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疏散

　　你真不容易。从五月一日晚，准确地说是五月二日凌晨石头被捕起，就一直在等待，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噩耗。你，一个女人，原本有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也有艺术方面的天赋，但跟了他，就放弃了。你有嫁鸡随鸡的老观念，但主要还是他的光芒吸引了你，让你承认、服从。他虽然穷，但精神很富有，再说那几年大家都穷，死人是最稀松平常的事，说不定哪天一颗流弹飞来就死了，或者说错一句话被人告发，被投入古拉格死了，财产反倒成了负担。他虽弱，但内心很强大，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他仍然只听从内心的召唤，不睬祸事。你就爱他这一点——桀骜不驯又才华横溢。他宣称，他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单这一点，就值得你扑上去。你说过你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石头也不是，你们分分合合，如胶似漆，也是不离不弃的一个原因。
　　你很清楚，这一回是第二次被捕了，再没人营救，也没人营救得了。这一次不是“严打”，这一次是“大清洗”，新账旧账一起算，洪水滔天，妈都喊不到一声。第一次被捕是四年前，被捕的当晚便有两个人营救。一个是女的，叫葛连科；一个是男的，叫抱石。这两个人都不简单，走的都是上层路线，特别是抱石，字条直接递到了元首面前。
　　其实你是有预感的——这一次，石头活不了。你晓得他犯的是啥罪——他写诗，讽刺元首，揭元首的老底，说元首是横板带嗔的山民，把元首白嫩粗壮的手指比作茅厕里的拖尾巴蛆……关键的关键是，上次葛连科出面找的那个部长，自己都被“清洗”掉了。
　　石头敢写反诗，敢拿到人面前去读，自然是不怕死；他不怕死，他考没考虑到你？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他十九年了！你不怨他，石头就是这么个人，生活上可以照顾你，很多细节都做得好，挣第一笔大稿费，就给你买了件法国大衣，挣第一笔版税，又给你买了你相中已久的东方玉坠；然而在内心深处，或者说在灵魂深处，他不会考虑你的感受，他只有他自己，只有詩歌。
　　说你一点不怨他，那是假的，哪个女人甘愿当寡妇？哪个女人不想跟自己爱的男人白头偕老？几个月前，你给他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你就猜到了，你只是不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那时你的手指还有温度，你想象风头变了，石头被释放……石头回来了，人不人鬼不鬼，但喝了你熬的汤睡了你暖的铺很快便康复了……现在你已经冷过了，肚脐眼里面又有了热气，走到镜子前面，用手指刮了几下凌乱的头发，挽起盘在脑后，你的鱼尾纹笑了一下，心头闪过“遗孀”一词。
　　你正要出门，彼城的小诗人来了，一瘸一拐的，看样子又喝醉了。“姐——姐——你别走呀……”他远远地朝你招手，一头栽倒在门口的泥水里。“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没得救了。”你摇摇头，走过去扶他。他一身泥，嘴里嘟哝着：“秋天不安逸，到处是泥水。”
　　你把他扶进屋，自己也蹭了一身泥水。你看着他，明知他就是个酒鬼，就是个小混混，心里还是生出怜悯……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见这个小混混，你便觉得他身上有种不寻常的东西——幽灵或天使一般的东西。的确，是他向你报告了石头的死讯，并带回了石头的遗物，包括你写给石头的最后一封信。不管怎么说，他是石头的狱友，是石头弥留之际的见证人。
　　西边一直在打仗，石头在的时候就打起了。先是你们国家打邻国，再是邻国打邻国，最后是邻国的邻国占了邻国打你们……石头就出生在那个被占的邻国，一个小国，后来随父母迁到彼城，入了你们的国籍。石头清楚西边的仗是怎么打起的，哪个有理哪个没理，哪个是虚张声势哪个是真有实力，他甚至叫得出那些邻国和邻国的邻国的名字，叫得出战役和将军的名字。有段时间，石头天天给你讲西线的战事，你都叫得出一些战役的名字了，比如巴巴罗萨计划、菠萝战役、彼城战役、斯城保卫战……然而，石头被捕后，你什么都记不得了，特别是跟石头断了音讯之后。
　　而今，所有的邻国都变成了一个国家，原先属于你们国家的大部分疆土和人口也都变成了邻国——邻国像童话里的一头魔兽无限地膨胀起来，吞噬着你们。它已经吞噬了彼城、雪城、石头城、太阳城……猩红的舌头又伸进了海城，洁白的牙齿已经咬到了你们的肉……邻国是一头魔兽，你们自己的国家何尝又不是魔兽？战时还自己人逮捕自己人、自己人吞噬自己人、自己人吸自己人的血，好多青壮年不是战死在西线，而是饿死、病死或者被杀死在自己的古拉格。
　　小诗人醒了，抿着嘴唇坐起来，喊了声：“水！”你虽然揩了身上的泥水，但印子还在，黄的和黑的，像沾过屎和血。你本想换一件衣裳，衣柜抄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件有法子穿的衣服。“酒鬼！小混混！”你骂了一句，起身去给他倒水。暖水瓶轻飘飘的，你拔了木塞摇了摇——没水。
　　“老头儿对我从来不会是这个态度，有好吃好喝的总想到我，他晓得我爱吃沙丁鱼——沙丁鱼你吃过吗——每次吃沙丁鱼，他都把他的那份让给我！”小诗人爬到了沙发上，抱怨起你。
　　“编吧，小混混！”你在心里骂了一句，进厕所去接了杯自来水。
　　趁小诗人喝水的时候，你关了窗户，插上插销，大门也插上插销。你不是怕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你是怕隔墙有耳——石头第二次被捕后，你更谨慎了。不是你多疑，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平常很熟的邻居——经常坐在院子里喝茶、交换书看，时不时还几家人聚在一起施展厨艺，石头被捕后突然就搬月亮家不见了。
　　枪炮声的确近了，过去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像远处的雷声，从来没觉得对睡梦是一种威胁，而今喧闹的白天也能听见了，轰隆隆或者嗒嗒嗒，夹杂在火车的汽笛声中。
　　“水喝了就走！”你转过身来对小诗人说，“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小诗人没说话，他已经把一大杯水喝干了，伸出手把空杯子递到你面前。一只橘黄的加大号杯子，石头喝水的专用杯，离开时没舍得带——你还清楚地记得是在科克杰别里买的，买杯子那天你们接过三次吻。
　　“你不该这么对我！”你换了木瓢接水出来，小诗人冲你说，“你最好对我好一点！”
　　“我跟你没得话说，把瓢里的水喝干就走！”你走到窗前去拉窗帘，没抬眼睛看他。 　　他不喝水了，使劲把木瓢摔在地上，水滴裹挟着尘埃溅到了你的衣服上。他要酒喝。他像个受伤的强盗，单脚跳着，在屋里翻箱倒柜，瓶瓶罐罐滚了一地，发出连续的刺耳的声音。你没有去制止。你捂住耳朵，蹲在墙根，看着他兽一样地单脚跳，看着他找不到酒，生气地把你用过的空香水瓶扔在洗碗池里……你开始怨恨石头，怎么能托这么个人？继而又怨恨起诗歌，一定是它把石头和这个人联系起来的……最后，你扑哧一笑，觉得眼前的这个小混混又滑稽又可怜。
　　“我还没给你讲老头儿弥留之际的情形呢，你想听吗？”小诗人没有找到酒，跳回到沙发上，酒瘾像是发作过了，突然变得一本正经。
　　你没答话，等着他的下文。
　　“老头儿是被活活打死的，审讯室离囚室不远，我天天都能听见他的叫声。”小诗人脱了没有脚趾的套鞋，收起他那只残废的脚双手抱在怀里，像抱着个怪物，接着说，“老头儿吃亏就吃在嘴紧，不肯开口，其实开个口没那么难；他们提审你，未必是想从你嘴里得到什么线索或者秘密，他们就是要你开口，你不开口，他们有的是办法！”
　　你抱着头，还蹲在墙根，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你一直都看见石头在受审、在挨打，一直都听见石头在叫唤。
　　“直到老头儿不行了，米水不进，他们才把他送回囚室，说他得了疟疾，无可救药了。”小诗人边说边捧起怀里残废的脚——哪里是脚？连一根脚指头也没有，只剩下靠近脚后跟的一小块脚掌——像捧起一块熟肉，埋下头嗅了嗅说，“真臭！老头儿怕死，却不肯开口，他是我见过的最不识时务者。他发着高烧，浑身颤抖，医生来看过，说没药……他白天迷糊，晚上又清醒了，跟我讲起你……他托付我，叫我活着回来的话一定来见你……他还讲起他跟葛连科，跟苏娜……”
