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手的山芋”

　　连平多河流。夏天，孩子们疯跑回家时，家长会用指甲在孩子的手上划—道白印，如果没有白印就得挨打，那是孩子偷跑去河里游泳了。这里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地区。溺亡的事故频发，当地流传着水鬼的传说，就是为了告诫孩子不要下河。
　　《一浪》的构思由此而生。浪象征着困难，生活底色残酷，但勇者会迎难而上。“一浪更比一浪高.试问你滴怕了没有？”“来，看稳你，看稳你，看稳你……”
　　（《一浪》歌词）
　　这是《乐队的夏天》总决赛，九连真人刚刚表演完毕。舞台上的他们—如既往：眼神放光，透着一股子生猛和冲劲。曲终，阿龙戏笑了一声，露出轻蔑的眼神。那是他在舞台上的招牌神情，用经纪人的话来说，有一种妖娆，又有股子邪性。表演后的采访中，他们将困难比作一个又一个迎面扑来的巨浪。
　　“当初觉得哪个浪是不容易过去的？”主持人马东问。
　　“就拿我们参加节目来说吧，家里人是非常地不同意。”阿龙答。
　　“请假也特费劲。”阿麦补充了一句。他和阿龙是乡村教师，参加节目需要走行政申请。
　　“你们单位是什么人不准这个假呀？”马东问。阿麦正要说，阿龙赶紧岔开话题，连连摆手，举起食指摇了摇，让他别讲——下了台，阿龙的个性谨慎、沉稳。
　　白岩松鼓励他们：“我觉得这个夏天过后，你们的家乡人会为有你们这样的乐队而感到骄傲，会给你们升职加薪。”
　　但现实是——几天前，校长把阿龙叫到办公室：“听说你要辞职？”阿龙立刻说：“我是绝对不会辞职的。”校长没再说话。
　　乡村小学，师资紧缺，阿龙作为美术老师也教数学，一周有20多节课，学校也确实为难。录制节目以来，九连每两周就会进行一次2800公里的往返。无论在北京录制到多晚，他们总会赶在第二天早上上课之前回到连平，给学生们继续上课，但频繁的请假仍然引起了学校的不满。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和里哥都有了家庭，我们不能断了经济来源。”夜色中，阿龙把车停在河边空旷的地上，熄了火。成为父亲以后，他再也没有和妻子进行过高消费。他算过一笔账，夫妻俩每个月要存下至少一万元，这个家庭才能继续维持。而现实是，每个月勉强能够收支相抵。为了买一个一千多块的效果器，他攒了几个月的钱。
　　“穷怕了。”阿龙说。
　　阿龙看到过一个纪录片，讲述大部分的日本乐队都是兼职状态。“人家也一样做得很好。乐队这个事不能当成主业，必须有一份工作养着它。”中国的独立音乐始终是小众市场。阿龙坚信，全职做音乐是不能养家糊口的，“饭都吃不饱怎么去谈创作？”
　　但现在情况显然有些不同。《乐隊的夏天》热播后，参赛乐队的演出价格都成倍增长，其中也包括一曲成名的九连真人。乡村教师、县城青年、逆流返乡。这支乐队一经亮相就引来了标签。在这个夏天，他们几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成名与赚钱是画上等号的。但阿龙说，节目给乐队的成本费用是一个极其有限的数字——对于远离北京的他们来说，很难与差旅、租用录音室、录混音等一系列参赛的支出相抵。他又强调，《乐队的夏天》带来的热度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经纪人也说，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好消息。“报价一旦上去了就很难再降下来，热度一过可能就接不到演出了。”
　　比赛进行到尾声时，九连真人参与录制了综艺节目《乐队我做东》。有人问主持人臧鸿飞，你觉得九连未来的路会怎么样？臧鸿飞想了想，“他们今年会走得挺好的。”阿龙立刻笑着接过话，“过了今年就不行了，是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恰恰是九连真人的担忧，也是很多人的担忧。剥离综艺的热度后，九连真人还能走多远，仍是个未知数。
　　那天，臧鸿飞留下一个赌约，“我们打个赌，一年之内你们不搬来北京，下次见面我请你们喝酒。”言语背后暗示的，是难以抗拒的名利。
　　像《一浪》那样，九连真人目前的作品都取材自连平。《招娣》描绘了客家人重男轻女的思维，《北风》讲述了连平市场路上卖早点的摊贩为了生活奔忙，《夜游神》刻画了一群县城少年的叛逆。人们被这些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触动，并将九连真人牢牢地与连平捆绑在一起。
　　阿龙自己也觉得，家乡是最佳的创作环境。他向往从前那种没有功利心的创作，“如果真的把演出当成工作，到处商演赚钱的话，也很快就疲了吧。”
　　学校的暑假到了，阿龙和阿麦有不到两个月的自由时间。7月排满了媒体采访及演出、8月除了演出以外推掉了大部分媒体采访。暑期结束时，他们即将面临着选择：开学后要是还想继续演出，工作或许就保不住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阿龙目前还没有答案。两种力量在他心里撕扯：一方面，他渴望故乡以外更大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不舍得放弃家乡的平静安稳。
　　此刻，最初参赛的兴奋和快乐已经过去了。“想得太多了就会累，（这半年来）一直都累，没有那种无忧无虑演出的感觉了。”阿龙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形容现在的感觉就像握着“烫手的山芋”。
　　“它能解除你的饥饿，但是同样的，可能吃进去，胃里面会带来一些创伤，在某些方面。”他的手覆盖在肚子上，“对，看你怎么去把握。”
　　“可这个‘烫手的山芋’，你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扔掉。”
　　阿龙点点头，“对，现在还必须得接着。”

