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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人物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其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卓越的见识韬略和突出的分析决断能力，每每在历史重大事件或重要的历史关口发挥关键性作用，大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荣辱，小可以决定一场战争、一个行业的成败得失。他们就是精英中的精英，英雄中的英雄，万众仰慕和追随的领导核心。
领导核心突出的历史性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主体是人民，但并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关键性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雄人物并不等同于领导核心。领导核心只是英雄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与英雄相比，他们的功绩更加突出，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影响更加深远，很多超越了时代；领导核心处于社会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而不像英雄那样贯穿社会各个层面。
纵观中外历史，从宏观上分析，领导核心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领导核心是战略决策的关键。领导核心的突出特点是拥有常人难以匹敌的分析判断和战略决策能力。他们往往能在关键的历史当口作出正确决断，大可以使一个国家、民族避免败亡的命运，小可以使一个行业，一个领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他高超的战略素养和指挥能力，独到的战略眼光为我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却根据中日两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历史经验，写出了震惊中外的《论持久战》，这部战略文献点出了日本的劣势和中国的优势，犹如一盏明灯，为我们最终战胜日寇指明了方向。而这篇重要的战略文献，也成为毛泽东战略视野和战略判断能力的最佳注释之_。
在解放战争后期决战阶段，辽沈战役最先打响。当时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兵力占优，但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拥有很多重炮，占据了沈阳、长春等核心大城市。在制定最终决战方案时，林彪倾向于先打长春，因为我军已经把长春团团包围，拥有绝对优势，打下来的难度不大。而毛泽东则在反复考量后，指示林彪先打锦州，因为锦州是东北的门户，一旦打下了锦州，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无法撤回关内。不过，攻打锦州也有很大的风险，很可能遭受北平傅作义军和沈阳国民党军、廖耀湘10万机械化兵团的两头夹击。面对这种局面，林彪的决策是战术性的，而毛泽东的决策是战略性的。林彪的选择可以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毛泽东的决策可以为全局性胜利打开局面。最终，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国民党各路援军的轮番攻击，终于打下了锦州，关门打狗，彻底剿灭了东北地区的国民党主力，也为日后平津战役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抗美援朝战略决策中，毛泽东同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歼灭后，我们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从全国来看，我国刚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急需恢复经济，养蓄民力，同时国内还残存大量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土匪恶霸和潜伏的敌特分子，肃清工作压力很大。此外，解放台湾的作战准备正在进行，发动抗美援朝作战，势必耽误台湾的解放。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一旦抗美援朝，面对的对手不是日军，也不是国民党军，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他们的装备更好，拥有一大批刚刚经历二战锻炼的王牌部队，和他们交手我军还没有经验。这些问题，都让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讨论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顾虑很大。林彪更是以身体健康为由婉拒了毛泽东让他挂帅出征的意见。不过，虽然反对的意见不少，但毛泽东依然顶着压力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指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美援朝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达到了我们的战略目的。
正如毛泽东所言，抗美援朝虽然牺牲很大，但战略收益更大。它不仅维护了朝鲜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在我国和资本主义韩国和美国之间构筑了一个战略缓冲地带，避免了我国东北朝鲜方向、东南台湾方向和西南云南广西方向同时遭受美国及其盟友势力威胁的困难局面，也保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重要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同时，抗美援朝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世界最强大对手较量的崭新形象，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士气，在国际舞台上一扫中国孱弱不堪的“东亚病夫”的形象，使我国真正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所以，领导核心的视野往往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他们的目光更为深远，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二，领导核心是凝聚人心的旗帜。领导核心的形成往往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要经历很多困难、挫折、斗争的洗礼，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量的磨难和考验使最终走上领导岗位的核心人物往往集大成于一身，智慧见识、道德修养、领导艺术、心胸气魄、责任担当等往往冠绝众人，成为众人仰慕和信服的标志性人物，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突出作用。
例如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一生中经历了著名的“三落三起”。第一次落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坚决反对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被批斗，一度被抓进监狱，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那时他只有29岁；第二次落起是“文革”时期，他全家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这是邓小平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林彪外逃殒命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同意后，1973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三次落起发生在1976年到1977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得到解放。而这“三落三起”让邓小平经受了考验和磨砺，思想更加成熟，同时他不屈不挠、一心为公、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品质也使他在黨内外树立了崇高的政治威望，连国外媒体也称赞他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邓小平众望所归，在当时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等重大战略决策。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党内外的号召力，这些重大的政治决定是无法进行和推动下去的。 第三，领导核心的思想影响深远。领导核心之所以魅力长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们大多具有深邃的思想和哲学思维，在长期的斗争和奋斗的过程中，写下了很多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不朽篇章，成为全人类的精神食粮，在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
