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焯,字空如,生于1898年,浙江奉化市裘村镇马头村人,是蒋介石的老乡。陈焯作为军统的元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南京警察厅厅长、北平市警察局局长等职,是蒋介石将特务系统警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结束后,陈焯作为蒋介石牵制戴笠的“八人小组”成员之一,足见蒋介石对陈焯的信任和倚重。最后陈焯没有随蒋去台湾,而是弃官经商,解放前夕隐居宁波。解放后,马头村有人在宁波街头偶遇陈焯,回来后向村里汇报,村里即派人以有要事相商骗他回村。他一回到村里,马上被扣押,并立即被处决了。
　　
　　得蒋介石信任
　　当上军统副局长
　　
　　1916年,陈焯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与白崇禧是同学。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陈焯先后在浙军、粤军中任下级军官。1918年他任援闽浙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独立第二旅团附(副)。同年,陈焯兼任浙军讲武堂教官。1920年他改任浙军营长。1923年陈焯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这期间,蒋介石任大元帅府参谋长。此时,由于工作需要,孙中山、蒋介石、陈焯曾在同一办公室内工作,陈焯由此开始深受蒋介石信任和器重。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任校长,陈焯则任该校军事学科教官。蒋介石兼职长洲要塞司令,陈焯则兼职长洲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25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陈焯则任该军参谋长。陈焯曾参加两次东征。1926年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陈焯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从南京回奉化,路经杭州。浙军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十分怠慢,触怒了蒋介石,当时在南京主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应付蒋介石,于9月29日下令免去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军长职务,旋即于10月8日任命陈焯为二十六军代军长,1928年1月21日正式任命为二十六军军长。当时桂系考虑陈焯这一任命,一是由于陈焯曾在浙军任过团附、营长,在二十六军有不少熟人;二是由于陈焯是蒋介石信任和器重的,可以以此讨好蒋介石。1928年2月7日,陈焯被推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8月13日,国民党取消纵队、军番号,重编为师,陈焯任第一集团军第八师师长,同年10月8日改任第六师师长。1932年4月13日,陈焯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铨叙事务处处长,同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副厅长。1933年2月22日,陈焯在南京任首都警察厅厅长。1935年12月10日,改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务厅厅长。1936年1月23日,陈焯被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8月,陈焯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局长为陈立夫。
　　
　　藏本副领事失踪
　　忙坏陈焯
　　
　　1933年6月9日清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8日晚在下关车站失踪,请帮助查访下落。藏本副领事的失踪,给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迷雾,一时间成了舆论的中心。南京政府得到消息后,立即下令警察、宪兵一齐出动,尽力查找。
　　时为国民党南京警察厅厅长的陈焯,赶紧派督察长陈独真前往日本领事馆询问,并多方调查,了解藏本平时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同时向日本领事馆索取藏本照片,翻印多张,分别到藏本平日来往的各处及城关站埠查访,又将从日本领事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从领事馆至下关一带沿路岗警,逐一查问,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同日,陈焯召集各局、队、所负责人,研究扩大调查范围,明确各部责任。
　　11日,警察厅又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人员报告连日查访经过,研究继续侦查办法,命令各警不分昼夜,努力查找,以便尽快寻得藏本下落。同日,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在南京各报登出广告:无论何人,如能将藏本直接找到,赏钱1万元;能知道藏本的下落,报告警察厅或警备司令部,因而找到者,赏钱5000元。晚上,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几项紧急方案:南京四郊的搜查由宪兵、警察联合编成9组,共同搜寻;实行户口总检查;派便衣队携带照片查访;请江宁县政府协助查找;派人分别向苏州、无锡、镇江等处搜寻。
　　12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对藏本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下令督促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严密搜查。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也致电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详细询问了藏本案的情况,并下令军警严查。这可是给具体负责搜寻任务的警察厅厅长陈焯不小的压力。