　　小诗人说不下去了，他低下头，让又脏又乱的长发盖住整张脸，泪水从发端滴下来，打湿了怀里的残脚，整个人像极了颓废的细雨中的鸟窝。噩梦重现，一幕一幕在他腦壳里回放。
　　什么时候你已开了大门，背身坐在门槛上。从你的头顶看出去，几个穿制服的人正朝这边走来。走近了便可以看清楚，他们是警察和铁路员工，还有便衣——卢比扬卡的人。你熟悉他们胜过熟悉所有穿制服的人，诸如军人、警察、税务官、法官、海关官员、铁路员工、保险公司职员……你跟石头坐了多少火车，南来北往，跟列车员打过多少交道，但还是不如对便衣熟悉。“便衣都是杀手。”石头第一次被捕，你跟葛连科去探视，他悄悄对你们说。便衣带走了多少人啊，以火车皮计算，也不止四位数！他们夏天穿着风衣，冬天穿着大衣，随手摸出搜查证、逮捕证，叫你签署，斯文起来像个娘们儿，粗暴起来像一伙强盗……便衣还真的有娘们儿，丰胸长腿，习惯用余光看人，一年四季两个眼眸都像是结冰的贝加尔湖。
　　你以为便衣是来抓你的，结果不是，他们是来给你送死亡通知书的。一张纸，一行潦草的手写的字——1938年12月27日，二道河劳改营，死于心衰。连死者的姓名都没有。
　　你接过纸，看也不看，没说一句话就起身进屋了。
　　外面又下起了雨，夹杂着尘土和鸟粪，落在穿制服的人的后背上，清晰可辨。
　　便衣就此止步，但并没有离开。穿制服的人跟了你进屋来，叫住你。先是警察跟你交涉，之后是铁路员工找你谈话——他们给你两天时间收拾行李，两天之后的这个时辰，你将被疏散到塔什干。
　　“死也不走！”你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几乎要跳起来，一口回绝了。
　　铁路员工没跟你多说，警察也不跟你多说，他们把一页表格递到你手里。
　　“我哪里也不去，死也要死在这里！”你说了一声，撕碎了表格。
　　穿制服的人退出去，便衣进来了，他们二话不说要把你带走。他们不是很粗鲁、粗暴，而是很礼貌的。对待女性，尤其是对待像你这样的女性，或许他们有所考虑。你知道最近大气候有了些微变化，他们不会逮捕你，两次逮捕石头都没有逮捕你，你已经吃了定心汤圆。
　　出门的时候，他们才看见沙发上的小诗人——那个小混混、酒鬼，一窝蜂上去把他架起，一并带走。半路上，小混混才反应过来，把释放证掏出来，他们又把他放了。
　　他们把你带到附近一栋居民楼的楼顶，把远处一栋灰色的大楼指给你，问你晓不晓得那是哪里。
　　卢比扬卡——你当然晓得，他们在每个城市都建了这样一栋楼，灰不溜秋的，从外表看跟其他大楼没有两样，但里面全然不同。
　　雨下密了，他们呢大衣上的鸟粪越来越多。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昏暗的天穹像是永远不会再出太阳。
　　一群鸽子飞过，嘶嘶地叫着，它们像是刚受了惊吓，拼命地扇着翅膀。有几只像是受了伤，飞着飞着就坠落了。

她。鞋的问题

　　绿皮车、闷罐车等候在站内。每天都有一车一车的人被送往东方各地，好些年都没有火车停靠的生锈的钢轨没几天就磨得锃亮了。
　　妇女和儿童是首批，老人、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工是次批。明明是遣送，官方文件和大街小巷的标语却叫着“疏散”。 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不情愿的，没有拼命挤火车，而是被驱赶着、强迫被拉上火车。
　　喇叭里播放着《喀秋莎》，因为电力不足有些变调。广场上、月台上到处是泥水和落叶，弥漫着感伤的气氛。
　　还没到二十四小时，她的行李就被一伙民工模样的人扔到了过路的闷罐车上。“还在等酒嘛等肉？上车了！只有五分钟！”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在她身后一边驱赶一边吆喝，“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喽！”
　　她没有反抗，也没有瓤撺时间，而是顺从地上了闷罐车。她想通了，她愿意被疏散。一个人了，再没疑问，一个人也得活下来，就算不是为自己，也要为“诗人的遗孀”活下来。
　　她跑了几节车厢，准确地说是几个闷罐，才找到自己的行李。衣服无所谓，她自己的随身物品无所谓，她担心是那口皮箱——石头的手稿，好些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丢失了，就等于他再死一次。石头死了，留给她的就这口箱子；在她的有生之年，如果说还有什么跟石头在一起的，也就是这些手稿。她是这么想的。现在，她找到了箱子，打开看了，把它坐在屁股底下，心里总算踏实了。 　　车厢里人满为患，有站的，有坐的，有过路的，有找熟人的。站的居多。过路的来了也不让，任凭他们挤。如果站着的是个大块头，过路的撞上，只有自认倒霉，咬着牙绕行；如果过路的是個大块头，撞过来，像头北极熊，站着的只有吃哑巴亏。时不时有被踩着脚的，或者有被行李夹住肉的，发出一阵阵尖叫。
　　“开下窗！开下窗！”有人在车厢的角落用哭脓包声音喊，听得见声音看不见人。
　　“有?的窗！”有人冒了一句，同样看不见人。
　　“那儿不是窗？”一个小女孩指着车厢的一侧说。她梳着刘海，穿一件红皮袄，站得高高的，两个眼眸在昏暗的光线中发出蓝色的光。
　　“闷罐车哪儿来的窗？”坐着的人站起来顺着小女孩指的方向看了看，又坐下了。
　　她坐在箱子上，视线很低，看不全小女孩，但她看见了闷罐车车厢一侧的窗户——很小的一方，就像南方客栈的阁楼上开的小木窗，关着时只有一个黑铁的轮廓。车厢里散发的气味很难闻，那是一种潮湿的牲畜打堆的地方才有的味道——汗味、狐臭味、尿骚味、粪便味……她熟悉这种气味，从少女时代便开始闻这样的气味，跟石头结婚后，走到哪里都能闻到，不管是北方还是在南方，不管是在海城还是在太阳城，也不管是在大都市还是在乡下，而且越来越浓，越来越让人呼吸困难。
　　接下来，她看见了脚——密密麻麻的脚，男脚和女脚，赤脚和穿鞋的脚，好看的脚和丑陋的脚，完好的脚和残缺的脚……自然，她也看见了脚上穿的鞋子。不管什么鞋子——皮鞋和草鞋，布鞋和运动鞋，手工制作的鞋和工厂批量生产的鞋……都一律是破鞋，脱了底的，断了帮的，奓了口大舅舅二舅舅露在外面的，以及穿不稳用电线绑住的……这些脚和脚上的鞋让她记起早年参加过的舞会，在“废物”和“流浪狗”，还有“北极光”，也是这么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但它们光鲜、干净利索，不管是露在外面的脚踝还是喇叭裤筒罩住的脚背都很美，脚上的鞋有名牌，有不是名牌，但都擦得贼亮，总之，很自信很高贵，透着活力。偶尔也会有打赤脚，那是如何地惊艳和富有个性与激情……而此时此刻看见的，则是一些病残之脚和慌乱之脚，更多的是没鞋穿的泥脚。
　　恍惚中，她把视线从纷乱变换的腿脚收回来，落在自己的脚上——很幸运，她的脚上还穿着双鞋子。虽是与季节不相符的凉鞋，还断了耳子，但比起那些赤脚已经非常不错。它是两年前从旧货市场买回的，买回来没穿就大修了一次，花了她五百卢布，因此被石头嘲笑了好久。很合脚、很舒服的一双鞋，不知道穿过怎样一双女脚，但一定是很高贵、很漂亮的一双脚，和她的脚一样。
　　看了鞋子，又看自己的脚。她笑了。人老了，脚还没老，还那么光滑、充满活力，特别是从鞋洞露出的脚趾，脏是有点脏，但很霸道。
　　想起这双脚，十九年了，准确地说是十九年半，它跟随他，走了多少路！他爱这双脚，在他未吻她身体别的部位之前先吻了它。他申明过，不是试探，是真的爱它们……后来的那些夜晚，或者在异乡的长廊上，或者在海边，这双脚就是他的尤物，就是他演奏的乐器……这么信马由缰地想，她的眼睛潮了，看不清自己的脚了。
　　“嗨，你是去叶拉布加的？”
　　“我去塔什干。我家人先去了。”
　　“叶拉布加远还是塔什干远？”
　　“我不晓得，你问她吧！”
　　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交谈。年轻人回答不上，指了指娜坚卡。中年人看了娜坚卡一眼，她正在抹泪，没敢问她。
　　“你从哪边过来的？”
　　“垫脚布。”
　　“一路上都看见些什么？”
　　“死人！死人！死人！”
　　“你呢？你从哪边过来？”
　　“锯木场。我从锯木场来。”
　　“一路上都看见什么？”
　　“活人——死人都埋了。”
　　“还有你，你从哪边来？”
　　“坂城。”
　　“你一路上又看见什么？”
　　“弹坑，潮水般的难民……士兵燃烧后剩下的骨架！”
　　几个有着外族长相的人从别的车厢挤进来，被前面的人挡住，停在她面前说着外国话。她听得懂——听得牙碜。他们衣服穿得不错，不是皮草便是羽绒，但却光着脚。
　　火车不知走了多远。她睡着了。醒来看见窗户开了，有树木和铁塔一晃而过，偶尔还看见河流。
　　窗外在下雨，雾蒙蒙的，时不时有冷风吹进来，皮肤能感觉到高纬度上的秋意。她环顾车厢，罐子里的人都在打瞌睡，站着的比坐着的睡得更香，只有穿红皮袄的小女孩没睡，她脑壳挂在窗户上，在看窗户的风景，秋风把刘海吹乱了。
