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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孳生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陋俗文化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阻碍中央苏区党风廉政建设的顽固堡垒。苏区党组织通过建设革命政权，提高工农群众反陋俗的政治觉悟;建立健全监督监察体系，严究党政机关存在的贪污腐敗;培养造就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引领工农群众自觉地革除陋俗;营造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严惩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消除“左”倾错误，将中央苏区的陋俗文化斩草除根、治标治本，使党风廉政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探索了中国共产党人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党风廉政建设;反陋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5-0062-07
何谓陋俗文化？陋俗文化是中国自阶级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以来，体现于风俗上并为传统人伦道德所认同的文化糟粕，主要包括陋俗所反映的传统人伦文化观念中的糟粕和传统人伦文化观念糟粕所铸成的陋俗。具体表现为封建等级观念、封建伦理观念、重男轻女观念、宗族家庭观念、宗教迷信观念以及封建婚姻习俗、吃喝嫖赌等生活陋习。陋俗文化以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为基础，以等级伦理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性道德为主体，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权”交织的封建社会形态下，牢牢束缚和控制人民群众，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1]P73
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劳苦大众开展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区域。中央苏区之赣南、闽西地处封闭山区，在封建专制统治和男权主导下，受浓厚宗教迷信观念和落后图腾文化影响更深，陋俗文化势力异常强大，工农群众深受其害，苏区党员干部也深受其害，而成为影响苏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痼疾顽症，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之破的难题、克的难关。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建设革命政权，提高工农群众反陋俗的政治觉悟
（一）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基础
政权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维护社会秩序而建立起的组织管理形式。在中国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利用政权与族权、神权和夫权共同构成统治基础，牢牢借助陋俗文化束缚和禁锢人民群众，维护阶级统治。政权是陋俗文化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反陋俗文化必须从政治体制人手，革除陋俗文化存在的政权根基。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反动统治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参加革命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在1931年到1934年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中，很多地方参加民主选举的比例能够达到8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政权性质决定思想文化性质，中央苏区建设苏维埃政权形态下的革命思想文化，势必反陋俗文化，革除陋规俗习。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2]P772-773。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区别于任何剥削政权文化观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党领导工农群众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反陋俗文化的进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明确规定：“各宗教的教师、牧师、僧侣道师、地理阴阳先生，及一切以传教为职业的人”[3]P179，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不能参加苏维埃选举，坚决打击和废止封建迷信等陋规俗习。这是苏维埃政权以法律形式对开展反陋俗文化的坚强保证、对非议和抵制肃清陋俗文化言行的强有力回应。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发展，反陋俗文化的政权基础不断夯实，当家做主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大力宣传动员下，“扫除一切封建社会的残余斗争上，青年群众亦自动起来了，反对家庭的束缚，破除迷信，妇女婚姻自由，这些斗争发动了更广大的青年妇女群众起来”[4]P271。群众性反陋俗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群众自动参加禁烟运动，铲去了一大批，余下的连根铲绝;取缔了宗教迷信行为，僧尼道士和巫师巫婆“失业”了;禁止一切法事活动，寺院庙宇被充公，神像被捣毁;封建陋俗婚姻被革除，实现了婚姻自由，打破了男权主导社会对妇女禁锢的封建精神枷锁。如：《共产儿童读本》所写“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怕火又怕水。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灵呢？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能走，有耳有眼不能听看”[5]。再如：中央苏区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6]P55。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工农群众反陋俗文化，提高了工农群众反陋俗的政治觉悟，使中央苏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自觉参加和支援革命。
（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俗
在中央苏区创建之前，统治阶级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权”构成专制社会政权形态，毫无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工农群众，只能任凭反动政权统治。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增强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领导当家做主的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规俗习，营造反陋俗文化的良好政治生态是中央苏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3]P121;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苏维埃大会，中央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7]P672。1933年秋，中央苏区达到全盛，共建立了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省、县两级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苏维埃政权有干部1万人左右。