明星

　　服装师把鞋递过来，阿龙感觉到了鞋子的气味——那是被很多人穿过的痕迹。这双黑底带有荧光花纹的板鞋，“确实很难看。”但阿龙没说什么，穿上了。

　　节日的劳务费是一个极其有限的数字——它很难与差旅，租用录音室、录混音等一系列参赛的支出相抵。他又强调，《乐队的夏天》带来的热度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经纪人也说，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好消息。‘报价一旦上去了就很难再降下来，热度一过可能就接不到演出了。”

　　“你不用换了，就穿你脚上那双匡威吧。”服装师转身对阿麦说。经纪人宋佳上前去商量，“换一双好一点儿的吧？有没有好一点儿的鞋子？”
　　“还没那么红呢，不用穿得那么红吧，要穿得像华晨宇那样吗？”服装师说。愣了片刻后，又补充道：“我们想要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服装师助理又拿来一件宽松版型的白色透视衬衫，服装师摇摇头，“这衣服太潮了，我们想要真实一点儿。”
　　“我们是土鳖。”阿麦在一边笑着说。他的面色有些尴尬，其实感受到了冒犯，但还是习惯用嬉笑来缓解气氛。助理又拿来一双鞋预备递给阿麦，服装师拦住，“不对，这是给那个谁，穿All Saints的那个。”——不远处的阿龙穿上了All Saints的条纹衬衫，明显偏大的码数使衣服下缘直达膝盖，下身的黑色阔腿裤有一大截白边，这让身高1米7的他在视觉上更矮了。
　　“我是小柯基。”阿龙调侃道。周边人扑哧笑了出来。
　　这是在为一家时尚杂志拍摄平面时，出现的一段小风波。拍摄时，宋佳总希望尽可能保持九连真人的原有风格，一次，她伸手揪掉了服装师安在阿麦头上的视觉系假发。“这风格和九连有什么关系？”
　　但在《乐夏》第一次录制时，服装师为九连真人设计了白衬衫外套一件土黄色的马甲，宋佳又觉得“完全不适合九连”。阿龙阿麦试图打圆场：“挺好的，可以试一试。”
　　宋佳批评他们：“那衣服你们也不喜欢，为什么要穿？你可以不用出面说，让我来说，经纪人就是干这个的，我说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拆我的台。”
　　阿龙和阿麦没有说话，他们正在宋佳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艺人。比如出门要注意着装和形象，不要在采访中过度贬低自己，不能随便通过别人的微信请求，不想配合的时候就直接拒绝——这和他们天生的性格矛盾。

　　生活琐事中的迁就阿龙能够忍受，他更担心的是获得过高关注后，创作不再是一件自由的事。有一天。我们聊起GAI。一个风格发生转变的说唱歌手。阿龙曾经很反感GAI的这种变化.但上完节目后，他说：“我不满意这种曲风转变，但我现在特别理解他。”

　　原本的个性中，他们害怕伤害别人，害怕拒绝，这使得他们总是陷入纠结。就以接受采访为例，6月，包括《智族GQ》在内的多家媒体去了连平，九连——接待，尽管他们已经很疲惫。过程中，阿龙讲述了许多真实的想法，但回到北京后，也许是想起了经纪人的要求，他开始对某些回答后海，叮嘱我别写。见我为难，他又让步：你实在想写就先写，到时候再看。
　　“北京的人都喜欢熬夜。我们12点就睡了，人家可能后半夜才刚开始工作。”一次，宋佳为了等阿龙的回复等了一通宵，阿龙得知后非常内疚，从此便尽力配合团队的时间表。在北京，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凌晨入睡。
　　“他们太容易迁就别人了，你见过哪个明星是这样的？”7月的一天，宋佳斜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曾在摩登天空有过4年工作经验的宋佳同时也是后海大鲨鱼乐队的经纪人，在摇滚圈拥有丰富的资源。她还有一份工作是摇滚界著名推手黄燎原的私人助理。
　　在北京南城的一家画廊接受一家媒体的视频采访时，记者问道，“你们会离开连平吗？”
　　“不会。”这个答案只用了一秒。不同于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时，阿龙仔细分析了“离开会怎样”、“留下会怎样”，现在，面对大量同质化的采访，阿龙习惯用简短确定的语气回答。
　　画廊的楼下是一场派对，艺术家时晓凡的摄影展。时晓同是黄燎原新签的艺术家，这天，许多艺术界人士前来捧场。但现场更像是九连真人的见面会，时晓凡因为有些中暑提前离开了，人们簇拥着九连真人合影留念。傍晚时分，阿龙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露出松懈疲惫的表隋，一位女客人走上前去请求合影，他立刻打起精神报以笑容起身，撞见我的目光后，他苦笑了一下。这一天，他凌晨4点才睡，录了一场直播，接受了5家媒体的采访，与几十个记不住名字的人交谈甚欢。
　　几周前，他对宋佳说，希望能减少采访，“都影响创作了。”宋佳尽量推掉了许多采访，可仍敌不住媒体的热隋。第三天，宋佳带了一群记者去连平，观察九连真人的生活。
　　作为乐队的核心，阿龙被许多琐事占去很多时间，最令他头疼的是编辑微博文案。宋佳要求高，坚持微博必须由九连真人亲自更新，但所有内容必须经过她的审核。一次，阿龙修改了很多遍依然没能让宋佳满意，一旁米未的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整整一半小时，就只干了这件事。”
　　生活琐事中的迁就阿龙能够忍受，他更担心的是获得过高关注后，创作不再是一件自由的事。
　　有一天，我们聊起GAI，一个风格发生转变的说唱歌手。成为《中国有嘻哈》冠军前，GAI的成名作是《超社会》，作品主要表达底层生活的困顿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如今，GAI开始频繁演唱广告歌曲，很多人批评他过于迎合听众的喜好，不再注重自我表达。
　　阿龙曾经很反感GAI的這种变化，但上完节目后，他说：“我不满意这种曲风转变，但我现在特别理解他。”
　　“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有一个家要养，有一整个团队在，他做的一切都得考虑到所有人。”

