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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评级，右手咨询”
涉嫌收取高额费用上调企业评级
8月17日下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决定给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 “大公国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当天傍晚，证监会发布官方通报称，将“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
也就是说，未来一年内，无论是银行间债市还是交易所债市，大公国际都不能承接任何评级业务。
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在官方公告中同时提到，大公国际在为多家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据媒体披露，此次涉及到的发行人一共有31家，包括向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含10家民营企业和3家政府平台公司）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7800万元;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1.2亿元。大公国际收费后，相关企业评级迅速调升。
大公国际被暂停评级业务，堪称近年来国内评级公司在信用债市场受到的“最严厉”处分，同时也是国内第一起银行间债市、交易所债市统一执法案件。
大公国际涉及违规的主要行为是通过提供咨询服务来变相“买卖评级”，即对一些对提高评级有需求企业，大公国际要求对方在评级之前先购买一套数据管理咨询系统。
这套系统名为“供应链金融管理系统”，由大公国际旗下子公司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负责研发。
“想要让大公国际把评级从AA调整为AA ，就必须先向大公购买这套系统，这在业内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家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平素接触的客户有不少人反映大公国际存在这一问题，有企业称，这套系统即使买回去也不一定会真的使用，更多的是用来当作和大公国际交换调整评级的“好处费”。据介绍，购买一套咨询系统的金额是970万元，此外，购买方还需每年向大公国际缴纳80万元/年的服务费。相比而言，单个主体评级收费在10万元左右，单个债项评级收费在15万元左右。
据媒体报道，目前监管部门已经查证了31家涉及到与大公国际通过购买咨询系统从而换取评级调整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过去几年内，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都出现了由AA调整为AA 的情况。
交易商协会的业务通报中显示，2017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5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正面调整家数占本机构存续家数的比最高，为14.04%;从级别上调家数占比来看，大公国际的主体级别稳定性最弱，级别上调69家。
交易商协会的业务通报中特别指出，2018年个别机构评级稳定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级别向上跃迁情形显著。其中，大公国际2017年年初所评AA 主体在一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例达18%，在5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占比最高。
根据交易商协会2013年发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信用评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不正当交易、商业贿赂以及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影响信用评级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当天的通报还指出了大公国际存在的其他违规情况，包括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內部管理混乱;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以及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证监会表示，大公国际违反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责令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期限一年。
在被监管部门通报后，大公国际随即在官网上发表公告称，大公国际将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按要求逐项对照、彻底整改，并认真研究解决行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各项业务和工作完全合规合法、稳步有序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公告中，大公国际表示，将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次事件蓄意污蔑和诽谤的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此次大公国际事发，一方面是赶上了监管部门严查评级乱象;另一方面，也与大公国际近年来风格激进，“内外树敌”有关。此次大公国际“东窗事发”，就源于大公国际的离职人员联名向监管部门举报大公国际“左手评级，右手咨询”。
2010年，大公国际曾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公开叫板，发布了一份“50国信用评级报告”，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并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置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下，引起市场哗然。此后，主打民族品牌成为大公国际的宣传口号。
目前国内的5家具有评级资格的机构中，大公国际是唯一一家没有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参股或与外资信用公司签订技术协议的国内机构，这也是大公国际一直对外标榜“民族品牌”的主要原因。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大公国际一直打着这样的旗号，容易引起业内其他几家评级机构的不满。此外，大公国际“左手评级，右手咨询”，在评级一事上也让不少发债人反感。
“关建中本人作风强硬，风格也比较激进。大公国际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了这次事件的最终爆发。”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监管部门还未披露大公国际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工作如何展开，但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被暂停评级业务一年，对于大公国际来说，可能会造成致命打击。