例如开国领袖毛泽东，世界上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杰出的战略家、思想家、理论家。实际上这也是实至名归。毛泽东说“革命夺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一生著述甚丰，写了上千万字的文章，其中《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哲学名篇，而著名的《毛泽东语录》仅在20世纪60年代就累计发行了50亿册，国内外各种版本500多种，外文版本40多种，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诗词》等也是累累翻印出版，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此外，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和“三个世界”的划分等重大理论成果也为国内外所尊崇。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也影响了世界革命。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依然在世界流传，还在指导一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邓小平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阻扰中国前进的思想枷锁，提出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富强的大门。而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著名论断精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正式形成，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除了我国的著名领导核心外，外国的很多领导核心同样提出过很多著名论断和名言。例如：印度圣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引导印度人民以不合作的方式，逐步削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基础，以不进行暴力革命的方式使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南美洲民族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放弃优越的生活，投入古巴、刚果、玻利维亚等多个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的头像成为自由解放的标志，他的“革命是不朽的”“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在哪里同他斗”“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等名言也鼓舞着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青年，同样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没有领导核心的惨痛结局
正是因为领导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们是本国、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敌对国家和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有句古话叫“擒贼先擒王”，说的就是战争中打掉对方核心领导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中外历史上，围绕领导核心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在我国历史上，因为缺少领导核心导致国家一盘散沙，最终任人宰割的例子很多。就拿近代来讲，北洋军阀当政时期最为典型。当时的总统是走马灯似的换，但无论是被扶上总统宝座的黎元洪，还是北洋军阀头子冯国璋，抑或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都徒有总统之名，根本不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也无法凝聚全国人民的人心。导致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是四分五裂，军阀征战四起，国家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就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围绕是否参战，段祺瑞政府与黎元洪总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称“府院之争”。但他们争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权力，同时也是为背后各自的帝国主义势力代言。最后，虽然中国选择参战，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十几万劳工，属于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中却再次受辱，不仅没有享受战胜国应有的待遇，还被强制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这是在国际上公开藐视中国的深刻体现，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领导核心，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如同散沙。
在我党的历史上，没有领导核心导致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特别是在我党早期的革命过程中，因为组织不够成熟，一些并不具备核心领导能力的人进入了党的决策最高层，导致革命受挫。这其中，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为典型。前四次反“围剿”，因为正确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斗争方略，均取得了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和不懂军事的博古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他们以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也没有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古、李德他们居于最高的领导位置，却没有核心领导能力，对反“围剿”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领导核心的根本是能力，而不是职务。
在巴尔干半岛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马其顿，现在它默默无闻，但在人类历史上，它曾是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马其顿帝国。在马其顿的扩张过程中，被西方历史学家赞为军事家之首、名气堪比恺撒大帝的亚历山大是核心和灵魂人物，他发明了强大的“马其顿方阵”，一手缔造了所向披靡的“龙骑兵”。他非常重视骑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善于发挥骑兵的突击作用，大胆穿插，迂回攻击等战术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经常上演以少胜多的壮举。在东征西战中，亚历山大先后統一希腊全境，横扫中东，不费一兵一卒占领埃及全境，荡平波斯帝国，兵锋直指印度河流域。不过，公元前323年6月初，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去世，当时还不满33岁，马其顿帝国的扩张随之戛然而止，帝国境内迅速发生各种叛乱，帝国很快解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历山大这个领导核心的去世，直接导致了马其顿帝国的衰亡。 维护领导核心是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之举
中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领导核心的关键地位，也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他们对推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军队强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维护领导核心呢？我们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首先要忠诚维护领导核心的领导地位。领导核心的产生是需要长期考验和历练的，认同领导核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见识，但一旦产生了真正的领导核心，就应该从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上绝对忠诚，情感上真挚热爱，行动上步调一致；就必须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围绕领导核心开展工作，落实指示。只有这样，才能让领导核心的地位更加巩固，战略决策的精力更加集中。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围绕领导核心团结一体，谋大事，图大业，建大功。
这样的例子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很多，其中遵义会议是一个典型代表。
长征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都被排挤出了最高的决策圈，失去了军事指挥权，那一段时间红军打得很艰苦，牺牲很大。特别是湘江一战，8万多中央红军被打得只剩下3万，可以说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周恩来从失败的教训中深切感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怀疑、抵制和批评，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
