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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主义；雅克·贝汉；人与自然；《迁徙的鸟》；《微观世界》；《喜马拉雅》
摘要：纪录片《迁徙的鸟》讲述了鸟儿飞行的梦想，电影《微观世界》展现了虫子们幸福的生活，故事片《喜马拉雅》赞美了人类与自然的血脉相连。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奉献给我们的“天，地，人”三部曲构成三个不同的音阶的合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回响着一曲自然和人类天籁般的谐和交响，同时也带给我们幽深的影像生态学思考。生态主义在对以往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修正中，“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亦从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70－04
2001年，一部95分钟的纪录电影，令全球无数的观众跨越国界和种族的樊篱，并肩与千万只候鸟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间，从城市到荒原、从寒冷的南极到炎热的沙漠自由而快乐地飞翔。
在飞翔中，我们的记忆不断地闪回着流逝的影像：风儿掠过树梢，撩动着生命的琴弦；阳光透过林翳，洒在雨后新绿的草地上；两只宝石般红艳的瓢虫互相倾诉着爱情的甜美；远方的天空，一群迁徙的候鸟正悄然划过雪白的云端；而在它们旅行的终点，那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一队驱赶着牦牛的藏族村民，在亲人的祝福声中，正准备踏上他们艰险的征途。
这是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奉献给我们的“天，地·人”三部曲：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展现虫子们幸福生活的电影《微观世界》以及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故事片《喜马拉雅》。这三部电影从三个不同的音阶轻声合唱。当它们交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曲穿透灵魂的旋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回响着自然和人类天籁般的谐和交响。
一位电影评论家把《迁徙的鸟》称为“一次人文主义的飞行!”他动情地写道：“在雅克·贝汉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在影像背后，完完全全‘主观’存在着的人：他有最为开阔的心胸，他有最为浪漫的情怀，他有最为体贴的讲述，并且，他有最为悲悯、最为温润的眼眸。这是一双人文主义者的眼眸。这眼眸，凝视着一个乡间普通农庄的冰雪消融。一个孩子在镜头的凝视下小跑过来，放飞出一只被渔网纠缠住的候鸟，并且目送那只大鸟挣扎着艰难地起飞，直到展翅翱翔，而大鸟的一只脚爪上，还依稀残存有渔网的残迹。于是，这飞行，不再属于这只大鸟本身，这飞行，成为有所寄托的飞行，关于梦想，关于爱，关于一种永恒的承诺和守候。”
事实上，雅克·贝汉的“天·地-人”更是一次生态主义的自由飞行，沉淀着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最幽深的哲理思考。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生态批评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到：“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暴风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捕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匮乏日益严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到处都是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植物、鸟、鱼等生物不断地死去，不断被杀戮，应该从人类的本身寻找原因。”雅克·贝汉在《迁徙的鸟》编导后记中也作了同样如此的生态主义的思考。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环境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由此生态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一种全新的“思想模式”、有别于以往“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主义。生态主义强调互依多元共兴，“互依性”是前提。人本主义看重人的独立与尊严，生态主义则以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相互滋润为出发点，把“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更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考察人的行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损于生态环境。生态主义尊重多元性，而不提倡过分强调“人是万物之灵”的单边主义思维。以自然为出发点，也以自然为归宿点是生态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性。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是生态主义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精神领域。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狭隘，才是最终造成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因此，“诗意地生存”(海德格尔语)，实现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首先需要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真正的价值和地位。