Wind数据显示，目前大公国际参与评级的债券数量约2400只，市场份额为16.00%，市场份额排名第四，低于上海新世纪（16.81%）、联合资信（23.79%）和中诚信（30.24%）。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央行、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正联合对评级机构开展现场检查，这也是3家监管机构首次同时对评级机构开展联合调查，堪称史上最强。评级机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是否有效运行、评级报告是否有效进行风险揭示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
据悉，尽管国内大型投资机构目前都已不单纯依靠外部评级来作为评判标准，但是在现有监管体系下，仍然有很多政策以外部评级来作为业务指引。国内不少企业也因此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评级“好看一些。”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8日，债市发行主体共有4440家。其中AAA評级主体795家，占比17.91%;AA 主体1022家，占比23.02%;AA主体2109家，占比47.50%;AA-主体417家，占比9.39%。这意味着，AA-及以上主体，占全市场主体的97.82%。
有关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一直都是业内争论的重点。据上述评级机构工作人员透露，评级机构借评级揽钱，“大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国内任何一家评级机构都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去年下半年，联合资信曾上调新光集团主体评级至AA ，由于此前新光集团一直存在流动性问题，这一评级调整很快就引起了业内质疑。或许是迫于压力，联合资信随后撤回了这一调整。今年3月，新光集团主体评级再一次被调整为AA ，而做出这一调整的，正是大公国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曾担任《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副组长的江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评级结果经不起市场检验是评级市场一直以来的痼疾。“评级机构收钱做评级报告，出钱的是需要被评级的企业，两者本身就存在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介绍，近年来，不少投资机构已放弃外部评级而自己设立机构来进行信用评定，有关评级机构是否应该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业内争论的焦点。
江涌说，无论是国际大型评级机构，抑或是国内评级市场，评级机构和被评级者之间的“利益相关”问题一直是被外界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国内评级市场乱象环生，评级结果屡屡遭受质疑，一方面与评级机构违规操作、利益输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评级机构一直实行多头监管、监管标准不一有很大关系。
“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分别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公司债、企业债等信用评级业务的开展进行监管，内容包括评级机构市场准入的资质许可及其日常业务监管。几方监管的标准不一，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到处烧香’，另一方面也让套利者有了可乘之机。”江涌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评级机构独立性的难题，关键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涉嫌收取高额费用上调企业评级
8月17日下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决定给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 “大公国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当天傍晚，证监会发布官方通报称，将“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
也就是说，未来一年内，无论是银行间债市还是交易所债市，大公国际都不能承接任何评级业务。
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在官方公告中同时提到，大公国际在为多家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据媒体披露，此次涉及到的发行人一共有31家，包括向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含10家民营企业和3家政府平台公司）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7800万元;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1.2亿元。大公国际收费后，相关企业评级迅速调升。
大公国际被暂停评级业务，堪称近年来国内评级公司在信用债市场受到的“最严厉”处分，同时也是国内第一起银行间债市、交易所债市统一执法案件。
同行吐槽：欲上调评级先买970万元咨询系统
大公国际涉及违规的主要行为是通过提供咨询服务来变相“买卖评级”，即对一些对提高评级有需求企业，大公国际要求对方在评级之前先购买一套数据管理咨询系统。
这套系统名为“供应链金融管理系统”，由大公国际旗下子公司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负责研发。
“想要让大公国际把评级从AA调整为AA ，就必须先向大公购买这套系统，这在业内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家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平素接触的客户有不少人反映大公国际存在这一问题，有企业称，这套系统即使买回去也不一定会真的使用，更多的是用来当作和大公国际交换调整评级的“好处费”。据介绍，购买一套咨询系统的金额是970万元，此外，购买方还需每年向大公国际缴纳80万元/年的服务费。相比而言，单个主体评级收费在10万元左右，单个债项评级收费在15万元左右。
据媒体报道，目前监管部门已经查证了31家涉及到与大公国际通过购买咨询系统从而换取评级调整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过去几年内，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都出现了由AA调整为AA 的情况。
交易商协会的业务通报中显示，2017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5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正面调整家数占本机构存续家数的比最高，为14.04%;从级别上调家数占比来看，大公国际的主体级别稳定性最弱，级别上调69家。
交易商协会的业务通报中特别指出，2018年个别机构评级稳定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级别向上跃迁情形显著。其中，大公国际2017年年初所评AA 主体在一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例达18%，在5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占比最高。