退缩

　　“不想比了，想退赛。”5月的一个晚上，阿龙支开了阿麦和万里，只把老钱留在车上，面色沉重。
　　《乐队的夏天》第一赛段过后，节目编导老钱跟随九连真人回到家乡连平，拍摄一些视频素材。正逢第一期节目播出不久，连平本地的微信公众号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九连真人，一个成立不足一年的乐队怎么能代表连平？
　　“我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我们没有做好出来的准备。”
　　“你们节目把我们捧得越高，我们摔得越惨。”
　　阿龙一口气说了很多。
　　和《乐队的夏天》确定合作时，九连真人的曲库里只有两首歌。阿龙不止一次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节目真的大胆，两首歌也敢让我们上？”
　　“的确，九连真人是一路被推着走的。”老钱说。2018年11月，在北京糖果Live House的三层，老钱和同事们发现了九连真人。那是滚石虾米乐队原创大赛的决赛，九连真人夺了冠。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乐队的身份走出连平。阿龙没有和任何人商量，随手报了名。赛事组打来电活，起先他以为是骗子，接连挂掉了两次。
　　正是在这项比赛中，九连真人结识了现在的经纪人宋佳。
　　入行多年的宋佳正在寻找一支新人乐队，她希望与乐队一起从零开始。九连真人的纯素人状态非常符合她的期待，她有预感，这支乐队将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得到师父黄燎原的支持后，宋佳非常自信地告诉九连，“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你们成为一支进入文化史的乐队。”
　　九连既震惊，又困惑。他们那时的目标只是想上一次音乐节。不久前，他们还在为接到海朋森乐队的暖场邀请而兴奋得手舞足蹈。为了争取表演机会，阿龙、阿麦和万里才临时组成乐队。此前，他们没有演出经验、没有作品，也没有固定排练。连乐队的名字也是临时定的：九连取自粤北一带的九连山脉，象征纯净、纯粹;真人，是“真实的人”，代表三人的美好向往。
　　与经纪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乐队的夏天》的邀请。阿龙难以置信，乐队成立才几个月，就要去北京录节目了？
　　4月份，节目录制前夕，为了让九连多一些演出经验，黄燎原与宋佳自掏腰包为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分享会。冲着黄燎原的面子，痛仰、二手玫瑰、面孔乐队以及许多摇滚圈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到场了。
　　开场前，宋佳和摇滚老炮们在场外聊天，阿龙和阿麦老远就认出了前辈，激动得在远处一直张望，但始终不敢上前打招呼。场内人越来越多，可都是不认识的脸孔，他们不愿进去，两手插在裤袋里，满脸困惑地与老钱聊天。
　　“为什么我们只演了三场比赛，就搞这么大阵势？”
　　为了参赛，九连真人的曲库已经扩充到8首歌，可对于一支乐队来说，这个数字仍然很少。“他们不解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专场，要被推出去。”老钱回忆，那天的阿龙很没有底气——之后的分享会真的演砸了，“那种外行都能听出来的砸。”
　　分享会后，有在场的人说，“这是黄老要捧的人。”为表礼貌和尊敬，他说了些客套话。大家虽没有看出这支乐队的实力，但内心还是有所期望。毕竟在黄燎原的过往履历上，没有过看走眼的时候。在过去的30年里，黄燎原曾是唐朝、何勇、二手玫瑰的经纪人。
　　事实证明了黄燎原的眼光。《乐队的夏天》播出后，九连真人亮相赛的表现被节目组称为“黑马”，反光镜乐队评价他们：“像海里突然出现的一只水怪，把大家都镇住了。”
　　但第一场比赛过后，专业乐评人发现了一些端倪。他们认为九连的器乐演奏能力“很弱”，创作存套路。比赛时，以技术在一众新生代乐队中异军突起的Click#15乐队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九连是支很弱的乐队，但目前还没有人敢碰它。”
　　“从第三场开始，我们就想着九连这场该走了。”节目组编导方欣说。每一场，她都准备了一系列有关“淘汰”的问题——但一直没能用上，九连真人一路晋级，“名次还挺靠前的。”
　　晋级并不能带给他们纯粹的喜悦。那段时间，阿龙非常在意质疑的声音，上网搜所有相关的乐评，一篇不漏地看完。第一次见面时，他说，“现在（大家）有点儿把我们捧得太高了。”
　　很快，九连真人迎来了情绪上更大的一次爆发。
　　2019年6月10日，一场2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突袭连平——消息传到大厂影视基地，正准备录制比赛的阿麦和阿龙突然没了状态。
　　阿麦教书的中学恰好在上坪镇，整个连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许多学生的家被淹了，洪水直接灌进房屋的二层，学生的家长多在外地打工，留下老人与孩子在家乡手足无措——电话里，家长们急切地询问阿麦，“你是班主任，怎么不清楚情况？”
　　阿麦答不上来，他说不出口：孩子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他们身边，因为他正在北京录制比赛。
　　阿龙在连平另一个镇上的小学工作，面临的是同样的为难。编导过来催促上场。两人不得不放下手机，电话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坐车去录制现场的路上，万里看出两个年轻人的眼神发愣，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不管怎么样，得先把这场（比赛）撑过去。”
　　阿龙只能闭着眼唱。现场的舞台效果恰好是在模拟下雨，除了乐声外，还有沙粒掉下的沙沙声，像极了大雨滂沱。阿麦全程红着眼，最后一句，伴随着阿龙的哭腔从音响里传出，吉他的尾音也弹崩了。
　　那场比赛后，我在机场见到他们。他们情绪不高，“从来没有那么想回家过。”
　　抵达连平的当晚，应纪录片工作人员的要求，九连在平时排练的仓库门外设了一桌庆功宴。炒米粉、花甲、牛肚、砂鍋粥陈列在桌上，三人没有动筷，小声用客家话对谈起来。
　　“最近我们收获了很多肯定和鼓励，但还是不要飘。”
　　“我们不用想那么多。”
　　“很多事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心知肚明就好。”
　　开机之前，阿麦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匿名投诉他在琴行兼职。作为小学教师，阿麦属于公职人员，照例不允许在外兼职。消息太过突然，以至于三人怀疑九连真人参加节目的名声过大，已经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嫉妒与不满。 　　那天晚上，阿龙拒绝了纪录片去他工作的学校跟拍的请求，并提醒我一系列有关采访成文的注意事项：比如“就写乐队别写连平”，“我们不能代表连平”，“不要给乐队扣任何帽子”，“我们不是客家文化的代表”……

