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旬，为了给自己的新书《创业者手册》中文版做促销，史蒂夫·布兰克在中国呆了一个星期。以下是此次中国之行给他留下的部分印象。

当每个城市都想成为下一个硅谷

　　我在硅谷生活了35年，还在纽约、波士顿、赫尔辛基、智利圣地亚哥、圣彼得堡、莫斯科、布拉格和东京等创业聚集地讲授课程，但访问北京的创业心脏—中关村让我深为触动。每个城市都想成为下一个硅谷，北京已经做到了（Beijing is already there）。
　　相关企业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会产生相对竞争优势，如好莱坞的电影业、米兰的时尚业、纽约的金融业，以及硅谷的科技创业。早期聚集是偶然或历史原因，但理论上可以人为地聚集资源、金融和人力，达到临界值时，就能获得决定性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都成功地把该理论付诸实践。

每个模式都可能被复制200遍

　　创业生态靠两种方式支撑—危机（例如二战期间美国的创新）或利润。利润驱动的创业生态需要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二者中国都不缺。中国拥有美国之外最大的风险投资产业。
　　绝大部分中国软件创业公司专注于封闭而巨大的国内市场。只有不足10%的企业很早就决定走出去，因为它们本来就在国外起步。另外有10%可能会在公司足够大，语言、文化和法规方面拥有足够资源时尝试走出去。
　　这种游戏规则下，风投引导创业公司执行“复制到中国”的模式。复制验证模式比尝试新模式保险得多，问题是这个空间会非常拥挤，每个模式都可能被复制200遍，巨头们总会试图填补每一个可能的细分市场。
　　用“抄袭”这个词或许太过偏激，优化或采纳可能更贴切一些。但过去十年里，中国软件行业所谓的“创新”，不过是与硅谷的做法略有差别。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天使和风投，投资人一度愿意投资第十个复制Groupon模式的公司。这个生态的确对创新没有实质性需求。
　　我的预测是，这一波“复制到中国”会在未来几年中消耗殆尽，聪明的资金会流到“中国创造”（如微信等）。微信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界定优秀用户界面和体验的标准，它可能会改变中国的UI和UX体验。

这个市场很少有兼并或收购

　　北京有掏钱很爽快的风投和天使投资人，但中国的天使/风投平均保有量不像美国那么多。好几个风险投资人告诉我：种子期投资还有资金缺口。北京的天使/种子项目网络似乎很不成体系，而且大多数很不成熟（相对于其可观的数量而言）。
　　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个细分市场很少有兼并或收购。窃取他们的想法、挖来他们的员工要容易得多，因此大公司很少收购初创公司。大多数互联网初创公司的交易通过上市来实现。在中国，70%是通过IPO来退出；相比之下，美国90%是通过兼并或收购来退出。
　　这个生态的缺陷显而易见：缺乏知识共享（这里的文化没有“传递感恩”）；有限的指导（有经验的导师寥寥无几）；缺乏开源教育，没有AngelList（早期创业公司和投资者的交流社区和融资平台）这样的模式。在美国，分享和浏览想法以及达成交易是非常容易的，但中国在传统观念上喜欢把知识作为一种能力保护起来，“防止创意被抄袭”，这阻碍了人们互相分享。
　　假设你是一家做软件的创业公司，置身中国的竞争局面，浮现在脑海中的话是：“狠，非常狠。”我听到一个不客气的评价：“恶性的，不道德和非法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过是一纸空文。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这样的大玩家，历来喜欢直接复制创业公司的产品特点。大公司的战略似乎是通过复制别人的成功模式，来占有所有可能的细分市场。
　　小型创业公司同样简单地复制对方的产品，共享与合作还不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无法想象一家美国公司在这里设立一些子公司，并期望这些公司按照美国规则去竞争。在某些方面，对于这个市场动态最好的描述是“对手贪婪得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微软，而你不得不和100个这样的公司竞争。”最终，中国的创新驱动型经济需要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落实来保障。