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
会上，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作为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的态度和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促使很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军事路线的重大转变。会议还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统帅部，为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在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态度，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的举措，正是维护核心的最佳注释。此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最忠实，最坚定的战友，他们之间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共同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在维护领导核心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很多关口，在一些历史性的关口，很多人因为见识、胆略的问题，可能会犹豫踌躇，但一些关键人物的忠诚，也就愈发凸显了维护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据相关史料记载，1935年长征途中，叶剑英获取张国焘意欲“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后，随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才得以及时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而这个“不糊涂”，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忠诚。
维护领导核心，要为领导核心决策提供全方位支持。客观而言，领导核心本身依然是人，他们的见识再突出，智慧再丰富，其能力也有局限。推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伟业，需要周围的人团结协作，共同奋斗，需要有一批智囊为领导核心分析时局，出谋划策。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张良的运筹帷幄，没有韩信的纵横沙场，没有萧何的经国治世和陈平的后勤保障，汉高祖刘邦如何能战胜名门之后、兵多将广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夺得天下呢？如果没有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著名元帅的浴血奋战和战略筹划，斯大林要想领导苏联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恐怕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在我党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他的很多决策也来自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提示和建议。这其中，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常胜将军粟裕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曾多次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并且最终被中央采纳。
1946年夏，蒋介石调集大军到解放区周围，妄图速战速决。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了初期战略方针：蒋介石着重向北，我军反其道而行之着重向南，以外线出击的胜利迫蒋议和。命令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离开苏中根据地，西出津浦线，配合陈毅领导的山东部队作战。
接到指示后，粟裕认为苏中是老根据地，地形复杂，并且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个根据地策应，留在苏中作战歼敌更为有利。为此，他起草电报建议：“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毛泽东接电后没有立即下结论，6月30日他发出电报，指示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就在此时，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将开始。7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显然，粟裕的意见已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粟裕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面对数倍于己的蒋军，从7月13日起到8月31日，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此后，在淮海战役中，粟裕还针对战局发展和我军的实力，多次就兵力统筹指挥、与国民党军决战地域的选择等向毛泽东提出过建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因此，维护领导核心的现实体现不仅是忠诚，还要积极为领导核心建言献策，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多样化的思路，帮助核心更清晰地分析时局，决策战略。这既是领导核心下属的职责要求，也是提升领导核心地位作用的应有之举。
当然，领导核心处于国家和社会的最高层，能够走近核心，服务核心的毕竟是社会中的少数。对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而言，维护核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基层落实领导核心的各种部署和决策，不打折扣，不掺水分，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改进意见，推动相关决策地基层落实，这更务实，也更为必须。
维护领导核心，要慎重、准确评价领导核心的历史地位。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领导核心也不例外。但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领导核心在世时万众拥戴，逝世后很多政治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打着各种旗号对领导核心肆意抹黑，这种行径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在否定核心领导个人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否定核心領导所在的组织，也在否定这个组织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和斗争，会制造组织内部乃至全国内部的对立，轻则分裂党、分裂社会，重则亡党亡国。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创造了推动苏联早期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尽管该模式存在缺陷，但在苏联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他领导了苏联人民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斯大林是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灵魂人物和领导核心。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给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也为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乃至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这就启示我们，对核心人物的历史地位评价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不能轻易动摇和抹黑。尽管人无完人，但我们评价领导核心，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加全面客观地作出评价，而不是狭隘地抓住一点或几点，进行诽谤和抹黑，而对他们的巨大贡献却视而不见。对此，我党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毛泽东逝世后，西方的一些舆论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但我们的党没有这样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和推动下，经过反复推敲斟酌，集体审定把关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件正式推出，《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慎重、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且保证了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使意识形态保持了整体稳定，这为我国成功抵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历史性事件的消极影响，顺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领导核心突出的历史性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主体是人民，但并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关键性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雄人物并不等同于领导核心。领导核心只是英雄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与英雄相比，他们的功绩更加突出，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影响更加深远，很多超越了时代；领导核心处于社会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而不像英雄那样贯穿社会各个层面。