外交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三机关为了便于查找,决定各派1人组成联络组,交换情报并决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南京政府连日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丝线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妄加揣测,步步紧逼,通过各种手段,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方面,11日清晨,日本外相广田认为南京政府对于藏本事件的调查缺乏诚意,致电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训示与南京政府交涉的三条原则:①在中国首都发生的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仍然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与责任之所在,这是近代国家从来没有过的事件;②南京政府如果确实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能力,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相信它的警察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安全而加以“重大考虑”;③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松调查的情况,日本政府将提出“重大抗议”。同日,日舰“苇”号驶向南京。
　　12日晨,日本又增派“对马”号军舰驶向南京,进行威胁。日使馆参赞有野与日军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冈野也从上海来到南京。下午3点,须磨、有野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后须磨声称:要求迅速查明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方担负。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没有诚意,那么将实施第二、第三步方案。同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外务省高级官员协议,决定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国民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速谋解决方法;国民政府如果对此事件处理失当,因而发生不测事件,责任必须由中方负担;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等权利。当天,日本舆论界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东京新联社通电说,日本政府认为藏本失踪案是“义和拳”运动中杉山书记官被杀以来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对南京政府应绝对采取强硬态度。《朝日新闻》社论说: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好转,因此采取了这一行动;南京政府对此难辞其责任,南京报纸所作的自杀等类的推测,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日日新闻》社论认为:藏本失踪不可能是遭遇匪贼,例如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关的某社也似乎与这一案件不无关系。《南京电通》社电:对于藏本案,中方只以否认这一事件为目的,仅仅做表面上的调查,因此,用外交手段没法解决这一事件,应该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此外,驻留南京的日本人也集会,扬言如果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全体日本人将退出南京。日方的威逼恐吓使南京政府压力倍增,南京政府一面要求日方保持镇静,一面下令严密查访,“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警察厅厅长陈焯更是好几天寝食难安,忙上忙下,生怕头上的乌纱帽不保。
　　正当南京政府被藏本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3日上午9点,警察厅接到陵园负责人张燕亮的电话。据张燕亮讲,早晨有一个人来喝水,年纪40岁上下,中等身材,留小胡子,穿半新半旧的西装,喝完水后就一个人慢慢上山去了。听到这一线索,陈焯顾不得上报,马上令警察按照这一线索,向山中寻找,11点左右,终于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面找到了藏本。起初藏本不肯下山,经过再三劝说,才乘车回城,到城里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在警察厅里,藏本讲了这几天的情况:本来他是想去车站送朋友的,因为人多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而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在中山陵附近上山,意欲自杀。起初想喂狼而死,后想绝食而亡,继而想掘坑自埋,但终于没有死成。至于自杀的原因,藏本则不愿意说。总计从8日晚11时失踪到13日中午11时寻获,共108个小时。
　　藏本找到后,日方气焰顿消。14日下午,须磨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道谢;藏本本人也于20日从上海乘船回国,藏本事件就此结束。就这样,一度被认为是“中村事件第二”或“杉山事件第二”的严重事件,因藏本自杀未遂而真相大白于世,使这一事件的结果染上了喜剧色彩,避免了中日之间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此时,压在警察厅厅长陈焯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卸掉了,他不敢想像若是藏本继续失踪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上演了一出
　　抓捕“刺花党”闹剧
　　
　　民国时期,南京复成桥东南“第一公园”(今公园路市体育馆一带)有一个由冬青树编栽成的篮球场大小的“八卦阵图”,修剪整齐,供人游玩。不熟悉“阵图”窍门者,能进去,很难绕出来,是比赛智力的游戏场地。
