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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我在雪峰同志身边工作了15年。从1956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起，随后又跟着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再跟着到中共北京市委，到天津市，到河北省。其中有8年是做他的秘书。1971年初华北会议结束后，不当秘书了，但此后的23年间，包括在他处境最困难的8年里，也通过家人的渠道，保持了一些联系。雪峰同志于1979年回京后。在没有配秘书的10年间，首先是要写申诉材料，于是把我从石家庄叫来，写出了到京后的第一份申诉(李先念同志批了这份申诉)。随后，为了配合中纪委专案组的咨询查证，他一直叫我提供帮助(我有做秘书期间的每天的“日记要事表”、“记录”，可以帮雪峰同志回忆、梳理思路)。我尽力为他做些秘书性的工作，凡是要写的，几乎都是我帮他先起草。1984年7月至9月，他到全国政协任常委后第一次出差，经我报领导(我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任三组组长)同意，一边做职务内工作，一边暂时以他老秘书的身份，陪着他出差历时两个月。
那次出差，他到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23个县(市)参观、调查。这些省的领导都是雪峰同志的熟人。山西的李立功、陕西的马文瑞、甘肃的李子奇、河南的刘杰，都热情接待。我只是帮雪峰同志熟悉他已经14年没有直接工作、还不曾亲自去接触的改革开放后的新的政治环境。
自1982年平反后，雪峰同志开始写自己的同忆录。太行十年的回忆录，我没帮多少忙。山西的同志为主起草后，雪峰同志请太行的老同志多次修订，只是最后让我通读，我主要从文字方面斟酌了一下。原来，前面写的幼年、学生时期的内容较繁琐，我提议作了简化。“文革”十年的回忆录，雪峰同志最重视。初稿，是雪峰同志口述后，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同志执笔记录的，我只是提供了部分参考。中间，由雪峰同志主持，请有关同志座谈、订正。定稿后，让我通读，对重要部分修订过几次，然后交中共党史出版社准备出版。出版社在审稿中提了不少意见，后让我再次修改。但可惜，最终此稿未获批准出版。境外要出版，雪峰同志从政治上考虑坚决同绝了。
雪峰同志曾非常想写南下中原以及到中央书记处工作20年间的回忆录，但缺少资金和力量，没有资料，没有助手，最终没有动笔。雪峰同志对此非常遗憾。他从中南局带到北京的几位同志，曾经一起研究过，也无可奈何。
因为我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直做研究工作，所以他经常要我给他讲一些国内外有关问题。我不定期地去讲，他很专心地听。这样，到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间，甚至他已重病在身，先后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呼吸机，还坚持着要我给他讲。2002年10月8日，他病情恶化，但稍稍稳定下来后，得知即将召开党的十六大，于是让秘书叫我去讲了有关情况。尽管他早已不能讲话，但耳朵还能听见别人讲话，脑子还很清醒。他起床坐在轮椅上，听了约两个钟头。医护人员和秘书怕他累着，一直劝他才停止。2003年2月2日，即他去世前40天，还躺在床上要我讲了即将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情况。雪峰同志一贯虚心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雪峰同志作为我尊敬的领导和长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整整年长我20岁，我到中央工业工作部时还不足30岁，是他和工业部的培养，使我成长起来。我的工作能力，包括调查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写作能力，都是在他身边提高，并逐步适应工作需要的。从1957年初他第一次见我，就亲切地把我当“小字辈”呵护，叫我“小黄”，叫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开幕会上，他作为特邀代表，我作为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都列席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会场，我去看望他时，他向坐在一起的老同志介绍我是他的老秘书“小黄”。一位同志笑谈：“他既不老，也不小呦，我认识。”引得大家笑了。我的确算得上“老”秘书了。1961年、1970年两次庐山会议，在山上两次见到刘西尧同志(我曾做过他的秘书)，他都说：“你还在当秘书?怎么当这么长!”本来，1967年当雪峰同志离开天津时，天津的解学恭同志想要留我存天津工作。当他跟雪峰同志商量时，雪峰同志说：“小黄跟我熟了，要帮我，不能离开。”雪峰同志对我比较倚重，要求非常严格，非常关心爱护，总是循循善诱，遇事细细指点，教诲不倦。他没有批评过我，很多人对此不解，觉得他对我这个秘书“偏心”。但是，他也没有夸奖过我。到了晚年唯一一次是在回忆某件事时，他戏说我脑子好，是“电脑”。雪峰同志作为高层领导人，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表里如一。他从不对上吹吹拍拍，对下拉拉扯扯。作为旧中国老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学问，有知识，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有实践经验，讲民主，讲集中，重调查，重研究。有人说他“一言堂”、“武断”，这不是事实。他常说，谈集中不集中，谈决策不决策，不是负责任的领导。他平易近人，讲团结，讲宽容，也讲是非，讲原则。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吃山西家常饭，衣食住行从不提特殊要求。华北局时期，他到天津，天津接待处的同志曾对我说：“他应该算是官高一品了，想不到生活这么简单!”