纵观中外历史，从宏观上分析，领导核心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领导核心是战略决策的关键。领导核心的突出特点是拥有常人难以匹敌的分析判断和战略决策能力。他们往往能在关键的历史当口作出正确决断，大可以使一个国家、民族避免败亡的命运，小可以使一个行业，一个领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他高超的战略素养和指挥能力，独到的战略眼光为我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却根据中日两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历史经验，写出了震惊中外的《论持久战》，这部战略文献点出了日本的劣势和中国的优势，犹如一盏明灯，为我们最终战胜日寇指明了方向。而这篇重要的战略文献，也成为毛泽东战略视野和战略判断能力的最佳注释之_。
在解放战争后期决战阶段，辽沈战役最先打响。当时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兵力占优，但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拥有很多重炮，占据了沈阳、长春等核心大城市。在制定最终决战方案时，林彪倾向于先打长春，因为我军已经把长春团团包围，拥有绝对优势，打下来的难度不大。而毛泽东则在反复考量后，指示林彪先打锦州，因为锦州是东北的门户，一旦打下了锦州，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无法撤回关内。不过，攻打锦州也有很大的风险，很可能遭受北平傅作义军和沈阳国民党军、廖耀湘10万机械化兵团的两头夹击。面对这种局面，林彪的决策是战术性的，而毛泽东的决策是战略性的。林彪的选择可以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毛泽东的决策可以为全局性胜利打开局面。最终，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国民党各路援军的轮番攻击，终于打下了锦州，关门打狗，彻底剿灭了东北地区的国民党主力，也为日后平津战役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抗美援朝战略决策中，毛泽东同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歼灭后，我们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从全国来看，我国刚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急需恢复经济，养蓄民力，同时国内还残存大量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土匪恶霸和潜伏的敌特分子，肃清工作压力很大。此外，解放台湾的作战准备正在进行，发动抗美援朝作战，势必耽误台湾的解放。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一旦抗美援朝，面对的对手不是日军，也不是国民党军，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他们的装备更好，拥有一大批刚刚经历二战锻炼的王牌部队，和他们交手我军还没有经验。这些问题，都让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讨论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顾虑很大。林彪更是以身体健康为由婉拒了毛泽东让他挂帅出征的意见。不过，虽然反对的意见不少，但毛泽东依然顶着压力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指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美援朝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达到了我们的战略目的。
正如毛泽东所言，抗美援朝虽然牺牲很大，但战略收益更大。它不仅维护了朝鲜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在我国和资本主义韩国和美国之间构筑了一个战略缓冲地带，避免了我国东北朝鲜方向、东南台湾方向和西南云南广西方向同时遭受美国及其盟友势力威胁的困难局面，也保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重要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同时，抗美援朝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世界最强大对手较量的崭新形象，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士气，在国际舞台上一扫中国孱弱不堪的“东亚病夫”的形象，使我国真正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所以，领导核心的视野往往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他们的目光更为深远，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二，领导核心是凝聚人心的旗帜。领导核心的形成往往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要经历很多困难、挫折、斗争的洗礼，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量的磨难和考验使最终走上领导岗位的核心人物往往集大成于一身，智慧见识、道德修养、领导艺术、心胸气魄、责任担当等往往冠绝众人，成为众人仰慕和信服的标志性人物，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突出作用。
例如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一生中经历了著名的“三落三起”。第一次落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坚决反对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被批斗，一度被抓进监狱，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那时他只有29岁；第二次落起是“文革”时期，他全家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这是邓小平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林彪外逃殒命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同意后，1973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三次落起发生在1976年到1977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得到解放。而这“三落三起”让邓小平经受了考验和磨砺，思想更加成熟，同时他不屈不挠、一心为公、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品质也使他在黨内外树立了崇高的政治威望，连国外媒体也称赞他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邓小平众望所归，在当时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等重大战略决策。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党内外的号召力，这些重大的政治决定是无法进行和推动下去的。 第三，领导核心的思想影响深远。领导核心之所以魅力长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们大多具有深邃的思想和哲学思维，在长期的斗争和奋斗的过程中，写下了很多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不朽篇章，成为全人类的精神食粮，在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
