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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步，甘肃山丹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飞天》《中国诗歌》《延河》等，入编《中国散文佳作精选集》等。
一
马哈喇寺还没有修建之前，河西走廊是元朝的岁月。
元朝之前的河西走廊，并不完全属于大宋。宋朝三百余年，有近200年的时间，河西走廊沐浴着西夏的阳光。西夏的国王李元昊是个好战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奇才。西夏的人口大约是大宋的二十分之一，但兵员却占总人口的三成以上。就是这个“钉子户”一样的西夏，硬是和大宋死磕了近二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宋末，西夏才被蒙元所灭。
蒙元灭西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蒙元的军队强攻不行，便采取迂回战术，绕道西域，先后拿下敦煌、酒泉等城池，然后折身回转，逐步啃掉了西夏这块硬骨头。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死于行军途中。成吉思汗死因不详，蒙元方面一直是遮遮盖盖，语焉不详，甚至有死于西夏女间谍房事一说。这些奇闻趣谈和道听途说，只能增添历史的神秘感，丝毫没有影响元朝的伟大和成吉思汗的形象。元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朝代。如果说，汉朝的伟大在于打通了西域、撕裂了匈奴和西域诸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大汉民族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的话，那么，元朝的伟大，在于为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为我们拽回了一个偌大的西藏。
元朝军队杀人如麻，比西夏军队更狠。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蒙古军队秘不发丧，直至士气正旺的蒙元军队攻破西夏最主要的城池、夏主投降之后，他们才公开了统帅已死的消息。他们几乎杀光了西夏的军队，这里隐藏着为成吉思汗报仇的心理。但是，于此截然不同的是，蒙元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那个一脸傲气、桀骜不驯的阔端王子，不但听从了随从的意见，而且还和吐蕃萨迦派的第四代传人萨迦·班智达多次谈论，反复磋商，可谓推心置腹，最后达成共识，西藏和平臣服。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年仅26岁的八思巴成了元朝国师。今天，我们在瞭望青藏高原这片神秘雪峰的时候，无不为阔端王子和萨迦·班智达的睿智思想和博大胸襟以及深邃谋略产生深深的敬意。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会盟”，理所当然的被载入史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一件最耀眼的事件和一个最闪光的词汇。
河西走廊的光辉岁月由此开始了，藏传佛教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开端和发展。中华民族各个地方，开始有了佛教思想和佛理艺术的遍地开花。
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学术界已有定论，其时间大约是汉明帝时期（约公元67年）。《善见律毗婆沙》记述，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集结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布教。臾那世界，就是现在的中华大地。阿育王时期是中华大地的战国末期。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这些布教活动没有译述和遗迹传世，所以后世无法证实。
但是，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发塔寺的一块碑记，却对佛教传入中国年代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山丹古寺曰发塔，其塔昔阿育王所建，其寺由塔始成，稽于经典明矣。”这是明朝滨州训导陈敏谪戍河西走廊时所撰的《重建山丹发塔寺碑记》里的一段文字。这篇碑记，《山丹县志》有录。这篇文字当然不能作佛教传入中国的铁证，但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触摸到河西走廊在漫长时光里的风情状貌和人文景观。河西走廊是汉武帝时期纳入大汉的版图，战国末期，河西走廊被另一个部落和民族统治。
