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任继愈本名“又之”，后改为“继愈”。关于这个名字，任继愈曾对友人这样解释：年轻时因被韩愈忠君爱国之情打动，故改名“继愈”。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时年21岁的他与数百北大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跋涉1300多公里。万里山河，千里赤贫，亲历亲见，顿悟尤深：最底层的人民承受著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后来，任继愈撰文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种“沉重之心”即是深深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任继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
　　学人本色
　　任老治学严谨，分析问题非常细腻。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双百”方针，鼓励文化界、思想界百家争鸣。任老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当时对于哲学的定义太过教条。他提倡看问题一定要全面，不要拘泥于狭窄的方面，眼光要放开、放远。开阔的视野与深厚的积淀，使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宗教学领域开辟出一番新天地。他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编写《中国哲学史》，代表了那个时期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影响深远。
　　在写作、授课的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的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风范长存
　　“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名下。”
　　“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直白的话语，是任继愈为人和治学的原则。曾与他共事治学的人无不感慨于他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