生态主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从一度含混不清的环境意识形态中理出了头绪、分清了主次。一大批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呼吁环境保护的影视纪录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唤起人类的生态意识、推动生态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自然类纪录片而言，生态意识在这类影视片中彰显为影视艺术家对地球和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此类影视片主要关注人类及人类之外的生命种群的生存事实，表达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世间万物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平等的一员，无论这生命是一条小小的昆虫，还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鸟，它们同样呼吸着轻柔的空气，同样用未谙世事的眼睛打量这神奇美好的大千世界。人类没有资格去标榜自己比其他生物更高贵，人类应该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友爱地生活，共享同一个蓝天。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正是此类影视片的经典之作。从影片中观众能感受到自然生命的丰盈和脆弱，领会到生命的平等和息息相通。人类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这生命绽放的舞台是一片方圆不足百米的草坪，还是苍莽雄浑的喜马拉雅山，抑或是从南极到北极的漫漫旅途，这些地球的生命都在为种族的生存与繁衍奔波忙碌。鸟儿千万年如一日地固守它们迁徙的航程，只为在祖先的栖息地孵育子孙；蚂蚁们不知疲倦地采收食物，辛勤地囤积维持温饱的口粮，它们既不比出海捕猎的海鸥来得更高贵，也不比行走在雪山垭口，用盐巴向远方的村落交换大麦的人类商队更为低贱。我们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哪怕它只是一只奋力滚动着粪球的屎壳郎。
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只是沉浸在人的情感中；在物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物的存在和情 感，甚至在物的高贵光芒中我们才会自卑于人的卑微和渺小。人类在运用自身交流工具——语言描述动物世界时，只是有可能部分地还原动物原生态，当人类描摹非人类种群世界的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因为很深的隔阂而无法深入；影像却突破了这一局限，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缝合和跨越，实现了对生命的准确观察，观众在得到仿佛现实的印象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认同感，达成了与世间万物的心灵沟通。
在《微观世界》中，雅克·贝汉以电影的手法记录了一片森林里的蚂蚁、毛毛虫、蜗牛、螳螂、蜜蜂等“小字辈”生物的生存状态，满怀一种对生命关怀与对劳动的礼赞。当我们最终在音响里听到了蚂蚁触须的唏嘘交谈，还有彼此来往时铿然坚定的脚步，不知道创造这影像的背后的作者，该有多么纤细而体贴的心灵。现代人与自然界隔膜甚深，人类的心灵渐趋粗糙，我们已经很久未曾注视这世界依然存在着的所有的纤细的角落了。在最为深深悲悯着的咏叹调中，草丛中的两只蜗牛相遇了。就像一，个孤独的生命与另一个孤独的生命的相遇，我们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忘情相拥，才能够表达此时内心喷发而出的那些情绪——直到最后，我完完全全地包容了你。
在《迁徙的鸟》中，很多鸟都是雅克·贝汉亲眼看着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因此我就像是它们的父母，它们的朋友，逐渐开始理解它们的生活、它们的感情”。雅克·贝汉说：“在这些影片中，画面、音乐变得重要，人的语言和解说却不那么重要。人与大自然的接触，人和动物之间的感情，是人类的一种需要，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奇迹，感受到生物之间奇妙的感应和联系。所有的生命都是地球的主人。”
从《圣经》到毕加索，鸟类始终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克·贝汉的电影中，我们看到，这些飞翔的生灵同样是和人类并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是上帝创造的天使，它们具有让我们汗颜的自由、团结、勇敢、信守诺言的品质。它们历经风雪、穿云越雨，从地球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只是为了兑现一种永恒的承诺。
