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了“第三种批判：艺术语言的批判性”展览。观看了整个展览的作品，会发现策展人的巧妙用心和反思性—在形式主义批评愈发走向衰落的今天，这个展览更多是想回归到艺术本体语言，对于艺术家的主体性建构的探讨上，也赋予艺术家更多的权力，让他们通过作品发出自由的呐喊，而不是为“题材”和“前卫立场”的批判而苦恼。除了常规的展览标签外，策展人精心地为22位参展艺术家写下了一段为什么选择他们的说明，贴在展厅里。这样的做法也是基于策展人对于每个人的作品研究，展览的作品形式多样化，包括了抽象绘画、影像、装置、写实油画、行为艺术、实验水墨、雕塑等，可谓是“展览虽小，五脏俱全”。策展人更为关注艺术家艺术语言的多元化，例如展示了王璜生馆长今年的装置新作《隔空》，而不是其常见的实验水墨，或者关注艺术家艺术语言的转向，例如展示展望现场创作的“砸石头”系列，延续了他“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中庸态度，而摒弃了艺术家上个世纪90年代“驾轻就熟的现代主义雕塑语言”，抑或展示肖昱颇为戏谑抽象油画的《铁丝网》，将栅格喷上丙烯颜料，就构成了画面唯美的抽象大作，而不是艺术家早期用尸体组成的“具有外在批判语言”的作品。
　　开展前，主办方邀请了艺术家、哲学家、诗人、美术史学家、美术馆馆长、艺术机构负责人、编辑等进行研讨会，其中以艺术家参与人数最为众多，探讨了“语言哲学与文学语言”、“艺术本体与当代艺术史”、“图像视觉生成与解析”、“艺术语言的在场与艺术家的主体建构”等话题，策展人本人更倾向于一种跨界的学术交流。这些话题打破了常规，展现了新的学术关注动向，专家们现场研讨发言很积极，讨论问题也比较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此次展览的研讨会上虽然可见众多的美术界的批评家大腕来到现场，但是，针对现场展出作品本身，似乎除了策展人本人是批评家之外，其他的批评家声音都不在场，让观众不禁产生疑惑，这是不是有意避开文人相亲的针锋相对的局面呢？—当然，“批评家”这个身份本身在国内是具有争议的。
　　易英教授曾指出，在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中，社会批评最有效地介入了艺术现状，而社会批评分为语境探讨和对文化条件的研究两种倾向，不顾及艺术家的主观意向和作品所指，也不涉及具体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批评在当代艺术批评浪潮中越发生猛时，在作品的观念性、前卫性、思想性位置愈发凸显的今天，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回归到对于艺术语言的探讨上来，实属不易，也具有相当的前卫性与反思性。按照策展人的说法，“艺术家的主体建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深入材料的物质性，探索身体与材料的关系”，从此次展览吸引了众多艺术界大腕来看，这可以理解为艺术家的主体性建构与创作拓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当下，什么是艺术家的主体性？什么是艺术的语言？艺术的语言是否有批判性？这也是展览试图探讨的话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易英教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课堂上半开玩笑说，自己是画家，而不是“批评家”，也最讨厌别人称呼他为“批评家”，因为国内的“批评家”在人们印象中更多是拿钱替人写文章，而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独立性—但不可否认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围绕一个新的话语建构的理论问题，众多的批评家的声音不在场，而是以自我介绍作品的艺术家为主体，或者从纯理论层面探讨批评问题，缺乏对于参展作品个案或整体展览的反思和批评，是否会导致批评话语的失衡—策展人一枝独秀，独占天下呢？这就涉及到了艺术话语权的问题，是从属于作品赞助商和收藏家，是创建于批评家、美术史家，还是由艺术家自由发声呢？更多时候，参与者需要沿着策展人的思路所划定的圈子进行讨论，缺乏对于话题本身的反思性。例如展览将中国的当代艺术史按照一定的标准，人为地划分为“题材批判”、“前卫立场批判”和“艺术语言批判”三种批判形式，而忽略了各个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叠交叉的可能性，也忽略对于“艺术语言批判”的存在的合法性的探讨。
　　在这个展览上，不免产生了断裂的问题，看似开放的批判声音，似乎又隐含着一种艺术批评家身不由己的话语选择危机，更值得提醒的是，这种危机在整个艺术批评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我们不禁也有疑问，第三种批判，会是一种自由的声音么？也许，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依靠艺术作品倾听艺术家的发声，依靠反思性的言论倾听批评家的回答，也依靠双向交流的对话表达我们观众的想法。总之，我们亟待听到美术界发自艺术批评家内心深处的声音。
　　当美术界严重缺失批评的时候，西川教授在此次展览的研讨会上针对文学现象提出了一个观点，“警惕批判的陈词滥调的存在”，这倒也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