出去，回来

　　从广州往东北方向驱车3个小时，才能到达四面环山的连平县。行驶在大广高速上，四目都是田野、远山和积木一样的红砖房，途中经过几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与生态自然保护区，最后抵达连平。
　　连平是香港水源的供给地，因此没有工业经济支撑，漫长的历史中，祖辈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日子。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也是广东省最贫穷的地方—一直到2014年，连平才刚摘掉省级贫困县的帽子。
　　20分钟内，你能步行至连平的任何一个地方。顺着县道和河流，我找到了万里的仓库，没有具体地址，代号S68——这是租赁合同上的房屋编号，仓库没有招牌也没有门牌，万里说，希望保有“地下的感觉”。
　　2年前，万里和两位朋友一起租下这个仓库，这里就成了连平音乐圈的地下组织。这天上午，万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喝茶。二三十个装着设备器材的航空箱占据了仓库的大半空间，为了吸音，墙上海绵一样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是网购回来，一块块贴上去的。钢筋横插在裸露的水泥墙上，大家畅想着，“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把二楼装起来。”
　　万里本来想找一处厂房，打造连平第一家Live House。他与阿龙骑着摩托满县城转，都没能找到废弃的工厂——连平没有工业。最终他们选定了这里。依靠贷款，万里前后购入了30万的舞台设备，妻子不知道，“有时候有意识地透露给她听。”
　　朋友们初次到访时都对这里赞不绝口。其中包括郑凯，第一次走进仓库时，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我靠，牛逼，Marshall的音响歙！都是我最想要的！可以可以！”
　　郑凯握着万里的手，“这是痛仰握过的手哦！”大家哄笑起来。他仍在叮嘱，“你什么时候帮我要痛仰的签名啊？一定记得帮我要痛仰的签名啊！”
　　万里曾经召集这群朋友一起重拾音乐。在这座仓库里，大家一本正经地排练。三四十岁的男人们凑在一起，怎么也没有当年的快乐了。第一天就有人迟到，大家约定迟到的人要请吃饭，于是天天有人请吃饭，郑凯吃得胃疼。
　　“痛苦，非常痛苦。”郑凯皱着眉头。可在谈起他们喜欢的音乐，谈起他们几十年后一起去香港看枪花的演唱会，他的眼神开始发光。在深圳，郑凯曾经在音乐公司工作过，懂得利用设备做电子音乐。万里在一旁说，“他对音乐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坚持做自己的音乐。”
　　“找不到人（和我组乐队）啊，没有人陪我我就不想玩儿了。”郑凯在一旁回应，语气像是已经放弃的样子，可一会儿趁大家说话，自己又溜到舞台上弹起了贝斯和吉他。

　　开机之前，阿麦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匿名投诉他在琴行兼职。作为小学教师，阿麦属于公职人员，照例不允许在外兼职。消息太过突然，以至于三人怀疑，九连真人参加节目的名声过大，已经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嫉妒与不满。

　　“这里是小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鹰嘴桃，你吃过吗？可好吃了。”说话的人叫黄绍洪，人称连平传销小王子。16岁时开始在连平搞吉他协会，学电影里那样收会费;高考后的暑假，他把学费用来买棉被，再在新生报到那天卖出去，一笔赚了17万。朋友们公认他拥有难得的商业天赋，可在珠三角走遍了，他依然没有成功，最终回到连平。
　　“我不甘心。”他说，总有一天还是要杀回去。
　　外表看起来，黄绍洪是没有太大野心的那一类人。圆圆的脑袋和肚皮，眼睛细细弯弯，笑起来像尊弥勒佛，说话时温文尔雅，让人产生亲近感。那一年，黄绍洪顺着吉他声在漆黑中摸到万里的宿舍，对他说，来，和我搞乐队。万里一脸困惑，怎么搞？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乐队，像Beatles和Beyond那样？

