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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马德里有一位年輕的华侨因事故死亡，我供职的律师事务所依据社会保险法为其遗孀和幼子办理了孤寡抚恤金，除非再婚，其遗孀可以一直领取抚恤金，不受其它收入影响。
西班牙电视台曾有一个“公民百问首相候选人”节目，其中一位老年妇女问道：“丈夫过世了，可我的开支还和以前一样，为什么他的养老金要被扣除一半？”可见，福利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是很强的。
由此可见，社会福利需要经济和文化两个基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社会福利奠定了经济基础；而西方国家历史悠久的宗教慈善、扶弱济贫，以及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本主义思想，则成为社会保障的文化基础。
没有人，其它一切皆为乌有
19世纪末，德国开始出现“国家保护”的概念——提倡实现以税捐和义务相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扶助教育、医疗和住房。随后，在“以福利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的呼声中，工业化的英国在1948年率先成为福利国家。由此，欧洲各国开始注重发展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使之与人的尊严相称，还要同公民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相符”。西班牙社会福利准则引言里的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福利存在的意义，人本主义精神是福利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坚持，而政府则是贯彻这种精神的主角。
太平天国时期，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中国目睹了种种苦难，得出结论道：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诸如契约精神、权利意识等），这个基础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的尊严。在美国的新移民考试中有这样的问题：美国是法治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中国移民都会回答“公民必须守法”，但标准答案却是“政府必须守法”。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没有人，什么社会、国家、法律、制度，皆为乌有。
丹麦社会学家G.E.-安德森把福利国家分为四类：盎格鲁自由模式、保守模式（也叫欧陆模式或合作模式）、北欧模式（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及地中海模式。简而言之，欧洲的社会福利开支不参照经济增长的幅度，只要税收结构不影响投资和就业，便总是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来保证社会福利，通过调节幅度面向社会全体。
衡量一个社会福利模式是否成功主要看效率和公平，既要有效地保持高就业率以便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又要使贫困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爱尔兰和北欧国家是比较成功的福利国家，相对而言，地中海国家的高失业率就需要面临拿什么支撑高福利的问题。
羊毛出在羊身上？
国人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话虽带贬义，但细想也是合乎道德逻辑的，要享受就要付出。正如西班牙社会福利准则引言里强调的：“生活质量还要同公民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相符。”
欧洲福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每个劳动者，无论业主雇员，不分国有私有，都要依法按工资水平缴纳社保金，逾期罚款。在此基础上，政府再从总税收里抽出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再分配，组成国家的福利经费。这样，劳动者便可享受由国家分配的医疗、失业、退休等福利待遇。
或许看一组数据会更为直观：在西班牙，据最新统计，企业为工人平均每月支付工资2456欧元，劳动者实收1810欧元，如果不计双薪（佛朗哥体制的首创，6月和12月附加两个月的工资，以刺激度假和圣诞节消费），最终月入为1644欧元。这其中的差额，就包含了企业为工人缴纳的每月591欧元的社保金。
在德国，劳动者工资的40%用于缴纳税金和保险，企业和劳动者各承担一半，劳动者承担部分四倍于西班牙人。法国社保资金来源是个人缴纳的保险金加上社会税收，这贡献了社会保险总费用的80%。此外，社会福利还有一个重要的非官方来源——民间、企业和富人的捐助，教会、慈善机构和大批的志愿者向最需要帮助的人们伸手相援。
当然，福利开支的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在一个规范的福利国家里，福利开支与个人收入应该取得平衡。