对革命、建设事业是有特殊贡献的
雪峰同志一生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过不少工作，是有特殊贡献的。据我所知就有：
创新党的白区工作。党的白区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受“左”倾错误的危害，损失严重。在大力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取得了成效后，又出现了某些右倾、不敢斗争的偏向。在此时期，雪峰同志先后在其担任山西(太原)、北平、河北(石家庄)等地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时，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以丰富的知识、过人的智慧及文化素质，既纠了“左”、防了“左”，又反了右、防了右，开创了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的白区工作新局面。不过，当时工作中曾发生争论，主要涉及雪峰同志组织北平学生一次“抬棺游行”事件是否正确。在1937年延安白区党代会上，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争论谁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雪峰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因是别的代表提出并引发争论的，他未就此问题发言。此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可是到1964年底、1965年初，在中央起草《二十三条》文件的会上，毛主席在谈“桃园经验”的问题时，突然提出白区话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当时，雪峰同志在座。会后，他私下曾说，这个问题，中央早就有正式决议、结论。“毛主席现在说的是气话，当时生气了”。现在看，毛主席这样说，可能有政治上的因素，但事隔多年后重谈此事，也可能是在正视某种事实。
创建了一个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区。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太行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出色，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太行山成为抗日的堡垒。而且，随后内战爆发时，又是刘邓大军 反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堡垒。“要兵有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太行的贡献大。”邓小平后来曾多次这样评价太行区的工作。这是刘邓大军打胜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物质基础，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物质基础。大军行动时，刘伯承、邓小平从前方急电，令雪峰同志中止参加当时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限两天内赶赴前线。大军行动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小平同志任书记，雪峰同志任第三副书记，是中原局常委之一。当时，雪峰同志兼任二野十纵政委，率领从太行抽调的2000多名干部，组成20个县委干部班子，挺进大别山，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与刘邓大军总部会合。随后，中原局决定：刘邓大军和刘伯承、邓小平，分为前、后两个指挥所行动，邓与李先念、李达等为“前指”，在大别山中心区域内同敌周旋，刘与李雪峰、张际春等为“后指”，在大别山外围区域配合“前指”同敌周旋。历时数月，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把立足未稳的刘邓大军赶出大别山的战略图谋。
探索了新区斗争策略。1947年底前后，在大别山战斗进行中，雪峰同志就深入到淮西区，调查研究新区斗争策略及新区农民运动的组织等问题，并两次向中央、毛主席报告有关工作情况及经验。随后，当中原局所辖新区工作全面铺开后，他协助小平同志及时向中央、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快制止了在新区照搬老区经验，推行“大轰大嗡、急性土改”的错误。随后，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公粮合理负担以及“利用保甲长”等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为大军在新区站稳脚跟打下了稳定基础。这为随后大军过江、新解放的大半个中国新区开展工作所借故鉴。雪峰同志曾被一些同志称为“农民运动专家”。
从组织上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巩固胜利。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能否巩固胜利，组织保证、干部配置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原战场辽阔，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南下后，能否从政权上实现真正的解放、占领，关键在于能否配备好地方党政干部，建立起人民政权的组织系统。雪峰同志作为中原局(包括随后的华中局、中南局)领导成员，一直兼任组织部长，在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协助刘邓选调、配备、安排了大区内各级党政地方干部，建立起稳定的、得力的各级地方政权。除了太行丁部外，“八方风雨会中州”(陈毅语)，安排了从各个方面来的干部，也吸收了当地的大批干部。中原的经略和政权组织上的建设，为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武汉解放和全中南地区的解放、进军大西南都起了作用。
协助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建议新区仍要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即新区可以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要求的“全国都要转到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新区参照执行。其实，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雪峰同志找即将分手的当时任总前委书记的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向邓汇报他在河南省委(当时兼任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工作时就已提出的意见，即一些地区还应加强农村工作，否则，如没有稳固的农村阵地，部队不但无立足之地，接收的城市也不能巩固。小平同志很赞同这一看法。这次，同接任的第一书记交谈时又谈了这一看法，也得到赞许，随后形成了向中央的报告。
辅助邓子恢同志在中南六省一市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战后恢复，为全国实现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作出了贡献。他们采取有力措施，实行“三套锣鼓一起打”，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同时进行，特别是重视了农村的土地改革(雪峰同志兼任大区土改委员会主任)，比较彻底地消灭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当时，其他大区个别省的土改曾一度搞得不好，群众向中央反映，在毛主席亲自过问、派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带队去查实后，从组织上改换了领导。毛主席还责成雪峰同志去这个省作干部的思想工作，与一些领导同志谈话，给全省党政主要干部作报告。后来，基本上纠正了错误。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雪峰同志同先念同志一起，主持中南局的工作，积极组织抗洪，取得了保住武汉不淹的胜利。当时，正处于大区撤销期间，雪峰同志一直坚持洪水险情过后才离开武汉。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披荆斩棘。1953年毛主席视察武汉时，雪峰同志代表中南局陪同。毛主席谈话时，一路反复地说：我们一辆汽车不会造，一架飞机不会造，要赶快搞工业，改变工业落后状况。谈话给雪峰同志留下深刻印象。雪峰同志从中南到北京后，就被安排抓工业，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管工业的副秘书长，中央第三办公室(管工业)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毛主席身边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一个帮手，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等一系列决策的制订，直接参加了国务院十几个部的部长向毛主席所作关于工业问题的系列汇报。主管了工业战线的干部工作，特别是“一五”计划中156项国家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干部的配置。在全国开展了选拔地方干部“转工业”的工作。直接参与并主管了毛主席开展的关于中国工业企业领导、管理制度的研究和决策，代表中央在党的八大和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两次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讲话。后来形成了当时各方认可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上代表会议制度”等)，尽管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探索、研究中，但《鞍钢宪法》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创举。