　　那時连平没有琴行，几个小伙子凑在一起看音乐杂志，从遥远的北京订琴，琴坐着火车一路运到河源市，他们又坐着长途汽车去接。琴到了，小伙伴们兴奋地搞起音乐会，在手画海报上写下大大的花体字——“连平第一把电吉他”。
　　在伙伴们悄悄做着摇滚梦的时候，黄绍洪早早断绝了搞音乐的念头。那年他18岁，赚到17万后，他独自远行去探望搞独立乐队的朋友。在深圳的城中村里，朋友们一贫如洗，屋内只剩下半袋米，已经很久没吃过肉。黄绍洪到来，他们用方便面款待他，方便面就着二锅头，没吃几口就吐了。
　　“太惨了。”黄绍洪就此明白，赚钱才是正义。现在的他，在河源市做一家空凋的代理商，收入还算体面。年轻时喜欢玛丽莲.曼森的他，现在最常听的是抖音神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放着一把木吉他。
　　郑凯也保留着木吉他。九连真人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直播时，他都守着手机凑近了看。最震撼的还是《乐队的夏天》第一期播出时，专业的灯光、舞台设计让他对阿龙、阿麦和万里感觉陌生，“那是我认识的人，又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他们。”一曲听完，他立刻拿起吉他试着弹起来。吉他落了灰，很久没弹，手生了。摁下品弦时磨红了指尖，刺辣辣地疼。
　　午后，万里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大家默默地听着。
　　“你们羡慕他们（九连真人）吗？”我问。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羡慕，很羡慕。” 　　随后，谁也没有说话了，只剩仓库里风扇转起来的呼呼声。一位朋友后来悄悄对我说，他特别希望九连真人能够真正地走出去，为他们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圆梦。走在连平的街道上，街上遍布着广式特色的骑楼和以“鑫”字命名的招牌，广东人爱“鑫”，“鑫”字多金。他突然指着街上的人们，“上班、赚钱、养家，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你不在这里生活是体会不到的。”临别时，他用一种近乎苦涩的笑容说，“连平没有梦想可言。”
　　连平人说，有毛钱？意思是有没有钱？钱是衡量一个成年人工作价值的要义，它的等价概念是稳定的收入、生活和安稳、可期的人生。
　　麦国道说出这句话时，摄影机正架在不远处。“没钱没着落，你这是不是铁饭碗呢？以后搞砸了呢？靠什么生活？”“我们希望他生活安稳，外公今年75岁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直到看到阿麦向学校请假的书面申请，麦国道才知道孙子搞的音乐叫作摇滚。“一定要以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为前提。”麦国道提醒他。
　　麦国道年轻时尝遍了生活的苦。60年代，他挑着100斤的担子走上30公里，只赚100块钱。种了8年地，给边建做过苦力，直到被分配进事业单位，生活才轻松起来。75岁的他身姿挺拔，但一米八的身高只有126斤的体重。“年轻时就开始这么瘦。”他走进屋，拿出年轻时的照片比对，“因为辛苦，不长肉。”20世纪90年代，麦国道奋斗一生，终于带着全家搬进文明街的这套四室二厅的大房子，才让家人远离了农田和贫苦。
　　“我希望他（阿麦）不要吃苦。”他拿起自酿的糯米黄酒，朝嘴里灌了一口。从前经济未开放的时代，只有公家人的生活过得最好，“你就算有手艺，万一世道不好，大家手里没钱，你到哪儿去挣钱？”屋子里静静的，厅堂摆着老两口和四个女儿的合照。
　　1993年，麦海鹏作为长孙出生在这间堂屋。不久后，父母离婚，他被送到外公外婆的身边长大。10平米的房间永远属于他，一张床、一套衣柜和一张书桌，26年来这里没有太大变动。
　　阿麦拉过窗帘对我说，“就在这个房间，我埋头哭过无数次。”高考那年，为了去上音乐培训班，他向二老哭求，流了数不清的眼泪，最终才获得他们的准许。“当时全家人都觉得走艺术道路不如好好读书，出来有份正经工作。”
　　书桌旁的架子上摆着成套的林俊杰专辑和所有他想留下纪念的东西。打开一个粉色的纸盒，里面有几十枚硬币。“这些硬币有我很悔恨的故事。”他拿起一枚放在手心里。童年时，他在家里发现一整缸硬币，便每天偷一些出去买吃的玩的。缸快空了，外婆才发现。那是她收藏了几十年的钱币，外婆气得一整天都没吃饭。阿麦笑着回忆，边讲边叹气，“我再也不想做任何让他们伤心的事了。”
　　因此，24岁那年，阿麦辞去了阳江的工作回到连平——他将之理解为对家庭的责任——“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他们二老只有我，我需要给他们养老。”
　　“我们三个都是带着妥协回来的。”万里骑着电动车，我坐在后座。他今年37岁。前几年，他曾想从朋友手里买下一辆“超级拉风”的重型摩托机车，可回到家见到妻子女儿时，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摩托车不能买保险”，出了事什么赔偿都不能给妻女留下。
　　万里的父亲患有慢阻肺，每天需要吸氧。2014年，广州的三甲医院。父亲病发住院，万里连续陪夜一周。每天早晨，他下楼去买早餐，走过医院长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射来阳光，他感觉人就是这样走过一生的。从那以后，他回到父母的身边。在连平开过琴行，卖过手机，帮朋友打理过电影院，都失败了;最后他贷款30万买下一套舞台设备和一些乐器，打算做舞台租赁谋生，却被父亲抛下一句：“你是发烧了。”