无法忽视的福利危机
说起福利制度，不得不提到欧洲国家的退休养老制度。欧洲国家主要实行两种退休金制度：公共退休金和私人储备金。公共退休金是阶梯式的，退休者的养老金来自劳动者缴纳的保险金，等到现在的劳动者到了退休年龄，将由下一代劳动者缴纳保险金来维持他们的退休金，这种做法与中国类似。
于是问题来了，一是当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负担失业金，已在加大公共开支；二来医疗水平提高，人们寿命延长，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普遍的人口老化已不能保证当下的劳动者在未来退休时，还能有足够的下一代劳动者为他们的退休金买单。为此，各国都在绞尽脑汁研究策略，例如提高保险金额，奖励继续工作，惩罚提前退休等，多个国家已推迟退休年龄至67岁，英国和爱尔兰甚至定为68岁。
也有另辟蹊径的西班牙经济学家提议，把当前的分配方式改为资本化，类似美国的实名退休账户，即劳动者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储存于个人账户，逐渐积累，到退休时再领取。资本化的盈利率高于分配式，可加快资本积累。分配法也有优点：趋于公平，避免贫困，避免社会排斥的危险。所以，公共退休金和私人积累相结合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经济学家还称赞智利的措施：私人积累不可哪家银行优惠选哪家，而是规定资金的50%用于购买国家债券，剩余的分储于两家以上的私人银行。这种办法使劳动者的私人累积享有国家担保，能避免破产。
多数理论分析认为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入不敷出的社会福利危机，但不要忘了，一切活动都是人的行为，所以问题不完全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怎么分配。北欧的平均税率是18.9%，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税务中，个人占10%～16%；西班牙的平均税率是14%，个人税率只有5%。人们常常羡慕北欧的福利，却总是忽略了那些福利都是来自税收的事实。 那福利危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是失业，二是生产效率。北欧国家的失业补助金只占工资的1%～1.5%，西班牙的失业补助金虽比北欧国家高，占工资的3%，但失业率却高达22%，政府反倒要拿出大笔的钱去扶助失业人士。法国福利入不敷出更为严重，退休年龄62岁，失业还在加剧。总统奥朗德表示要像重视恐怖袭击那样重视失业问题，决定斥资10亿欧元培训50万因技术水平低下或技术过时而失业的人士，使他们有机会重返劳动市场。由此可见，解决失业就要创造就业；提高效率就要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经济学家达尼·拉卡耶说：与其大谈福利不如按照经济规律好好研究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力，只有国家具备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才能保证公民的福利。何为经济支撑力？他的处方是：结束社会经济学，改为个体创业，鼓励中小企业，降低个体业主的税率，减少企业纳税，清除行政羁绊，削减个人所得税，裁减政府多余的开支，取消国家补贴。他认为失业救济是被动办法，结果是不平等和贫困。总之，要减少政府干预，给经济充分自由，以增加就业，创造繁荣，而腐败自会减少。
关注福利危机不仅要看到入不敷支的问题，还要看到福利支出是否合理。以药费为例：通常不被看作是福利国家的美国，一般都使用非品牌药物，使相关开支从20%降至9%。西班牙却相反，卫生部是商品药物的最大买家，假如目前卫生部所需定期购置的药物中，70%能改用非品牌药物的话，就可以使药费支出减少一半。此外，低廉乃至免费的药品反而助长了部分消费者浪费甚至滥药的恶习。
同时，经营管理不善也是造成福利危机的原因之一。西班牙公共开支巨大，例如，5000辆公车每年耗费纳税人6300万欧元，养活政界每年至少需要花费900亿欧元，养活两个工会需要1700万欧元，是皇室费用的两倍。2004年到2011年修筑了50个幽灵机场，还有许多因超支而半途停建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福利支出政策应及时纠正的地方。
一切免费都易浪费，一切福利皆有代价
福利国家有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法治。生产资料私有就不会有杀鸡取蛋和寅吃卯粮的行为。私有制符合人的功利心，鼓励劳动者为自己从而也为国家创造财富；法治保证限制权力和社会公正。舍此两条，难以成就真正的福利国家。
目前西方民主运行中的弊病之一是竞选时的许诺越抬越高，使得福利走向入不敷出。过分强调机会和权利，不提责任和义务，最终会造成一个懒惰和不负责任的社会，其恶果是难
民主制不可能尽善尽美，威权制也不都是缺点，西班牙全面周到的福利制度是佛朗哥威权制首创，民众至今感恩，而对当前肆无忌惮的贪腐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某些人强调的“共同所有”，其实质，从责任上说是无人所有，从支配上说是权力者所有。在令世人歆羡的北欧，私有经济比例就高达90%，经济和福利却同样运行良好。
国家不可浪费公众的钱。西班牙一个成效卓著的企业家曾这样总结：“一切免费的都会被浪费。”北欧一位经济学家提醒：“一切福利都是有代价的。”国家的职责是造福公民，而享受福利的公民要意识到，从道德上说，福利不是白来的，它需要自己的付出，也包含着社会其他人的关爱。
