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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是环境风险识别与行动合法性依据,污染判断需要科技鉴定,农民需要按照相关规范行动来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但是通过对我国东村两地农民环境抗争实地调查发现,无论是环境风险、污染的识别,还是具体抗争方式的采用,农民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其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权威认可的科学体系与农民的常识体系之间的差异性成为了二者有效沟通的障碍,同时也是农民环境维权中的不利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