创业文化：教育仍然是一个瓶颈

　　恐惧失败 尽管紧邻最热门的创业之地中关村，这里对风险的偏好似乎很低，对任何一家公司都缺乏忠诚。整体的文化还是惧怕失败。多数父母在教导年轻人要去政府或者大公司工作。
　　人才 我听一小部分投资人说，因为创业生态相对比较新，大家都在争抢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核心管理人才。上一代成功创业的CEO匮乏，意味着能够指导当代创业者的群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薪水低，创业公司似乎喜欢靠招聘来解决所有问题。创业团队规模似乎是美国的2～5倍，而且对复合型人才并不怎么感兴趣。年轻企业家明显缺乏韧劲，启动项目后，如果不是本垒打就撤退了。也许是天气的缘故。硅谷有很棒的天气和生活方式，没有人愿意离开。北京的天气不好，污染也很严重，这是一个积累财富然后就离开的地方。
　　管理 董事会和CEO双方仍然没有清楚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和那些把投资者当作“老板”的企业家们沟通，在北京似乎有相当数量的创业公司由风投驱动—而不是创始人。这或许是计划经济时代控制和指挥系统的遗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投资者告诉我负面效应确实存在。一些初创公司把VC当银行，拿到钱后就忽略了董事会的存在。当投资者比仅仅开出支票更有价值时，这种关系才会走向成熟。
　　创造力 当创业团队问一些在美国第一份工作要学到的问题时，我十分惊讶。
　　团队：“我们一直在花钱，试图让人们访问我们的网站，但他们就是不来。我们的钱快花光了。”
　　我：“好吧。为什么你还在花钱？”
　　团队长时间沉默……“我们需要有人访问我们的网站。” 　　他们也问一些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要怎么做才能有创意？”“你们美国人似乎知道如何做从没做过的事情，你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吗？”
　　这或许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教育系统不足以让他们执行实际层面的事务。如果你从没被教导要去思考，迭代和轴心会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在中国，挑战现有秩序实际上是不被鼓励的。
　　临近中关村有两所中国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与学术界或者学生交流，但教育似乎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瓶颈—死记硬背讲义、被动学习、墨守陈规、考试导向等。创业课程已经被纳入教学当中，“如何写商业计划书”似乎是最先进的课程了。中国的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造力和创业精神。

硅谷和北京：TMT创新生态的两个差异

　　返回途中，我开始思考硅谷和北京在TMT领域创新生态之间的异同。动机是相同的—利润，由企业家和风投驱动；基础设施很接近—研究型大学，可预见的经济体系，流动途径和稳定的法律制度。但差异值得注意：这是一个年轻的生态系统，创业公司管理手段几乎不存在。在文化上对待失败和风险也有差别，当前的文化压力是“为大公司或者政府打工”。
　　还有两个显著的差异。首先是缺乏创意。北京的软件生态系统花了近十年在一个受保护的市场里，不断复制美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采纳和优化”和“竞争、创新和创造”在全球市场完全不是一回事。或许，像微信这样为国际市场设计的产品会是真正创新的开始。
　　其次，缺乏自由表达异议的环境。美国企业家被鼓励“不同凡响”，我们对创造力的试金石正如苹果的广告语：“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你可以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反抗现状的精神使我们想到了史蒂夫·乔布斯。在中国，这种态度可能让你身陷囹圄。除非你能向权力说真话，否则永远不会有创新经济。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史翔宇根据史蒂夫·布兰克5篇记述此次中国之行的文章摘译整合，标题为《创业家》所加。）

理解科技
　　与创业的关系

　　通过类比来理解中国的科技和创业之间的关系，最好的例子是冷战时期的美国。
　　从二战后到苏联解体的45年间，美国把科技作为一项战略资产，投入主要资金，动员大量科学家。美国人很清楚基础和应用科学领先优势对于构建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必要性。创业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商业应用，是这种军事投入的意外收获。以半导体业务起家的仙童和德州仪器公司，其新型集成电路的最大客户当初是阿波罗导航计算机和“民兵”二代洲际弹道导弹制导系统。
　　过去30年，为实现对美国的战略制衡、构建现代化军事，中国在科技基础建设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中国的军事已经从以陆军为主发展到能够通过反介入与区域封锁武器来保障对南海和台湾的领土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