在雅克·贝汉的镜头里，我们常常看到的已经不仅是纪录片式的“注视”，而是更多饱含了一种对这些生灵的无上敬意。作为观者，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让我们于无意识间睁大眼睛，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一些日常生活里见所未见的奇观，更因为那镜头背后浓重的情绪郁结——人性中的某些高尚品质已经被投射到这些生灵中，于是，一种对于这些品质的赞美之情感染了我们。
同时，雅克·贝汉让我们目击了人类对鸟的屠杀。那是在加拿大某地，当天空中的大鸟在飞行中最终因为一颗冷漠的子弹砰然坠落，我们看见的，已经不仅是一只鸟的死亡，而是我们心怀已久的梦想的死亡。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守候，毁于一旦。
《喜马拉雅》在对高原之巅的藏族部落的真实记录的影像里，你已经很难辨认这到底是一部极具情节设计和人物表现的故事片，还是一部展现特定地貌和风土人情的纪录片。对于类型的划分与考察此时是没有意义的。那藏族部落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特定人文传统感染了我们，以至于他们每一次乞神与占卜，仿佛都像是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神圣的魔力，由不得你不去相信，不去跟随。高原之巅的人性、人的品质，最为淳朴，同时也最为伟大。
在本片中，所有的角色都由淳朴的山民扮演，雅克·贝汉把普通的山民造就成具有绝佳演技的演员，甚至可说他们不是在演戏，他们是在用生命和身心真实地生活。淳朴的山民，年复一年翻越雪山，聆听来自心底、来自大自然最简单而安详的召唤。影片内容蕴含了深刻的寓意和启发，展现了藏族人独有的崇敬天地，与大自然合作的信仰及生活观，以及人与大自然间循环相生的真谛。
我们总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正是因为我们拥有种种精神上的追求——我们有炽热的爱情与真诚的信仰，这使我们自诩为造物的宠儿、万物的灵长。当电影《喜马拉雅》中那对英俊美丽的藏族男女彼此相爱时，似乎狂暴的雪山也为之温柔了起来。人类在最为荒凉冷漠的大自然中依然寻觅着美好的情怀，这的确是令我们骄傲的高贵人性。但雅克·贝汉却在它关于鸟虫的两部纪录片中，赋予了这些看似渺小的生命以同一种深沉的情感，甚至足可比拟人类的爱情。在《微观世界》中，两只相爱的蜗牛在一起缠绵，如一双深情拥吻的恋人；而在影片《迁徙的鸟》中，那些在两极之旅彼此眷恋的候鸟，在万里漂泊的旅程中不离不弃，交颈相拥，似乎正印证了“在天愿为比翼鸟”那句古诗的内蕴。
“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什么?我想，生命中的奋斗，对于飞翔不舍地追求。当我们做某些事情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鸟儿。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往往会抱怨，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说，而不是做。但是鸟儿从来不说什么，它们没有这样的哲理，但是它们坚持去飞。我想它们坚持飞翔的勇气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每一个时刻你似乎都能感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雅克·贝汉如是说。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梦想也许就是一段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人生旅程。在影片《喜马拉雅》中，年迈的藏族老酋长以他对雪山的真诚信仰，拯救了在暴风雪巾挣扎的族人，他用生命达成了与自然的和解，并将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传递给年轻一代的领路人。就在梦想成真的那一时刻，藏族少年茨仁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棵挺拔的大树；也是在那一时刻，一只才将身体探出水面的蜻蜓展开它稚嫩的翅膀，平生第一次腾空飞起；或许就在此时，一群雪白的候鸟第一次启程飞向遥远的东方，在祖先传承的记忆里，那里皑皑的雪山正召唤着它们的到来。
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在西方文明中，如《圣经》“创世纪”篇所描述的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而生态主义却是对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修正，“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
这种关系亦从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在《喜马拉雅》中的老酋长霆雷看来，自然是活力四射的生命主体，是能与人进行精神交往的精神主体，不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起伏的群山，都有着人一样的灵性，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如果人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人与自然就可以相互交流沟通。天上的星星会指引人的道路，层峦的群山会保佑途中的安全，甚至火中的盐巴都能够告知暴风雪的降临。从中，我们可窥测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东方古老哲学思想的永恒意蕴。在《喜马拉雅》苍茫澄澈的雪域风光、古朴自然的藏地风情中，在佛国的梵音和原生态的天籁中，仿佛海德格尔“诗意的生存”的理想、卢梭“人类回归自然”的憧憬、梭罗“人类与自然相通、和谐共处”的希冀一起在我们心灵深处震响。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杰·帕理尼教授曾言：生态主义“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
