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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殿前军最高长官）赵匡胤策划发动了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建宋代周。赵匡胤夺取帝位的方式虽然不太光彩，但北宋的建立，却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国家分裂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的混乱局面，并在汉、唐之后，使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黄金时期。作为宋朝开创者的宋太祖赵匡胤也与秦皇、汉武、唐宗并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雄主。
古人常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有宋一代的辉煌成就，与赵匡胤在立国初期确立的治国理念密不可分，其中很大因素又归功于他高超的用人之道。与此同时，始终伴随宋代兴亡的一些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也可以在赵匡胤治国用人政策的缺憾中找到影子与伏笔。
求贤若渴 不徇私情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早在军旅时期，就对文臣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尊敬与重视。周世宗征南唐时，赵匡胤带兵攻克滁州。由于滁州乃南唐重镇，赀产丰厚，周世宗随即派翰林学士窦仪前往封存府库，正好赵匡胤也派人欲取府库物资赏赐诸将。两相僵持之下，窦仪始终坚持“府库已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取也”。碰了钉子的赵匡胤不但没有恼怒，相反对坚持原则的窦仪留下深刻印象，多次向人称赞窦仪“有执守”，并在日后予以重任，窦仪也成为宋初名臣之一。平定南汉后，周渭归宋，赵匡胤更是发出“平广南得一人耳”的慨叹，充分展现了求贤若渴、人才为上的宽广眼界与胸襟。
正是由于将人才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赵匡胤用人，磊落坦荡，不徇私情，不计前嫌。曹彬与赵匡胤同为周世宗器重的大将，但与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同赵匡胤打成一片不同，曹彬始终与赵匡胤保持往来距离。曹彬曾掌管周世宗茶酒，一次赵匡胤向他求酒，曹彬很认真地回答：“这是官家酒，不敢给您。”自己从外面买来酒送给赵匡胤。赵匡胤求酒，或许是以此试探曹彬对自己的态度；而曹彬秉公办事，也意在表明同为人臣，不愿与之拉拉扯扯。耐人寻味的是，赵匡胤称帝后，对石守信等人“杯酒释兵权”，而对曹彬“委以腹心”。曹彬也不负重望，在赵匡胤统一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佞幸谄媚之辈，尽管积极靠拢，赵匡胤却冷淡处之。陈桥兵变后，后周大将韩通奋起反对，被赵匡胤部下王彦升追杀，一家数口均惨死其手。王彦升滥杀，说起来也算“忠心耿耿”为赵匡胤清除反对力量，但却违背了赵匡胤于兵变时立下的对公卿大臣不得“辄加不逞”的诺言，成为陈桥兵变一大污点，赵匡胤为此大为光火，对王彦升“终身废之不用”。此外，赵匡胤“受禅”时，由于事发仓促，忘记准备禅文，正当尴尬之时，只见翰林学士陶榖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早已拟好的禅文进献。然而，尽管陶榖帮助赵匡胤化解了一场意外，赵匡胤对他却不领情，“由是薄其为人”。
进贤拒佞、公心为上，使得赵匡胤迅速站稳脚跟，赢得昔日同僚的支持，也为北宋初期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 虚心纳谏
赵匡胤用人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拘一格，善于发现人才。史称，“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为及时掌握大臣特点，赵匡胤专门预备了一本小册子随身携带，凡察访“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当即记录在册，遇有官缺，则从册子中按需选用，“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像周渭、王明等人都是在县一级职位上为赵匡胤所注意发现，破格提拔重用，成为北宋初期重要大臣。二是量才授用，注意扬长避短。陈承昭原是南唐大将，兵败降周，后继续仕宋。陈承昭这人，用兵打仗不行，治水却颇有一套，赵匡胤于是专令其掌管水利，陈承昭果然也屡建奇功，成为赵匡胤盘活用活人才的一个生动案例。