佛教是世界性的。佛教一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最后佛教在中国大致形成了三大体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而藏传佛教，因为吐蕃王朝的崛起，占据了西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大元帝国、明王朝、清初皇室的崇尚，得以在中華大地迅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明朝时候，藏传佛教已遍及河西走廊的城镇和村庄。
哈喇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这样一个时期修建的。
马哈喇寺位于山丹城南三十多公里的焉支山下，是一座有近600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寺前面有一泓清流与钟山寺贯通。钟山寺建于唐朝，其历史更加远久。马哈喇寺始建何年，已无详尽记述。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文本记载和民间传说，追寻马哈喇寺的历史踪影。而这些文本，最系统、最全面的就是收录于《山丹县志》、由明朝山丹籍贡生王尚撰写的《建马喝喇寺碑记》。这篇碑记近500字，行文简约，层次分明，叙事完整，于微言中显大义，于叙事中见物景。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篇挥就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的华章之脉络，走进马哈喇寺的春夏秋冬。
三
《建马喝喇寺碑记》全文如下：
山丹南六十里，有旧古刹。天顺初年，始自僧沙迦会发心创建。至洪、正间，俱就倾圮。复遇僧智莹秀峰，再造鸿工，敬修佛殿。后有惠诚僧，行最上，缵承前模，援例题请，奉敕赐马喝喇寺也。环山带水，龙啸虎吟。登高望远，对景怡情。卫通西极，道接钟山。修前后正殿，供奉祖师、伽蓝，方丈、厨房悉具，塑像俨然。遂开常住地五十亩，以资香火。讵意隆庆之元，虏酋假迎佛以求款贡，盘住纵牧，践踏污秽，仅留地基。万历辛已之明年，猝寇背盟东归，居人张文、张世龙，目击荒凉，不忍坐视，共发善愿，与住持张演玉募化十方，官士乡耆人等，捐资鼎新，恢廓旧业，焕然改观。仍添设两廊罗汉、天王殿鼓楼、厨房十三间。周围墙垣，筑砌高厚，培植树株，森森畅茂。命弟子张应科来谒，为文以垂永久。予思释氏之兴，渊源远矣，生于周昭，始于汉明，及晋、宋、齐、梁、陈，代代相承。洪惟我宣宗章皇帝二载之初，赐以敕谕，加次护持。二百祀来，荷丰登之庆，享乐利之庥，岂止一方而已哉。兹于烽火之余，重睹奂仑之美。鸠工于万历十九年，落成于二十八年，完葺于三十四年，庙貌庄严，佛力浩大，近者悦而远者来，庶足奠国家亿万年无疆之运耳。爰为铭，以纪其岁月云。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立。
明万历三十四年是公元1606年。这篇碑记提供了几个以时记事的信息，一是山丹南六十里，“有旧古刹”;另一个是“援例题请，奉敕赐马喝喇寺”;还有一个是宣宗章皇帝“赐以敕谕，加次护持”。这就是说，这座古刹早已有之;马喝喇寺的名字，是报送中央，由皇帝敕赐。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依照大明王朝的时代精神和有关部门的指导意见，于旧址重建。还有一个信息是，天顺初年（公元1457），僧沙迦会看到环境如此优雅的古刹宝地，竟然沦落此等荒芜境地，于是发下愿心，决定重塑金身。如此算来，这座寺院于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宣宗章皇帝就是朱瞻基。朱瞻基在位十年，38岁英年早逝，他给后世留下了不错的口碑。朱瞻基的儿子是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是中国皇帝生涯中两次登基大喜大悲集于一身的一个人物。他九岁登基，22岁那年，听信宦官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兵败土木堡被俘。他在漠北和北京城里度过了八年的被尊为“太上皇”的幽禁生活。30岁那年，时来运转，他的弟弟、明景泰帝朱祁钰一病不起，他乘势而起，“夺门之变”，再临帝位，在皇帝的位置上又干了八年。而于谦却成了这个事件的牺牲品。朱祁镇再登帝位的正统初年，镇守甘肃的太监刘永诚，巡视边境防务路过山丹，瞻礼大佛寺，对河西走廊佛教之盛和大佛寺金碧辉煌再三惊叹，回京后，奏请皇帝，朱祁镇赐额“土佛”二字，重金为色，高悬其门。山丹大佛寺由此声名更盛。
明朝皇帝在文化艺术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但为佛教事业的发展，留下的墨宝却是不少。在张掖皇帝敕赐的寺名和赐额分别是：马蹄寺和胜泉寺由明成祖朱棣敕赐;宝觉寺与万寿寺由明武宗朱厚照敕赐;土佛寺、崇庆寺、普济寺、隆教寺和景会寺由明英宗朱祁镇敕赐;马喝喇寺由明宣宗朱瞻基敕赐。巩固中央政权，是每个统治阶层的首要政务。西北地区民族复杂，而佛教思想的清净善缘和慈悲宽怀，又与明、清王朝的治国思路完全一致，所以上层统治者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大力推崇。于是，河西走廊的佛教事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四
马哈喇寺建于明宣德（公元1427年）期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拆除。现在，我们去领略马哈喇寺曾经的庄严辉煌和蔚然宁静。
