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的户口到了北京，那时候已经在北京漂了差不多9年，是一个所谓的“体制外”的人。你有一种漂泊感、无根感，你在这个城市就是一个过客，随时可能离开，随时也可能被清开。后来我有了所谓的户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北京人，但好像北漂不仅仅跟你的户口和编制有关，更重要的是跟你的认同感有关。比如是否有了北京户口你就是北京人了？你成为了北京人，你是否认为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你跟北京之间是否达成了你和故乡那样的某种非常和谐的自然契约，这涉及到心理认同的问题。
　　我想只有国家对你的身份、对你的身份证明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所谓的漂泊感。
　　我问了很多国外的朋友，很多人生活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可能他不是天生的纽约人、巴黎人，但是他没有所谓的漂泊感。我在这个地方工作，烦了，卷一个铺盖就可以去另一个城市，不需要盖那么多的章。
　　河南的一个朋友要生二胎，我说你真是幸福，可以生两个孩子。他说你真武断，生一个孩子多么困难，他一共盖了35个章。
　　当然这也和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关。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地方不买房子，没有自己的窝，父母可能觉得你的生活不幸福，没有资格生活在北京。

　　正是因为这样的焦虑，和对这种焦虑长时间的考量，我写了一些关于北京的小说。小说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跟我一样，北京对我们有很大的诱惑，它对我们的精神具有某种吸引力，好像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就接近了某些东西。一旦你失望了，你就很难受。
　　我们如何来考察一个城市？我的确写了很多关于城市的小说，但是你会发现，它们一直有一个乡村的小城镇的背景。我觉得在当下的生活，现代化进程急速发展的转型期，看待中国，哪怕看到北京、上海这样非常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城市，必须放在中国的背景下，这就是乡土背景。
　　理解纽约你可以把纽约单独从美国拿出来考察，这是十分城市化的城市，它是一个标杆，而且是自足的，就盯着纽约看就能看到这个城市所有该有的东西。巴黎也是这样。因为它作为一个城市具备了充分的城市性。孤零零研究纽约就能研究透，就能把所有的真相和命运找出来。但是你用这个方法研究北京肯定不行。北京这个城市她是一个中国的缩影，有那么多乡村来的、那么多城镇来的、那么多外地来的人。看一个城市要看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有编制有户口的人，还要看没有编制没有户口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总是说一到过年北京差不多空了，因为那么多务工的提供给我们服务的人都回家了。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孩子对他们的保姆特别依赖，那个保姆是一个农村人，过年保姆回家过年，孩子不干，一直苦恼。后来两口子没办法，坐飞机跑到保姆生活的城市，在他们的县城酒店租了房间，然后把保姆一家人接到酒店过年，否则他们这个年过不下去。你可以看到一个北京人的生活是多么地依赖外地人，北京这个城市多么地依赖中国其他地方。
　　在当下写乡村也是这样，不能单独盯着乡村看，虽然乡村有这么多年漫长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但是今天在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也在变质，传统的乡村伦理结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巨大变化。所以考察乡村和考察城市一样，都需要以对方为背景，这是一个互为他者的关系。
　　所以在我的小说里，整个所有人是走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半路上。我觉得中国人目前是这个状态，中国整个目前也是这样的状态，是走在半路上的状态。
　　在《耶路撒冷》里面，我写了70年代离开故乡的一帮人。那时候故乡还是一个郊区，还有农民，跟土地有关系。当他们十几年以后回去，土地已经变成城市。这个故乡是跨越式大跃进的发展，它可以人为地给自己制造文化，比如小说里写的，虚构一个历史上完全不存在的人放在那儿，给这个人建一个纪念馆，找一帮学者，通过某种虚构的方式勾勒历史，给他杜撰一个生平，作为一种文化。这是畸形的现代化下才能出现的情况。
　　有一次我跟梁鸿他们聊这一代人的乡愁，我说70年代人的乡愁跟50年代人60年代人的乡愁有所区别。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比如说莫言，他们回到故乡依然能往那儿一蹲，抽根烟，聊聊天。他们回去有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而我们回去以后，你会觉得身份特别的尴尬，过去很熟悉的人现在变得很陌生，变得很拘谨。