　　娜坚卡刚才做了个梦，梦见跟石头在一个合作商店试鞋。一双不是很合脚的高跟鞋，还是买下了。她喜欢红色的，石头喜欢白色的，两个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买了白色的。
　　这个梦让她想起跟石头在雪城买鞋，货柜上那么多鞋她都没看上，唯独看上了摆在街边的一双手工鞋——懒式，不需要系鞋带，后帮是用类似红桦树皮的材料制成的——布匹和皮革匮乏的年代，脑瓜灵透的鞋匠找到了经济而美丽的替代品。逛商店前她就看见了这双鞋，从商店出来直奔街边的鞋摊。“穿不到两天就烂了，你买它干吗？”石头喜欢买结实的鞋，也要她买结实的，然而，她却更愿意买好看的。他把鞋匠的小板凳抢过来，不让她坐下试鞋，还劝鞋匠别卖给她，说她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那次，她没听他的，她犟赢了，买下了那双好看的“树皮鞋”——他是这么叫的。后来那双鞋把她的脚磨破了，回到她父母家，她看着乌黑发紫的脚，发了几天高烧，几乎卧床不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一边给她的脚搽蓝药水一边用中国谚语打趣她。她真是服了他，心想往后还是要多听他的话，不能牛脾气，没准有时候女人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她还记得雪城的那个鞋匠，年龄不大，浅发红脸，独腿，系一条树皮的围腰。
　　“你咋要拴树皮围腰？”她问鞋匠。
　　“我原来也是拴皮围腰的，后来找不到皮子，我用它补鞋了。”他说。 　　石头在场，她不好跟他多聊，还有他的独腿，多看两眼就揪心。“咋搞的？”倒是石头指了指鞋匠的独腿，问道。“跟红军打仗，打残的。”鞋匠摸过拐杖，撑起来，凑近些说。“这么说，你当过白军？”她隨口说道。石头白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火车走了一夜又一夜，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她猜测着河的名字。只要方向是向东，她猜测的就没有问题。这一条条由南向北流入冰海的河流，来自遥远的南方，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在叶拉布加站，很多人下了火车，背包捞伞的，大呼小叫。现在她看清了，他们大多是从西部省份逃难来的，鞋已经完全磨破，人人打着赤脚。这些西部省份早先大多是一些独立国家，1917年革命后才被纳入联邦版图。他们走的里程之遥远没人相信，火车只是他们坐过的一种交通工具，之前还坐过汽车、马车、渡轮，在乡村废弃的学校和被炮弹夷为平地的工厂落脚过，躲藏在江中的小岛又离开了小岛。月台上很多水洼，那些发青的赤脚就走在水洼里，也不回避。他们习惯了任何艰难困苦，只要能逃命就什么都不怕，连小孩子都很懂事、很勇敢，帮大人扛着锯子或者童车，要么就是背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弟弟妹妹，赤脚踩在铁条、玻璃或者钉子上，也不叫唤——他们打了多少年赤脚呀，脚掌已经结了茧。
　　看着这些外省人下车，跳下月台穿过铁轨走在煤渣路上，她心酸又欣慰，感觉自己的苦也不算苦了，自己的厄运也不再是厄运了。
　　到达塔什干的时候，她也完全是赤脚了。凉鞋又断了两个耳子，在火车上就穿不稳，下火车没走两步，前面一排耳子全断了。她把鞋子捡起来提在手上，扔进了一蓬灌木丛。
　　过铁轨的时候有人跟她同路，走到溪边仍然有四五位，其中那个穿红皮袄的小女孩她认得，她比在闷罐车上看起来要成熟一些。小女孩的母亲或者外婆走在前面——她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胖女人。坐在溪边，捧起水来洗脚——水太刺骨，不敢踩进去，她才发觉那双凉鞋不能扔，于是又跑回去拿。它是她最喜欢的一双鞋，虽然石头不以为然，说不定修补一下还能穿，无法修补留着做个纪念也好。
　　她的行囊里还装着一双鞋，就是那双在雪城买的“树皮鞋”，但也是坏的，修补过好多次，已经没有鞋匠愿意接活儿。

我。葛连科和舞蹈鞋

　　没想到葛连科也被疏散到了塔什干。有一天，在师范学院门口我们撞见了，她叫了一声“娜坚卡”，看着我肿得像起面馍馍的赤脚哭出了声来。我笑了笑，没有上前去拥抱她。她过来牵我的手、拥抱我，我往后退了两步，像个木桩一样没有回应。她是跟作家协会过来的，什么事都不做，有供应吃。我那时刚刚被安置到师范学院教德语，没有工资发，正吃不起饭，便跟了她两个人吃一份供应。
　　“娜坚卡，你要打起精神，不可以就这样萎靡下去！”葛连科给我吃了供应，总是这样对我说，“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我只顾吃供应，一句话不说，也不看她。她是出于好心，就是有时显得高高在上，带一种教训人的口吻；我也不跟她计较——她是谁啊？葛连科是谁啊？骨灰级的老朋友，和我是姐妹，和石头是兄弟！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来不跟我提石头。死都死了，再提也没用。她当然不是这样想的，她怕我伤心，晚上一个人睡不着想以前的事。我也不主动提，想了就想了，睡不着就眼睛睁起等天亮。别以为她就不伤心——他们是兄弟，外面还有一些传说，革命前就开始流传了，但我从不相信……自从嫁给石头，我们就三天两头地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只要南下就一定在我们家投宿，我们北上也都住她家。很多时候我睡了，她跟石头还在客厅聊天，喝酒或喝咖啡，有时聊到天亮。他们是兄弟，是诗歌的兄弟，聊的层次很深，那时候我听不懂，也没有多大兴趣。有时候两个人聊困了或者喝醉了，就在又脏又破的沙发上连身裹，我凌晨起来上厕所，一个个给他们盖毛毯，心里只有羡慕，没有一丝醋意。有几次在我们家，石头出门了，我代替石头在客厅跟她聊天。我不懂诗歌，也不懂政治，我们聊男人女人，我们毕竟都是女人，也喝酒喝咖啡，没有酒和咖啡，我们就喝一种让人打嗝的冲鼻子的汽水。石头从外面回来，见我们睡在地板上，想把我们挪到沙发上去又不敢——他也没那么大力气，只好给我们盖上毛毯，从我们身上跨过，进屋去睡了。
　　我认识她那时她很美——不只漂亮。那种高傲、高贵让圈子里的每个男人又爱又怕。石头是个特例，他和她没有距离，就像是天生的兄弟。我是女人，我们之间更不成问题，在她的高傲、高贵面前，我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就做起比她还要高傲的架势。她吃我这套，跟我在一起从来都很低调，哪怕在一些场合装高调，只要我一出现，她立马就变低调了。
　　“石头为什么不怕你？”有一次喝了伏特加，我问她。
　　“不是不怕，是不别扭。”她纠正道，“或者说，是不害臊。”
　　“那是为啥？”我窝在沙发的一头，吹着空酒瓶。
　　“还用问？我不是他的菜呗！”她窝在沙发的另一头，也举着个空瓶子。
　　这就奇怪了，葛连科这么漂亮、性感，圈内圈外的男人想吃这口菜都想起病了，现在美味佳肴端到了面前，石头为什么就无动于衷？我心想，没有讲出来。他不是男人？——显然不对，别看他病恹恹的，干床上那点事还蛮来劲儿，他不是禁欲主义者，我最有发言权。“灵魂是飞翔的翅膀，翅膀也得有个插处。”每次完事之后，他总会裸着汗身对我说这句话。他是想开导我，打消我天生的罪恶感。
　　他也不是怕我，要是因为怕我，他们在一起会更加别扭，他会找各种理由回避她。
　　“那你是谁的菜？”我大笑起来，蹬着葛连科的脚。我们的脚脱了袜子，冰凉冰凉的，小腿也冰凉冰凉的。我说：“你说了，你也不是古米和蒲的菜。”
　　“我说我是大众的菜、全国人民的菜，你信吗？”她也笑起来，发胖的肚子一颤一颤，双乳垮向两侧。
　　葛连科这个人啥都好，就是有点装。自恋的人就这样。再说，哪个才貌双全的人不装？不装太浪费资源了！她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爱她，暗恋她，都想追她、跟她上床。她走在街上的那种感觉哟，真是找不到语言描述，不自在得很，好像万道目光都汇聚在她身上。我跟她走在一起，脸上都有种蚂蚁跑的感觉。现在她长胖了，皮松肉弛，面部轮廓也越来越男性化，但骨子里的东西还在、还装，只是装得好点了。走在街上，依旧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街上的人都在给她行注目礼——的确，有不少人在看我们，但未必都是在看她，也有看我的——我比她年轻，脸蛋也比她长得好，越来越有女人味了——这可是她夸赞的。 　　不知从啥时起，男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倒是跟女人打得拢堆。很多贵妇人、名女人——舞蹈家、慈善家、演员、音乐家……苏娜就不说了，李季亚、罗拉、魏拉、马丽……都是她的崇拜者。我后來才知道，元首夫人——与我同名的另一个娜坚卡，也是她的崇拜者。