苏维埃政权从民主制度建设上，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使工农群众能够真实有效享有民主权利，当家做主参与政权建设，彻底摧毁了统治阶级依靠反动政权以陋俗文化禁锢和束缚工农群众的政治根基，为反陋俗文化夯实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苏维埃政权作为新型工农民主政权，不仅从民主制度建设上，而且用宪法切实有效保障政治权利，领导工农群众加强民主政治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首次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P773此后又进一步规定：“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凡年满十六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对苏维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P178各省、县、乡、区苏维埃相继成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到革命政权管理中，“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主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3]P308-309，政治上觉悟的工农群众自觉革除肃清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等陋俗文化。苏维埃政权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管理原则，既要克服家长制，又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8]P88-89，进一步营造党领导下的良好政治生态，领导形成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俗的群众性文化运动。
二、建立健全监督监察体系，严格督查党政机关存在的陋俗
（一）健全苏区监督监察，严禁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得到自己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9]P487。而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中央苏区革命的发展，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涌入党，“农民成分为主的党，党内生活缺乏积极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4]P637。即使是工人阶级也大多脱胎于农民，小农意识强烈。致使广大党员干部弥漫着陋俗，党和苏维埃机关深受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侵袭和腐蚀。因此，健全苏区监督监察，严禁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巩固发展苏维埃政权刻不容缓。
“正己者，才能正人。”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省县检查委员会，专职党内监督监察，同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陋俗进行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先进和纯洁、团结与统一。同时，党在苏维埃机关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工农检查部，负责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的监督监察，“应该极大的发挥它的检查一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战斗作用”[10]P410。后又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进一步深入彻底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贪污浪费分子做坚决的斗争。这样一方面把隐藏在苏维埃机关里面的阶级异己份子与害虫尽量的洗刷出去，另一方面大胆的提拔工农积极份子来担任苏维埃的工作”[10]P410。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通过建立健全监督监察机关，极大地革除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陋俗。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反陋俗文化的一把利剑。
（二）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严查党政机关存在的违纪违法
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路人和掌舵人，要保证革命的正确方向和斗争的坚强有力，就必须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坚定地反陋俗文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群众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工农检查部之下设立控告局，积极“吸引广大民众对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3]P309。并由工农群众的积极分子组成的轻骑队、群众法庭、工农通信员和突击队进行监督检查，更好地“执行反官僚主义作战斗的中心任务，应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群众的斗争，这样来肃清存在着苏维埃的浪费贪污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以及阶级异己分子”[4]P276。这样将党和苏维埃的一言一行置于工农群众的监督之下，一旦发现违纪违法行为，严格进行追究，极大地肃清了党政机关中的陋规俗习，把党建设成为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把苏维埃建设成为最勤政廉洁的政权，始终做到“为什么人”的初心使命不变。党的群众路线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工农群众既是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和获得者。
舆论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风向标。反陋俗文化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发挥舆论监督的喉舌作用。中央苏区时，党和苏维埃非常重视党报党刊这一舆论阵地。《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红色报刊都开辟了专栏，如：“铁帚”“警钟”“轻骑队”等，将有碍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陋俗及时予以检举和曝光，使之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無所遁形、无所藏匿。并进行严格的追究和惩处，“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3]P309-310。《红色中华》等报道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模范遵守规章制度，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参加革命，不贪不占公家一丝一毫，如：中央机关分了田的同志从家里自带伙食工作，胡海同志带头让家里送一月伙食，接着其他同志纷纷从家自带伙食，王金龙半月、张义贤半月、李日帐半月、朱福连半月、朱良仁半月、郭舜全五天，展现了广大党员干部良好作风。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极大地推动了党和苏维埃的反陋俗文化运动。 三、培养造就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发挥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
（一）组织宣传典型模范，突出身教重于言教