马哈喇寺前面有一条河流，现名寺沟河。这条河流贯通钟山寺，两寺相距数十里，一水流东西，两相遥呼应。山丹大地干旱缺水，但这个地方却是一年四季，溪水潺潺，清流不断。夏天绿树成荫，冬天瑞雪皑皑。若以山丹地理论之，此地可谓旁山近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据说山丹最早的县城“删丹”县址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从王尚撰写的碑文“添设两廊罗汉、天王殿鼓楼、厨房十三间。周围墙垣，筑砌高厚，培植树株，森森畅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马哈喇寺已颇具规模，设施完善，气象俨然。之后，经过宣德和正德两朝，这座百年名寺，已然是庙貌庄严，香火日盛。到了万历三十四年的时候，这座古刹更加佛力浩大，气象宏深，禅意闻达河西，声名远播四方。
然而，到康熙初年，经历明清交替的马哈喇寺，经受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浸泡，已是殿宇倾颓，前朝旧容。士民赵应绶坐隶斯地，遂发善愿，将家资折变，前后施舍白银一百五十余两，粮一十七石五斗，昼夜坚心补修正殿墙壁，盖造厢房十间，妆塑佛像二十七尊，由此寺院焕然一新。赵应绶过世后，他的儿子赵彦访得凉州藏经阁高僧汪罗汉，于是出资雇佣他人，接来汪罗汉师徒五人主持马哈喇寺。汪罗汉戒律精严，德行素著。但佛地空门，并非全然清静。本地僧正便伙同其他僧人，驱逐汪罗汉回原籍，意欲霸占寺院。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六月，赵彦上书山丹县衙，恳请给汪罗汉颁发住持执照。马哈喇寺附近村民张维枢、刘声炯、刘大德、尹先知、夏弘毅等人也联名上书甘肃协镇及永固地方总兵都督佥事，恳请准赏住持执照。这个执照的文字内容是：仰马哈喇寺住持汪罗汉遵照本协镇照内理事。将寺院早晚打扫，佛像逐一吹尘，一天中功课不断，昼夜之间灯火常明，务使远近之人诚心向善，共度迷津。香火田地任尔自种以供香灯，若有居僧及本地棍徒侵占地亩者听尔陈告地方官以霸占拟罪。
民国时期，马哈喇寺由一个叫郭介厝的佛家弟子负责管理。那时候，马哈喇寺皈依弟子很多，寺院便以牧羊、农耕等以劳养寺。后来，寺北还开辟了一个果园，每年到了杏子、李子丰收季节，香客可以自取品尝。后来，僧众们还在果园里面修建了一个小墩，高近10米，以作瞭哨保卫寺院之用。1956年，山丹县举办文物展览，郭介厝还将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小香炉等，捐献给山丹县博物馆。
马哈喇寺最后一名住持叫李志华。1949年后，李志华响应国家号召还俗，并于1953年娶妻。2002年，李志华谢世，享年九十余岁。
五
马哈喇寺因何得名？就这个问题，我曾询问过多人，得到的答复基本是一则流传在山丹的与马哈喇寺有关的故事：很早的时候，一位佛教弟子骑马自西而来，到了寺沟口的时候，马力疲乏，跌倒在地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哈拉”着死了，于是此地建寺，取名马哈喇寺。但我总觉得不是這么回事，其中另有蹊跷。因为佛教的每一句话都有深层的含义，不会如此直白或毫无内涵寓意。而且，报批皇帝“敕赐”，必然有文字说明或旁白解读。我甚至把它和梵语中的玛哈嘎拉、藏传佛教的护法等联系在一起，甚至想到了蒙古语中的“黑色”等等。之后向一些佛教人士询问，他们明确肯定的是，这个寺院属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哪些不同？这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一般老百姓当然无法深究其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性的，那就是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大乘还是小乘、显宗还是密宗，这些终究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马哈喇寺依山旁水，环境非常优美。因马哈喇寺而诞生的一些自然景观如马蹄子石、马鞍子石，还有石板路上铁车钉头印等等，这和张掖肃南马蹄寺的“马蹄胜迹”同属天马神迹。——难道马哈喇寺真的与马有关么？我悚然。这里距离亚洲最大的山丹军马场仅仅三十公里的距离。
马哈喇寺消失了。马哈喇寺于上世纪五十年末期被拆除。马哈喇寺遗址被后来修建的寺沟水管所整体占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寺沟水管所和寺院周边的人家住过数月之久。那是夏秋之交，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有一天中午，我走进曾经是马哈喇寺现在是寺沟水管所院的果园里，爬到一棵俗名花红果子的树上，像当年的美猴王进了蟠桃园一样，大快朵颐，尽情采摘，畅快淋漓地享用了一番。但让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当天下午，我呕吐不止，去了医院……三十多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去年同乡张得煜提出要我写点有关马哈喇寺的文字，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恢复马哈喇寺曾经的风情状貌和灿烂辉煌。我迟迟无从下笔。今日写下这些文字，我才发现，距离我家只有十几里之遥的马哈喇寺，在我心中，其实从未走远。