　　“你得答应我，打起精神来活自己的人！”葛连科把她压箱的衣裳拿出来给我穿，她说，“再这么死灭灭地下去，糟蹋了我的衣裳！”
　　穿了她的衣裳，我还真变了不少——走路抬得起头了，胸脯挺直了，步伐也快起来。
　　“你还得读书。”看见我有了改变，她进一步说，“你多久没读书了？读书能改善一个人的内心面貌！”
　　当天，她便从外面抱了书回来给我。书很古旧，都是上个世纪的，包在一方头巾里，我打开时看见几根白发。
　　“我是专门为你借的，看了要还！”房间里只有我俩，她也要凑近我，耳语道。
　　我翻着书。一共三本，除了一本但丁的《地狱》，另外两本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和《死屋手记》。我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边，打开《地狱》，一页一页看里面的插图。
　　“现在，还不敢说你就安全了，说话做事还得小心！”葛连科说，“书拿回去收拾好，只能在家里看。”
　　深秋的一天，葛连科跟一个女人踩着满地蚯蚓来到我在阿尔巴特街的木屋，后面跟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俩坐在门口的木头上打盹儿，花头巾包着脸。少年在一棵拐枣树下给一只濒死的乌鸦喂蚯蚓。
　　我走拢去，摇醒葛连科。“不晓得怎的，霉瞌睡多得很。”葛连科揉了揉眼睛，转过头指着旁边打瞌睡的陌生女人说，“伊莎，舞蹈家，你和石头应该看过她跳舞。”
　　陌生女人醒了，撩开头巾，朝我眨眨眼。她的五官很好看，只是皱纹已经爬了上去，显得又衰老又憔悴。
　　伊莎我知道。革命前有名的舞蹈家，革命后不肯改跳新芭蕾，流亡海外，去北非跳过一段时间的阿拉伯舞蹈。1922年，我跟石头在白军控制下的南方看过她的表演，记忆中的她美丽惊艳，穿一身雪白的长袍，身上的每一寸布都颤动着性感。那时她三十出头，一点不老。
　　我叫她们进屋坐。汽水儿代替咖啡，舞蹈家一点不介意。“娜坚卡，大诗人石头的妻子。”葛连科这样介绍我，“现在，已确定是遗孀了。”“石头有名得很，国外很多人读他的诗。”伊莎说。她没有问石头是怎么死的，也没有向我表示任何的哀怜与慰问。我很乐意舞蹈家有这个态度，在那个年代，也是每个人的常态，小时候的玩伴或闺密聚在一起，有几个不是鳏夫？又有几个不是寡妇？唯一让我不自在的，是说话时伊莎一直盯着我的脚——赤脚，脚丫子里还沾着蚯蚓和草屑。
　　舞蹈家的儿子在屋檐下捣鼓什么，弄出的响声吓了我们一跳。母亲隔着板壁叫他，他居然骂了句脏话，弄出的响动更大了。
　　不用葛连科讲，我也有所耳闻——伊莎又离婚了，独自带着穆尔回国。她三次婚姻都失败了。第一次很恩爱，但遇上了革命，丈夫是孟什维克，死得很惨。第二次婚姻属一见钟情，在新政府的一次酒会上，结婚没几天就离了，对方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伪君子，和她语言、志趣相差甚远，还是个虐待狂。第三次婚姻发生在海外，不是跨国恋，年岁一天天大了，她就想找个依靠，人不太坏就行，也找到了、结了，不仅不坏，而且可以说很好、很善良，过去是白军，后来被吸收进了新政权在海外的间谍组织。
　　“都是苦命女人。我们仨。”葛连科说，“但她比我好，有儿子在身边，不像我，儿子在古拉格！”
　　“你们都比我好，你有个儿子……还活着。”我说，“我什么都没有，石头死了，我便什么都没有了！”
　　“穆尔跟她不和，青春期，叛逆。”葛连科说，“为了这个儿子，她脑壳都大了……你和石头不要孩子是最明智的选择，你们清楚，这个年代，出生就意味着受苦、受辱……”
　　我没有再说什么。葛连科开始哽咽。此时此刻，我倒是很想有个孩子陪着我——陪着我也吃葛连科的供应，也穿葛连科的鞋……我舒了口气。
　　第二天，葛连科带回一双鞋，说是伊莎执意送我的。
　　“一双拖鞋，棉条编制的那种，其实就是生棉花。”我后来在回忆录里这么说，一点不夸张。拖鞋与深秋原本就不配，何况塔什干的深秋多雨。不过，穿拖鞋总比打赤脚强。
　　还好，鞋子穿到第五天才坏，因为我走路很小心——我都没法形容走在塔什干郊外泥泞中的我了，两只手提着又脏又破的长裙，弓腰驼背，不敢抬头看人，生怕一不小心泥巴和蚯蚓钻进了拖鞋。
　　伊莎再次见到我，拖鞋已经穿烂了，她隔着面纱唉声叹气，责怪我走路太快，把一双堪称艺术品的鞋子走坏了。“你又没看到我走路，咋说我走路太快？”我没好气地反驳道。“还需要看吗？鞋子坏了，就是明证。”舞蹈家揭了面纱，露出好看而衰老的五官说，“那么漂亮的一双鞋，真是可惜！”“那穿都穿烂了，你要我咋办？又没法还给你！”我说。这时，葛连科给我们打了圆场：“给你再多的鞋子也不够穿！你那双大脚丫子，就该拿给中国人去缠成三寸金莲！”她用一种稍显暧昧的只有亲姐妹才听得懂的语气责怪我。
　　母亲过世后给我留下了一双单鞋和一双套鞋，我穿着它们颠沛流离，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别人家的炭火或电暖气上把它们烘干。
　　我后悔接受了舞蹈家的礼物，不是因为她怪罪了我，而是因为它太不经穿；要是在别的不缺鞋穿的年代，我会用个盒子把它装起来，作为收藏品，保存好。
　　晚上一个人读但丁，听秋风扫落叶，声音很像是来自地狱。石头一定到天堂了。他死于地狱，他用疼痛而非死亡把他的肉身提升到了炼狱。
　　舞蹈家送我的穿断耳子的拖鞋躺在门背后，沾在上面的蚯蚓干了，和生棉花裹在一起，难以分辨。我把成块的泥巴剔下，不再去管断在棉花里的蚯蚓。蚯蚓的血干后，和着塔什干的红壤，呈现出赭红色。
　　拖鞋无法穿了，火车上穿烂的鞋也无法穿，我只好把跟石头在雪城买的鞋找出来穿——怎么穿呀？原本就是一双“树皮鞋”，修补过几次便再没有鞋匠接活了儿。我后悔没听石头的话，没在合作商店买下那双结实的全牛皮的高帮鞋。 　　每天进出，或者闲来无事，都看见舞蹈家送我的那双提前“退休”的拖鞋。我把它摆在窗台上。它破破烂烂，染了蚯蚓血，倒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你。初识鞋匠

　　冬天来了。你第一次骂他“死鬼”。他听不到，他尸骨无收，灵魂也在古拉格。
　　葛连科走了。她随作家协会去了叶拉布加。你的脚肿得像起面馍馍，脚后跟裂了口、血浸浸的，已经无法走路。他为什么要去死，一点不顾及你的存在？死就死吧，还让个小混混把他的死带回来、惊扰你……夜里你抱着两只脚在床上发抖，牙壳抖得当当响，牙床都松动了。“死鬼，死鬼死鬼死鬼……”你在心里骂道。他要是没死，睡在你脚底下，把你的两只脚抱在怀里，你还会抖吗？他的胸膛不算宽厚，但足以容下、温暖你的两个大脚丫子。睡梦中，他有时还把嘴搭上。“别啃我的脚指头啊！”有时候你一惊，蹬到了他的下颌。每个冬天，只要在一起，他便会给你暖脚、揉脚。开始在沙发上，他一边看书一边揉，一只手揉，一只手拿着书。他可以一心二用，书也看进去了，脚也揉热乎了。早春，他只有早春才心不在焉，揉一揉脚，就揉到你的腿根去了，揉到你的肚子去了，书掉在地上，眼镜都不摘，便扑上来解你的衣扣……他为什么要死？这四年，他不在你身边，他在古拉格，其实他已经死了，只是你不晓得，你心里还留着念想，一个人过冬，从没感觉这么冷——在你的想象中，那双手还焐着你的脚。
　　从恰特喀尔山吹来的风敲打着窗玻璃，像是在催命——是呀，入冬以来，又死了好多人，饿死或者冻死，主要是一些老人和孩子，一些从西边疏散过来的人。
　　这样瑟瑟发抖地过了几夜，你突然想有个男人，白天没关系，晚上抱着你。这算不算背叛？你没想那么多。抱着，就是暖脚暖身子暖心，不干别的，也没有别的意思。像烤一堆火，又比烤火上身。你没有想象这个男人的年龄、模样和肤色，是个男人就行，只要干净、身上有火气，因为彼此不涉及感情、语言和内心……想一想，天就亮了。
　　有时，你也想象地球，整颗的地球，悬浮在星空，而你所活命的国度是一块伤疤。从涅瓦河到卡马河，再到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一块瘀青的、沼泽的伤疤，布满弹孔、刀伤、抓痕、暗疮，以及像黑色素瘤一样的古拉格。石头就死在这块伤疤上，像一只墨蚊落入一池原油，悄无声息。
　　有一天，一个塔什干本地人见了你说：“入冬了还打赤脚？小心寒从脚下起！”回来，你就一门心思地想怎么修鞋。问邻居，说干杨树街住着个不嫌弃小活路的鞋匠，可以去看看。你不记得干杨树街，但你记得帖木儿胡同——葛连科带你去过，还给你指了高尔基儿媳家的大门，它们相邻。你知道，不管是在太阳城还是在彼城，大多数鞋匠都看人接活儿，他们只愿意接那些吃供应的人的活儿——给那些人做鞋修鞋才有钱赚。