纵观历史，但凡有所作为的帝王除了知人善任、有识人慧眼外，更重要的是虚心纳谏，具容人之量，赵匡胤也不例外。赵匡胤即位之初，仍热衷游猎，一次在后园射鸟，有大臣称急事请见，赵匡胤赶紧下令召见，结果来人所奏却是平常事项。赵匡胤大怒，质问其故，大臣回答：“我以为此事应当比射鸟更重要吧。”赵匡胤听后火冒三丈，随手抓起身边玉斧扔过去，一下子打落他两颗牙齿。此人却不慌不忙将牙齿捡起放进怀中，赵匡胤冷笑道：“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此人回答：“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话音刚落，赵匡胤马上冷静下来，转怒为喜，对其大加抚慰，赞赏他重压之下仍不惮进谏的勇气。
事实上，即使是不论真假难辨的赵匡胤“勒石三戒”中的“不得刑戮言官及士大夫”，有宋一代对于大臣的优容包厚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以至于后人不约而同地总结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特点。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成就了一幕幕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
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为了赵宋王朝的建设，赵匡胤励精图治殚精竭虑，但“宋”前面一个“赵”字，决定了其治国用人必然以维护赵家统治为根本前提，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天下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一些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始终无解。
一是皇权大于国家。一般来说，皇权依托于国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二者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在此情形下，为国还是为家，深刻反映了家天下的本质。赵匡胤称帝后，在赵普建议下，从各地择选精兵充补禁军，“皆以一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这也正是宋代“强干弱枝”国策的重要内容。“强干弱枝”的实质，即为了保证赵氏统治，避免地方割据颠覆，不惜以削弱国力兵力为代价。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带兵攻打北汉，宿卫禁军虽也随军出征，但并不上阵厮杀，只负责保卫赵匡胤安全。攻打太原城时，宋军久战不下，禁军将士纷纷请战，不料赵匡胤却严厉训斥道：“我为训练你们心尽力竭，终使你们成为天下精兵之髓。尔等乃吾之股肱爪牙也，我宁不得太原，岂能让你们牺牲于此城下。”于是下令退兵。仅仅是为了保存直接保卫赵家的宿卫力量，赵匡胤便可中止统一进程，家重于国，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重文抑武。与强干弱枝相呼应，赵匡胤积极推行重文抑武政策，以扭转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专权擅权的局面。这项政策虽然有助于政局的稳定，但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事实上，为厚待文臣带来的巨大行政开支以及为抑制武将产生的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是造成宋代积贫积弱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中指出：“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三是选择性反腐。应当说，赵匡胤对于官员贪污受贿的惩处是极其严厉的，在他当政期间多次发布大赦，但每一次都特别规定官员受贿及十恶、杀人者不在赦列。然而，由于摆脱不了人治的本质，赵匡胤在严厉反腐的同时，也为腐败留下了后门。以赵普为例，赵匡胤夺取帝位后，对帮助其策划发动兵变的赵普倍加宠信，待其“如左右手”。可惜，赵普为人品行不端，但因有功于赵氏，赵匡胤对其总是高抬贵手、额外开恩。一次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聚敛受贿、强买人宅，赵匡胤竟反过来训斥雷德骧：“鼎铛尚有耳，你难道不知赵普乃我之社稷臣，如我之耳乎！”吴越王钱俶曾密送赵普十瓶金瓜子，被赵匡胤无意中发现，赵匡胤却宽容地表示：“你不妨收下，他不过以为国事都由你们这些读书人做主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赵匡胤对赵普百般袒护，赵普却在赵匡胤不明不白死后，涉嫌与宋太宗赵光义编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若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又如，张美是赵匡胤的老战友，担任沧州节度使时，有民告其受贿并强娶其女，赵匡胤将此人叫来，“劝导”说：“张美镇守沧州，保民平安，就算强娶你女儿，汝安得怨？”下令予其五百缗作为其女身价，并赐张美钱万缗，“戒敕”道：“你若缺钱，当从我求，勿取于民也。”