中央苏区革命的典型模范人物，诸如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支前模范、扩红标兵等等，既是苏区党组织培养造就工农群众耳闻目睹的实践典型，也是自我革除陋俗的革命先锋。他们接受并认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摆脱陋俗文化桎梏和束缚，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不断增强，积极参加到革命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很多成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红军指挥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自身和其他同志的革命实践，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亲属和朋友等共同肃清陋俗文化的禁锢和束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积极参加革命、支援革命。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为例，当江西省苏维埃从兴国迁到宁都时，他带头从家里背米，不领伙食费，他妻子埋怨，“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他严肃认真的跟妻子讲“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老百姓办事”。他老婆不仅没有怨气，而且把米直接给他送来。这带动了其他同志自觉加入其中。即使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腰间缠绑着“金条银元”，宁可乞讨，也不动用丝毫，最终将党的活动经费完璧归赵，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乞丐”。这在中国历史从未有过，乃至世界历史从未有过的革命景象，使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党领导的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中央苏区党组织不仅大力开展马列主义政治宣教和革命思想理论宣教，肃清陋俗文化影响，而且通过革命模范的示范带动作用，与陋俗文化做坚决斗争，直接推动了革命的发展。革命模范作为党和苏维埃的先进典范，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有力地防止了把党变成家庭或宗族的领地，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参加革命、争相报名当红军、争先恐后捐钱捐物的感人情景。通过革命模范的示范带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反陋俗文化，造就了一批批工农群众坚定地为革命无私奉献，踊跃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发展生产、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等。1932年7月至9月间，瑞金、宁都等10县慰劳红军的物资总数包括：鞋子52967双、鸡鸭鱼肉2185斤、物品3936件、香烟238包、蛋7569个和1只羊。[4]P456
（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引领苏区群众自觉地根治陋俗
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党风廉政建设，注重发挥党员干部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革除各种陋俗，改造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党员干部，培养造就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形成了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一心为工农谋利益、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躬亲示范、无私奉献的好作风。在中央苏区，从党和苏维埃领导到一般党员和工作人员，大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毛泽东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生活非常简单、简朴，穿的是补丁衣服，吃的是红米饭和南瓜汤，住的是再普通不过的房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境界。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搞特殊，与手中有权及时行乐、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陋俗陋习决裂，一心参加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1934年3月至5月的节约运动中，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行政经费减少了40%以上，每人实现了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保证了中央苏区节省80万元的号召。党和苏维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发在内心的支持和拥护，“娥眉月子角弯弯，红军来了最喜欢;农民翻身全靠党，共产党恩情永不忘”[11]P169。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各级苏维埃肃清陋俗文化的遗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纪律上不断锤炼党性修养、塑造干部风范，构建水乳交融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苏区干部的言传身教，示范带动了苏区工农群众反陋俗文化，使他们思想轻松、精神愉悦，“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从落后愚昧生活形态向健康文明生活形态转变。正如《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4]P356。
四、营造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严惩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
（一）严惩贪污腐败和奢靡浪费之风，摧毁陋俗的根基
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虽是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但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能摆脱旧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和束缚，深受封建政权余孽的影响，尤其是封建官僚政治和封建人仕哲学毒瘤，及附着其上的贪污腐败、奢靡浪费的封建陋俗，对中央苏区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个别党员干部不仅认为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解决个人问题，而且表现的非常落后甚至反动，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追求奢侈生活，更有甚者假借党和苏维埃名义强取豪夺，严重破坏党和苏维埃执政风气。1932年，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指出：“各自为政的打土豪，甚至脱离群众，压迫群众，贪污腐败，浮支浪费等等，财务支出随便，一个乡政府以前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以有七八桌人吃饭，每月的客饭一个乡政府可开一二百元。”[4]P405最为笑话的是分谷子，党内同志要分三担，党外同志只分一担。诸如此类陋俗必须严惩，予以摧毁。最绝大多数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十二分的节约，从不浪费一文钱、从不浪费一张纸、从不浪费一粒米……在1934年5月到9月的节约运动中，党员干部纷纷帶头超额完成节约任务，共节约130万元。