　　1934年的一天下午,一位中年妇女携同两个少女进入“八卦阵”嬉游。突然窜出4个袒胸露臂的大汉,堵住出道口,把3名女子挡在当中,中年妇女厉声说:“你们让开来,我们要出去。”其中一人嬉皮笑脸地说:“不难……你们唱一支歌,就让你们出去。”中年妇女一听,沉着脸说:“你们不要胡闹。”他们哪里听得进,竟欲动手,吓得两名少女哭起来。经中年妇女狂呼,这帮人才一哄而散。谁料想这名中年妇女竟是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的妻子,两名少女是陈焯的两个女儿。当母女3人匆匆回到公馆后,陈妻即把公园所遇诉说一番。陈焯未听完,脸已气紫,急问:“是些什么人?”陈妻尚未回答,二女儿说:“都是手臂上刺有花纹的人。”陈焯勃然大怒,迅即下令:“限3日内,把全市所有身刺花纹者缉拿关押,概不准徇情……”全市监狱和看守所,一时人满为患。由于所抓人员均为身上刺有花纹者,人们戏称为“刺花党”,实际并无什么党,只是浴室、茶楼、酒肆等行业中的服务者给起的。这次疯狂抓捕,因不分青红皂白,使得社会上一度混乱不安。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的第三次大破坏。作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朱镜我和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阳翰笙、杜国庠、许涤新等纷纷被捕,他们被关押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地下室牢房。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领导人设法向被捕同志传去口信,要求大家赶紧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泄露党的机密,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
　　3月6日,法租界地方法院开庭审讯,经叛徒出庭指证,朱镜我等人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南市公安局。3月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田汉、阳翰笙、杜国庠等8人被作为要犯悄悄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国民党破坏上海中央局机关后十分得意,把这件事和红军退出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吹嘘为他们“剿共”在军事政治上的“大获全胜”。他们要朱镜我等“打报告”自首,还派叛徒来做“转变”工作。对此,朱镜我等中共党员大义凛然,嗤之以鼻。
　　当陈焯听说朱镜我被关到了南京,很高兴。朱镜我是浙江宁波鄞县人,与陈焯是老乡,同时,陈焯跟朱镜我又是远房亲戚。加之朱镜我是中共上海局的核心人物,地位重要,若能成功将其说服并策反,使朱镜我加入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既能立功,又能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而且,陈焯自以为是的认为,以自己和朱镜我的关系,劝他归服应该不成问题。于是,陈焯满怀信心的写信给朱镜我,表示愿意保释他出去,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即听从于国民党的安排。没料想,朱镜我看完信后,根本没有理会陈焯,他对同志们说:“这些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理他!”陈焯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被自己的老乡嘲弄,最终只能是自讨没趣。
　　
　　参与策划北平
　　“四·三”事件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以美国为后台的蒋介石及其党羽,经过密谋策划,强行接管沦陷多年的北平。重庆谈判刚刚闭幕,10月10日,美国海军航空队即进驻北平。10月中旬,国民党北平行营正式成立,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国民党军统特务等各派势力也相继入北平。当年9月4日,陈焯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掌握北平市的治安和缉捕大权。
　　1946年1月7日,为解决停止内战问题,由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张群、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上国共双方代表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根据《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由政府、中共、美方代表参加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三方委员组成。”还规定了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
　　这时的北平,是一个全国瞩目的政治敏感城市。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自三方委员偕随员15人由重庆市白驿机场乘飞机于1月13日抵北平后,即正式宣布成立。其委员有:国民党政府代表是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中共代表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代表是驻华代办罗伯逊先生。该执行部总部办公处设在协和医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滕代远以第十八集团军(辖八路军等部队)副参谋长的名义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北平办事处,并担任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随即率领一批工作人员,于1946年2月9日由驻地飞抵北平。经过缜密筹划,中共花费1700万元法币(国民党统治区流通使用的纸币)买下了北平西单前京畿道11号院作为八路军北平办事处驻地。一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当局,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坚决不同意公开挂出“八路军北平办事处”的招牌。后经双方反复磋商,最后确定对外以“滕公馆”的名义来指代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八路军北平办事处主任滕代远,副主任申伯纯,工作人员有19名,大部分人员穿制式军服,佩带军衔,因工作需要,每人又备有便服,秘书李新、李平佩带中校军衔。
　　北平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极端仇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中共人员的正常活动处处加以监视和限制。1946年4月3日,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人员到北平还不足两个月之际,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简称军、警、宪、特)非法搜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三日刊》社、新华社北平分社及“滕公馆”(即八路军北平办事处),并无理殴打侮辱、强行逮捕中共工作人员,这就是当时一度震惊中外的“四·三”事件。作为北平市警察局长的陈焯正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和负责人。