一
马哈喇寺还没有修建之前，河西走廊是元朝的岁月。
元朝之前的河西走廊，并不完全属于大宋。宋朝三百余年，有近200年的时间，河西走廊沐浴着西夏的阳光。西夏的国王李元昊是个好战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奇才。西夏的人口大约是大宋的二十分之一，但兵员却占总人口的三成以上。就是这个“钉子户”一样的西夏，硬是和大宋死磕了近二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宋末，西夏才被蒙元所灭。
蒙元灭西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蒙元的军队强攻不行，便采取迂回战术，绕道西域，先后拿下敦煌、酒泉等城池，然后折身回转，逐步啃掉了西夏这块硬骨头。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死于行军途中。成吉思汗死因不详，蒙元方面一直是遮遮盖盖，语焉不详，甚至有死于西夏女间谍房事一说。这些奇闻趣谈和道听途说，只能增添历史的神秘感，丝毫没有影响元朝的伟大和成吉思汗的形象。元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朝代。如果说，汉朝的伟大在于打通了西域、撕裂了匈奴和西域诸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大汉民族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的话，那么，元朝的伟大，在于为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为我们拽回了一个偌大的西藏。
元朝军队杀人如麻，比西夏军队更狠。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蒙古军队秘不发丧，直至士气正旺的蒙元军队攻破西夏最主要的城池、夏主投降之后，他们才公开了统帅已死的消息。他们几乎杀光了西夏的军队，这里隐藏着为成吉思汗报仇的心理。但是，于此截然不同的是，蒙元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那个一脸傲气、桀骜不驯的阔端王子，不但听从了随从的意见，而且还和吐蕃萨迦派的第四代传人萨迦·班智达多次谈论，反复磋商，可谓推心置腹，最后达成共识，西藏和平臣服。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年仅26岁的八思巴成了元朝国师。今天，我们在瞭望青藏高原这片神秘雪峰的时候，无不为阔端王子和萨迦·班智达的睿智思想和博大胸襟以及深邃谋略产生深深的敬意。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会盟”，理所当然的被载入史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一件最耀眼的事件和一个最闪光的词汇。
河西走廊的光辉岁月由此开始了，藏传佛教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开端和发展。中华民族各个地方，开始有了佛教思想和佛理艺术的遍地开花。
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学术界已有定论，其时间大约是汉明帝时期（约公元67年）。《善见律毗婆沙》记述，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集结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布教。臾那世界，就是现在的中华大地。阿育王时期是中华大地的战国末期。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这些布教活动没有译述和遗迹传世，所以后世无法证实。
但是，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发塔寺的一块碑记，却对佛教传入中国年代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山丹古寺曰发塔，其塔昔阿育王所建，其寺由塔始成，稽于经典明矣。”这是明朝滨州训导陈敏谪戍河西走廊时所撰的《重建山丹发塔寺碑记》里的一段文字。这篇碑记，《山丹县志》有录。这篇文字当然不能作佛教传入中国的铁证，但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触摸到河西走廊在漫长时光里的风情状貌和人文景观。河西走廊是汉武帝时期纳入大汉的版图，战国末期，河西走廊被另一个部落和民族统治。
佛教是世界性的。佛教一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最后佛教在中国大致形成了三大体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而藏传佛教，因为吐蕃王朝的崛起，占据了西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大元帝国、明王朝、清初皇室的崇尚，得以在中華大地迅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明朝时候，藏传佛教已遍及河西走廊的城镇和村庄。
