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踏上了人生旅途的新征程。五四运动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缪伯英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结识了何孟雄、邓中夏等一批热血男儿。为了尽快找到一剂拯救中国的良方，她中断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去北京大学参加活动。在北京大学，她结识了李大钊，并有幸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她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还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各种问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缪伯英很快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逐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成为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女知识分子，也成为李大钊得意的一名女学生。她对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还经常向周围的人宣传，与她谈恋爱的何孟雄就受到她的影响，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

　　1920年底，缪伯英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投入到批判腐朽没落的旧礼教和旧制度的斗争中，号召女同胞解放思想，做新时代的女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缪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會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经常深入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册，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湖南。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洋货的斗争。为声援青岛、上海罢工工人，长沙女学生还在缪伯英的领导下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她们冲破封建思想，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女子赤足游行”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
　　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享年30岁。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们要继续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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