赵匡胤治国用人的政策与理念，在整个宋代打下了深深烙印。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固然要为他的后继者不顾世易时移一味死守老祖宗的遗产而感慨，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段历史的得失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作为今天的借鉴警示。
古人常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有宋一代的辉煌成就，与赵匡胤在立国初期确立的治国理念密不可分，其中很大因素又归功于他高超的用人之道。与此同时，始终伴随宋代兴亡的一些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也可以在赵匡胤治国用人政策的缺憾中找到影子与伏笔。
求贤若渴 不徇私情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早在军旅时期，就对文臣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尊敬与重视。周世宗征南唐时，赵匡胤带兵攻克滁州。由于滁州乃南唐重镇，赀产丰厚，周世宗随即派翰林学士窦仪前往封存府库，正好赵匡胤也派人欲取府库物资赏赐诸将。两相僵持之下，窦仪始终坚持“府库已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取也”。碰了钉子的赵匡胤不但没有恼怒，相反对坚持原则的窦仪留下深刻印象，多次向人称赞窦仪“有执守”，并在日后予以重任，窦仪也成为宋初名臣之一。平定南汉后，周渭归宋，赵匡胤更是发出“平广南得一人耳”的慨叹，充分展现了求贤若渴、人才为上的宽广眼界与胸襟。
正是由于将人才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赵匡胤用人，磊落坦荡，不徇私情，不计前嫌。曹彬与赵匡胤同为周世宗器重的大将，但与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同赵匡胤打成一片不同，曹彬始终与赵匡胤保持往来距离。曹彬曾掌管周世宗茶酒，一次赵匡胤向他求酒，曹彬很认真地回答：“这是官家酒，不敢给您。”自己从外面买来酒送给赵匡胤。赵匡胤求酒，或许是以此试探曹彬对自己的态度；而曹彬秉公办事，也意在表明同为人臣，不愿与之拉拉扯扯。耐人寻味的是，赵匡胤称帝后，对石守信等人“杯酒释兵权”，而对曹彬“委以腹心”。曹彬也不负重望，在赵匡胤统一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佞幸谄媚之辈，尽管积极靠拢，赵匡胤却冷淡处之。陈桥兵变后，后周大将韩通奋起反对，被赵匡胤部下王彦升追杀，一家数口均惨死其手。王彦升滥杀，说起来也算“忠心耿耿”为赵匡胤清除反对力量，但却违背了赵匡胤于兵变时立下的对公卿大臣不得“辄加不逞”的诺言，成为陈桥兵变一大污点，赵匡胤为此大为光火，对王彦升“终身废之不用”。此外，赵匡胤“受禅”时，由于事发仓促，忘记准备禅文，正当尴尬之时，只见翰林学士陶榖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早已拟好的禅文进献。然而，尽管陶榖帮助赵匡胤化解了一场意外，赵匡胤对他却不领情，“由是薄其为人”。
进贤拒佞、公心为上，使得赵匡胤迅速站稳脚跟，赢得昔日同僚的支持，也为北宋初期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 虚心纳谏
赵匡胤用人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拘一格，善于发现人才。史称，“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为及时掌握大臣特点，赵匡胤专门预备了一本小册子随身携带，凡察访“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当即记录在册，遇有官缺，则从册子中按需选用，“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像周渭、王明等人都是在县一级职位上为赵匡胤所注意发现，破格提拔重用，成为北宋初期重要大臣。二是量才授用，注意扬长避短。陈承昭原是南唐大将，兵败降周，后继续仕宋。陈承昭这人，用兵打仗不行，治水却颇有一套，赵匡胤于是专令其掌管水利，陈承昭果然也屡建奇功，成为赵匡胤盘活用活人才的一个生动案例。
纵观历史，但凡有所作为的帝王除了知人善任、有识人慧眼外，更重要的是虚心纳谏，具容人之量，赵匡胤也不例外。赵匡胤即位之初，仍热衷游猎，一次在后园射鸟，有大臣称急事请见，赵匡胤赶紧下令召见，结果来人所奏却是平常事项。赵匡胤大怒，质问其故，大臣回答：“我以为此事应当比射鸟更重要吧。”赵匡胤听后火冒三丈，随手抓起身边玉斧扔过去，一下子打落他两颗牙齿。此人却不慌不忙将牙齿捡起放进怀中，赵匡胤冷笑道：“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此人回答：“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话音刚落，赵匡胤马上冷静下来，转怒为喜，对其大加抚慰，赞赏他重压之下仍不惮进谏的勇气。