阿民

　　连平夜晚的街道弥漫着牛肉粉和炒菜的香气。阿龙正开着车寻觅合适的消夜店。他穿着粉色T恤和没到膝盖的沙滩短裤，脚上蹬着夹脚拖鞋，看起来活像个大学生。
　　“我有点儿虚荣。”他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紧接着用一连串的故事解释这句话：上学时学画画是为了“赢别人”，高考选择去四川音乐学院学美术是“冲着川音的名气”，做乐队也是“为了攀比”，还有买车——刚回连平后不久，他就贷款买下了這辆车，因为“在本地年轻人里这车应该算贵的”。
　　我表示要看看车牌，阿龙立刻挡住了方向盘上的标志，露出极不好意思的笑容阻止我，“你们看起来肯定很便宜。”
　　这是一辆全新的白色SUV，月供2000多元，接近阿龙当教师收入的一半。
　　3年前，阿龙开着这辆车行驶在京港澳高速上，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明晃晃的日光照进车里，不知是因为阳光刺眼还是音乐动隋，阿龙止不住地落泪，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交工乐队的《风神125》。
　　土地公土地公，子弟向您点头。
　　拜托拜托，拜托把路灯全都关掉。
　　不必问您的子弟为何要跑回来呀。
　　（《风神125》歌词）
　　歌里的主角阿成在外闯荡10年，毫无成就，只好选择回乡种田。辞别了都市里的朋友，阿成骑着“风神125”摩托车，奔驰在184县道上。一路上他向土地伯公祈求，将路灯全部熄灭，这样左邻右舍就不会看见他回来了，他怕他们问起他回来的原因。
　　这像极了现实中的阿龙。2016年，阿龙结婚了，因为买不起深圳的房，他选择回乡工作。
　　深圳3年，阿龙换过两份工作，从幼儿教育到平面设计。第一份工作的老板，阿龙视他为行业楷模、职业生涯的导师。老板开着一辆好车，对他说，小伙子，好好干，你以后怎么样也能开个奔驰。可一年过去，工资怎么涨也不过五千多。直到有一天，老板问他，在连平考驾照是不是很简单？ 　　阿龙问，您不是有驾照了吗？
　　老板答，我没有驾照，想去连平考一个。
　　阿龙呆住了，脑海中闪过老板开车时淡定的样子，还有老板对家长们说话时，一脸真诚的画面。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怎么去教育小孩子？这个故事总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宝安区的出租屋里，阿龙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一遍又一遍画着设计图，可工资始终停滞不前。他发现自己年少时的幻想几乎全部破灭。
　　后来，阿龙创造了阿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不顾父母的劝阻硬要出去闯，在外受了委屈又流露出后悔。
　　“妈，
　　民古确实系哦（阿民確实），
　　话唔听哦（不听劝啊）。”
　　（《莫欺少年穷》歌词）
　　在北京，我与一个出身农村的朋友L聊起阿龙的故事。L起先无法理解，毕业于名牌大学的90后阿龙为什么会选择回到三线小城的家乡，更困惑他为什么在机会面前突然退缩。直到他听说阿龙的父亲是银行管理层、母亲是小学教师，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听起来他的家庭在当地拥有不错的生活。出身农村的孩子没有退路，县城的贫困家庭也大体一致，但县城的中产家庭里走出的孩子，冲劲就没那么足了。”L说，“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种安稳的环境里。”
　　在阿民的世界里，两种力量在撕扯。一方面，他缺乏能力，不够强大，年少自卑。“那时候去翻我们的QQ说说，你会发现一点儿小事都要发一条抱怨一下、宣泄一下，特别脆弱。”坐在车上，我们聊起九连创作的歌词中关于妥协的部分。
　　但真回了家乡，却仍心有不甘——
　　朋友说，你们别去，去了丢脸。《乐队的夏天》里，面孔、痛仰、新裤子，全是大家自小就崇拜的乐队。九连真人，一个刚成立一年不到的乐队，去了能干吗？
　　阿龙打定主意要去，向学校请假。如果假下不来，他辞职也要去。
　　2018年底的冬天，米未的导演们见到了阿龙和阿麦。两个少年模样的男孩裹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黑色羽绒服里。“特别土，一看就是淘宝上200块钱买的那种。”万里沉默地待在一边，总是害羞地笑。当聊到阿龙对说唱感兴趣时，老钱要求阿龙现场来一段freestyle，阿龙很坚决地拒绝。随即老钱掏出手机，现场放了一段beats，“他已经脸红到整个身体都往后缩了，但还是配合我。”从那以后，阿龙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关于创作的经历和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我感觉他们就是在连平憋太久了。”老钱回忆。
　　现实世界中，每走一步都是妥协。
　　老钱能明显地感受到，在经纪人宋佳的话语下，九连是绝对的服从。在我见到宋佳之前，周边人曾提醒我，要小心她的脾气。宋佳对待工作极为认真，但脾气也是圈内出了名的火爆。在工作中她习惯主导，我在连平时添加了几位成员的微信，宋佳得知后，要求他们必须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记者删除——“所有采访和联系都必须通过我。工作结束后想朋友交流再加回来都可以。”
　　在一次工作的间隙，宋佳躺在沙发上说，她第一次朝九连真人发火是在电话里——4月的那场分享会后，阿龙在微博上转发活动信息，转发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激怒了宋佳。
　　“到场了这么多前辈和朋友，你就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应付了？”宋佳平静地阐述当时的情景，转而露出抱歉的神情——那天，她踢翻了身旁的垃圾桶，生气了将近20分钟。
　　那阿龙呢？
　　“就没声儿了，吓坏了。”宋佳目光向下，“我这个人确实是，有时候脾气控制不住。带他们，我也在一起成长。”
　　曾有一支乐队因为忌惮宋佳的性格，最终放弃与她签约。那也是一支年轻的乐队，对资源同样渴求，但他们担心过于强势的经纪人会影响创作的独立性。他们提醒九连：宋佳非常好，但我们不会签，我劝你们也不要签。
　　“那番话让阿龙是有所顾虑的，但他没有太多犹豫，因为他内心还是太渴望被大家听到了。”一位曾与阿龙有过深谈的人说。