例如开国领袖毛泽东，世界上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杰出的战略家、思想家、理论家。实际上这也是实至名归。毛泽东说“革命夺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一生著述甚丰，写了上千万字的文章，其中《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哲学名篇，而著名的《毛泽东语录》仅在20世纪60年代就累计发行了50亿册，国内外各种版本500多种，外文版本40多种，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诗词》等也是累累翻印出版，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此外，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和“三个世界”的划分等重大理论成果也为国内外所尊崇。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也影响了世界革命。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依然在世界流传，还在指导一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邓小平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阻扰中国前进的思想枷锁，提出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富强的大门。而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著名论断精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正式形成，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除了我国的著名领导核心外，外国的很多领导核心同样提出过很多著名论断和名言。例如：印度圣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引导印度人民以不合作的方式，逐步削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基础，以不进行暴力革命的方式使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南美洲民族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放弃优越的生活，投入古巴、刚果、玻利维亚等多个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的头像成为自由解放的标志，他的“革命是不朽的”“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在哪里同他斗”“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等名言也鼓舞着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青年，同样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没有领导核心的惨痛结局
正是因为领导核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们是本国、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是敌对国家和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有句古话叫“擒贼先擒王”，说的就是战争中打掉对方核心领导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中外历史上，围绕领导核心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在我国历史上，因为缺少领导核心导致国家一盘散沙，最终任人宰割的例子很多。就拿近代来讲，北洋军阀当政时期最为典型。当时的总统是走马灯似的换，但无论是被扶上总统宝座的黎元洪，还是北洋军阀头子冯国璋，抑或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都徒有总统之名，根本不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也无法凝聚全国人民的人心。导致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是四分五裂，军阀征战四起，国家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就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围绕是否参战，段祺瑞政府与黎元洪总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称“府院之争”。但他们争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权力，同时也是为背后各自的帝国主义势力代言。最后，虽然中国选择参战，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十几万劳工，属于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中却再次受辱，不仅没有享受战胜国应有的待遇，还被强制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这是在国际上公开藐视中国的深刻体现，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领导核心，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如同散沙。
在我党的历史上，没有领导核心导致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特别是在我党早期的革命过程中，因为组织不够成熟，一些并不具备核心领导能力的人进入了党的决策最高层，导致革命受挫。这其中，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为典型。前四次反“围剿”，因为正确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斗争方略，均取得了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和不懂军事的博古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他们以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也没有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古、李德他们居于最高的领导位置，却没有核心领导能力，对反“围剿”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领导核心的根本是能力，而不是职务。
在巴尔干半岛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马其顿，现在它默默无闻，但在人类历史上，它曾是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马其顿帝国。在马其顿的扩张过程中，被西方历史学家赞为军事家之首、名气堪比恺撒大帝的亚历山大是核心和灵魂人物，他发明了强大的“马其顿方阵”，一手缔造了所向披靡的“龙骑兵”。他非常重视骑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善于发挥骑兵的突击作用，大胆穿插，迂回攻击等战术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经常上演以少胜多的壮举。在东征西战中，亚历山大先后統一希腊全境，横扫中东，不费一兵一卒占领埃及全境，荡平波斯帝国，兵锋直指印度河流域。不过，公元前323年6月初，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去世，当时还不满33岁，马其顿帝国的扩张随之戛然而止，帝国境内迅速发生各种叛乱，帝国很快解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历山大这个领导核心的去世，直接导致了马其顿帝国的衰亡。 维护领导核心是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之举
中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领导核心的关键地位，也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他们对推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军队强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维护领导核心呢？我们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首先要忠诚维护领导核心的领导地位。领导核心的产生是需要长期考验和历练的，认同领导核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见识，但一旦产生了真正的领导核心，就应该从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上绝对忠诚，情感上真挚热爱，行动上步调一致；就必须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围绕领导核心开展工作，落实指示。只有这样，才能让领导核心的地位更加巩固，战略决策的精力更加集中。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围绕领导核心团结一体，谋大事，图大业，建大功。
这样的例子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很多，其中遵义会议是一个典型代表。
长征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都被排挤出了最高的决策圈，失去了军事指挥权，那一段时间红军打得很艰苦，牺牲很大。特别是湘江一战，8万多中央红军被打得只剩下3万，可以说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周恩来从失败的教训中深切感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怀疑、抵制和批评，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
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