为克服三年困难呕心沥血。从1959年开始，雪峰同志被中央批准暂时离开工作休息，养病一年多。196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后停止休息，投入到了为克服三年困难的紧张工作中。参与了中央为克服困难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准备和决策：包括纠正“五风”错误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起草、制订工业70条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压缩城市人口、调整经济过热的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为制订人民公社条例和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杭州会议等。按照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多次深入到农村社队、农户调查，按照中央部署，大力采取措施救灾，恢复发展生产。这样，使得华北地区的经济，在三年内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总的还有了一定发展。
切实支持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3年10月24日至11月18日，雪峰同志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下，在晋东南、晋南、晋中等地作了农村调查，于11月15日至17日在太原召开了农业劳模座谈会，直接听取了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整天的工作汇报，表扬了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赞扬了陈永贵的经验，支持山西在全省开展学大寨运动。但会下，省委同志反映昔阳有人反映陈永贵有历史问题。雪峰同志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寨经验及其问题。总理很重视，同李商量后，决定专门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队去大寨调查。廖在大寨调查约半个月，回京向周、李汇报后，三人一 致认为不算什么问题，并由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请示。毛主席同意三人的意见，随后正式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在酝酿陈作为中委候选人的名单时，山西代表团又有人提出了陈的历史问题。大会主席团由康生出面，要华北代表团负责人雪峰同志为此写了专门报告(我是代表团秘书，又是大会主席团秘书处秘书，此报告是我起草的)。陈永贵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为全国开展学大寨运动扫清了障碍。
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从做白区工作开始，雪峰同志就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特别是在太行工作的10年问，他言传身教，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带出了一批优秀干部，并输送到各地，“太行干部遍全国”，从东北到东南，从中南到西南，都有从太行来的干部当骨干。在中原、华北局工作时期，他也一直重视干部工作，选拔、培养了不少下部。几十年间，经由雪峰同志培养、提拔而成才、成名的干部众多，省委书记、省长级的干部不下几十人，其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尽管有的也难免有错误，但他们是为党作出过贡献的。
在几件牵涉到雪峰同志的事情上，有人蒙了毛主席
“雪峰是个老实人。”周总理在“文革”中接见华北局机关的干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群众组织代表时，都曾这样淡过。总理对雪峰同志是比较了解的。雪峰同志“文革”中受折磨、吃苦头，归根结底，就是吃了“老实人”的亏，“老实人”应对不了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后期的思想，受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影响，他对党、对国家及刘毛泽东思想的前途命运是万分关注的，以至浮想联翩，疑虑重重。这导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这场大的内乱。这场内乱的日的，据我观察其实质似乎就是要解决自己的两个“接班人”不合格的问题，而且为此连续作战，不惜花费十年时间。雪峰同志参加这两场战斗，都因“老实人”及“很不理解”，受了“重伤”，败下阵来。毛主席认为：两个“接班人”问题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好：刘已经从“不信”到“完全否定”；林已经从假“高举”到“搞阴谋诡计”。
在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点名雪峰同志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表明，他认定雪峰同志“不是刘一伙的”。其实，这只是因为雪峰同志在历史上曾经五次公开对刘提过不同意见：一是北平地下党“抬棺游行”，导致白区党代会的争论(有人认为正是因此影响，雪峰同志，从而未能参加党的七大)；二是南下中原后对当地会议某些做法提了不同意见；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对“十年都恢复不了”的意见进行了公开批评；四是建议不要批发《桃园经验》；五是“四清”运动时对“大兵团作战”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提意见归提意见，雪峰同志对少奇同志始终都是极其尊敬的。
当雪峰同志主持北京工作犯错误后，毛主席尽管失望，也有严厉批评，但总的是呵护有加。当年8月下旬，市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康生反映李讲话多，搞“一言堂”后，康同陈伯达联名告李，建议撤李的职。毛主席把联名信送给李阅后，8月29日单独找李谈话，提出：“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请吴德同志管。”这样处理，还是对李的保护。北京复杂，李不好继续干下去了，实际上是让他离开足非之地，安全。随后，毛主席在一些场合(如接见红卫兵时、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十月工作会议等)见到李时都打招呼，说话关照，不断为雪峰同志讲好活，并于当年12月29日亲自批发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检讨，同时决定派雪峰同志到天津去解决一下“那么多工人闹”；从天津回北京后不久，又被派去了河北。