　　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住在帖木儿胡同的鞋匠是个白乌鸦，你拿了舞蹈家送你的拖鞋找到他，他没有赶你走，或者把鞋扔到街对面去。他只是有点爱理不理，抬眼瞟了一眼你手里的拖鞋，便又埋头锥起怀里的鞋底子。
　　“你这鞋没法修！”他用锥子在鞋底的边缘扎上眼，一边穿线一边说，“这么冻的天，就是修好了也没法穿。”
　　“那你的意思，就是可以修喔？”你蹲下来，想看看他的脸。
　　“就是鲁班也修不好！”他有些厌烦地说。
　　你不禁笑了！这个鞋匠，也晓得中国的鲁班？鲁班是做啥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吧。“那我换一双来！”你站起来，没有马上走，你希望他抬起头来看一眼你。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将视线抬起到你的腰部。“拿双结实一点的来，这么冷的天，修起要有法穿。”他说。他的声音带一点女声。
　　你拿了鞋来，鞋匠还在那儿。时近傍晚，天光暗了下来，西天有一抹粉色的弱光。你也不清楚你回去了多久、找鞋找了多久。三双破鞋都找出来了，怎么看都看不出哪双结实一点，于是都带来了。
　　远远地，你看见有个小女孩坐在鞋摊上，跟鞋匠唠嗑着。走近了，你认出她就是你在火车上看见的女孩。她还穿那件红皮袄，已经油皮垢甲的，也很久没有收拾头发了，刘海长成了野草。
　　“都拿来了，你看哪双结实一点？”你连同柳条筐一起递给鞋匠。
　　“把鞋取出来，扔地上吧。”鞋匠抬起头，看了你一眼。
　　逆光。你没有看清他的脸。黑黑一片光，飞着很多蛾子。
　　“就这些鞋？”鞋匠转过身来，瞟了一眼地上的鞋说，“没一双结实的。”
　　“全都在这儿，你帮忙选一双吧！”你说。
　　鞋匠蹬了蹬地上的鞋，看了看，又伸手翻转过来看。“哈哈！”他笑出了声来。你感到一阵惊悚，双腿都有些打战。
　　“皮匠叔叔，你在笑啥子？”这时，一直坐在小板凳上不语的小女孩问他。
　　“确定，早就该进博物馆的鞋还修？”他没有搭理小女孩，对你说道，“实在要修也可以修，就是收费有点高。”
　　“多高？”你问他。
　　“你半个月的工资吧。”他说。显得很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
　　“修，半个月工资就半个月工资。”你并不觉得惊诧，只是显得有些无奈。
　　鞋匠选了你母亲留给你的那双套鞋，有一只已经断底脱帮，但相较其他两双已算完整。
　　“这哪是修鞋？完全就是造鞋！”鞋匠一边修鞋一边说，有种邀功的意思。
　　小女孩坐在小板凳上，看鞋匠修鞋，偶爾瞟一眼坐在一旁的你。她已经是一位有心思的小妖精了，没准在思量你、在心里给你打分。你时不时也看看她，被她金黄的绒发和深蓝的大眼睛所吸引，却不打算主动与她说话。
　　天光渐暗。小女孩觉得跟两个大人枯坐无趣，起身走了。鞋匠与你攀谈起来，话题从小女孩开始。鞋匠说小女孩是他家的房客，也是他妻子的远亲，她和她母亲从西边的雪城疏散过来。“自己都莫吃的，还要顾从来没见过面的远亲，也真难为她了。”鞋匠这样说他的妻子，你听不出是责怪还是心疼。谈及小女孩，你夸她漂亮、乖、精灵，他却说你被表面迷惑了，其实她脾气很怪，动不动跟大人作对，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过，她倒是喜欢你，看你第一眼就夸你漂亮、有气质……” 　　鞋匠说了半截子话，脸变得绯红，没再往下说。
　　你们聊开了，话匣子打开，什么都聊。你对他说了一些你在师范学院的同事面前绝不敢说的话——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会说，只是跟石头和葛连科才可以说的话。同事们揭发你不讲母语——祖国的语言，而讲敌人的语言——德语。你一个教德语的老师，不讲德语怎么教学生？遵守常识都是叛国，这个时代有多荒诞！你或许是太压抑了，到了一根草胀死一头牛的极限，内心在鞋匠面前决堤了。
　　你讲你自己的处境——你和石头两个人的处境，石头第二次被捕和死后她一个人的处境……父母双亡，无子女，无供应吃，有工作无工资……你像个乡下婆娘一样，在鞋匠面前抱怨一通，说你不是死在战场上的丈夫，而是在自己祖国的古拉格——最东边最遥远的古拉格……事后想起，你自己都觉得丢脸。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拴着皮围腰的鞋匠，两个爪子黑黢黢的，裂着奇尔奇克河一样宽的口子，五十岁上下的样子，胡子拉碴，说不上邋遢，但也绝对说不上干净，只晓得他是鞋匠，其余一无所知……话匣子一打开，你收不住口了，你说你丈夫是怎样一个人，你说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嫁给他、受这样的煎熬；继而，你又说嫁给他值，为他受煎熬值，为他骄傲……“不说受煎熬，就是受刑也值。”这是你的原话。转而你哭了，抱着很久没有洗的脑壳，十根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全身抽搐。突然，你猛一抬头，大声地诅咒起石头，诅咒起战争，诅咒起……
　　“小声点！”鞋匠提醒你说。他左看看，右看看，背后看看，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
　　等你讲完，鞋匠也回应了你的直率，给你讲了他的故事。
　　他有怎样的故事不重要，你神经兮兮的，也没大听，但他讲故事的样子打动了你。他也很率真，目光迷离又腼腆，像是回到了故事中去。
　　他是塔什干本地人，书读得不多，年轻时也写过诗，不过早放弃了，情趣转移到了拉西纳干胡尔，就是中国人说的勺子琴……年轻时在塔什干郊外一个工厂当修理工……他家就住在鞋摊后面的这个房间里，妻子兼了三个宾馆的洗涤工，女儿就在你教书的师范学院读书。
　　“我幸好没把妻女带到工厂去，尽管他们诱惑我，说要给我一套房子，要给我妻子安排一个轻巧活路……有一天，夜里来人逮捕我，把我关进了塔什干的‘卢比扬卡’，关了一年多。”鞋匠说。
　　鞋匠人在故事中，手却在怀中的皮围腰里忙活。
　　天黑了。远近的街巷看不见一盏灯。你把板凳往拢移了点，换了个姿势看他，慢慢回过神来，听他继续说：“‘卢比扬卡’，你一点不陌生，这个机构每个城市都有，都有一座他们的大楼，叫‘大楼’也行，直接叫‘卢比扬卡’也行，他们一定还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逮捕我，罪名是笼统的——‘社会寄生虫’，从来没给一个具体的罪名。他们把我往死里打，问我一些天方夜谭的事，自然是什么都没问出来，我牙齿咬得咯嘣响，嘴巴闭得梆紧，连一句骂人话的都没说过，虽然骂几声人可以缓解疼痛……骂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我有多坚贞、多绝望，落到了这些禽兽手里我不是不想说假话保命，而是不能！再说，我做过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我一个小工，修理工，一身柴油，每天鼻子眼窝都是柴油，下班后不过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拉拉西纳干胡尔……我如果张口胡说就会嫁祸于人，那不成为了自保胡乱咬人的疯狗？说实话，我已经跟自己、跟妻子和女儿告了别，没奢望能出来……出来后，便没再回工厂，不管厂里如何三番五次请我，如何给我许愿、承诺……就这样，我干起了鞋匠的营生。”
　　听他说完，你长出了一口气，发现刚才还在脑壳里纷飞、扑腾、叫唤的鸟全都歇了架，神经上也都是冷却的灰。天上不见一颗星星，街巷里也不见一盏灯。黑暗中，听得见鞋匠割皮子、锥眼子和穿线的声音。
　　“战争来了，你们鞋匠成了最俏的人，补鞋子成了最俏的生意！”你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鞋子烂了总得要人修补、包头打掌。”鞋匠也停了手头的活儿，站起来，抖抖围腰说，“一个男人家，总不能靠女人吃饭。”
　　你对西纳干胡尔感兴趣，想听他拉拉，但第一次见面没好得说。走的时候，鞋匠主动说：“下次来，我给你拉西纳干胡尔，今天晚了。”
　　当晚，你没有拿到鞋。第二天去拿，他分文不收，你执意塞钱给他，他坚持不收，还把你的手颈捏疼了。你问他为什么不收，他说你跟别的顾客不一样。

她。星星广场

　　有鞋穿了，她又想去一个地方。这之前，她跟葛连科去过，穿着舞蹈家送她的新拖鞋，路上看见很多刚开始落叶的大树——葛连科走了多久了，她就忘了那个地方多久了。现在，她有的是时间，自从被师范学院辞退后，她白天便没事干，晚上去做家教。
　　她洗了头，换了身干净衣裳，还心血来潮地做了点打扮。她有多久没有打扮自己了？三四年了吧！可以说，自从石头第二次被捕后她就没再照过镜子，更别说化妆了。有时候，她自己都嫌自己邋遢。她的香粉和胭脂都干了，口红也干得像泥条，一碰就断，落下一些让人发呕的粉面。她不甘心，还是把口红用温水泡过，涂了些在了嘴唇上。她找到一瓶没有启封的香奈儿，还是当年一位执意要娶她的人送她的，连石头都不晓得，她第一次打开喷了些在身上。
