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随着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文学界和左翼文学中的主流派别自觉汇合，并且遵从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文艺理论话语和文学派别进行了全面的阶级形态划分和富有历史意味的清理。此种清理，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无疑是“实现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转折’的基础性工作”。1949年7月，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为标志，这种转折性工作在政治上取得了绝对性胜利。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研究延安文学就可以为人们更好地理解1949—1976年间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恰当的历史性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