总之，在解决第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原谅”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犯的错误。可是，在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对雪峰同志就不能“原谅”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前夕，毛主席提出把雪峰同志当“林的一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总理去向毛主席反映，周建议由纪登奎去。纪去反映，毛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为什么这样?我分析认为：毛主席经过三年来的思索、联想，已经最后认定，雪峰同志是被陈伯达勾结，串通了林彪及其一伙，对毛主席搞了阴谋诡计。毛主席最担心、最恨别人“搞秘密的”、搞阴谋。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邓小平时，还说“不过，他们两个都是搞公开的”，“高岗是搞秘密的，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所以，现在陈伯达、林彪一伙是“搞秘密的”，雪峰也入了伙，因此不能“原谅”。其实，雪峰同志根本没有沾边、入伙。造成毛主席怀疑并形成这种概念，不是客观事实，完全是主观人为的。从雪峰同志自身说，从来没有害人之心，可是也无防人之心，自以为自己清白，不用洗白，少说为佳；对毛主席等人对自己的疑问，没有主动、认真地解释澄清。从其他相关的同志说，“雷打急了往树上指”，为了自己脱身，难免迎合、编造，甚至故弄玄虚，在一些牵涉到雪峰同志的事情上蒙了毛主席：
说雪峰同志“抢先”出6号简报。这份不到1000字的简报，是由我分工写的(中办指派了各大区简报组人员，华北组4人：军委办事组王震，黄永胜秘书；陈某，吴德秘书；杜辛，郑维山秘书；我，李雪峰秘书)。为什么由我写?因陈请了假，说是为去赶写副主席要的“活学活用”报告。王、杜是军队干部，不熟悉地方的事，因此推让由我写。我没法推，就赶紧写，赶在吃晚饭前就写好了。但交到雪峰同志手上，被压了五六个小时之久仍未签发。晚上小组会散会时，萧劲光、郑维山跟在汪东兴后面，先后问汪：“今天的事，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汪答：“知道，只是不让点名。”雪峰同志当时也在场。随后，于午夜12时左右，他在同吴德、解学恭吃完夜宵后，商量了一阵才签发。
说雪峰同志当夜给简报排印室打了电话，要“快排快印”，结果排印室把已编好的4号、5号简报压下，先印出了6号简报。此事在庐山未查，下山后查了几年也没结果。汪东兴、李震(公安部长)、郭玉峰(中组部长)三人找我与王震(黄永胜的秘书)一起查问此事，我向他们证明，雪峰同志打电话不可能：我同雪峰同志两人住一栋别墅，只有一部电话，安在秘书房间，当天深夜他没有来我房间打电话。以雪峰同志的身份，多年来不亲自打这种电话，而且只会用自动的红机子电话，根本不会摇、拨电活。
说6号简报写好后，先送陈伯达看了，陈把自己讲“天才”问题的内容勾去了，只强调设国家主席的内容。实际上是陈伯达发言后，就当场把讲稿交给了简报组，并要求把他讲的单发一期简报。简报组在小组会会议室当场就编好了陈发言的简报。可是不一会儿，陈又亲自找到简报组，说稿子还要修改，把他的简报稿拿走了。等散会时问他，说晚上改好后交。夜间给他秘书打过两次电话问，都答复还没有改好，还在写。我写6号简报时，怕两份简报重复，所以就没有多讲陈的“天才”发言，就突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内容。毛主席对这条信息(陈先看、改了简报)特别重视、敏感。当他得知此事后， 就大体上信以为真，立即批示，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简报的专案组，指定由周总理负责。毛主席认为，陈这样利用简报为没国家主席造势，是一个破坏自己要解决第二个“接班人”问题的大阴谋，是林、陈加李搞阴谋的“高招”。因为林在开幕会讲话前，与他谈话时已当面承诺不讲国家主席问题，只讲“天才”问题，不点名，只烧烧秀才。可是，林后来还是背后让陈捅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其目的就是保住林的“接班人”地位。
说陈伯达选择在华北组发言、发难，是事先跟华北组组长雪峰同志阴谋好的。可是，对此一直没有找到一点根据。后来，从最高层联想陈伯达为解决河北“大联合”和天津工业协作问题两次去华北，出来了“三条”：1.陈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为何能到处乱跑乱说，插手军队，乱军夺权；2.大搞分裂，挑动武斗；3.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这三条转化成批陈揭发北京军区报告后，陈选华北组发难，同李搞阴谋就可以有铁证就不成问题了，于足实施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现在有档案材料证明，陈两次周游都事先请示、批准，事后又向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陈当时是党内“四号人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气大，这不算是华北捧他。
说雪峰同志搞阴谋，让河北当时4名工农中央委员吕玉兰、王国藩等一齐上阵，在庐山华北小组会上点名批康生。虽然这4位刚志后来一再说雪峰同志没有指使他们，是他们的自主、自发行动，但这件事仍引起毛主席怀疑。从起草中共九大的报告发生了林、陈合伙，用“唯生产力论”反对毛、康及“四人帮”的“继续革命理论”，毛主席非常警惕来自任何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所以，点名批康，也使毛主席怀疑是陈、林、李勾结反对“文革”的一种行动。实际上，点名批康的小组会，是由华北小组一位副组长主持的，雪峰同志回到小组知道点名后，立即批评了主持会议的同志：为何不制止发言或宣布休会?主持会议的同志感到紧张不安，两人商量赶紧向周总理报告。随后，当雪峰同志到总理住地去报告时，发现主持会议的那位同志已经先在。等雪峰同志开始报告时，总理说：“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说了。”雪峰同志以为，“知道了”就再没自己的事了，谁知随后就传出点名批康足“雪峰同志搞的阴谋”之事。
说雪峰同志“把6号简报的火总是往老汪(汪东兴同志)身上引”。毛主席从庐山回京时，在石家庄停车，召见了河北省革委会正、副主任李雪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马辉、曾美，第二十七军军长、政委闫川野、马杰等6人，问6号简报的事。雪峰同志说明是受陈、汪发言影响。汪东兴当时在场，就插话说他怀疑简报先送陈伯达看了等等。雪峰同志说没有。李、汪两人当着毛主席的面争论许久。毛主席制止两人争论后，讲了陈伯达历史可疑，是“船上老鼠”，在延安先跟张闻天当秘书，看张不行了，就主动找到他，当了他的秘书，现在到处搬弄是非，是骗子，你们不要上此人当，等等。当汪东兴向毛主席解释他对陈伯达的活动事先不知情时，毛主席说：“不包括你，没有你的事。”在这次见面交谈中，毛主席注意的重点是揭批陈伯达，可是雪峰同志觉得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说话所产生的作用比陈大，这样，就使毛主席感到雪峰同志揪着汪不放而却不批陈，就是掩盖自己同陈搞的勾结、阴谋。
说雪峰同志在北京军区是给司令员“摇羽毛扇”的。本来，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军区党委开会批郑维山司令员时，雪峰同志在会上做工作，保了郑。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兴地趁“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召见两人并提出表扬，一手挽一个照相留念。可是，中共九大以后，林彪“第一号令”被毛主席当场烧掉，开始加紧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这第二个与第一个“接班人”不同，林直接管军队。毛主席自信“自己缔造的军队”，“不相信会跟别人造自己的反”，话虽这么说，还是怕军队出事，当然更怕就在自己身边、拥有重兵的北京军区出事。可足恰恰在此时，陈伯达加紧了在北京军区的插手。引起毛主席注意的还有，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不像别的军区那样各支一派、斗争得不可开交，而是两人非常冈结，这样，就不容易暴露出内部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从原来高兴两人团结，变成了担心、怀疑两人团结。加上陈伯达的插手，毛主席怀疑陈在帮林扩势力，拉拢、勾结上了北京军区上层领导。这就是毛主席下决心要先从北京军区下手，非改造它不可的原因，想以此挖林彪的“墙脚”。以上这些误会，涉及到当时处分雪峰同志的事。在毛主席受蒙，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不能原谅他”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平反并非一帆风顺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雪峰同志是在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的。雪峰同志对恢复党籍是无比欣慰的。接到通知后，让铁夫、我并翟英同志在家里做了几个菜吃饭，喝了茅台酒。
雪峰同志的平反并不顺利。一位比较高层的领导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要是讲原则、负责任、守纪律、辩是非，就难免不批评人，不冒犯人，不得罪人。工作中结下的怨，“顺风”时没事，“倒霉”时就有事了，就会说你这不是、那不是。这本来是“社会常态”。雪峰同志的平反，就遇上了这种复杂情况。当然，总的说，雪峰同志在平反中，是得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热情帮助的。