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第十四号）规定：“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10]P627，并进行为期两年的反腐败运动。之后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若贪污500元以上都要处以死刑。党和苏维埃不仅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即使一般案件同样予以严肃查处。这一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党和苏维埃通过严惩贪污腐败和奢靡浪费之风，营造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党风廉政建设;反陋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5-0062-07
何谓陋俗文化？陋俗文化是中国自阶级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以来，体现于风俗上并为传统人伦道德所认同的文化糟粕，主要包括陋俗所反映的传统人伦文化观念中的糟粕和传统人伦文化观念糟粕所铸成的陋俗。具体表现为封建等级观念、封建伦理观念、重男轻女观念、宗族家庭观念、宗教迷信观念以及封建婚姻习俗、吃喝嫖赌等生活陋习。陋俗文化以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为基础，以等级伦理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性道德为主体，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权”交织的封建社会形态下，牢牢束缚和控制人民群众，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1]P73
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劳苦大众开展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区域。中央苏区之赣南、闽西地处封闭山区，在封建专制统治和男权主导下，受浓厚宗教迷信观念和落后图腾文化影响更深，陋俗文化势力异常强大，工农群众深受其害，苏区党员干部也深受其害，而成为影响苏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痼疾顽症，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之破的难题、克的难关。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建设革命政权，提高工农群众反陋俗的政治觉悟
（一）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权基础
政权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维护社会秩序而建立起的组织管理形式。在中国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利用政权与族权、神权和夫权共同构成统治基础，牢牢借助陋俗文化束缚和禁锢人民群众，维护阶级统治。政权是陋俗文化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反陋俗文化必须从政治体制人手，革除陋俗文化存在的政权根基。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反动统治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参加革命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在1931年到1934年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中，很多地方参加民主选举的比例能够达到8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政权性质决定思想文化性质，中央苏区建设苏维埃政权形态下的革命思想文化，势必反陋俗文化，革除陋规俗习。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2]P772-773。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区别于任何剥削政权文化观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党领导工农群众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反陋俗文化的进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明确规定：“各宗教的教师、牧师、僧侣道师、地理阴阳先生，及一切以传教为职业的人”[3]P179，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不能参加苏维埃选举，坚决打击和废止封建迷信等陋规俗习。这是苏维埃政权以法律形式对开展反陋俗文化的坚强保证、对非议和抵制肃清陋俗文化言行的强有力回应。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发展，反陋俗文化的政权基础不断夯实，当家做主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大力宣传动员下，“扫除一切封建社会的残余斗争上，青年群众亦自动起来了，反对家庭的束缚，破除迷信，妇女婚姻自由，这些斗争发动了更广大的青年妇女群众起来”[4]P271。群众性反陋俗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群众自动参加禁烟运动，铲去了一大批，余下的连根铲绝;取缔了宗教迷信行为，僧尼道士和巫师巫婆“失业”了;禁止一切法事活动，寺院庙宇被充公，神像被捣毁;封建陋俗婚姻被革除，实现了婚姻自由，打破了男权主导社会对妇女禁锢的封建精神枷锁。如：《共产儿童读本》所写“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怕火又怕水。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灵呢？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能走，有耳有眼不能听看”[5]。再如：中央苏区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6]P55。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工农群众反陋俗文化，提高了工农群众反陋俗的政治觉悟，使中央苏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自觉参加和支援革命。
（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俗
在中央苏区创建之前，统治阶级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权”构成专制社会政权形态，毫无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工农群众，只能任凭反动政权统治。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增强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领导当家做主的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规俗习，营造反陋俗文化的良好政治生态是中央苏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3]P121;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苏维埃大会，中央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7]P672。1933年秋，中央苏区达到全盛，共建立了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省、县两级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苏维埃政权有干部1万人左右。