根据交易商协会2013年发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信用评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不正当交易、商业贿赂以及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影响信用评级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当天的通报还指出了大公国际存在的其他违规情况，包括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內部管理混乱;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以及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证监会表示，大公国际违反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责令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期限一年。
事发：离职员工联名举报
在被监管部门通报后，大公国际随即在官网上发表公告称，大公国际将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按要求逐项对照、彻底整改，并认真研究解决行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各项业务和工作完全合规合法、稳步有序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公告中，大公国际表示，将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次事件蓄意污蔑和诽谤的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此次大公国际事发，一方面是赶上了监管部门严查评级乱象;另一方面，也与大公国际近年来风格激进，“内外树敌”有关。此次大公国际“东窗事发”，就源于大公国际的离职人员联名向监管部门举报大公国际“左手评级，右手咨询”。
2010年，大公国际曾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公开叫板，发布了一份“50国信用评级报告”，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并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置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下，引起市场哗然。此后，主打民族品牌成为大公国际的宣传口号。
目前国内的5家具有评级资格的机构中，大公国际是唯一一家没有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参股或与外资信用公司签订技术协议的国内机构，这也是大公国际一直对外标榜“民族品牌”的主要原因。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大公国际一直打着这样的旗号，容易引起业内其他几家评级机构的不满。此外，大公国际“左手评级，右手咨询”，在评级一事上也让不少发债人反感。
“关建中本人作风强硬，风格也比较激进。大公国际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了这次事件的最终爆发。”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多头监管让套利者有可乘之机
目前监管部门还未披露大公国际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工作如何展开，但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被暂停评级业务一年，对于大公国际来说，可能会造成致命打击。
Wind数据显示，目前大公国际参与评级的债券数量约2400只，市场份额为16.00%，市场份额排名第四，低于上海新世纪（16.81%）、联合资信（23.79%）和中诚信（30.24%）。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央行、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正联合对评级机构开展现场检查，这也是3家监管机构首次同时对评级机构开展联合调查，堪称史上最强。评级机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是否有效运行、评级报告是否有效进行风险揭示是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
据悉，尽管国内大型投资机构目前都已不单纯依靠外部评级来作为评判标准，但是在现有监管体系下，仍然有很多政策以外部评级来作为业务指引。国内不少企业也因此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评级“好看一些。”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8日，债市发行主体共有4440家。其中AAA評级主体795家，占比17.91%;AA 主体1022家，占比23.02%;AA主体2109家，占比47.50%;AA-主体417家，占比9.39%。这意味着，AA-及以上主体，占全市场主体的97.82%。
有关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一直都是业内争论的重点。据上述评级机构工作人员透露，评级机构借评级揽钱，“大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国内任何一家评级机构都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去年下半年，联合资信曾上调新光集团主体评级至AA ，由于此前新光集团一直存在流动性问题，这一评级调整很快就引起了业内质疑。或许是迫于压力，联合资信随后撤回了这一调整。今年3月，新光集团主体评级再一次被调整为AA ，而做出这一调整的，正是大公国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曾担任《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副组长的江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评级结果经不起市场检验是评级市场一直以来的痼疾。“评级机构收钱做评级报告，出钱的是需要被评级的企业，两者本身就存在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介绍，近年来，不少投资机构已放弃外部评级而自己设立机构来进行信用评定，有关评级机构是否应该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业内争论的焦点。
江涌说，无论是国际大型评级机构，抑或是国内评级市场，评级机构和被评级者之间的“利益相关”问题一直是被外界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国内评级市场乱象环生，评级结果屡屡遭受质疑，一方面与评级机构违规操作、利益输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评级机构一直实行多头监管、监管标准不一有很大关系。
“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分别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公司债、企业债等信用评级业务的开展进行监管，内容包括评级机构市场准入的资质许可及其日常业务监管。几方监管的标准不一，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到处烧香’，另一方面也让套利者有了可乘之机。”江涌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评级机构独立性的难题，关键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