1979年，胡耀邦同志批准雪峰同志从安徽回京治病，结束隔离、禁闭；随后，王任重同志出面解决了留京之事，即不再同安徽，并发给县团级文件阅读；接着，由李先念同志出面，利用批示雪峰同志回京后给中央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写的申诉信，认为：“对雪峰同志处分这样重，显然是康生、‘四人帮’搞的，我主张应该给他改正。”这封信几位同志看后，都同意给雪峰同志改正处分，只是对工作安排有不同意见，其中有的同志提出了雪峰同志在中南局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提醒安排工作“可要注意”。
这一批示传开后，马上引起原华北局机关的14位同志(其中包括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联名向中央写信，批评雪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人多”。这样，引起连锁反应，除山西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都有同类性质的揭发。于是，中央由中纪委组织了专案组，主要是对“文革”时期“整人”问题进行调查，先后查了几年，最后把问题查清了。这时，秦基伟同志(抗战时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雪峰同志任政委)亲自找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小平同志出来为雪峰同志说好话，并批示雪峰同志专案“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随后，胡耀邦批示：“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批示。李雪峰同志的问题，由于历史决议已经出来，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将他开除党籍完全是江青等人的陷害，应平反，恢复党籍。”但是，胡的这一批示最后的“尾巴”是：“他前一段的确执行了‘左’的东西，伤人过多，犯了重大错误。”这里说的“犯了重大错误”，到中央新作的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变成了“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如何理解这句话?当时，大家都不明其要领。征求雪峰同志意见时，他表示不理解，并表示决不签字。后来，在大家的再三相劝下才妥协。现在，再回头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还是涉及到毛主席有批示的，或“说过话”的两个问题：一是6号简报问题，一是“两个为何”与陈伯达乱跑乱说问题。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即毛主席当时怀疑雪峰同志与陈伯达关系不清，最后认定两人勾结、搞阴谋，并通过陈的关系，雪峰同志与林彪及其集团有勾结、有阴谋。尽管这个问题经过时间检验没有事实根据，不是事实，大家对此也都心领神会，但是，大家又可能觉得，当时这样怀疑，这样认定，总是有毛主席的道理，有毛主席的根据。正好现实政治生活中还需要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于是，结论“尾巴”就出来了。这个“尾巴”的现实意义只是：因有此严重错误，就不能恢复原来的实职工作，使一些有意见、提意见、得罪过、冒犯过的同志消气。
我在雪峰同志身边工作了15年。从1956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起，随后又跟着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再跟着到中共北京市委，到天津市，到河北省。其中有8年是做他的秘书。1971年初华北会议结束后，不当秘书了，但此后的23年间，包括在他处境最困难的8年里，也通过家人的渠道，保持了一些联系。雪峰同志于1979年回京后。在没有配秘书的10年间，首先是要写申诉材料，于是把我从石家庄叫来，写出了到京后的第一份申诉(李先念同志批了这份申诉)。随后，为了配合中纪委专案组的咨询查证，他一直叫我提供帮助(我有做秘书期间的每天的“日记要事表”、“记录”，可以帮雪峰同志回忆、梳理思路)。我尽力为他做些秘书性的工作，凡是要写的，几乎都是我帮他先起草。1984年7月至9月，他到全国政协任常委后第一次出差，经我报领导(我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任三组组长)同意，一边做职务内工作，一边暂时以他老秘书的身份，陪着他出差历时两个月。
那次出差，他到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23个县(市)参观、调查。这些省的领导都是雪峰同志的熟人。山西的李立功、陕西的马文瑞、甘肃的李子奇、河南的刘杰，都热情接待。我只是帮雪峰同志熟悉他已经14年没有直接工作、还不曾亲自去接触的改革开放后的新的政治环境。
自1982年平反后，雪峰同志开始写自己的同忆录。太行十年的回忆录，我没帮多少忙。山西的同志为主起草后，雪峰同志请太行的老同志多次修订，只是最后让我通读，我主要从文字方面斟酌了一下。原来，前面写的幼年、学生时期的内容较繁琐，我提议作了简化。“文革”十年的回忆录，雪峰同志最重视。初稿，是雪峰同志口述后，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同志执笔记录的，我只是提供了部分参考。中间，由雪峰同志主持，请有关同志座谈、订正。定稿后，让我通读，对重要部分修订过几次，然后交中共党史出版社准备出版。出版社在审稿中提了不少意见，后让我再次修改。但可惜，最终此稿未获批准出版。境外要出版，雪峰同志从政治上考虑坚决同绝了。
雪峰同志曾非常想写南下中原以及到中央书记处工作20年间的回忆录，但缺少资金和力量，没有资料，没有助手，最终没有动笔。雪峰同志对此非常遗憾。他从中南局带到北京的几位同志，曾经一起研究过，也无可奈何。
因为我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直做研究工作，所以他经常要我给他讲一些国内外有关问题。我不定期地去讲，他很专心地听。这样，到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间，甚至他已重病在身，先后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呼吸机，还坚持着要我给他讲。2002年10月8日，他病情恶化，但稍稍稳定下来后，得知即将召开党的十六大，于是让秘书叫我去讲了有关情况。尽管他早已不能讲话，但耳朵还能听见别人讲话，脑子还很清醒。他起床坐在轮椅上，听了约两个钟头。医护人员和秘书怕他累着，一直劝他才停止。2003年2月2日，即他去世前40天，还躺在床上要我讲了即将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情况。雪峰同志一贯虚心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雪峰同志作为我尊敬的领导和长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整整年长我20岁，我到中央工业工作部时还不足30岁，是他和工业部的培养，使我成长起来。我的工作能力，包括调查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写作能力，都是在他身边提高，并逐步适应工作需要的。从1957年初他第一次见我，就亲切地把我当“小字辈”呵护，叫我“小黄”，叫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开幕会上，他作为特邀代表，我作为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都列席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会场，我去看望他时，他向坐在一起的老同志介绍我是他的老秘书“小黄”。一位同志笑谈：“他既不老，也不小呦，我认识。”引得大家笑了。我的确算得上“老”秘书了。1961年、1970年两次庐山会议，在山上两次见到刘西尧同志(我曾做过他的秘书)，他都说：“你还在当秘书?怎么当这么长!”本来，1967年当雪峰同志离开天津时，天津的解学恭同志想要留我存天津工作。当他跟雪峰同志商量时，雪峰同志说：“小黄跟我熟了，要帮我，不能离开。”雪峰同志对我比较倚重，要求非常严格，非常关心爱护，总是循循善诱，遇事细细指点，教诲不倦。他没有批评过我，很多人对此不解，觉得他对我这个秘书“偏心”。但是，他也没有夸奖过我。到了晚年唯一一次是在回忆某件事时，他戏说我脑子好，是“电脑”。雪峰同志作为高层领导人，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表里如一。他从不对上吹吹拍拍，对下拉拉扯扯。作为旧中国老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学问，有知识，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有实践经验，讲民主，讲集中，重调查，重研究。有人说他“一言堂”、“武断”，这不是事实。他常说，谈集中不集中，谈决策不决策，不是负责任的领导。他平易近人，讲团结，讲宽容，也讲是非，讲原则。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吃山西家常饭，衣食住行从不提特殊要求。华北局时期，他到天津，天津接待处的同志曾对我说：“他应该算是官高一品了，想不到生活这么简单!”