　　记得宋之问的一句话：不敢看来人。你会觉得某种难为情，你会想，跨越这么漫长的时光，你怎样迅速弥合你们两个人身份和生活经验的不同所导致的隔膜。你想很快地恢复到过去那种非常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中间隔着那些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很难受。你觉得不舒服，对方也觉得不舒服，彼此都把握不好这个分寸。最后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像逃跑一样。
　　虽然我们讲了半天北漂，其实北漂只是小说里面人物的一个身份，小说重点其实是讨论在一代人内心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做了很多调查，跟很多朋友聊，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大学毕业时的生活差距在哪里？50年代、60年代的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内心有一个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无论是体制、意识形态还是其他元素塑造的，不管怎么评价，但是得承认它是在那儿呢。而真正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是80后，他们跟传统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其实很小，他们生来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成长的经历是充分与国际接轨的。我是70年代末的人，很多现在大家怀旧的比如动画片，我都没看过，变形金刚到现在我都没玩儿过。我喝牛奶是在工作以后，2000年以后，之前从来不喝牛奶。一个是没有牛奶喝，第二一直不习惯牛奶的味道。因为我们的生长环境，最终是农耕文明的肠胃。但是现在小孩生来就是肯德基、麦当劳。所以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有另外一个取向，他们对某些东西的苛求，个体主义、自我主义的褒扬，导致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管那个想法、意志和理想好还是坏，但是他们有。 　　而我们是处于人生最疲于奔命的时候把理想忘了。我想知道我们这代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我想还是有的，只是缺乏一个契机。
　　我的小说采用专栏的形式，这个小说分奇数章，奇数章是完整的故事，偶数章是专栏。专栏是我想把这代人的思考都塞到小说里，但是如果要求太高，会变形。我对小说的标准就是要本色要自然、不刻意。写小说前三年我一直在做素材的积累，好几个版本，一直没有写，就是找不到一个结构，找不到把所有的想法塞到小说里的方式。
　　后来在美国参加写作计划时，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突然脑子一亮，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想法都塞进故事？我可不可以单独列出来？后来就有了专栏这样的一个形式，作为它的偶数章。奇数章讲故事，偶数章写专栏。当时列了70后可能面临的几十个问题，从里面挑了我觉得最重要的10个问题，小说里面无法表达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10个问题，10个专栏，基本把各种文学形式都操练了一遍。可能写小说的人都有这个毛病。
　　在一个信息比较闭塞、缺少网络的时代，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历时性的，是一个线性的，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比如美国那边，响了一声枪，一点点影响，最后这个消息和它的结果传到中国以后，可能是若干时间以后，你能看到一个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这个影响叙述的时候是线性的，有开头、发展、结局。但是现在美国那边一声枪响，这边两秒钟后就“听见”了，这个带来的问题是，整个世界好像由历时的变成共时的。所以这个小说里，我想着能否把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关系处理好，就好像把所有的故事摊开在你的书桌上，使用的是对称的结构，一个故事讲一半再讲下面一个，就是为了把共时性的特点再突出一遍。
　　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儿子两岁的时候一直喜欢看光头强，后来我不给他看了，原因是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过来，我跟我儿子说，快，叫叔叔，他就是不叫，怎么说都不叫。我觉得很奇怪，我朋友走了以后问他为什么不叫，他说，他是光头强。光头强是一个坏蛋，砍伐森林。因为我那个朋友有一个小胡子，长得很像光头强，我儿子就认为长小胡子的都是光头强。后来我说不要再给他看这个了。现在我们想象红楼梦，一想贾宝玉就想到欧阳奋强，一想林黛玉就想到陈晓旭。但是如果你要看到红楼梦的文字，那个贾宝玉有很多样，很多种，那个林黛玉也有很多样，很多种。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会把你的想法和想象力给固定住，它有一个多样性，有丰富性，它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单一化，狭隘化，固定化。
　　（感谢腾讯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发言稿有删节，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