哈喇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这样一个时期修建的。
马哈喇寺位于山丹城南三十多公里的焉支山下，是一座有近600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寺前面有一泓清流与钟山寺贯通。钟山寺建于唐朝，其历史更加远久。马哈喇寺始建何年，已无详尽记述。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文本记载和民间传说，追寻马哈喇寺的历史踪影。而这些文本，最系统、最全面的就是收录于《山丹县志》、由明朝山丹籍贡生王尚撰写的《建马喝喇寺碑记》。这篇碑记近500字，行文简约，层次分明，叙事完整，于微言中显大义，于叙事中见物景。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篇挥就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的华章之脉络，走进马哈喇寺的春夏秋冬。
三
《建马喝喇寺碑记》全文如下：
山丹南六十里，有旧古刹。天顺初年，始自僧沙迦会发心创建。至洪、正间，俱就倾圮。复遇僧智莹秀峰，再造鸿工，敬修佛殿。后有惠诚僧，行最上，缵承前模，援例题请，奉敕赐马喝喇寺也。环山带水，龙啸虎吟。登高望远，对景怡情。卫通西极，道接钟山。修前后正殿，供奉祖师、伽蓝，方丈、厨房悉具，塑像俨然。遂开常住地五十亩，以资香火。讵意隆庆之元，虏酋假迎佛以求款贡，盘住纵牧，践踏污秽，仅留地基。万历辛已之明年，猝寇背盟东归，居人张文、张世龙，目击荒凉，不忍坐视，共发善愿，与住持张演玉募化十方，官士乡耆人等，捐资鼎新，恢廓旧业，焕然改观。仍添设两廊罗汉、天王殿鼓楼、厨房十三间。周围墙垣，筑砌高厚，培植树株，森森畅茂。命弟子张应科来谒，为文以垂永久。予思释氏之兴，渊源远矣，生于周昭，始于汉明，及晋、宋、齐、梁、陈，代代相承。洪惟我宣宗章皇帝二载之初，赐以敕谕，加次护持。二百祀来，荷丰登之庆，享乐利之庥，岂止一方而已哉。兹于烽火之余，重睹奂仑之美。鸠工于万历十九年，落成于二十八年，完葺于三十四年，庙貌庄严，佛力浩大，近者悦而远者来，庶足奠国家亿万年无疆之运耳。爰为铭，以纪其岁月云。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立。
明万历三十四年是公元1606年。这篇碑记提供了几个以时记事的信息，一是山丹南六十里，“有旧古刹”;另一个是“援例题请，奉敕赐马喝喇寺”;还有一个是宣宗章皇帝“赐以敕谕，加次护持”。这就是说，这座古刹早已有之;马喝喇寺的名字，是报送中央，由皇帝敕赐。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依照大明王朝的时代精神和有关部门的指导意见，于旧址重建。还有一个信息是，天顺初年（公元1457），僧沙迦会看到环境如此优雅的古刹宝地，竟然沦落此等荒芜境地，于是发下愿心，决定重塑金身。如此算来，这座寺院于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宣宗章皇帝就是朱瞻基。朱瞻基在位十年，38岁英年早逝，他给后世留下了不错的口碑。朱瞻基的儿子是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是中国皇帝生涯中两次登基大喜大悲集于一身的一个人物。他九岁登基，22岁那年，听信宦官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兵败土木堡被俘。他在漠北和北京城里度过了八年的被尊为“太上皇”的幽禁生活。30岁那年，时来运转，他的弟弟、明景泰帝朱祁钰一病不起，他乘势而起，“夺门之变”，再临帝位，在皇帝的位置上又干了八年。而于谦却成了这个事件的牺牲品。朱祁镇再登帝位的正统初年，镇守甘肃的太监刘永诚，巡视边境防务路过山丹，瞻礼大佛寺，对河西走廊佛教之盛和大佛寺金碧辉煌再三惊叹，回京后，奏请皇帝，朱祁镇赐额“土佛”二字，重金为色，高悬其门。山丹大佛寺由此声名更盛。
明朝皇帝在文化艺术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但为佛教事业的发展，留下的墨宝却是不少。在张掖皇帝敕赐的寺名和赐额分别是：马蹄寺和胜泉寺由明成祖朱棣敕赐;宝觉寺与万寿寺由明武宗朱厚照敕赐;土佛寺、崇庆寺、普济寺、隆教寺和景会寺由明英宗朱祁镇敕赐;马喝喇寺由明宣宗朱瞻基敕赐。巩固中央政权，是每个统治阶层的首要政务。西北地区民族复杂，而佛教思想的清净善缘和慈悲宽怀，又与明、清王朝的治国思路完全一致，所以上层统治者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大力推崇。于是，河西走廊的佛教事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四
马哈喇寺建于明宣德（公元1427年）期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拆除。现在，我们去领略马哈喇寺曾经的庄严辉煌和蔚然宁静。