事实上，即使是不论真假难辨的赵匡胤“勒石三戒”中的“不得刑戮言官及士大夫”，有宋一代对于大臣的优容包厚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以至于后人不约而同地总结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特点。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成就了一幕幕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
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为了赵宋王朝的建设，赵匡胤励精图治殚精竭虑，但“宋”前面一个“赵”字，决定了其治国用人必然以维护赵家统治为根本前提，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天下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一些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始终无解。
一是皇权大于国家。一般来说，皇权依托于国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二者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在此情形下，为国还是为家，深刻反映了家天下的本质。赵匡胤称帝后，在赵普建议下，从各地择选精兵充补禁军，“皆以一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这也正是宋代“强干弱枝”国策的重要内容。“强干弱枝”的实质，即为了保证赵氏统治，避免地方割据颠覆，不惜以削弱国力兵力为代价。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带兵攻打北汉，宿卫禁军虽也随军出征，但并不上阵厮杀，只负责保卫赵匡胤安全。攻打太原城时，宋军久战不下，禁军将士纷纷请战，不料赵匡胤却严厉训斥道：“我为训练你们心尽力竭，终使你们成为天下精兵之髓。尔等乃吾之股肱爪牙也，我宁不得太原，岂能让你们牺牲于此城下。”于是下令退兵。仅仅是为了保存直接保卫赵家的宿卫力量，赵匡胤便可中止统一进程，家重于国，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重文抑武。与强干弱枝相呼应，赵匡胤积极推行重文抑武政策，以扭转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专权擅权的局面。这项政策虽然有助于政局的稳定，但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事实上，为厚待文臣带来的巨大行政开支以及为抑制武将产生的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是造成宋代积贫积弱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中指出：“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三是选择性反腐。应当说，赵匡胤对于官员贪污受贿的惩处是极其严厉的，在他当政期间多次发布大赦，但每一次都特别规定官员受贿及十恶、杀人者不在赦列。然而，由于摆脱不了人治的本质，赵匡胤在严厉反腐的同时，也为腐败留下了后门。以赵普为例，赵匡胤夺取帝位后，对帮助其策划发动兵变的赵普倍加宠信，待其“如左右手”。可惜，赵普为人品行不端，但因有功于赵氏，赵匡胤对其总是高抬贵手、额外开恩。一次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聚敛受贿、强买人宅，赵匡胤竟反过来训斥雷德骧：“鼎铛尚有耳，你难道不知赵普乃我之社稷臣，如我之耳乎！”吴越王钱俶曾密送赵普十瓶金瓜子，被赵匡胤无意中发现，赵匡胤却宽容地表示：“你不妨收下，他不过以为国事都由你们这些读书人做主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赵匡胤对赵普百般袒护，赵普却在赵匡胤不明不白死后，涉嫌与宋太宗赵光义编造了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若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又如，张美是赵匡胤的老战友，担任沧州节度使时，有民告其受贿并强娶其女，赵匡胤将此人叫来，“劝导”说：“张美镇守沧州，保民平安，就算强娶你女儿，汝安得怨？”下令予其五百缗作为其女身价，并赐张美钱万缗，“戒敕”道：“你若缺钱，当从我求，勿取于民也。”
赵匡胤治国用人的政策与理念，在整个宋代打下了深深烙印。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固然要为他的后继者不顾世易时移一味死守老祖宗的遗产而感慨，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段历史的得失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作为今天的借鉴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