　　屋里没有镜子，她路过一个水坑专门蹲下照了照。她扑哧笑了，发现自己竟然还是个女人，又特别想哭。她用十指把面前的水域划破，捧起一捧水砸下去……她扪心自问：“石头死了吗？”
　　她试着去想，昨夜是否做过什么梦，却没有一点印象。抬头望天，天倒是出现了少有的一条裂痕般的蔚蓝。
　　没有目的，更没有与谁相约，只是想去那个地方走走、看看。“石頭死了”是早在两个月之前就确认的，但对她来说，仿佛早上起床刚刚被确认的。她感觉她脱去了某种东西，从肌肤上，某种灌满沮丧的东西，又是从极深的看不见的几近虚无的内里，某种近似根的东西——昨天还是盘根错节。
　　“要是葛连科在就好了！”她自言自语说了句。
　　经过奇尔奇克河时（准确地说是奇尔奇克河的一条分流），她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桥是拱桥，高出很多，她的视线也高出很多，差不多可以看见整个塔什干，除了教堂和清真寺，以及几根烟囱，没有高层建筑，三四层高的楼房都很少，高过建筑物的是一些行道树——白杨和桦树，还有银杏，有的树巨大，看上去比城市还要老，黝黑的树洞里装满了时间的灰。白杨和桦树落光了叶子，银杏的叶子落了一半，在从云的裂隙突然射出的久违的阳光照射下，金灿灿的。 　　“要是石头在就好了！”
　　她自己对自己说，把目光从那些行道树收回来，让它们随意停留在河面。河水由南向北蜿蜒而至，带着草原的味道，缓水的上游是翻腾的浪花。几只雪白的鹭鸶站在沙洲扑腾着翅膀晒太阳。
　　怎么又提起那死鬼？咋这么没出息？她越是在心里纠错，脑壳里越是浮现出那死鬼的面貌。不是浮现，是想象——他和她靠在桥栏上，看河的尽头，看远天的云彩，转而把吃到一半的面包统统扔到桥下河里，几条鱼同时跃出水面抢吃面包。
　　她的记忆中有一张胶片，这张胶片像塔什干的街道在她漫不经心的游走中一点点展开，由模糊渐渐变得明亮，连一块块铺路石的棱角都看得清楚。
　　一条街道伸出去几条小道，一直通向阿莱集市。阳光时有时无，街道时明时暗。她感觉恍惚，如同在梦中，特别是在一些拐角处，遇见卖麻糖的穆士林，他们的长袍、白帽和胡须带给她一种强烈的前世之感。在这样的前世之感中，她仍然无法回避石头的出现。很多时候，他都像个幽灵，现身于街边陌生人家的门槛上，在簸箕大的一团光照中，埋头写写画画。驼背和秃顶是他的标签。
　　胶片越拉越长，像通往阿莱集市的街道，又重叠着别处的街道——彼城的街道、雪城的街道、科克杰别里的街道……自然也重叠着石头的身影、葛连科的身影……胶片上的划痕会让放映机卡带，呈现出某种停顿、重复和尖锐。这样的卡带，几次让她出现某种短暂的晕厥。
　　这是一个神奇的东方集市，硕大的水果和蔬菜堆积成山，让人垂涎欲滴，可惜享受不起，市场上还挂着一扇扇羊肉……有人在兜售白面包，价格让人咋舌。有皮肤黝黑的女人在卖东方小吃，甜品入口即化，味道抿甜；还有酸辣粉、凉皮和麻辣烫，看上去全是辣椒，不说吃，看着就直冒汗……
　　晚年，她在回忆录里这样记述道。
　　这条街一端连着天际，另一端连着一个广场，我和葛连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星星”（巴黎有个广场，名字就叫星星）。我们还杜撰了一位考夫曼将军，说他一心向往巴黎，做城市规划时让街道汇集在广场，跟巴黎的星星广场一模一样。
　　她恍恍惚惚来到阿莱集市，驻足在卖酸辣粉的摊点面前。她突然想吃一碗酸辣粉——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认识，吃酸辣粉会让她清醒。
　　阿莱集市上的货物琳琅满目，却罕有人光顾，偶见走过摊点的人都是急匆匆的步子，两手抱在胸前或者揣在裤包里，仿佛伸出手便会行窃似的。手不敢行窃，但目光可以随意地浏览，生出一排排看不见的牙齿，去啃那些硕大的东方水果和挂在架子上的羊肉。
　　“同志，来碗酸辣粉还是凉皮？”摊主用中国话问她。
　　她不知说什么。她听不懂，在摊点前踟蹰。
　　“女同志，来碗酸辣粉还是凉皮？或者是麻辣烫？”摊主指了指酸辣粉儿，又指了指凉皮和麻辣烫，改用俄语慢条斯理地说。
　　她还是没听懂，但明白了摊主的意思。俄语里哪有酸辣粉这个词？她打消了吃酸辣粉的念头，想转身走开，手却不听使唤地指了指酸辣粉，嘴里冒出句：“来一碗！”
　　看摊主给她煮酸辣粉的时候，她的脑壳就慢慢变得清醒了，像是有人点了卤水，集市的摊点、桌案、天棚、柳条筐和各色的水果蔬菜，都像豆腐一样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充斥着醋味和酵母味的空气里。
　　摊主是个中国人，长得颇像中国木偶，手脚很麻利，粉冒好捞在碗里，又往碗里加了不下二十种调料——醋、辣椒、花椒粉、胡椒粉之类还可以分辨，那一排排小竹筒里的东西是无法分辨的，都是粉末状的，她第一眼看见就特别好奇，在心里给它们安了个好听的名字：勾魂粉。
　　两百卢布，一碗撒了勾魂粉的酸辣粉，她吃得一根不剩，连碗都舔过了——她是跟石头学会舔碗的，在石头的老家，那时候舔碗很普遍，没有觉得害羞。石头的舌头长，可以舔到碗底。
　　“我以为只是我们才舔碗，原来你们也舔碗！”摊主接过卢布，不怀好意地说。
　　她张着嘴，被辣得咻咻的，呼出充满辣味和醋味的口气，早上刚换的内衣已经汗湿，却感觉脑壳里异常清醒，记忆都是颗粒状的，眼睛看见的东西也都色彩清晰、棱角分明。
　　经过一个水果摊，她看见地上躺着只石榴，想捡又不敢捡，最后还是俯身捡了。她蹲下，装着系鞋带，把石榴罩在裙子里，隔着裙布将石榴握在手里。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石榴，还有石榴的娃娃红，以至于她并不显小的手掌隔着裙布快握不住了。
　　她走出集市，回头已经看不见水果摊了，心还在突突跳。虽然是捡，感觉却像是偷。
　　来到星星广场，她把石榴从裙子里拿出来。石榴已经有了她的体温，上面的泥巴已经干透，她捡了片半干的树叶擦了擦。
　　“红帕帕，包冷饭，又好吃又好看。”她找了个视线好的位置坐下，把玩着这只硕大的东方石榴，想起了石头让她猜的谜语。
　　星星广场——葛连科的命名，一点看不出它跟星星有什么关联。第一次来，葛连科穿着奓了口的矮帮靴，她打着赤脚，葛连科要脱下靴子给她穿，她跑开了。星星广场——没有一个塔什干人这么叫！葛连科一生不曾跨出国门半步，但却是一个心向西方的人，她用西方符号命名她住过的、到过的地方，在她的心里建立起一个私人的、可以移动的西方……考夫曼是娜坚卡的虚构，他的原型是石头——在她眼里，石头不只是“阿克梅派”的代表，也是俄羅斯诗歌的将军。
　　太阳很好，不吹风的时候便感觉暖和。星星广场的银杏树叶子掉了一半，树上树下都很美。白杨树掉光了叶，树干和旁逸斜出的枝丫伸向蓝天，饱蘸着蓝墨汁，是另一种美。
　　她起身走了，从广场朝着街道的尽头，之后再朝远方天空的方向。她把石榴揣在裙兜里，石榴很重，她的裙子下坠得很厉害，以至于她不得不一边走一边拿手去提着。
　　在广场和街道的结合部，她遇到了她的鞋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从问过他的名字，她便记住了。
　　“你的步伐还很轻盈。”他对她说。他自己已经弓腰驼背，走得步履蹒跚、气喘吁吁。他还不到五十岁，显然不是因为年老。他说：“我去阿莱集市买块布。” 　　她怕他看见她裙兜里的石榴，以及被石榴坠低的裙子，暗自伸手去托住石榴，而他的眼睛一直落在她的脚上。她想把石榴送给他，又有些舍不得，几次把手放在石榴上又拿开了。

我。钉子和绳子

　　在星星广场邂逅鞋匠过后一周，一个大清早，我过了奇尔奇克河，在城的外围溜达，不知不觉到了伊莎家的门口。
　　寒潮刚刚袭击了塔什干，天寒地冻的，我本该待在被窝里看会儿书，再起床兜火，煮两个发芽变绿的土豆充饥；然而，几天前那个小诗人——小混混找到塔什干来了，赖在我屋里不走，夜里我只好连身裹，早上醒来头不梳脸不洗就出门。
　　塔什干还在沉睡，秋雨变成了冻雨和雪花，塔什干没有梦，呈现出纯粹物质的一面。荒芜的田畴，低矮而阴沉的建筑，光秃秃的防护林，空旷而寂静的环城路……看不见任何的家畜家禽，也听不见鸡鸣狗吠。偶尔看见一两个下河挑水的人，包着头巾，脸黑黢黢的，没等走近就沿分叉的小路下河去了。
　　小混混找到我时，我立马就想赶他走。我不想看到他。我不让他进门，把他挡在门外。
　　“我千辛万苦才找到你，你忍心吗？”小诗人一屁股坐在街沿上，喘着粗气，“我戒酒了！还有，我保证，过两天就去找工作，不给你添丁点儿麻烦！”
　　“你一个大男人，自己不去找事做，跑到我这儿来像哪门子的话？”
　　我举起扫帚，又放下来。我看見了他的赤脚，被锯掉脚趾的那只，已经肿亮了，脚踝上的伤口发黑，表面结了痂，里面已经灌脓。再往上看，便看见了他褴褛的夹衣，腋窝都看得见。