马哈喇寺前面有一条河流，现名寺沟河。这条河流贯通钟山寺，两寺相距数十里，一水流东西，两相遥呼应。山丹大地干旱缺水，但这个地方却是一年四季，溪水潺潺，清流不断。夏天绿树成荫，冬天瑞雪皑皑。若以山丹地理论之，此地可谓旁山近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据说山丹最早的县城“删丹”县址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从王尚撰写的碑文“添设两廊罗汉、天王殿鼓楼、厨房十三间。周围墙垣，筑砌高厚，培植树株，森森畅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马哈喇寺已颇具规模，设施完善，气象俨然。之后，经过宣德和正德两朝，这座百年名寺，已然是庙貌庄严，香火日盛。到了万历三十四年的时候，这座古刹更加佛力浩大，气象宏深，禅意闻达河西，声名远播四方。
然而，到康熙初年，经历明清交替的马哈喇寺，经受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浸泡，已是殿宇倾颓，前朝旧容。士民赵应绶坐隶斯地，遂发善愿，将家资折变，前后施舍白银一百五十余两，粮一十七石五斗，昼夜坚心补修正殿墙壁，盖造厢房十间，妆塑佛像二十七尊，由此寺院焕然一新。赵应绶过世后，他的儿子赵彦访得凉州藏经阁高僧汪罗汉，于是出资雇佣他人，接来汪罗汉师徒五人主持马哈喇寺。汪罗汉戒律精严，德行素著。但佛地空门，并非全然清静。本地僧正便伙同其他僧人，驱逐汪罗汉回原籍，意欲霸占寺院。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六月，赵彦上书山丹县衙，恳请给汪罗汉颁发住持执照。马哈喇寺附近村民张维枢、刘声炯、刘大德、尹先知、夏弘毅等人也联名上书甘肃协镇及永固地方总兵都督佥事，恳请准赏住持执照。这个执照的文字内容是：仰马哈喇寺住持汪罗汉遵照本协镇照内理事。将寺院早晚打扫，佛像逐一吹尘，一天中功课不断，昼夜之间灯火常明，务使远近之人诚心向善，共度迷津。香火田地任尔自种以供香灯，若有居僧及本地棍徒侵占地亩者听尔陈告地方官以霸占拟罪。
民国时期，马哈喇寺由一个叫郭介厝的佛家弟子负责管理。那时候，马哈喇寺皈依弟子很多，寺院便以牧羊、农耕等以劳养寺。后来，寺北还开辟了一个果园，每年到了杏子、李子丰收季节，香客可以自取品尝。后来，僧众们还在果园里面修建了一个小墩，高近10米，以作瞭哨保卫寺院之用。1956年，山丹县举办文物展览，郭介厝还将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小香炉等，捐献给山丹县博物馆。
马哈喇寺最后一名住持叫李志华。1949年后，李志华响应国家号召还俗，并于1953年娶妻。2002年，李志华谢世，享年九十余岁。
五
马哈喇寺因何得名？就这个问题，我曾询问过多人，得到的答复基本是一则流传在山丹的与马哈喇寺有关的故事：很早的时候，一位佛教弟子骑马自西而来，到了寺沟口的时候，马力疲乏，跌倒在地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哈拉”着死了，于是此地建寺，取名马哈喇寺。但我总觉得不是這么回事，其中另有蹊跷。因为佛教的每一句话都有深层的含义，不会如此直白或毫无内涵寓意。而且，报批皇帝“敕赐”，必然有文字说明或旁白解读。我甚至把它和梵语中的玛哈嘎拉、藏传佛教的护法等联系在一起，甚至想到了蒙古语中的“黑色”等等。之后向一些佛教人士询问，他们明确肯定的是，这个寺院属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哪些不同？这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一般老百姓当然无法深究其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性的，那就是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大乘还是小乘、显宗还是密宗，这些终究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马哈喇寺依山旁水，环境非常优美。因马哈喇寺而诞生的一些自然景观如马蹄子石、马鞍子石，还有石板路上铁车钉头印等等，这和张掖肃南马蹄寺的“马蹄胜迹”同属天马神迹。——难道马哈喇寺真的与马有关么？我悚然。这里距离亚洲最大的山丹军马场仅仅三十公里的距离。
马哈喇寺消失了。马哈喇寺于上世纪五十年末期被拆除。马哈喇寺遗址被后来修建的寺沟水管所整体占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寺沟水管所和寺院周边的人家住过数月之久。那是夏秋之交，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有一天中午，我走进曾经是马哈喇寺现在是寺沟水管所院的果园里，爬到一棵俗名花红果子的树上，像当年的美猴王进了蟠桃园一样，大快朵颐，尽情采摘，畅快淋漓地享用了一番。但让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当天下午，我呕吐不止，去了医院……三十多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去年同乡张得煜提出要我写点有关马哈喇寺的文字，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恢复马哈喇寺曾经的风情状貌和灿烂辉煌。我迟迟无从下笔。今日写下这些文字，我才发现，距离我家只有十几里之遥的马哈喇寺，在我心中，其实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