会上，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作为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的态度和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促使很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军事路线的重大转变。会议还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统帅部，为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在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态度，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的举措，正是维护核心的最佳注释。此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最忠实，最坚定的战友，他们之间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共同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在维护领导核心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很多关口，在一些历史性的关口，很多人因为见识、胆略的问题，可能会犹豫踌躇，但一些关键人物的忠诚，也就愈发凸显了维护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据相关史料记载，1935年长征途中，叶剑英获取张国焘意欲“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后，随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才得以及时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而这个“不糊涂”，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忠诚。
维护领导核心，要为领导核心决策提供全方位支持。客观而言，领导核心本身依然是人，他们的见识再突出，智慧再丰富，其能力也有局限。推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伟业，需要周围的人团结协作，共同奋斗，需要有一批智囊为领导核心分析时局，出谋划策。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张良的运筹帷幄，没有韩信的纵横沙场，没有萧何的经国治世和陈平的后勤保障，汉高祖刘邦如何能战胜名门之后、兵多将广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夺得天下呢？如果没有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著名元帅的浴血奋战和战略筹划，斯大林要想领导苏联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恐怕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在我党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他的很多决策也来自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提示和建议。这其中，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常胜将军粟裕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曾多次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并且最终被中央采纳。
1946年夏，蒋介石调集大军到解放区周围，妄图速战速决。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了初期战略方针：蒋介石着重向北，我军反其道而行之着重向南，以外线出击的胜利迫蒋议和。命令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离开苏中根据地，西出津浦线，配合陈毅领导的山东部队作战。
接到指示后，粟裕认为苏中是老根据地，地形复杂，并且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个根据地策应，留在苏中作战歼敌更为有利。为此，他起草电报建议：“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毛泽东接电后没有立即下结论，6月30日他发出电报，指示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就在此时，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将开始。7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显然，粟裕的意见已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粟裕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面对数倍于己的蒋军，从7月13日起到8月31日，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此后，在淮海战役中，粟裕还针对战局发展和我军的实力，多次就兵力统筹指挥、与国民党军决战地域的选择等向毛泽东提出过建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因此，维护领导核心的现实体现不仅是忠诚，还要积极为领导核心建言献策，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多样化的思路，帮助核心更清晰地分析时局，决策战略。这既是领导核心下属的职责要求，也是提升领导核心地位作用的应有之举。
当然，领导核心处于国家和社会的最高层，能够走近核心，服务核心的毕竟是社会中的少数。对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而言，维护核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基层落实领导核心的各种部署和决策，不打折扣，不掺水分，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改进意见，推动相关决策地基层落实，这更务实，也更为必须。
维护领导核心，要慎重、准确评价领导核心的历史地位。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领导核心也不例外。但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领导核心在世时万众拥戴，逝世后很多政治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打着各种旗号对领导核心肆意抹黑，这种行径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在否定核心领导个人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否定核心領导所在的组织，也在否定这个组织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和斗争，会制造组织内部乃至全国内部的对立，轻则分裂党、分裂社会，重则亡党亡国。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创造了推动苏联早期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尽管该模式存在缺陷，但在苏联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他领导了苏联人民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斯大林是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灵魂人物和领导核心。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给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也为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乃至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这就启示我们，对核心人物的历史地位评价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不能轻易动摇和抹黑。尽管人无完人，但我们评价领导核心，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加全面客观地作出评价，而不是狭隘地抓住一点或几点，进行诽谤和抹黑，而对他们的巨大贡献却视而不见。对此，我党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毛泽东逝世后，西方的一些舆论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但我们的党没有这样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和推动下，经过反复推敲斟酌，集体审定把关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件正式推出，《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慎重、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且保证了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使意识形态保持了整体稳定，这为我国成功抵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历史性事件的消极影响，顺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