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无知顽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由洪毅然先生邀约的四人画展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漾兮、苗勃然两位先生的水彩画，立刻就被那明媚艳丽的色彩、酣畅淋漓的水分与出神入化的笔法所吸引，陶醉其中。那些令我悠然神往的画里风景，将我带入了童年的梦幻之中。那是一个真实、神奇而又美妙绝伦的世界。这一颗对水彩画一见钟情的种子从此就深埋在我饥渴的心里，令我彷徨、激动，寝食难安。我时常想：何时能有一幅出自自己笔下的水彩画多好啊!但却苦于求师无门，不知从何下手。直到1945年，县城里迎来了从国立艺专毕业归来的李植华先生，在他的亲切指点下，我才开始化心中块垒为笔底烟云。“恋之既久其发必速。”《夕阳山外山》就是我茅塞初开后画于1946年秋的一幅处女作。其间我临摩了李先生的许多风景画，他构图严谨、造形准确、色彩明快，笔法干净利落，特别是作画态度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堪称楷模，对我的启蒙及其后的从艺之道，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49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一名文工团员。由于工作需要和对音乐的热爱，我拉了五年的二胡和小提琴。但不管是在白山黑水的冰天雪地，还是在南海之滨的椰岛蕉林，祖国大地的美丽风光，无时无刻不在涌动我心中对水彩画的缠绵情思。匆忙的行军，紧张的工作，不可能给我从容作画的机会，反倒使我养成了“目识心记”，“饱游沃看”用“心”作画的特殊创作习惯。将所收集到的好风景一一储存在记忆里，经过多次回味和“反刍”，等到条件成熟时才取出半成品来精细加工成最后的作品。这种避开对景写生的方法，对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及锻练自己的记忆力和想象能力，使我大获裨益。
　　 1954年，我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科，正式踏进了美术专业学习和创作的大门。使我从基础理论到基本技法，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武装，不过对于水彩画我仍然念念不忘，情有独钟。毕业以后我留校作技法理论和水彩画教师，沉重的工作压力和优越的创作条件，都激励我不断努力，勇于创新。期间，我走访了国内不少名校名师，畅游祖国名山大川，令我创作的视野大开，胸中充满丘壑与激情。六十年代，是我步入画坛后的第一个创作高潮，《鸡冠花之一》、《友好宫前》、《瓜藕图》、《大桥下面》、《红军标语》、《嘉陵江上》、《苏区小镇》等均成于此时。我作画虽不喜对景写生，然而景物结构，空间位置等均勾划严密，毫厘不爽。我画三峡，观画之人皆云我得山峡之神韵，而又不拘泥于峡中之某时某地，是谓“似与不似之间”。
　　 进入八十年代，先后从敦煌、云岗、龙门等地归来后，我参加了湖北－四川，湖北－江苏，湖北－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市水彩画联展，目睹了当代许多水彩画名家的杰作，真是受益匪浅、眼界大开。我的新作《山乡春雨》、《峨眉飞泉》、《云中神女》、《心随彩云飞》、《到莫高窟朝圣的人们》、《远望祁连山》等参加了各次联展，受到普遍好评。其后有《清明时节》入选"第二届亚洲艺术展"在孟加拉达卡展出，《轻舟已过万重山》入选《中国水彩画》在土耳其展出，《秋艳》入选"湖北美术学院美术作品展"在巴黎展出，并有论文《水彩画技法与欣赏》，水彩画《风雨满山溪》，《鸡冠花》，《心随彩云飞》等，分别在《华中建筑》、《上海人美水彩画选辑》及《中国水彩画》、《中国现代绘画》等刊物及大型画册发表。1991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被国内多家院校美术专业选为教材，经多次重印，至今已累计达近4万余册。而《绘画与透视》第二版也已经编辑完成，拟于近期出版。
　　 抚今追昔，我与水彩画苦恋六十余载，虽作画颇多却散失不少，收集箱夹得存稿四十余幅，结集成册以献读者。同时，也作为向启蒙老师李植华先生九十岁高龄的献礼!并希望得到读者与同行的批评指正。
　　感谢我的夫人黄玉容女士多年来对我事业全力支持，在我患病之后对我无微不至地细心照料，使得我的晚年生活充满温馨和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