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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上午，一段“男子驾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并当街辱骂路人”的视频在网络上炸了锅。
“看老子的车牌，就是比你牛。”视频中，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站在一辆轿车旁亢奋地嚷嚷，并且越骂越起劲。
其实，作为“堵城”，北京街头几乎每天都会上演类似的剧情。通常，剑拔弩张的双方在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和人们不耐烦的催促下各自消化了事。但这一次，事情的走向似乎被社交媒体、视频直播等新技术所掌控。
黑衣男子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迅速被网友曝光，短短几个小时，这一事件在微博上的转发量就突破了4万。男子辞去了工作，到公安机关自首，不料却引发上千人聚集在派出所外，愤怒地高呼口号要求其“道歉”。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现场的人们齐刷刷地举着手机，开着摄像头，几乎是360度、不间断地直播。
当晚18时，北京市丰台公安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通报称，涉事司机曹某13时自行到右安门派出所自首，接受对其驾驶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另外，针对其在公共场所公然辱骂的行为，丰台公安分局对曹某依法刑事拘留。3分钟后，平安北京转发了这条微博。随后，《新京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了该通报。
见过世面的曹某怎么也想不通，一条骂人的视频竟然将自己推入险境，但假若他得知20天前，同龄人穆罕默德·阿扎姆（（Mohammad Azam）在印度的遭遇，大概是更要惊出一身冷汗了：7月13日下午，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座村庄里，32岁的阿扎姆惨死在当地人的拳脚、棍棒和镰刀之下。
卡纳塔克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十个邦之一，首府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称。这一天的早些时候，软件工程师穆罕默德·阿扎姆和两位朋友驾车经过当地一所学校，车上的萨尔曼将随身携带的进口巧克力抛给放学的孩子们。一行三人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一路开到了湖边，准备开始享受美好的假期。但很快，他们便遭遇了围攻，先是石头，然后是拳脚、棍棒、镰刀。层层聚集的村民指责他们为绑架儿童而来。村民的猜测来自一段曾在当地流传甚广的视频：3个孩子正在街上玩耍，突然，两名骑摩托车经过的男子，将其中一个孩子拽上车，扬长而去。
驾车的阿扎姆和朋友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当地人的联想。几乎在他们驶离学校的同时，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就被冠以绑架者之名在当地人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WhatsApp上传播。愤怒的村民没有给阿扎姆和同伴任何解释的机会。
在当地，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就在阿扎姆去世前一周，还有5个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暴徒打死。为此，在印度政府的督促下，WhatsApp在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告诉人们如何辨别谣言，并限制了向群组转发消息的最大次数。警方也通过发放传单，劝说人们不要轻信谣言、动用私刑。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根据媒体报道，事后，警察确认了阿扎姆等人与绑架儿童无关。
暴民的愚昧让一些人又一次想起了《乌合之众》有关“群众从不接受理性的影响”的言辞；作为帮凶，散布谣言、煽动公众情绪的社交媒体也又一次成为《娱乐至死》的注解。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更愿意相信，是视频文化与社交媒体的合谋将民众变得“肤浅”“愚蠢”。针对“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何避免变得愚蠢”的讨论总是能博得人们的关注。
美国独立学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反智时代》中写道：“研究人员发现，和没有在那么小的时候接触视频的婴儿相比，婴儿们观看电视的时间每多一个小时，他们所能理解的单词数量平均就会少六到八个。但如果营销人员可以自由行事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找不到在学会走路和说话之前没有对视频着迷的对照组婴儿了。”
越来越多的人和苏珊·雅各比持有相同的观点：从印刷文化到视频文化，短暂的感官刺激和碎片化信息消费正在摧毁一代人的头脑。
在中国，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视频类社交媒体，也不断受到精英分子的诟病。《别让抖音毁掉你的孩子》《吃鸡、抖音、朋友圈，是如何毁掉你的》《西媒称抖音堪比21世纪鸦片》之类的文章层出不穷。而“快手”合伙人曾光明在媒体沟通会上发表的“快手的大部分用户来自二线以下城市，最高学历低于高中，他们拍的东西在都市精英看起来很low，但是他们并不在精英的判断框架里”的言论，成为最直接的印证。
这似乎和社交媒体刚刚兴起时的局面大为不同。那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还因其“赋予大众平权”而兴奋、欢呼。但随着曾经在互联网中完全失语的乡镇群体、基层民众，不断攻克“快手”“抖音”，甚至“拼多多”等平台，一个完全有别于精英视角的“隔壁的中国”，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在那里，“农村二嘎子”“山东小闯”等凭借“自虐”“耍宝”的表演获得了满满的存在感。