“名利特别诱人”

　　北京的夏夜被烧烤炉点燃，肉在烤盘上滋滋冒着热气。九连真人和工作团队一行十几人，围坐在露天的大排档。第二天就是《乐夏》的最后一场录制，将决定他们能否晋级前五，饭桌上却丝毫不见备战的紧张气息。阿龙拿着啤酒瓶，模仿起他们的一位东北朋友的口头禅：来来来，大家都支棱起来啊！
　　有人提议，“明天就决赛了，阿龙阿麦要不要跳个水？处女跳！”大家哄笑起来。
　　又有人提议，“以后可以找几个厂家赞助几个小号嘴，每场往台下扔几个。”阿麦笑了，“太重了砸坏了人！”
　　谈话由此进入了畅想环节：“以后演音乐节的时候，就要那种傍晚的场次，后边儿是夕阳，这边在唱，‘西边，太阳落山’。”
　　宋佳借此介绍，“我和他们说了，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有些什么公司年会找来，给再多钱也不去。我们立了很多要求的，音乐节低于八千人的规模不演，演出位置尽量要求不早于倒数第三，阵容非常重量级的可以挪到倒数第四。”
　　“这个赶紧记下来，一定要写进去！”阿龙突然直起身子，半开玩笑地说。说完又立刻向我敬酒，“开玩笑开玩笑，笔下留情啊！”
　　“九连现在变油了。”6月的一天，方欣在车上说。那是我见到九连的第一天，被他们身上质朴真诚的气质吸引。对方欣的这句话，我有些吃惊。她摇摇头说，“过段时间你就能看出来了。”她指的是，像任何一个一夜成名的故事那样，九连真人在短期内的角色身份产生巨变，为了适应新环境，他们难免经历某种迷失。
　　时间回到5月，九连真人第一次来到《乐队的夏天》舞台。
　　头顶是100多盏效果灯：摇头、染色、激光、频闪……黑暗中，音响师、舞美、道具、秀导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跑上台，“一窝蜂上去二三十个。”“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舞台。”九连真人吓坏了。调音师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摇头。其实耳内的返听完全听不清楚。他们不熟练吉他、贝斯该调到什么音量，混响的效果该如何凋整。只能下场偷偷和自己的编导表达，“好像坯有点儿问题。” 　　总导演牟自亘把编导叫到一边，语气充满怀疑：“你确定他们这样子，上了台能和马东互动起来吗？”
　　在第二现场，九连抱着从家乡带来的两大袋花生，眼神不停地游走——只要任何乐队与他们有眼神上的交集，让他们感觉释放出善意，他们就第一时间把花生递上去，“您好！来，吃点儿我们的特产吧！”回忆起来，阿龙忍不住嘲笑自己，“我们真的跟乡巴佬一样，见到谁都想合影。”
　　下了舞台后，阿龙、阿麦和万里三人肩搭着肩，互相扶持着走下舞台。“像是力气全部用完的感觉。”

　　在经纪人宋佳的话语下，九连是绝对的服从。在我见到宋佳之前，周边人曾提醒我，要小心她的脾气。宋佳对待工作极为认真，但脾气也是圈内出了名的火爆。

　　“那种原生态的淳朴，（让人）特别心疼，特别喜欢。”方欣说她曾看到，錄制的某个晚上，九连真人被经纪人带着去敬酒，“（经纪人）告诉他们你今晚应该敲这个人的房门，这个人在圈里很重要，你要和他搞好关系。”而宋佳对此的回应是：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谁说的这种话，我可以和他对峙。
　　跟访半个月后，我问阿龙，“是否担心成名后的这种生活会改变你们身上纯粹的气质？”
　　“名利特别诱人。”阿龙说。但他确信只要回到连平，“心就能静下来。”正如第一次见面时他所描述的那样，在连平，欲望没有那么露骨，“不用去想今天哪个乐队做巡演了，哪个乐队又出新专辑了。”
　　已经有一些期待加在他们身上。签约九连真人时，宋佳曾经喊话：九连不红我就退出经纪人行业。决赛前夕，我和宋佳聊天，她对于赛果很有信心。“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进（hot5）。”她交叉抱着手臂，小臂上是前不久新添的文身，“九连真人”的字样。
　　几天后，九连波淘汰了。新增一轮投票的赛制激起了很大争议，第一轮投票中，九连真人排在第五名;第二轮投票过后，九连真人掉到了第六。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宋佳将手机重重地摔在沙发上，主板摔坏了。第二天，九连真人订了一早的航班离开了录制现场。
　　“为什么那么赶着回去？”
　　“想回家了。”阿龙在手机上回复我。