对革命、建设事业是有特殊贡献的
雪峰同志一生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过不少工作，是有特殊贡献的。据我所知就有：
创新党的白区工作。党的白区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受“左”倾错误的危害，损失严重。在大力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取得了成效后，又出现了某些右倾、不敢斗争的偏向。在此时期，雪峰同志先后在其担任山西(太原)、北平、河北(石家庄)等地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时，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以丰富的知识、过人的智慧及文化素质，既纠了“左”、防了“左”，又反了右、防了右，开创了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的白区工作新局面。不过，当时工作中曾发生争论，主要涉及雪峰同志组织北平学生一次“抬棺游行”事件是否正确。在1937年延安白区党代会上，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争论谁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雪峰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因是别的代表提出并引发争论的，他未就此问题发言。此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可是到1964年底、1965年初，在中央起草《二十三条》文件的会上，毛主席在谈“桃园经验”的问题时，突然提出白区话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当时，雪峰同志在座。会后，他私下曾说，这个问题，中央早就有正式决议、结论。“毛主席现在说的是气话，当时生气了”。现在看，毛主席这样说，可能有政治上的因素，但事隔多年后重谈此事，也可能是在正视某种事实。
创建了一个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区。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太行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出色，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太行山成为抗日的堡垒。而且，随后内战爆发时，又是刘邓大军 反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堡垒。“要兵有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太行的贡献大。”邓小平后来曾多次这样评价太行区的工作。这是刘邓大军打胜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物质基础，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物质基础。大军行动时，刘伯承、邓小平从前方急电，令雪峰同志中止参加当时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限两天内赶赴前线。大军行动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小平同志任书记，雪峰同志任第三副书记，是中原局常委之一。当时，雪峰同志兼任二野十纵政委，率领从太行抽调的2000多名干部，组成20个县委干部班子，挺进大别山，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与刘邓大军总部会合。随后，中原局决定：刘邓大军和刘伯承、邓小平，分为前、后两个指挥所行动，邓与李先念、李达等为“前指”，在大别山中心区域内同敌周旋，刘与李雪峰、张际春等为“后指”，在大别山外围区域配合“前指”同敌周旋。历时数月，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把立足未稳的刘邓大军赶出大别山的战略图谋。
探索了新区斗争策略。1947年底前后，在大别山战斗进行中，雪峰同志就深入到淮西区，调查研究新区斗争策略及新区农民运动的组织等问题，并两次向中央、毛主席报告有关工作情况及经验。随后，当中原局所辖新区工作全面铺开后，他协助小平同志及时向中央、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快制止了在新区照搬老区经验，推行“大轰大嗡、急性土改”的错误。随后，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公粮合理负担以及“利用保甲长”等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为大军在新区站稳脚跟打下了稳定基础。这为随后大军过江、新解放的大半个中国新区开展工作所借故鉴。雪峰同志曾被一些同志称为“农民运动专家”。
从组织上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巩固胜利。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能否巩固胜利，组织保证、干部配置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原战场辽阔，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南下后，能否从政权上实现真正的解放、占领，关键在于能否配备好地方党政干部，建立起人民政权的组织系统。雪峰同志作为中原局(包括随后的华中局、中南局)领导成员，一直兼任组织部长，在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协助刘邓选调、配备、安排了大区内各级党政地方干部，建立起稳定的、得力的各级地方政权。除了太行丁部外，“八方风雨会中州”(陈毅语)，安排了从各个方面来的干部，也吸收了当地的大批干部。中原的经略和政权组织上的建设，为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武汉解放和全中南地区的解放、进军大西南都起了作用。
协助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建议新区仍要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即新区可以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要求的“全国都要转到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新区参照执行。其实，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雪峰同志找即将分手的当时任总前委书记的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向邓汇报他在河南省委(当时兼任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工作时就已提出的意见，即一些地区还应加强农村工作，否则，如没有稳固的农村阵地，部队不但无立足之地，接收的城市也不能巩固。小平同志很赞同这一看法。这次，同接任的第一书记交谈时又谈了这一看法，也得到赞许，随后形成了向中央的报告。
辅助邓子恢同志在中南六省一市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战后恢复，为全国实现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作出了贡献。他们采取有力措施，实行“三套锣鼓一起打”，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同时进行，特别是重视了农村的土地改革(雪峰同志兼任大区土改委员会主任)，比较彻底地消灭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当时，其他大区个别省的土改曾一度搞得不好，群众向中央反映，在毛主席亲自过问、派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带队去查实后，从组织上改换了领导。毛主席还责成雪峰同志去这个省作干部的思想工作，与一些领导同志谈话，给全省党政主要干部作报告。后来，基本上纠正了错误。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雪峰同志同先念同志一起，主持中南局的工作，积极组织抗洪，取得了保住武汉不淹的胜利。当时，正处于大区撤销期间，雪峰同志一直坚持洪水险情过后才离开武汉。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披荆斩棘。1953年毛主席视察武汉时，雪峰同志代表中南局陪同。毛主席谈话时，一路反复地说：我们一辆汽车不会造，一架飞机不会造，要赶快搞工业，改变工业落后状况。谈话给雪峰同志留下深刻印象。雪峰同志从中南到北京后，就被安排抓工业，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管工业的副秘书长，中央第三办公室(管工业)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毛主席身边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一个帮手，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等一系列决策的制订，直接参加了国务院十几个部的部长向毛主席所作关于工业问题的系列汇报。主管了工业战线的干部工作，特别是“一五”计划中156项国家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干部的配置。在全国开展了选拔地方干部“转工业”的工作。直接参与并主管了毛主席开展的关于中国工业企业领导、管理制度的研究和决策，代表中央在党的八大和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两次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讲话。后来形成了当时各方认可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上代表会议制度”等)，尽管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探索、研究中，但《鞍钢宪法》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创举。