苏维埃政权从民主制度建设上，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使工农群众能够真实有效享有民主权利，当家做主参与政权建设，彻底摧毁了统治阶级依靠反动政权以陋俗文化禁锢和束缚工农群众的政治根基，为反陋俗文化夯实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苏维埃政权作为新型工农民主政权，不仅从民主制度建设上，而且用宪法切实有效保障政治权利，领导工农群众加强民主政治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首次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P773此后又进一步规定：“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凡年满十六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对苏维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P178各省、县、乡、区苏维埃相继成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到革命政权管理中，“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主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3]P308-309，政治上觉悟的工农群众自觉革除肃清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等陋俗文化。苏维埃政权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管理原则，既要克服家长制，又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8]P88-89，进一步营造党领导下的良好政治生态，领导形成工农群众自我革除陋俗的群众性文化运动。
二、建立健全监督监察体系，严格督查党政机关存在的陋俗
（一）健全苏区监督监察，严禁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得到自己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9]P487。而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中央苏区革命的发展，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涌入党，“农民成分为主的党，党内生活缺乏积极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4]P637。即使是工人阶级也大多脱胎于农民，小农意识强烈。致使广大党员干部弥漫着陋俗，党和苏维埃机关深受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侵袭和腐蚀。因此，健全苏区监督监察，严禁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巩固发展苏维埃政权刻不容缓。
“正己者，才能正人。”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省县检查委员会，专职党内监督监察，同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陋俗进行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先进和纯洁、团结与统一。同时，党在苏维埃机关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工农检查部，负责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的监督监察，“应该极大的发挥它的检查一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战斗作用”[10]P410。后又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进一步深入彻底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贪污浪费分子做坚决的斗争。这样一方面把隐藏在苏维埃机关里面的阶级异己份子与害虫尽量的洗刷出去，另一方面大胆的提拔工农积极份子来担任苏维埃的工作”[10]P410。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通过建立健全监督监察机关，极大地革除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陋俗。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反陋俗文化的一把利剑。
（二）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严查党政机关存在的违纪违法
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路人和掌舵人，要保证革命的正确方向和斗争的坚强有力，就必须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坚定地反陋俗文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群众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工农检查部之下设立控告局，积极“吸引广大民众对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3]P309。并由工农群众的积极分子组成的轻骑队、群众法庭、工农通信员和突击队进行监督检查，更好地“执行反官僚主义作战斗的中心任务，应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群众的斗争，这样来肃清存在着苏维埃的浪费贪污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以及阶级异己分子”[4]P276。这样将党和苏维埃的一言一行置于工农群众的监督之下，一旦发现违纪违法行为，严格进行追究，极大地肃清了党政机关中的陋规俗习，把党建设成为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把苏维埃建设成为最勤政廉洁的政权，始终做到“为什么人”的初心使命不变。党的群众路线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工农群众既是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和获得者。
舆论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风向标。反陋俗文化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发挥舆论监督的喉舌作用。中央苏区时，党和苏维埃非常重视党报党刊这一舆论阵地。《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红色报刊都开辟了专栏，如：“铁帚”“警钟”“轻骑队”等，将有碍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陋俗及时予以检举和曝光，使之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無所遁形、无所藏匿。并进行严格的追究和惩处，“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3]P309-310。《红色中华》等报道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模范遵守规章制度，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参加革命，不贪不占公家一丝一毫，如：中央机关分了田的同志从家里自带伙食工作，胡海同志带头让家里送一月伙食，接着其他同志纷纷从家自带伙食，王金龙半月、张义贤半月、李日帐半月、朱福连半月、朱良仁半月、郭舜全五天，展现了广大党员干部良好作风。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极大地推动了党和苏维埃的反陋俗文化运动。 三、培养造就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发挥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
（一）组织宣传典型模范，突出身教重于言教
