间充满着狂热的娱乐精神。他会尽其所能,以确保让你笑到疲惫、笑到崩溃。而“余则成”是一个有着坚定意志的革命者形象,其从事的隐蔽战线上的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牢不可破的精神信仰,是另一种极致的代表。他的每一次出场,都使空气中的每个分子充满着严肃、坚定、不可动摇与神圣,他是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集大成者。但有一点,就是“余则成”及其妻子“翠平”身上表现出的幽默精神,显然也使观众在得到精神洗礼的严肃而紧张的氛围中,也得到了片刻的娱乐和放松。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惯作男扮女装的“小沈阳”,首先带来的是某种异样的感受。虽然在我国艺术领域中不乏男扮女装的先例,比如戏曲中的“反串”角色,但是因为其所带来的艺术感受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观众的态度反应的不同。如在《不差钱》中,赵本山扮演的角色口中一句“辟精”所引发的包括性学专家、社会学家、普通观众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演员在小品表演中,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常常会采用自我嘲讽,诋毁自我形象等方式,但是否仍然把社会中一些“性取向模糊者”作为艺术作品中的揶揄对象,却值得商榷。
从表演技巧上看,“小沈阳”显得驾轻就熟,在其不同的小品段子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同或相似的标志性的逗乐语言和肢体动作,而且往往屡试不爽。“小沈阳”的舞台表演风格也相当有个性,他前所未见的在剧场舞台中爬上爬下,他和观众之间始终能够保持广泛的互动,以及他对整个剧场气氛的控制能力,都显露出某种成熟和一体的表演风格。对此,曾经“炮轰”过小沈阳“《不差钱》差道德”的作家魏明伦先生,也认可小沈阳“有才”,有着优秀的喜剧天分,认为小沈阳是一个好演员。正是基于文艺作品的精神引领性,魏明伦先生提出了“春晚的小品不小,是大品,是巨品,演出来有上亿的群众在观看。”在春晚、电视上播出的文艺作品的精神影响力是广泛的、巨大的,也是不应忽视的。遗憾的是“小沈阳”的表演,始终停留在一种杂耍类的逗乐层次,其过于夸张的表演方式,掩饰不住其内在精神的贫乏性和娱乐手段的技穷,结果是使观众沦为某种简单的“哄笑反应机器”,如每次其说“piapia”、“为什么呢”、“准备好了吗”时,观众仿佛就被挠了一下,照例要茫然哄笑一番。
而诸如《不差钱》编剧曾经辩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由丝毫不能让人信服,任何一个文艺作品,应以其体现的主要精神价值是否主导了整个作品的灵魂,作为判别其社会价值的准绳。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首先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更重要的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彰显的是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和关怀,关注的是诸如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等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文艺评判标准是非常高的,必须经过美学的、历史观点的严格检验。不能因为在某个文艺作品中含有几句带有批判色彩的台词,就冠之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光环。
电视连续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投身到火一样热烈的斗争中,用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爱情甚至生命,去换取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安宁。每个人都有一生,这简单的概念却经常被我们遗忘掉了,人们潜意识中往往只认为,世界是我与它的二分世界,是除了自我之外的目的世界和可利用的世界。观众在电视剧中,不但看到了“余则成”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也看到了他对爱人炽热的情感。观众正是体会到了“余则成”亦同自己一样有着血肉情感和爱欲情仇,才有可能产生“与我为一”的感同身受和广博的爱,才会真正动情。
“余则成”的严肃和不苟言笑的背后,体现着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必然带来一种悲壮感、壮美感。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为了建立新中国,即使见到最爱的人牺牲在面前,心中痛若刀绞也只能含泪微笑,即使近在咫尺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开,这种痛苦的情感抑制背后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怎能不让观众为之动容。叔本华说,“痛苦是一个净化的过程,人只有经过这一净化过程才可能神圣化”。正是因为要无愧于这种神圣的信仰,无数像“余则成”那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他们毅然决然抛弃个人的欢乐,选择了永恒的革命信仰。