不想，这些举动却伤害了执着于“人文情怀”的精英分子。他们抱怨：大众不再为严肃的阅读兴奋，而是平均每天花1.5个小时泡在抖音、快手上；大众在购买一本书时斤斤计较，却愿意为一个在选秀节目中“唱歌都跑调”“只会哭”的女孩花重金拉票；大众沉迷于倚卧在舒适的座椅上享受视觉快感，却不关心生活本该有的可能性。这些注定难以进入史册的民间影像，在他们看来，既不具有理性的内涵，也不具备价值。
不过，他们遭遇了网友无情的回击：这不是低俗，这就是农村，是你我的爷爷奶奶家，是大半个中国。
寓言式奇幻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冷静地剖析着精英文化中的这种矛盾：“知识分子总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制造出的流行文化。”
当然，这里不是借大师之言为当下肤浅的视觉狂欢开脱，也并非否认我们很大程度上确实生活在虚假的数字世界之中。但显然问题并不完全出于视频文化、社交媒体的发展。卡尔维诺戏虐道：“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人们变得愚蠢的危险一直存在。”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就曾在《叫魂》中记述过如出一辙的故事，而那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席卷了半个帝国，百姓、官员、帝王无不陷于无形的恐惧之中。
所谓“叫魂”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加害于他，并偷取受害者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首发在浙江、江苏，之后从江南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叫魂案来势凶猛，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但终于因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大半年后，真相大白，“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证据确凿的妖案。恐惧来自人们的想象，这想象多半根源于广泛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其背后有着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这就如同让印度卡纳塔克邦村民陷入集体恐慌的那段信息模糊的视频一般—它不过是巴基斯坦的一则公益广告罢了。视频文化、社交媒体更像是恐慌、不安全感、焦虑等社会问题的放大器。
相对于所谓大众制造的谣言，其实，我们早已生活在景观的幻象之中。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就已批判道：“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处处都能看到有意识的表演、作秀，被展现出来的景观、可视的景观及其建构起的视觉体制正不断将我们吞噬。5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商品、技術、互联网、影像为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没有人可以逃避。
“看老子的车牌，就是比你牛。”视频中，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站在一辆轿车旁亢奋地嚷嚷，并且越骂越起劲。
其实，作为“堵城”，北京街头几乎每天都会上演类似的剧情。通常，剑拔弩张的双方在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和人们不耐烦的催促下各自消化了事。但这一次，事情的走向似乎被社交媒体、视频直播等新技术所掌控。
黑衣男子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迅速被网友曝光，短短几个小时，这一事件在微博上的转发量就突破了4万。男子辞去了工作，到公安机关自首，不料却引发上千人聚集在派出所外，愤怒地高呼口号要求其“道歉”。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现场的人们齐刷刷地举着手机，开着摄像头，几乎是360度、不间断地直播。
当晚18时，北京市丰台公安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通报称，涉事司机曹某13时自行到右安门派出所自首，接受对其驾驶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另外，针对其在公共场所公然辱骂的行为，丰台公安分局对曹某依法刑事拘留。3分钟后，平安北京转发了这条微博。随后，《新京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了该通报。
见过世面的曹某怎么也想不通，一条骂人的视频竟然将自己推入险境，但假若他得知20天前，同龄人穆罕默德·阿扎姆（（Mohammad Azam）在印度的遭遇，大概是更要惊出一身冷汗了：7月13日下午，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座村庄里，32岁的阿扎姆惨死在当地人的拳脚、棍棒和镰刀之下。
卡纳塔克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十个邦之一，首府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称。这一天的早些时候，软件工程师穆罕默德·阿扎姆和两位朋友驾车经过当地一所学校，车上的萨尔曼将随身携带的进口巧克力抛给放学的孩子们。一行三人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一路开到了湖边，准备开始享受美好的假期。但很快，他们便遭遇了围攻，先是石头，然后是拳脚、棍棒、镰刀。层层聚集的村民指责他们为绑架儿童而来。村民的猜测来自一段曾在当地流传甚广的视频：3个孩子正在街上玩耍，突然，两名骑摩托车经过的男子，将其中一个孩子拽上车，扬长而去。
驾车的阿扎姆和朋友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当地人的联想。几乎在他们驶离学校的同时，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就被冠以绑架者之名在当地人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WhatsApp上传播。愤怒的村民没有给阿扎姆和同伴任何解释的机会。