中央苏区革命的典型模范人物，诸如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支前模范、扩红标兵等等，既是苏区党组织培养造就工农群众耳闻目睹的实践典型，也是自我革除陋俗的革命先锋。他们接受并认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摆脱陋俗文化桎梏和束缚，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不断增强，积极参加到革命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很多成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红军指挥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自身和其他同志的革命实践，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亲属和朋友等共同肃清陋俗文化的禁锢和束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积极参加革命、支援革命。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为例，当江西省苏维埃从兴国迁到宁都时，他带头从家里背米，不领伙食费，他妻子埋怨，“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他严肃认真的跟妻子讲“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老百姓办事”。他老婆不仅没有怨气，而且把米直接给他送来。这带动了其他同志自觉加入其中。即使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腰间缠绑着“金条银元”，宁可乞讨，也不动用丝毫，最终将党的活动经费完璧归赵，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乞丐”。这在中国历史从未有过，乃至世界历史从未有过的革命景象，使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党领导的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中央苏区党组织不仅大力开展马列主义政治宣教和革命思想理论宣教，肃清陋俗文化影响，而且通过革命模范的示范带动作用，与陋俗文化做坚决斗争，直接推动了革命的发展。革命模范作为党和苏维埃的先进典范，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有力地防止了把党变成家庭或宗族的领地，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参加革命、争相报名当红军、争先恐后捐钱捐物的感人情景。通过革命模范的示范带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反陋俗文化，造就了一批批工农群众坚定地为革命无私奉献，踊跃支援前线、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发展生产、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等。1932年7月至9月间，瑞金、宁都等10县慰劳红军的物资总数包括：鞋子52967双、鸡鸭鱼肉2185斤、物品3936件、香烟238包、蛋7569个和1只羊。[4]P456
（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引领苏区群众自觉地根治陋俗
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党风廉政建设，注重发挥党员干部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革除各种陋俗，改造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党员干部，培养造就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形成了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一心为工农谋利益、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躬亲示范、无私奉献的好作风。在中央苏区，从党和苏维埃领导到一般党员和工作人员，大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毛泽东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生活非常简单、简朴，穿的是补丁衣服，吃的是红米饭和南瓜汤，住的是再普通不过的房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境界。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搞特殊，与手中有权及时行乐、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陋俗陋习决裂，一心参加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1934年3月至5月的节约运动中，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行政经费减少了40%以上，每人实现了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保证了中央苏区节省80万元的号召。党和苏维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发在内心的支持和拥护，“娥眉月子角弯弯，红军来了最喜欢;农民翻身全靠党，共产党恩情永不忘”[11]P169。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各级苏维埃肃清陋俗文化的遗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纪律上不断锤炼党性修养、塑造干部风范，构建水乳交融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苏区干部的言传身教，示范带动了苏区工农群众反陋俗文化，使他们思想轻松、精神愉悦，“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从落后愚昧生活形态向健康文明生活形态转变。正如《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4]P356。
四、营造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严惩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
（一）严惩贪污腐败和奢靡浪费之风，摧毁陋俗的根基
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虽是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但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能摆脱旧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和束缚，深受封建政权余孽的影响，尤其是封建官僚政治和封建人仕哲学毒瘤，及附着其上的贪污腐败、奢靡浪费的封建陋俗，对中央苏区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个别党员干部不仅认为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解决个人问题，而且表现的非常落后甚至反动，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追求奢侈生活，更有甚者假借党和苏维埃名义强取豪夺，严重破坏党和苏维埃执政风气。1932年，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指出：“各自为政的打土豪，甚至脱离群众，压迫群众，贪污腐败，浮支浪费等等，财务支出随便，一个乡政府以前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以有七八桌人吃饭，每月的客饭一个乡政府可开一二百元。”[4]P405最为笑话的是分谷子，党内同志要分三担，党外同志只分一担。诸如此类陋俗必须严惩，予以摧毁。最绝大多数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十二分的节约，从不浪费一文钱、从不浪费一张纸、从不浪费一粒米……在1934年5月到9月的节约运动中，党员干部纷纷帶头超额完成节约任务，共节约130万元。
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第十四号）规定：“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10]P627，并进行为期两年的反腐败运动。之后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若贪污500元以上都要处以死刑。党和苏维埃不仅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即使一般案件同样予以严肃查处。这一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党和苏维埃通过严惩贪污腐败和奢靡浪费之风，营造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