　　我收留了他。我本该把他赶走，或者把他关在门外，让他冻死——第二天被收尸队的人抬走，用手推车推到雪窖里去埋了……我扔了扫帚，把他扶进屋，烧水给他洗了伤口，把盐罐里所剩不多的一点盐全部抹在了他的伤口上。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命。
　　第二天小诗人告诉我，他不是被疏散来的，他是逃命来的——卢比扬卡在到处找他。我知道收留他意味着什么。石头死了，我至今还没脱干系，一旦邻居晓得举报了，后果不言而喻。然而我又深知，我不能赶他走，不能见死不救。
　　我用芦苇把屋子隔出一小间，将他藏起来，白天让他待在小间里，晚上让他出来坐一会儿。我还得给他上药，四处去给他弄吃的。
　　葛连科走后，我再没见过舞蹈家和他的儿子，现在经过她家门口，我突然想见见她，看能不帮忙搞点食物。
　　走近路口，听见闹嚷嚷的，喧哗声、脚步声四起。我以为哪家在办酒席，想一想觉得不对——这年月，哪有办酒席的？渐渐地，我听见了哭声、尖叫声和吆喝声。
　　我加快步伐来到路口，隔着木栅栏，我看见了院子里的情景——伊莎家的门开着，好些人挤在门口，更多的人聚齐在院坝里，立的立，蹲的蹲；穆尔坐在院坝当中的泥地上，满身稀泥，他已经停止哭泣，两个眼眶还泪汪汪的，脸颊的泪痕沾着鼻涕，邋里邋遢的。旁边有人在问他什么，他像是没听，也不看问话的人，两只手下意识地在泥地上抠。
　　我惴惴不安地走进院子，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是惴惴不安，也有惶恐和木然。院子里的人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走向穆尔——我认识穆尔，他未必还认得我，想问他点什么，又开不了口。他没有看见我。他一骨碌从泥地上爬起来，滮箭一般跑了。跑到栅栏门口，他回头来喊了声：“她自己要死的，没哪个逼她！”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一个人，推开挡在门口的人，对院坝里的人喊道：“去个人，把那个碎杂种追回来！”
　　舞蹈家被人用门板抬出来的时候，警局的人来了。医院的人先到，舞蹈家早已全身冰凉，她们没有给她做人工呼吸。“有强心针的话，或许还可以打一针！”一个长得很像葛连科年轻时候的护士说道。
　　除了医护人员和警员，没有人走拢去看舞蹈家。院坝里或许有人看过她的舞蹈，但并不认得她，他们只是哼哼，做同情状，缓缓地走出栅栏，散去。
　　我走拢去。伊莎是上吊死的，脸色橘青，几乎是静默血管的颜色，已经明显出现褶皱的颈项被绳子勒出了一道血槽。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没有哭，眼眶也没有渗出眼泪，只感觉木木的。舞蹈家的舌头已经被塞进嘴里，但没能回到原先的位置，堵在口腔，使整张嘴乃至整张脸都变了形。
　　我站起来，下意识地看了看她的长腿和那双旋转过无数次的脚，现在它们静静地裹在一条浅棕色半紧身的法兰绒女裤和一双玫瑰红的短靴里，呈现出散失弹性后的梭形，已经跟她的舞蹈无关系了。
　　我走进屋去，老房东指指画画，继而一声接一声地叹息。屋里点着油灯，幽暗中有种久违的教堂的气氛，同时我也闻到了中国香的味道——那是驱邪避秽的，也是敬死者的。
　　“你是她的什么人？”老房东站在放油灯的木桌的一侧，指着拆掉门板的门框说，“就是在这颗钉子上……我没想到它会这么牢固！”继而他踮起脚，伸出手够着了那颗钉子。他想徒手拔掉钉子，试了试，钉子纹丝不动。“我当初钉这么颗钉子干么子呢？我当初要是不钉这么颗钉子……”老房东自言自语，肠子都悔青了，仿佛舞蹈家是他谋杀的。
　　我走拢去，近距离看了看那颗钉子，黑黑的，完全没有一颗钉子的样子，最多算是一颗木钉，上面挂着一只蜘蛛，取人的时候居然没有碰到它。
　　我踮起脚，伸出手，够不着那颗钉子。
　　“还有这根绳子，可不是我家的，它是伊莎自带的！”老房东像是释然了，换了种语气说，“你们看看，它有多细，再高贵的脖子也经不住它勒！”
　　屋子里的人看了钉子，又都亲手摸了摸那根绳子。一位拴围裙的驼背女人摸过绳子说：“真细啊，针都穿得过。”“细虽细，但却牢实，再吊一个人在上头都吊得死！”一个细身白脸的警员说。
　　我只看了两眼，没敢摸那根绳子。绳子上还沾着舞蹈家的血。
　　从屋里出来，舞蹈家的尸体已经被拉走，院坝里除了几个窃窃私语的邻居，便是纷乱的、被践踏的脚印。有人把穆尔追回来了，他一脸漠然，像是身体里亘着个东西。注意看，他已经长出茸茸的胡须，俨然是个大人。我想跟他谈谈，问一问他妈妈的死因，然而想想又算了。我想起了那个小混混，此刻还待在我家里，我不知道怎么赶走他。我知道，在这个奇葩国度的奇葩年代长大的孩子，都很难交流。 　　“听说是私生子，两娘母搞不拢。”
　　“孩子想找爹，当妈的不准。当妈的打了他两下，他居然破口大骂，骂的话牛都踩不烂。”
　　从路口出来，我听见两个女人蹲在墙根说。她们穿得棉滚滚的，戴着棉帽，看不见头脸，在我看来就像是两个奇怪的发声器。
　　没等走回家，我脚上的鞋便又奓口了，怎么穿也穿不稳。我脱了鞋提在手上，悲悲戚戚哭起来。我不是为鞋哭，也不是为我自己的窘迫哭，我是为伊莎哭。
　　远远地，我看见我的鞋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佝偻着身子，从我的住地过来，怀里抱着双鞋，像抱着一只猫。看见我，他没有笑，直冲冲地朝我走来。他饥饿的面孔褪去了黝黑，呈现出死人般的菜色。走近了，我才注意到他手里的鞋做得很粗糙，是用各种布条拼凑而成的。
　　“寒从脚下起，别把脚弄湿了，你千万不能感冒，那样的话就彻底完蛋了。”鞋匠走过了，又回转身来叫住我说，“对了，啥时候过来，我给你拉西纳干胡尔……”
　　他把鞋给我，没再说什么，急匆匆地走了。看得出，他有话没说完。
　　我站在原地，捧着鞋匠递我的鞋，眼睛落在马赛克镶嵌的画一般的鞋面。那是用两双穿烂的鞋拼接起的，旧鞋子是我们偶遇那天他在阿莱集市上买的。鞋头和前部的颜色不同，但布条和皮子是精心挑选的，补丁很醒目，鞋底是双层的，两个鞋掌摞在一起。
　　想起該付他钱，他已经走远了。我追上去，叫住他，他停了片刻，没有回头又走了。
　　“等等，还没付你钱！”我大声叫着。
　　“不要钱，这不是做鞋，只是拼了一双鞋出来……”他朝我喊道。
　　“那咋行？你等一等，必须付钱的！”我追上去，放开喉咙喊。我忘了，我身上没揣钱。
　　鞋匠没再搭理我，小跑起来。他弯曲着脊背，踉踉跄跄的，像是喝醉了酒。
　　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去了奇尔奇克河边，洗了脚上的泥，穿上了这双“百衲鞋”。奇尔奇克河河水刺骨，但感觉却特别温暖。
　　有一会儿，我忘了赖在我屋里的小混混，也忘记了石头。我在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的鞋匠，他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镶嵌画，很有可能是在旧时的教堂，记得他说过女儿还小的时候他为她搞到过一套盒装的镶嵌画玩具，而今她把镶嵌画带给他的灵感倾注到了我脚上这双鞋上。在我看来，他是懂得美的，如果学绘画，他早已是一位大画家，看看这双鞋就知道了，各种布条皮块拼接得天衣无缝，颜色搭配也一点不花哨。
　　在奇尔奇克河畔，我遇到穿红皮袄的小女孩和她的几个小伙伴，他们拿着自己用蛛丝编制的粘网在太阳下捕蚊子。我问她捕蚊子干吗，她说他们有个小伙伴加入了少先队，学校发不起红领巾，他们帮忙捕蚊子用蚊子血染红领巾。她还说，她的很多同学的红领巾都是用蚊子血染红的。

你。和小诗人

　　有些日子没见到鞋匠了。你接了他拼造的鞋子，没付他钱，总觉得欠了别个似的。你知道他出于好心，没别的意思，但你仍觉得不妥。想起他死人般的菜色的脸，你更觉得内疚，那是饥饿造成的结果。
　　有时，你想去看看鞋匠，说了几回了，还没听过他拉西纳干胡尔，可那小混混还赖在你那儿——他惹了多少事啊，就差没害死你！
　　他没老实几天，就背着你跑出去了，跑出去找警察局，要在塔什干落户——亏他想得出来！你是谁？你一个前“人民公敌”、一个再次被卢比扬卡盯上的人，去警察局不是自投罗网？好在警察局跟“卢比扬卡”不是一个系统，没有发现他。
　　警察局没给他落户，把他当乞丐赶到郊区。他再说年轻，记性好，又找到了你这儿来。
　　你一脚把他踢到街沿下，看也不看便砰地关上门。“他这是要害死我！”你心想。你不想死了，你想活下来——你只有活下来，石头不死的部分才能长存。“在我等死的那些日子咋不来害我？要害我，该早一点！”你背靠着大门，眼泪扑簌扑簌掉下来。
　　他在门外喊娜坚卡，有气无力。“我不是娜坚卡，娜坚卡是谁？”因为跟他分食，你几天没吃饱了，意识有些恍惚。只有石头叫娜坚卡的时候，你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娜坚卡。