但愿这种修好能成为影视工作者的自觉。
责任编辑 杨 珊
摘要：纪录片《迁徙的鸟》讲述了鸟儿飞行的梦想，电影《微观世界》展现了虫子们幸福的生活，故事片《喜马拉雅》赞美了人类与自然的血脉相连。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奉献给我们的“天，地，人”三部曲构成三个不同的音阶的合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回响着一曲自然和人类天籁般的谐和交响，同时也带给我们幽深的影像生态学思考。生态主义在对以往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修正中，“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亦从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70－04
2001年，一部95分钟的纪录电影，令全球无数的观众跨越国界和种族的樊篱，并肩与千万只候鸟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间，从城市到荒原、从寒冷的南极到炎热的沙漠自由而快乐地飞翔。
在飞翔中，我们的记忆不断地闪回着流逝的影像：风儿掠过树梢，撩动着生命的琴弦；阳光透过林翳，洒在雨后新绿的草地上；两只宝石般红艳的瓢虫互相倾诉着爱情的甜美；远方的天空，一群迁徙的候鸟正悄然划过雪白的云端；而在它们旅行的终点，那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一队驱赶着牦牛的藏族村民，在亲人的祝福声中，正准备踏上他们艰险的征途。
这是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奉献给我们的“天，地·人”三部曲：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展现虫子们幸福生活的电影《微观世界》以及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故事片《喜马拉雅》。这三部电影从三个不同的音阶轻声合唱。当它们交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曲穿透灵魂的旋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回响着自然和人类天籁般的谐和交响。
一位电影评论家把《迁徙的鸟》称为“一次人文主义的飞行!”他动情地写道：“在雅克·贝汉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在影像背后，完完全全‘主观’存在着的人：他有最为开阔的心胸，他有最为浪漫的情怀，他有最为体贴的讲述，并且，他有最为悲悯、最为温润的眼眸。这是一双人文主义者的眼眸。这眼眸，凝视着一个乡间普通农庄的冰雪消融。一个孩子在镜头的凝视下小跑过来，放飞出一只被渔网纠缠住的候鸟，并且目送那只大鸟挣扎着艰难地起飞，直到展翅翱翔，而大鸟的一只脚爪上，还依稀残存有渔网的残迹。于是，这飞行，不再属于这只大鸟本身，这飞行，成为有所寄托的飞行，关于梦想，关于爱，关于一种永恒的承诺和守候。”
事实上，雅克·贝汉的“天·地-人”更是一次生态主义的自由飞行，沉淀着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最幽深的哲理思考。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生态批评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到：“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暴风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捕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匮乏日益严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到处都是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植物、鸟、鱼等生物不断地死去，不断被杀戮，应该从人类的本身寻找原因。”雅克·贝汉在《迁徙的鸟》编导后记中也作了同样如此的生态主义的思考。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环境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由此生态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一种全新的“思想模式”、有别于以往“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主义。生态主义强调互依多元共兴，“互依性”是前提。人本主义看重人的独立与尊严，生态主义则以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相互滋润为出发点，把“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更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考察人的行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损于生态环境。生态主义尊重多元性，而不提倡过分强调“人是万物之灵”的单边主义思维。以自然为出发点，也以自然为归宿点是生态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性。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是生态主义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精神领域。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狭隘，才是最终造成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因此，“诗意地生存”(海德格尔语)，实现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首先需要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真正的价值和地位。