（作者系旅西学者）
西班牙电视台曾有一个“公民百问首相候选人”节目，其中一位老年妇女问道：“丈夫过世了，可我的开支还和以前一样，为什么他的养老金要被扣除一半？”可见，福利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是很强的。
由此可见，社会福利需要经济和文化两个基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社会福利奠定了经济基础；而西方国家历史悠久的宗教慈善、扶弱济贫，以及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本主义思想，则成为社会保障的文化基础。
没有人，其它一切皆为乌有
19世纪末，德国开始出现“国家保护”的概念——提倡实现以税捐和义务相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扶助教育、医疗和住房。随后，在“以福利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的呼声中，工业化的英国在1948年率先成为福利国家。由此，欧洲各国开始注重发展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使之与人的尊严相称，还要同公民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相符”。西班牙社会福利准则引言里的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福利存在的意义，人本主义精神是福利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坚持，而政府则是贯彻这种精神的主角。
太平天国时期，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中国目睹了种种苦难，得出结论道：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诸如契约精神、权利意识等），这个基础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的尊严。在美国的新移民考试中有这样的问题：美国是法治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中国移民都会回答“公民必须守法”，但标准答案却是“政府必须守法”。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没有人，什么社会、国家、法律、制度，皆为乌有。
丹麦社会学家G.E.-安德森把福利国家分为四类：盎格鲁自由模式、保守模式（也叫欧陆模式或合作模式）、北欧模式（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及地中海模式。简而言之，欧洲的社会福利开支不参照经济增长的幅度，只要税收结构不影响投资和就业，便总是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来保证社会福利，通过调节幅度面向社会全体。
衡量一个社会福利模式是否成功主要看效率和公平，既要有效地保持高就业率以便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又要使贫困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爱尔兰和北欧国家是比较成功的福利国家，相对而言，地中海国家的高失业率就需要面临拿什么支撑高福利的问题。
羊毛出在羊身上？
国人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话虽带贬义，但细想也是合乎道德逻辑的，要享受就要付出。正如西班牙社会福利准则引言里强调的：“生活质量还要同公民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相符。”
欧洲福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每个劳动者，无论业主雇员，不分国有私有，都要依法按工资水平缴纳社保金，逾期罚款。在此基础上，政府再从总税收里抽出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再分配，组成国家的福利经费。这样，劳动者便可享受由国家分配的医疗、失业、退休等福利待遇。
或许看一组数据会更为直观：在西班牙，据最新统计，企业为工人平均每月支付工资2456欧元，劳动者实收1810欧元，如果不计双薪（佛朗哥体制的首创，6月和12月附加两个月的工资，以刺激度假和圣诞节消费），最终月入为1644欧元。这其中的差额，就包含了企业为工人缴纳的每月591欧元的社保金。
在德国，劳动者工资的40%用于缴纳税金和保险，企业和劳动者各承担一半，劳动者承担部分四倍于西班牙人。法国社保资金来源是个人缴纳的保险金加上社会税收，这贡献了社会保险总费用的80%。此外，社会福利还有一个重要的非官方来源——民间、企业和富人的捐助，教会、慈善机构和大批的志愿者向最需要帮助的人们伸手相援。
当然，福利开支的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在一个规范的福利国家里，福利开支与个人收入应该取得平衡。
无法忽视的福利危机
说起福利制度，不得不提到欧洲国家的退休养老制度。欧洲国家主要实行两种退休金制度：公共退休金和私人储备金。公共退休金是阶梯式的，退休者的养老金来自劳动者缴纳的保险金，等到现在的劳动者到了退休年龄，将由下一代劳动者缴纳保险金来维持他们的退休金，这种做法与中国类似。