　　4月3日早晨3时,在获得陈焯的指令后,北平国民党军警宪特20多人,荷枪实弹,包围了“滕公馆”,并闯入院内,大声嚎叫。宪兵们借口清查户口,要求集合全体人员。办事处工作人员据理争辩:“‘滕公馆’是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是军事机关,不得干扰。”双方僵持许久,最后军警宪特无理耍赖,竟提出要“滕公馆”工作人员去见他们的上司,还要把在院内的其他人员一并带走。最后,国民党军警宪特强行带走了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新、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李耕涛、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刘鸿达、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平的夫人张素华、李平的女儿李玉瑾。
　　与此同时,以北平警备司令部张靖、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军警宪特等200多人,武装包围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新华社北平分社及《解放三日刊》社编辑部,借口也是要清查户口。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三日刊》总编辑钱俊瑞要他们拿出合法搜查证。国民党军警宪特竟蛮横不予理睬,一拥而进,搜遍全体人员周身,在卧室内翻箱倒柜,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物品,只好无果而归。不多一会,上述军警宪特再次闯入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院内,将电话把持,禁止与外界通话,并以欺骗的方式,将钱社长和马秘书强行带往外二分局。
　　随后,张靖、赵耀南二人指挥便衣特务和武装军警宪兵,打破该社门窗玻璃,砸毁部分家具,并且连推带扭地将姜君辰(《解放三日刊》副总编辑)、杨赓(编辑主任)、张维冷、鲁果、张蓓、吴之平、王中长、潘言祥、孙正、艾国立、董保身、秦健生、陈笑雨、郝毅亭等27名工作人员押送至外二分局。4日下午2时,外二分局又将他们押往北平警察总局。
　　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解放三日刊》的临时发行处,同时也遭到军警宪特武装包围,除炊事员、门房传达员、通讯员3人外,包括办公室副主任马健民在内的11名工作人员全遭逮捕,多人被殴打。军警们将我方人员两人捆成一组,解赴内四分局拘留所关押。身陷囹圄的中共人员,意志坚定,英勇顽强,他们面对面地和警察当局讲理,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有理、有节地和警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事件发生后,滕代远向中共代表叶剑英报告了事件经过。叶剑英立即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据理驳斥“户口手续未竣”的借口,强烈指出该事件严重损害了军调处的尊严。接着,滕代远来到了警察局内二分局,代表叶剑英慰问被捕人员,他指示被捕人员“斗争要注意策略,要适可而止,只要当局无条件释放,同志们即可回去”。叶剑英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先后派李聚奎、陈雷持函慰问关押在外二分局的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的被捕人员。经过中共人士多方努力和有效斗争,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只好声称:这次事件实出于误会,请贵方原谅,并当场答应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由于此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李克农和滕代远决定适时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和平的严重罪行。4月3日晚,在北京饭店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国共和平谈判的行径。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搜查八路军军事机关和中共新闻单位,并逮捕大批工作人员的罪行很快被曝光。滕代远在招待会上怒斥北平国民党当局的卑鄙伎俩,同时提出了包括放人、道歉、赔偿等三点要求。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作为全部事件幕后总策划的北平市警察总局局长陈焯终于扛不住压力,开始出来说话。4月4日上午,陈焯访中共叶剑英委员,未晤。下午,叶剑英偕滕代远向北平市市长熊斌、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当面交涉。熊斌表示对数百名武装军警宪特非法搜查、逮捕及殴打侮辱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三日刊》社、“滕公馆”工作人员一事,全不知情。就在这一天,被关押在囚室的钱俊瑞奋笔疾书,写了短文《我们被捕了》,并刊登在1946年4月5日《解放三日刊》第一版上。该文指出:我们的被捕,不是因为像阴谋家们所说的什么“漏报户口”。我本人早已报了户口。我们被捕了。正如往常一样,我们依然在奋斗的岗位上,为了人民的事业,我们将坚决奋斗到底。刊登了钱俊瑞所写的《我们被捕了》一文的《解放三日刊》在北平出版后,读者争相购阅,街头报摊很快销售一空,对国民党的谴责之声再起。
　　4日下午6时许,叶剑英约北平市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到警察总局,与被捕的《解放三日刊》代社长钱俊瑞见面。叶剑英的当面论证,钱俊瑞的现身说法,在事实面前,陈焯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被迫道歉,并表示立即恢复全体被捕人员的自由,由警察局派人护送回馆。陈焯向我被捕人员当众道歉,还假惺惺地表示:“诸位受委屈了,我曾对叶剑英委员说过,这次检查户口,本来问清情况就可以了,是分局的人办事无能、处置不当,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他保证今后不对《解放三日刊》、新华社北平分社有所歧视,与其他社会新闻单位一视同仁。他还答应将负伤的张鸿烈护送到警察医院治疗,“四·三”事件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