在当地，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就在阿扎姆去世前一周，还有5个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暴徒打死。为此，在印度政府的督促下，WhatsApp在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告诉人们如何辨别谣言，并限制了向群组转发消息的最大次数。警方也通过发放传单，劝说人们不要轻信谣言、动用私刑。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根据媒体报道，事后，警察确认了阿扎姆等人与绑架儿童无关。
暴民的愚昧让一些人又一次想起了《乌合之众》有关“群众从不接受理性的影响”的言辞；作为帮凶，散布谣言、煽动公众情绪的社交媒体也又一次成为《娱乐至死》的注解。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更愿意相信，是视频文化与社交媒体的合谋将民众变得“肤浅”“愚蠢”。针对“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何避免变得愚蠢”的讨论总是能博得人们的关注。
美国独立学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反智时代》中写道：“研究人员发现，和没有在那么小的时候接触视频的婴儿相比，婴儿们观看电视的时间每多一个小时，他们所能理解的单词数量平均就会少六到八个。但如果营销人员可以自由行事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找不到在学会走路和说话之前没有对视频着迷的对照组婴儿了。”
越来越多的人和苏珊·雅各比持有相同的观点：从印刷文化到视频文化，短暂的感官刺激和碎片化信息消费正在摧毁一代人的头脑。
在中国，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视频类社交媒体，也不断受到精英分子的诟病。《别让抖音毁掉你的孩子》《吃鸡、抖音、朋友圈，是如何毁掉你的》《西媒称抖音堪比21世纪鸦片》之类的文章层出不穷。而“快手”合伙人曾光明在媒体沟通会上发表的“快手的大部分用户来自二线以下城市，最高学历低于高中，他们拍的东西在都市精英看起来很low，但是他们并不在精英的判断框架里”的言论，成为最直接的印证。
这似乎和社交媒体刚刚兴起时的局面大为不同。那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还因其“赋予大众平权”而兴奋、欢呼。但随着曾经在互联网中完全失语的乡镇群体、基层民众，不断攻克“快手”“抖音”，甚至“拼多多”等平台，一个完全有别于精英视角的“隔壁的中国”，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在那里，“农村二嘎子”“山东小闯”等凭借“自虐”“耍宝”的表演获得了满满的存在感。
不想，这些举动却伤害了执着于“人文情怀”的精英分子。他们抱怨：大众不再为严肃的阅读兴奋，而是平均每天花1.5个小时泡在抖音、快手上；大众在购买一本书时斤斤计较，却愿意为一个在选秀节目中“唱歌都跑调”“只会哭”的女孩花重金拉票；大众沉迷于倚卧在舒适的座椅上享受视觉快感，却不关心生活本该有的可能性。这些注定难以进入史册的民间影像，在他们看来，既不具有理性的内涵，也不具备价值。
不过，他们遭遇了网友无情的回击：这不是低俗，这就是农村，是你我的爷爷奶奶家，是大半个中国。
寓言式奇幻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冷静地剖析着精英文化中的这种矛盾：“知识分子总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制造出的流行文化。”
当然，这里不是借大师之言为当下肤浅的视觉狂欢开脱，也并非否认我们很大程度上确实生活在虚假的数字世界之中。但显然问题并不完全出于视频文化、社交媒体的发展。卡尔维诺戏虐道：“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人们变得愚蠢的危险一直存在。”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就曾在《叫魂》中记述过如出一辙的故事，而那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席卷了半个帝国，百姓、官员、帝王无不陷于无形的恐惧之中。
所谓“叫魂”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加害于他，并偷取受害者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首发在浙江、江苏，之后从江南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叫魂案来势凶猛，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但终于因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大半年后，真相大白，“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证据确凿的妖案。恐惧来自人们的想象，这想象多半根源于广泛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其背后有着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这就如同让印度卡纳塔克邦村民陷入集体恐慌的那段信息模糊的视频一般—它不过是巴基斯坦的一则公益广告罢了。视频文化、社交媒体更像是恐慌、不安全感、焦虑等社会问题的放大器。
相对于所谓大众制造的谣言，其实，我们早已生活在景观的幻象之中。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就已批判道：“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处处都能看到有意识的表演、作秀，被展现出来的景观、可视的景观及其建构起的视觉体制正不断将我们吞噬。5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商品、技術、互联网、影像为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没有人可以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