李大钊烈士曾经说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无论在何时,将个人的命运和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捆绑在一起,这是生命经历中的奇绝壮绝的景致,是一种无比瑰丽的壮美人生,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比向往的。这种人生壮美的体验,是诸如海德格尔口中往往不得不“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通常难以感受到的。这无疑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具备崇高理想和审美境界的人生参照,也鼓舞着人们树立坚定的信念,用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人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高唱着的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那么,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如何发展自己的生命,怎样才是高尚的生活,如何体现自己生命的光华,“余则成”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就以其所具备的坚强意志和无比壮烈的牺牲精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对于观众的人生启迪和就此引发的对于历史、现实的反思是显而易见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应该起到的精神引领作用。而这正是“余则成”和“小沈阳”这两个文艺形象精神价值上的本质区别。
诚然,通常情况下“小沈阳”会使观众放声大笑,但“小沈阳”的表演仍然止步于滑稽。滑稽是语言与动作能够引人发笑且仅此而已,而幽默则往往伴随着意味深长的感悟和思考,属于审美的范畴。笑作为人的一种情感反应,是复杂情绪的表象和宣泄,滑稽引发的笑不具备使人身心真正得到解放的作用,人们往往处于一种笑后的茫然,只知道笑而不知为什么笑,相当于仅仅是一种片刻的剧烈肌肉运动,笑之后是必然的精神疲惫。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小沈阳”给观众带来的娱乐享受,这种娱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在剧场中、电视旁可能会笑得前仰后合,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娱乐和休息,但娱乐除了有着娱乐形式的不同,更有着娱乐质量的差别。
从娱乐质量上来说,单纯的感官娱乐享受和语言、视觉刺激过后的身心放松,是浅层次的和短暂的,必然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加而减弱。例如,观众一次又一次听见小沈阳说“piapia、为什么呢”后的娱乐感受,将依次减弱直至完全消失,甚至可能引发某种反感。而《潜伏》中的“余则成”身上具有的那点幽默精神,却往往让紧张的空气有了喘息的缝隙。观众被谍战剧悬念丛生、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感染的情绪,得到了适当的调节,有时往往是默默流下的眼泪尚未拭干,便又会含泪一笑。革命者的生活也是人的生活,有着坚定意志的革命者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余则成”这个人物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刻板的“高大全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机智、幽默、风趣、懂生活、爱生活的人。
如“余则成”和妻子“翠平”把为支援革命工作准备的金条藏在鸡窝里的一场戏,就充满着普通人生活中的情趣和幽默感,观众此时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欢畅,革命者像普通人那样也爱财,但显然并非简单的爱财。观众在一部戏中能够同时得到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敬仰、感动、羡慕、痛惜、反思、欢乐……这对于观众无疑是一次情感能力的磨练和考验。这是“余则成”的精神力量,也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当然,在这一点上,将以娱乐为根本目的的“小沈阳”和调节剧情气氛和节奏的“余则成”的幽默相提并论,似乎并不完全合适,但对于“小沈阳”来说,让观众笑显然就是其全部目的,他的言语和动作没有什么精神价值上的诉求。
无论如何,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两个人物形象,我们既不能捂住眼睛,无视“小沈阳”的社会影响,更不能不看到“余则成”在人们内心深处掀起的巨大情感波澜。这是两种完全相异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前者表层、剧烈、短暂,后者深刻而隽永,他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人生境界。
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去体验无限多样的情感,或得到片刻的放松、身心的愉悦,或得到精神的洗礼、人生境界的提升,并且能够投入观察、体验、辨别和思考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身有所获益,这是各种艺术形式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从文艺对于社会的影响来看,明代学者陈继儒说过,“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桥。”言这世间本无完美无缺的事物,在对于理想事物、美好事物的追求过程中,要有一点容忍和包容,也要有一点忍耐和静观的功夫。一个国家精神文化发展进步的进程,大致也是如此。为此,我们既不宜赶尽杀绝“小沈阳”,也绝不能狂热捧杀“余则成”,只是从审美体验的角度,能够接受他们共存和占据我们心目中合适的情感位置和情感比例,并始终保持着思想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德]叔本华,韦启昌译:《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叶朗:《中国美术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崇文书局,2007年版。
作者简介:韩斌,男,1973—,江苏南京人,博士,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