生态主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从一度含混不清的环境意识形态中理出了头绪、分清了主次。一大批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呼吁环境保护的影视纪录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唤起人类的生态意识、推动生态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自然类纪录片而言，生态意识在这类影视片中彰显为影视艺术家对地球和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此类影视片主要关注人类及人类之外的生命种群的生存事实，表达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世间万物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平等的一员，无论这生命是一条小小的昆虫，还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鸟，它们同样呼吸着轻柔的空气，同样用未谙世事的眼睛打量这神奇美好的大千世界。人类没有资格去标榜自己比其他生物更高贵，人类应该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友爱地生活，共享同一个蓝天。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正是此类影视片的经典之作。从影片中观众能感受到自然生命的丰盈和脆弱，领会到生命的平等和息息相通。人类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这生命绽放的舞台是一片方圆不足百米的草坪，还是苍莽雄浑的喜马拉雅山，抑或是从南极到北极的漫漫旅途，这些地球的生命都在为种族的生存与繁衍奔波忙碌。鸟儿千万年如一日地固守它们迁徙的航程，只为在祖先的栖息地孵育子孙；蚂蚁们不知疲倦地采收食物，辛勤地囤积维持温饱的口粮，它们既不比出海捕猎的海鸥来得更高贵，也不比行走在雪山垭口，用盐巴向远方的村落交换大麦的人类商队更为低贱。我们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哪怕它只是一只奋力滚动着粪球的屎壳郎。
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只是沉浸在人的情感中；在物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物的存在和情 感，甚至在物的高贵光芒中我们才会自卑于人的卑微和渺小。人类在运用自身交流工具——语言描述动物世界时，只是有可能部分地还原动物原生态，当人类描摹非人类种群世界的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因为很深的隔阂而无法深入；影像却突破了这一局限，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缝合和跨越，实现了对生命的准确观察，观众在得到仿佛现实的印象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认同感，达成了与世间万物的心灵沟通。
在《微观世界》中，雅克·贝汉以电影的手法记录了一片森林里的蚂蚁、毛毛虫、蜗牛、螳螂、蜜蜂等“小字辈”生物的生存状态，满怀一种对生命关怀与对劳动的礼赞。当我们最终在音响里听到了蚂蚁触须的唏嘘交谈，还有彼此来往时铿然坚定的脚步，不知道创造这影像的背后的作者，该有多么纤细而体贴的心灵。现代人与自然界隔膜甚深，人类的心灵渐趋粗糙，我们已经很久未曾注视这世界依然存在着的所有的纤细的角落了。在最为深深悲悯着的咏叹调中，草丛中的两只蜗牛相遇了。就像一，个孤独的生命与另一个孤独的生命的相遇，我们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忘情相拥，才能够表达此时内心喷发而出的那些情绪——直到最后，我完完全全地包容了你。
在《迁徙的鸟》中，很多鸟都是雅克·贝汉亲眼看着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因此我就像是它们的父母，它们的朋友，逐渐开始理解它们的生活、它们的感情”。雅克·贝汉说：“在这些影片中，画面、音乐变得重要，人的语言和解说却不那么重要。人与大自然的接触，人和动物之间的感情，是人类的一种需要，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奇迹，感受到生物之间奇妙的感应和联系。所有的生命都是地球的主人。”
从《圣经》到毕加索，鸟类始终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克·贝汉的电影中，我们看到，这些飞翔的生灵同样是和人类并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是上帝创造的天使，它们具有让我们汗颜的自由、团结、勇敢、信守诺言的品质。它们历经风雪、穿云越雨，从地球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只是为了兑现一种永恒的承诺。
在雅克·贝汉的镜头里，我们常常看到的已经不仅是纪录片式的“注视”，而是更多饱含了一种对这些生灵的无上敬意。作为观者，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让我们于无意识间睁大眼睛，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一些日常生活里见所未见的奇观，更因为那镜头背后浓重的情绪郁结——人性中的某些高尚品质已经被投射到这些生灵中，于是，一种对于这些品质的赞美之情感染了我们。