为克服三年困难呕心沥血。从1959年开始，雪峰同志被中央批准暂时离开工作休息，养病一年多。196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后停止休息，投入到了为克服三年困难的紧张工作中。参与了中央为克服困难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准备和决策：包括纠正“五风”错误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起草、制订工业70条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压缩城市人口、调整经济过热的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为制订人民公社条例和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杭州会议等。按照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多次深入到农村社队、农户调查，按照中央部署，大力采取措施救灾，恢复发展生产。这样，使得华北地区的经济，在三年内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总的还有了一定发展。
切实支持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3年10月24日至11月18日，雪峰同志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下，在晋东南、晋南、晋中等地作了农村调查，于11月15日至17日在太原召开了农业劳模座谈会，直接听取了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整天的工作汇报，表扬了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赞扬了陈永贵的经验，支持山西在全省开展学大寨运动。但会下，省委同志反映昔阳有人反映陈永贵有历史问题。雪峰同志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寨经验及其问题。总理很重视，同李商量后，决定专门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队去大寨调查。廖在大寨调查约半个月，回京向周、李汇报后，三人一 致认为不算什么问题，并由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请示。毛主席同意三人的意见，随后正式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在酝酿陈作为中委候选人的名单时，山西代表团又有人提出了陈的历史问题。大会主席团由康生出面，要华北代表团负责人雪峰同志为此写了专门报告(我是代表团秘书，又是大会主席团秘书处秘书，此报告是我起草的)。陈永贵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为全国开展学大寨运动扫清了障碍。
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从做白区工作开始，雪峰同志就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特别是在太行工作的10年问，他言传身教，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带出了一批优秀干部，并输送到各地，“太行干部遍全国”，从东北到东南，从中南到西南，都有从太行来的干部当骨干。在中原、华北局工作时期，他也一直重视干部工作，选拔、培养了不少下部。几十年间，经由雪峰同志培养、提拔而成才、成名的干部众多，省委书记、省长级的干部不下几十人，其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尽管有的也难免有错误，但他们是为党作出过贡献的。
在几件牵涉到雪峰同志的事情上，有人蒙了毛主席
“雪峰是个老实人。”周总理在“文革”中接见华北局机关的干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群众组织代表时，都曾这样淡过。总理对雪峰同志是比较了解的。雪峰同志“文革”中受折磨、吃苦头，归根结底，就是吃了“老实人”的亏，“老实人”应对不了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后期的思想，受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影响，他对党、对国家及刘毛泽东思想的前途命运是万分关注的，以至浮想联翩，疑虑重重。这导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这场大的内乱。这场内乱的日的，据我观察其实质似乎就是要解决自己的两个“接班人”不合格的问题，而且为此连续作战，不惜花费十年时间。雪峰同志参加这两场战斗，都因“老实人”及“很不理解”，受了“重伤”，败下阵来。毛主席认为：两个“接班人”问题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好：刘已经从“不信”到“完全否定”；林已经从假“高举”到“搞阴谋诡计”。
在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点名雪峰同志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表明，他认定雪峰同志“不是刘一伙的”。其实，这只是因为雪峰同志在历史上曾经五次公开对刘提过不同意见：一是北平地下党“抬棺游行”，导致白区党代会的争论(有人认为正是因此影响，雪峰同志，从而未能参加党的七大)；二是南下中原后对当地会议某些做法提了不同意见；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对“十年都恢复不了”的意见进行了公开批评；四是建议不要批发《桃园经验》；五是“四清”运动时对“大兵团作战”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提意见归提意见，雪峰同志对少奇同志始终都是极其尊敬的。
当雪峰同志主持北京工作犯错误后，毛主席尽管失望，也有严厉批评，但总的是呵护有加。当年8月下旬，市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康生反映李讲话多，搞“一言堂”后，康同陈伯达联名告李，建议撤李的职。毛主席把联名信送给李阅后，8月29日单独找李谈话，提出：“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请吴德同志管。”这样处理，还是对李的保护。北京复杂，李不好继续干下去了，实际上是让他离开足非之地，安全。随后，毛主席在一些场合(如接见红卫兵时、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十月工作会议等)见到李时都打招呼，说话关照，不断为雪峰同志讲好活，并于当年12月29日亲自批发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检讨，同时决定派雪峰同志到天津去解决一下“那么多工人闹”；从天津回北京后不久，又被派去了河北。
总之，在解决第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原谅”了雪峰同志在北京犯的错误。可是，在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毛主席对雪峰同志就不能“原谅”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前夕，毛主席提出把雪峰同志当“林的一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总理去向毛主席反映，周建议由纪登奎去。纪去反映，毛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为什么这样?我分析认为：毛主席经过三年来的思索、联想，已经最后认定，雪峰同志是被陈伯达勾结，串通了林彪及其一伙，对毛主席搞了阴谋诡计。毛主席最担心、最恨别人“搞秘密的”、搞阴谋。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少奇、邓小平时，还说“不过，他们两个都是搞公开的”，“高岗是搞秘密的，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所以，现在陈伯达、林彪一伙是“搞秘密的”，雪峰也入了伙，因此不能“原谅”。其实，雪峰同志根本没有沾边、入伙。造成毛主席怀疑并形成这种概念，不是客观事实，完全是主观人为的。从雪峰同志自身说，从来没有害人之心，可是也无防人之心，自以为自己清白，不用洗白，少说为佳；对毛主席等人对自己的疑问，没有主动、认真地解释澄清。从其他相关的同志说，“雷打急了往树上指”，为了自己脱身，难免迎合、编造，甚至故弄玄虚，在一些牵涉到雪峰同志的事情上蒙了毛主席：
说雪峰同志“抢先”出6号简报。这份不到1000字的简报，是由我分工写的(中办指派了各大区简报组人员，华北组4人：军委办事组王震，黄永胜秘书；陈某，吴德秘书；杜辛，郑维山秘书；我，李雪峰秘书)。为什么由我写?因陈请了假，说是为去赶写副主席要的“活学活用”报告。王、杜是军队干部，不熟悉地方的事，因此推让由我写。我没法推，就赶紧写，赶在吃晚饭前就写好了。但交到雪峰同志手上，被压了五六个小时之久仍未签发。晚上小组会散会时，萧劲光、郑维山跟在汪东兴后面，先后问汪：“今天的事，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汪答：“知道，只是不让点名。”雪峰同志当时也在场。随后，于午夜12时左右，他在同吴德、解学恭吃完夜宵后，商量了一阵才签发。
说雪峰同志当夜给简报排印室打了电话，要“快排快印”，结果排印室把已编好的4号、5号简报压下，先印出了6号简报。此事在庐山未查，下山后查了几年也没结果。汪东兴、李震(公安部长)、郭玉峰(中组部长)三人找我与王震(黄永胜的秘书)一起查问此事，我向他们证明，雪峰同志打电话不可能：我同雪峰同志两人住一栋别墅，只有一部电话，安在秘书房间，当天深夜他没有来我房间打电话。以雪峰同志的身份，多年来不亲自打这种电话，而且只会用自动的红机子电话，根本不会摇、拨电活。