欲望

　　在连平的某一天，阿龙和朋友一起聚会。饭桌上，他提起，“我特别爱喝精酿啤酒。”
　　两位朋友一脸迷惑，“什么是精酿啤酒？”阿龙解释了一番，在北京，他第一次喝到了精酿啤酒，印象深刻。连平没有精酿啤酒。沉默几秒后，他感慨道，“以前以为自己不爱喝酒，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没喝过好的。”
　　几天后在一家日料店，我提起这个细节时，阿龙正将一块生鱼片塞进嘴里。他露出极不好意思的笑容，“我这个人很好吃，特别喜欢吃好吃的。但是说实话，以前没条件也不舍得去吃好的。”
　　后来的谈话中，阿龙直面了自己的欲望：他渴望成名，想要赚钱，却也畏首畏尾。显然九连真人已经开始期待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万里将三个人的群名改成了“我要上春晚”，阿麦每天查看着微博的粉丝数，在一场商业拍摄的间隙，阿龙趴在床上抱怨着他的华为手机，“这手机太卡了，等赚到钱第一件事就是换一部新的。”
　　7月，我在黄燎原的住所与他谈起了阿龙的欲望。他大笑，“当然应该有这种东西。”他回忆起第一次在视频里看到九连真人，当镜头拉近，他看见了阿龙、阿麦的表情和眼神——“那眼里的光”。那眼神让他想起杨德昌早期电影里的那些少年，也让他想起19世纪法国作家笔下所写的，“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就是怀揣着巨大的野心和梦想，渴望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渴望到一个更宽阔的地方，去展现自己。”
　　他们现在恰好是这样的状态。他说。
　　黄燎原选中的就是这股“想要冲出去”的劲儿。舞台上的阿龙让他想起了梁龙（二手玫瑰乐队主唱），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梁龙的演出时，黄燎原也是这样的生理反应——“激动，那种振奋你知道吗，就像真是一个大鹏展翅，咔，振翼了一下，就那样的—个感受，那个非常强烈的东西。”这种信号消失多年，在九连真人这里复燃。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当惯了伯乐，见证了一批摇滚乐队、艺术家的功成名就，他确信，“连平是留不住阿龙的。”
　　我提出“这股劲儿”可能离开连平就会消失，他并不认同。

　　这天上午，万里在仓库里收拾物件，一个大爷从门外路过，隔着老远对万里喊了一声加油。万里认得他，是住在仓库楼上小区的住户。如今情况不同了，那些从前在他们排练时向警察举报的居民开始和颜悦色起来。人人都知道九连真人就是从这座仓库诞生的。

　　“他们客家人有句话，年深外境犹无境，身在他乡即故乡。”他坐在书房里，抽着烟。真正的创作者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创作，“连平不是九连真人的必要条件”，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还不成熟。”
　　黄燎原给九连真人的建议是：尽可能久地留在连平，直到待不下去为止。他告诉九连，接下来，钱会来的，女人也会来的，要守住自己。

未来

　　再在北京见到九连真人时，阿龙兴奋地说，淘汰后回连平的飞机上，他突然来了灵感，写下了一首新歌——这排得上这阵子最高兴的事儿了。
　　起先，他们对第六名的成绩感到遗憾。后来想明白了，无论赛果，脚下的路才是刚刚开始。
　　那次回去，接机的路上滴滴司机一直抱怨这一单亏了，“能不能把高速费承担一下？”“不可能。”阿龙脱口而出。说完又有些不好意思，“一会儿我们几个请您吃碗粉。”
　　九连真人最初的梦想，是在连平能够拥有自己的排练室;以前他们总借朋友琴行的鼓房，或是在里哥的仓库排练，投诉始终不断。房东大爷时常火冒三丈地出现，对着他们破口大骂。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天上午，万里在仓库里收拾物件，一个大爷从门外路过，隔着老远对万里喊了一声加油。万里认得他，是住在仓库楼上小区的住户。如今隋况不同了，那些从前在他们排练时向警察举报的居民开始和颜悦色起来。人人都知道九连真人就是从这座仓库诞生的。
　　万里招呼大爷进来喝茶，大爷面无表情地摆摆手，“我还要去买菜。”
　　有天在连平，我们走在通往鹤湖水库的田问小道上。晚霞绚烂，暖金色的火烧云挂在天边。万里突然指着某间小屋说，希望未来他们能拥有一座三层的房子。第一层放着茶具，能和县里的音乐爱好者们喝茶聊天;第二层是设备间，里面陈列着所有能买得起的设备。第三层最好有几间卧室，哥仨排练完可以在这儿住下，每天都能待在一起。
　　他们还有很多梦想：比如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天，黄燎原在美国的朋友发来九连真人的视频直呼喜欢。他们便开始期待，“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去美国演出呢？”九连真人三位都没有出过国。有一回阿龙突然问我，“你去过哪些国家？”我列举了一些，反问他，“那你呢？”他挠挠头：“不太记得了。”
　　当然还包括最简单的愿望：取队名时，他们说好了要一起去附近的九连山看看——九连山脉连着18个县，连平是其中一座。据说那里的溪涧清澈见底，鸟鸣不断，山路缭绕。他们至今还没有去成。
　　田埂里的牛蛙叫得像狗一样，空气中透着湿润的泥土气味和牛粪的粪香。这是在连平的最后一次拍摄，纪录片团队与杂志摄影师焦急地在电话里催着阿龙：“到哪儿了？赶紧，再晚光就没了。”
　　阿龙下课晚，从学校到水库有20分钟车程。
　　天是阴天。太阳被青灰色的云覆盖，透着泛白的光。可密布的云层乌压压的，仿佛天随时都要黑下来。阿龙终于赶到，在日落前完成了拍摄。巧合的是，云层散开了，光线恰好。
　　“看，彩虹。”有人喊道。
　　大家转身，看见山谷里的彩虹远远地架在天边。摄影师赶紧招呼阿龙小跑过去。他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和板鞋。摄影师夸他，“绝了，彩虹少年！”
　　大家都在感慨天公作美，过程中充满忐忑，可最终一切顺利，正如他们这一年来的际遇。回程的路上，万里突然感慨：“老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前方的道路一望无际。万里指了指彩虹：该来的都来了，没期待的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