同时，雅克·贝汉让我们目击了人类对鸟的屠杀。那是在加拿大某地，当天空中的大鸟在飞行中最终因为一颗冷漠的子弹砰然坠落，我们看见的，已经不仅是一只鸟的死亡，而是我们心怀已久的梦想的死亡。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守候，毁于一旦。
《喜马拉雅》在对高原之巅的藏族部落的真实记录的影像里，你已经很难辨认这到底是一部极具情节设计和人物表现的故事片，还是一部展现特定地貌和风土人情的纪录片。对于类型的划分与考察此时是没有意义的。那藏族部落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特定人文传统感染了我们，以至于他们每一次乞神与占卜，仿佛都像是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神圣的魔力，由不得你不去相信，不去跟随。高原之巅的人性、人的品质，最为淳朴，同时也最为伟大。
在本片中，所有的角色都由淳朴的山民扮演，雅克·贝汉把普通的山民造就成具有绝佳演技的演员，甚至可说他们不是在演戏，他们是在用生命和身心真实地生活。淳朴的山民，年复一年翻越雪山，聆听来自心底、来自大自然最简单而安详的召唤。影片内容蕴含了深刻的寓意和启发，展现了藏族人独有的崇敬天地，与大自然合作的信仰及生活观，以及人与大自然间循环相生的真谛。
我们总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正是因为我们拥有种种精神上的追求——我们有炽热的爱情与真诚的信仰，这使我们自诩为造物的宠儿、万物的灵长。当电影《喜马拉雅》中那对英俊美丽的藏族男女彼此相爱时，似乎狂暴的雪山也为之温柔了起来。人类在最为荒凉冷漠的大自然中依然寻觅着美好的情怀，这的确是令我们骄傲的高贵人性。但雅克·贝汉却在它关于鸟虫的两部纪录片中，赋予了这些看似渺小的生命以同一种深沉的情感，甚至足可比拟人类的爱情。在《微观世界》中，两只相爱的蜗牛在一起缠绵，如一双深情拥吻的恋人；而在影片《迁徙的鸟》中，那些在两极之旅彼此眷恋的候鸟，在万里漂泊的旅程中不离不弃，交颈相拥，似乎正印证了“在天愿为比翼鸟”那句古诗的内蕴。
“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什么?我想，生命中的奋斗，对于飞翔不舍地追求。当我们做某些事情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鸟儿。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往往会抱怨，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说，而不是做。但是鸟儿从来不说什么，它们没有这样的哲理，但是它们坚持去飞。我想它们坚持飞翔的勇气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每一个时刻你似乎都能感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雅克·贝汉如是说。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梦想也许就是一段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人生旅程。在影片《喜马拉雅》中，年迈的藏族老酋长以他对雪山的真诚信仰，拯救了在暴风雪巾挣扎的族人，他用生命达成了与自然的和解，并将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传递给年轻一代的领路人。就在梦想成真的那一时刻，藏族少年茨仁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棵挺拔的大树；也是在那一时刻，一只才将身体探出水面的蜻蜓展开它稚嫩的翅膀，平生第一次腾空飞起；或许就在此时，一群雪白的候鸟第一次启程飞向遥远的东方，在祖先传承的记忆里，那里皑皑的雪山正召唤着它们的到来。
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在西方文明中，如《圣经》“创世纪”篇所描述的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而生态主义却是对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修正，“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
这种关系亦从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在《喜马拉雅》中的老酋长霆雷看来，自然是活力四射的生命主体，是能与人进行精神交往的精神主体，不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起伏的群山，都有着人一样的灵性，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如果人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人与自然就可以相互交流沟通。天上的星星会指引人的道路，层峦的群山会保佑途中的安全，甚至火中的盐巴都能够告知暴风雪的降临。从中，我们可窥测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东方古老哲学思想的永恒意蕴。在《喜马拉雅》苍茫澄澈的雪域风光、古朴自然的藏地风情中，在佛国的梵音和原生态的天籁中，仿佛海德格尔“诗意的生存”的理想、卢梭“人类回归自然”的憧憬、梭罗“人类与自然相通、和谐共处”的希冀一起在我们心灵深处震响。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杰·帕理尼教授曾言：生态主义“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
但愿这种修好能成为影视工作者的自觉。
责任编辑 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