说6号简报写好后，先送陈伯达看了，陈把自己讲“天才”问题的内容勾去了，只强调设国家主席的内容。实际上是陈伯达发言后，就当场把讲稿交给了简报组，并要求把他讲的单发一期简报。简报组在小组会会议室当场就编好了陈发言的简报。可是不一会儿，陈又亲自找到简报组，说稿子还要修改，把他的简报稿拿走了。等散会时问他，说晚上改好后交。夜间给他秘书打过两次电话问，都答复还没有改好，还在写。我写6号简报时，怕两份简报重复，所以就没有多讲陈的“天才”发言，就突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内容。毛主席对这条信息(陈先看、改了简报)特别重视、敏感。当他得知此事后， 就大体上信以为真，立即批示，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简报的专案组，指定由周总理负责。毛主席认为，陈这样利用简报为没国家主席造势，是一个破坏自己要解决第二个“接班人”问题的大阴谋，是林、陈加李搞阴谋的“高招”。因为林在开幕会讲话前，与他谈话时已当面承诺不讲国家主席问题，只讲“天才”问题，不点名，只烧烧秀才。可是，林后来还是背后让陈捅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其目的就是保住林的“接班人”地位。
说陈伯达选择在华北组发言、发难，是事先跟华北组组长雪峰同志阴谋好的。可是，对此一直没有找到一点根据。后来，从最高层联想陈伯达为解决河北“大联合”和天津工业协作问题两次去华北，出来了“三条”：1.陈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为何能到处乱跑乱说，插手军队，乱军夺权；2.大搞分裂，挑动武斗；3.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这三条转化成批陈揭发北京军区报告后，陈选华北组发难，同李搞阴谋就可以有铁证就不成问题了，于足实施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现在有档案材料证明，陈两次周游都事先请示、批准，事后又向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陈当时是党内“四号人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名气大，这不算是华北捧他。
说雪峰同志搞阴谋，让河北当时4名工农中央委员吕玉兰、王国藩等一齐上阵，在庐山华北小组会上点名批康生。虽然这4位刚志后来一再说雪峰同志没有指使他们，是他们的自主、自发行动，但这件事仍引起毛主席怀疑。从起草中共九大的报告发生了林、陈合伙，用“唯生产力论”反对毛、康及“四人帮”的“继续革命理论”，毛主席非常警惕来自任何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所以，点名批康，也使毛主席怀疑是陈、林、李勾结反对“文革”的一种行动。实际上，点名批康的小组会，是由华北小组一位副组长主持的，雪峰同志回到小组知道点名后，立即批评了主持会议的同志：为何不制止发言或宣布休会?主持会议的同志感到紧张不安，两人商量赶紧向周总理报告。随后，当雪峰同志到总理住地去报告时，发现主持会议的那位同志已经先在。等雪峰同志开始报告时，总理说：“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说了。”雪峰同志以为，“知道了”就再没自己的事了，谁知随后就传出点名批康足“雪峰同志搞的阴谋”之事。
说雪峰同志“把6号简报的火总是往老汪(汪东兴同志)身上引”。毛主席从庐山回京时，在石家庄停车，召见了河北省革委会正、副主任李雪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马辉、曾美，第二十七军军长、政委闫川野、马杰等6人，问6号简报的事。雪峰同志说明是受陈、汪发言影响。汪东兴当时在场，就插话说他怀疑简报先送陈伯达看了等等。雪峰同志说没有。李、汪两人当着毛主席的面争论许久。毛主席制止两人争论后，讲了陈伯达历史可疑，是“船上老鼠”，在延安先跟张闻天当秘书，看张不行了，就主动找到他，当了他的秘书，现在到处搬弄是非，是骗子，你们不要上此人当，等等。当汪东兴向毛主席解释他对陈伯达的活动事先不知情时，毛主席说：“不包括你，没有你的事。”在这次见面交谈中，毛主席注意的重点是揭批陈伯达，可是雪峰同志觉得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说话所产生的作用比陈大，这样，就使毛主席感到雪峰同志揪着汪不放而却不批陈，就是掩盖自己同陈搞的勾结、阴谋。
说雪峰同志在北京军区是给司令员“摇羽毛扇”的。本来，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军区党委开会批郑维山司令员时，雪峰同志在会上做工作，保了郑。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兴地趁“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召见两人并提出表扬，一手挽一个照相留念。可是，中共九大以后，林彪“第一号令”被毛主席当场烧掉，开始加紧解决第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这第二个与第一个“接班人”不同，林直接管军队。毛主席自信“自己缔造的军队”，“不相信会跟别人造自己的反”，话虽这么说，还是怕军队出事，当然更怕就在自己身边、拥有重兵的北京军区出事。可足恰恰在此时，陈伯达加紧了在北京军区的插手。引起毛主席注意的还有，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不像别的军区那样各支一派、斗争得不可开交，而是两人非常冈结，这样，就不容易暴露出内部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从原来高兴两人团结，变成了担心、怀疑两人团结。加上陈伯达的插手，毛主席怀疑陈在帮林扩势力，拉拢、勾结上了北京军区上层领导。这就是毛主席下决心要先从北京军区下手，非改造它不可的原因，想以此挖林彪的“墙脚”。以上这些误会，涉及到当时处分雪峰同志的事。在毛主席受蒙，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不能原谅他”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平反并非一帆风顺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雪峰同志是在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的。雪峰同志对恢复党籍是无比欣慰的。接到通知后，让铁夫、我并翟英同志在家里做了几个菜吃饭，喝了茅台酒。
雪峰同志的平反并不顺利。一位比较高层的领导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要是讲原则、负责任、守纪律、辩是非，就难免不批评人，不冒犯人，不得罪人。工作中结下的怨，“顺风”时没事，“倒霉”时就有事了，就会说你这不是、那不是。这本来是“社会常态”。雪峰同志的平反，就遇上了这种复杂情况。当然，总的说，雪峰同志在平反中，是得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热情帮助的。
1979年，胡耀邦同志批准雪峰同志从安徽回京治病，结束隔离、禁闭；随后，王任重同志出面解决了留京之事，即不再同安徽，并发给县团级文件阅读；接着，由李先念同志出面，利用批示雪峰同志回京后给中央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写的申诉信，认为：“对雪峰同志处分这样重，显然是康生、‘四人帮’搞的，我主张应该给他改正。”这封信几位同志看后，都同意给雪峰同志改正处分，只是对工作安排有不同意见，其中有的同志提出了雪峰同志在中南局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提醒安排工作“可要注意”。
这一批示传开后，马上引起原华北局机关的14位同志(其中包括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联名向中央写信，批评雪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人多”。这样，引起连锁反应，除山西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都有同类性质的揭发。于是，中央由中纪委组织了专案组，主要是对“文革”时期“整人”问题进行调查，先后查了几年，最后把问题查清了。这时，秦基伟同志(抗战时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雪峰同志任政委)亲自找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小平同志出来为雪峰同志说好话，并批示雪峰同志专案“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随后，胡耀邦批示：“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批示。李雪峰同志的问题，由于历史决议已经出来，已经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将他开除党籍完全是江青等人的陷害，应平反，恢复党籍。”但是，胡的这一批示最后的“尾巴”是：“他前一段的确执行了‘左’的东西，伤人过多，犯了重大错误。”这里说的“犯了重大错误”，到中央新作的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变成了“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如何理解这句话?当时，大家都不明其要领。征求雪峰同志意见时，他表示不理解，并表示决不签字。后来，在大家的再三相劝下才妥协。现在，再回头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还是涉及到毛主席有批示的，或“说过话”的两个问题：一是6号简报问题，一是“两个为何”与陈伯达乱跑乱说问题。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即毛主席当时怀疑雪峰同志与陈伯达关系不清，最后认定两人勾结、搞阴谋，并通过陈的关系，雪峰同志与林彪及其集团有勾结、有阴谋。尽管这个问题经过时间检验没有事实根据，不是事实，大家对此也都心领神会，但是，大家又可能觉得，当时这样怀疑，这样认定，总是有毛主席的道理，有毛主席的根据。正好现实政治生活中还需要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于是，结论“尾巴”就出来了。这个“尾巴”的现实意义只是：因有此严重错误，就不能恢复原来的实职工作，使一些有意见、提意见、得罪过、冒犯过的同志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