　　他叫了娜坚卡又叫姐姐。虽然你并不觉得他是在叫你，但这一声姐姐还是叫到你心坎去了——就算叫的不是你，你的心也化了。
　　你开了门，把他从街沿下拉起来，扶进门。他刚刚还是哭丧的脸一下子笑了，像一朵被暴风雨摧残的鸡冠花，上面还沾着泥。
　　“我就晓得，你不会将我拒之门外，还有好多石头的事没给你讲呢！”进了屋，他犇开你，一个趔趄滚倒在你的床上说，“再说，你也不是一位狠毒的妇人！”
　　“卡扎尔诺夫斯基，我数一二三，你马上给我从床上起来！”你最见不得别人挨你的床，更不要说是眼前这个乞丐般臭烘烘的小诗人了，你开始数数，“一——二……”
　　卡扎尔诺夫斯基从床上爬起来，他动作迟缓，下床没有站稳，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
　　这件事发生后，你便不再敢把他一个人搁在屋里。你天天监视他，也即是天天与他相处。“你走你的，我保证不迈出门槛半步。”他看出了你的心事，信誓旦旦地说，“我在屋里看书，你不在，没准我还能写诗！”你不敢听他的，他是个小混混，小混混的话谁敢听？
　　小诗人开始有了变化。先是手脸洗干净了，头发洗干净了，接着是衣裳洗干净了。有一天你发现，他还剪了指甲，搽上了一种松油，香喷喷的。他把松油给你搽，你不搽，你说黑乎乎的，看起来就恶心。他说不搽也好，这松油早过期了，虽是正宗的法国货——他女朋友送他的。
　　“你也有女朋友？”你不禁哈哈大笑。
　　“当然啦，有好几位呢，你不相信？”小混混耸耸肩，从未有过地开心，“谁叫我是诗人？就像你家老头儿，俘获过那么多女人的心。”
　　他开始帮你做一些事。开始在室内，慢慢到房前屋后。跟小混混处熟了，便窥见了他的内心——优点、弱点，以及天性和时代的伤疤。当然只是一些，或许还有隐藏更深、一辈子自己都窥见不了的。第一次见面你就纳闷，石头怎么会托付这么个人，现在你总算是理解了一点。 　　前方的战事有了转机。先是遏制住了惨败，继而是开始反攻，局部收复失地。战事逆转了，政治气候也有所转暖，传说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被惹毛了，不再凡事讲政治了，只讲军事，他们开始在战壕里讲真话，讲原先不敢讲的心里话……前线的空气传到了后方，塔什干也有了早春的迹象，人们开始在小圈子内讲一些实情，讲一些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
　　卢比扬卡也有所收敛，小诗人获得了片刻的自由，又开始三天两头往外跑。不过，别人的自由是一种体面、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他的自由则是一种自我放任、一种颓废和自虐。最关键的是，他的自由妨碍了你的自由，影响到了你的生存。
　　不知他从外面哪里搞了件西装穿上，油皮垢甲的，更是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了。你问他哪里来的西服，他看着你嬉皮笑脸，不说话，两只眼屎糊住的红肿的眼睛色迷迷的。你看见他的样子，恶心死了，恨不得扇他两个耳光。你问他都去哪里了，接触的是些啥人，他张开两个胳膊，倗过来要抱你，你本能地一躲，他栽倒在了地上……他喝酒了，赖在地上不起来，要你过去扶他……他没告诉你哪来的西装，你晓得捡是捡不到的，这年月连垃圾都很少，别指望在垃圾堆或垃圾桶里翻出有用的东西……
　　他天天出门，你已经管不了他了。你一管他，他就咬你：“我是你的啥人？”他不是你的啥人，但他每天晚上还是要回到你的房子里来睡觉，而且回来得很晚，有时都过了凌晨。
　　这一回，你真的不想再管他了，琢磨着狠心把他赶走。可怎么赶啊？他半夜里回来，手里还拿着酒瓶子，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的都听不懂，有时候还唱歌——唱他家乡的下流的小调……你真是气疯了，用木杠把门顶住，不给他开门。他不敲门，也不嚷了、不唱了，他喊姐姐，只喊姐姐，一声长一声短地喊。你不当他是在喊你，但你又不能不当……屋外北风呼啸，听得见雪粒子打在门板上的声音，你又怕他冻死在外面。
　　慢慢地，你习惯了在深夜等他，等不到他就不睡觉。“真贱啊！”你嘲笑自己。“再说他是石头的兄弟。”你为了安慰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夜里，脚脸洗了，火也烤灭了，你围着火石子，继而围着塘灰，等小诗人回来，每当听见他的声音，悬着的心一下就落了——也不是落了，是踏实，就像黑夜里一直开着的一扇门，被夜归的人轻轻一带，关上了，夜一下变得完满、安静。有时候，你实在是太困了，给他留着门，在沙发上睡了，他回来推开门，从你身边经过，你全然不知。“他会不会……”你真是不敢想啊。
　　他也有回来早的时候，喝了酒找你说话，掏根掏底问你跟石头的事，自己也讲一些石头的事。你会跟一个酒鬼说什么呢？你不讲话，听他讲。他开始坐在你的对面，讲着讲着就跟你坐一块了。“石头有没有背叛你？”这是他问得最多的话，也是最打击你的话。你心里清楚，他是明知故问——两个男人在古拉格的漫漫长夜能聊以自慰的话题是什么？你当然没讲。“你不讲我也晓得，石头只爱你一个人！”他跟你玩心计，心口不一。你是当事人，莫非还不晓得，石头跟多少女人好过？你至今还记得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不恨她们，也不恨石头，不恨不是不在乎，而是无赖，由无赖到释然——一个人要爱一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唯一在乎的就是奥尔迦，这个小姑娘，太不拿你当回事了，跑到你家里来，明目张胆地跟你抢石头……而今她死了，葬身北欧，石头也死了，留下的只有那首诗——手稿就在你床底下的那口皮箱里。
　　他还要讲石头，被你叫停。你听不下去，再听又要失眠。你睡在床上，小诗人睡在你隔出的小间里，几乎听得见鼻息——石头他晓得吗？他托付这个小混混的时候想到过吗？恍惚中，你生出一种直觉，感觉这小混混是只墨斗，石头则是一团墨线，一圈圈盘在墨斗里，而今被一截截拖出来，展示在你面前。
　　有一天晚上，小诗人提到了鞋匠，还说出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名字。他是在试探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心想，颈脖还是一下变得绯红。小诗人似醉非醉，做出一种轻佻甚至狎昵的表情，你特反感，但没有把他往更坏处想。他说着说着，就倗到你身上来了，你躲开，他又倗过来，装着喝醉了酒。你看着他连一个脚趾都没有的脚掌，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姐姐，我好造孽，你要幫帮我！”
　　小诗人一把抓过你的手，往他的心口捂。他的心口油皮垢甲的，你感觉摸到了铠甲。你忍无可忍，像一颗手雷炸了，砰一声劈开了他——你用髋骨猛地抵了他的裆部。他没有被炸成几块飞上屋顶，而是哎哟叫唤了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你不是个东西，给我滚出去！”
　　你身体里的能量还没释放完，上前便是一脚——鞋子踹飞了，没有踹到人。你单脚跳着去捡鞋子，脑壳里浮现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张菜色的古板的脸。
　　“你咋打我？你咋打我？”
　　小诗人哭出了声，躺在地上。他蜷缩成一团，抽泣的样子像个孩子。然而，你彻底失去了同情心，再不会为他的可怜所动。
　　“打你？打你还算是轻的！我都想杀了你！”你咆哮着，走过去打开房门，朝他喊道，“滚出去！立马给我滚出去！”你不得不承认，你咆哮得有点过分，不过你也清楚，你的咆哮不止冲着这个小混混，也是冲着整个国家。
　　“你这么凶，我把你咋啦？”小诗人坐起来，抱着畜生脚掌一样的残脚，全身颤抖着。
　　“石头叫你来做什么？你居然对我起那号心！”你平静了一点，但还是很凶。
　　“我对你起了哪号心？你冤枉人！我到底对你做了啥？”小诗人又蜷缩成一团，嘤嘤地哭了。
　　你不想跟他争辩，连看都不想看他。你横下一条心，把他拖到了门外。暴风雪停了，屋内的弱光照到院里的积雪，有一种丰满的弹性。你关上门，希望他死去，被狼或者老熊叼走。
　　“让我进去！你这样对我，迟早会后悔！”小诗人在门外喊，“你误会我了，我除了赖你吃赖你住，还能起啥心？”
　　刚才，咆哮的时候，你的耳朵出现了幻听，现在幻听没了，啥声音都听不见了。
　　“我明白你的心思，鞋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虽然……没跟我讲……但我……看得出来……”小诗人抽泣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