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之一，曾会见过众多的美国政要，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邓小平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对新中国是“漠视、忽视、近视”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在美国教授中国课程的大学教授只有12位，而且研究课题几乎只限于明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一期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也很少。当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准备实施破冰之旅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比较过时的。
　　同样，美国各界对邓小平也是比较陌生的，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直到1974年4月，邓小平才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围绕着由谁来出任代表团团长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身染重病、不宜远行的周恩来力荐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此重任。但是，江青等人却对此极力反对。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赴北京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邓小平一行受到了国内非凡的礼遇。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诚如基辛格所言，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从容地摊开讲稿，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他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上前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报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力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政界领略了他的风采。
　　
　　基辛格问候邓小平：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在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期间的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亨利•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0多年的交往。
　　1987年9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基辛格说：每次见到您，您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还说：“当您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您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10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您，您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您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您更有活力。”
　　在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曾专门到德国德累斯顿就基辛格、邓小平上述对话采访了这位世界知名外交家。
　　回忆当时的情景，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10月10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基辛格。
　　邓小平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说：“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像您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那样。您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您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谈话间，两人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后来，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基辛格表示由衷钦佩，他曾对采访他的《人民日报》记者说：“我曾有机会多次同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是既要使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也考虑到现实情况。这一构想也将对中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保持香港的现实结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我非常尊重中国人的才智和理智，并相信中国会这样做，以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
　　
　　邓小平盛赞：“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1972年2月，当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农村“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设宴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邓小平则多次提及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作为邓小平能够接受的“解铃人”，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推心置腹地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与福特和卡特总统的交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作“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2日至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也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1976年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就说过：“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
　　1976年4月，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给吉米•卡特，铩羽而归。由于中美双方主持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领导人都换了，因此，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再次以副总理身份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 “鲳鱼号” 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一开始，卡特将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国务卿、1975年曾陪同福特访华的赛勒斯•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器重的外交家，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即将担任国务卿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就先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将坚决遵守“上海公报”。当月，万斯组成了一个四五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从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一语双关：“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
　　
　　1977年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在23日的正式会谈中，万斯摊出了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美国与“老朋友”台湾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机构。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谈话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邓小平说话之果断，使万斯碰了个大钉子，他马上打道回府，请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很融洽，内容很广泛，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并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热情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外交领域重量级的人物。但当时中国外交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曾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在几个州，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上，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与当时中国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中国方面对伍德科克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是，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邓小平对此做了一语双关的表态：“要冷静观察，不要先入为主，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结果，通过不断接触，中方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人，他利用自己对卡特总统的影响，推动了中美关系进程。1978年12月13日，伍德科克拜会邓小平，代表卡特表示，建交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他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审阅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邓小平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后来，邓小平说过：“发展中美关系，我们要‘饮水不忘掘井人’，伍德科克先生是我们的‘关系户’，这样的‘关系户’我们要多发展。”现在，伍德科克仍然致力于中美友好往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