于是问题来了，一是当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负担失业金，已在加大公共开支；二来医疗水平提高，人们寿命延长，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普遍的人口老化已不能保证当下的劳动者在未来退休时，还能有足够的下一代劳动者为他们的退休金买单。为此，各国都在绞尽脑汁研究策略，例如提高保险金额，奖励继续工作，惩罚提前退休等，多个国家已推迟退休年龄至67岁，英国和爱尔兰甚至定为68岁。
也有另辟蹊径的西班牙经济学家提议，把当前的分配方式改为资本化，类似美国的实名退休账户，即劳动者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储存于个人账户，逐渐积累，到退休时再领取。资本化的盈利率高于分配式，可加快资本积累。分配法也有优点：趋于公平，避免贫困，避免社会排斥的危险。所以，公共退休金和私人积累相结合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经济学家还称赞智利的措施：私人积累不可哪家银行优惠选哪家，而是规定资金的50%用于购买国家债券，剩余的分储于两家以上的私人银行。这种办法使劳动者的私人累积享有国家担保，能避免破产。
多数理论分析认为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入不敷出的社会福利危机，但不要忘了，一切活动都是人的行为，所以问题不完全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怎么分配。北欧的平均税率是18.9%，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税务中，个人占10%～16%；西班牙的平均税率是14%，个人税率只有5%。人们常常羡慕北欧的福利，却总是忽略了那些福利都是来自税收的事实。 那福利危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是失业，二是生产效率。北欧国家的失业补助金只占工资的1%～1.5%，西班牙的失业补助金虽比北欧国家高，占工资的3%，但失业率却高达22%，政府反倒要拿出大笔的钱去扶助失业人士。法国福利入不敷出更为严重，退休年龄62岁，失业还在加剧。总统奥朗德表示要像重视恐怖袭击那样重视失业问题，决定斥资10亿欧元培训50万因技术水平低下或技术过时而失业的人士，使他们有机会重返劳动市场。由此可见，解决失业就要创造就业；提高效率就要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经济学家达尼·拉卡耶说：与其大谈福利不如按照经济规律好好研究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力，只有国家具备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才能保证公民的福利。何为经济支撑力？他的处方是：结束社会经济学，改为个体创业，鼓励中小企业，降低个体业主的税率，减少企业纳税，清除行政羁绊，削减个人所得税，裁减政府多余的开支，取消国家补贴。他认为失业救济是被动办法，结果是不平等和贫困。总之，要减少政府干预，给经济充分自由，以增加就业，创造繁荣，而腐败自会减少。
关注福利危机不仅要看到入不敷支的问题，还要看到福利支出是否合理。以药费为例：通常不被看作是福利国家的美国，一般都使用非品牌药物，使相关开支从20%降至9%。西班牙却相反，卫生部是商品药物的最大买家，假如目前卫生部所需定期购置的药物中，70%能改用非品牌药物的话，就可以使药费支出减少一半。此外，低廉乃至免费的药品反而助长了部分消费者浪费甚至滥药的恶习。
同时，经营管理不善也是造成福利危机的原因之一。西班牙公共开支巨大，例如，5000辆公车每年耗费纳税人6300万欧元，养活政界每年至少需要花费900亿欧元，养活两个工会需要1700万欧元，是皇室费用的两倍。2004年到2011年修筑了50个幽灵机场，还有许多因超支而半途停建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福利支出政策应及时纠正的地方。
一切免费都易浪费，一切福利皆有代价
福利国家有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法治。生产资料私有就不会有杀鸡取蛋和寅吃卯粮的行为。私有制符合人的功利心，鼓励劳动者为自己从而也为国家创造财富；法治保证限制权力和社会公正。舍此两条，难以成就真正的福利国家。
目前西方民主运行中的弊病之一是竞选时的许诺越抬越高，使得福利走向入不敷出。过分强调机会和权利，不提责任和义务，最终会造成一个懒惰和不负责任的社会，其恶果是难
民主制不可能尽善尽美，威权制也不都是缺点，西班牙全面周到的福利制度是佛朗哥威权制首创，民众至今感恩，而对当前肆无忌惮的贪腐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某些人强调的“共同所有”，其实质，从责任上说是无人所有，从支配上说是权力者所有。在令世人歆羡的北欧，私有经济比例就高达90%，经济和福利却同样运行良好。
国家不可浪费公众的钱。西班牙一个成效卓著的企业家曾这样总结：“一切免费的都会被浪费。”北欧一位经济学家提醒：“一切福利都是有代价的。”国家的职责是造福公民，而享受福利的公民要意识到，从道德上说，福利不是白来的，它需要自己的付出，也包含着社会其他人的关爱。
（作者系旅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