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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女性话题历来备受关注，本文从女性形象这一视角出发，以茅盾《幻灭》中的慧女士为典型。在“五四”历史背景下，解读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的共同特性以及慧女士身上散发出的独特人格魅力。
关健词：慧女士 幻灭 独立性
慧女士是《幻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她有着“五四”新思潮带来的觉悟，对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着别样的理解和强烈的叛逆意识。她在巴黎留学二年回到大上海，正是受过外国文化的熏陶，浑身上下散发出某种洋味，附庸着得体的言谈举止，泰然处之的气质性格。她是“五四”退潮和大革命失败的参与者、无奈者，她有理想，有才华却无处发挥。失望、彷徨、落寞、迷惘充斥着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慧女士是小说中设计的第一个出场人物，茅盾一连串列举了七个“讨厌”，仿佛全上海都成了她的敌人。这无疑是她经受了生活的不幸，心情的低谷之后所发出的人生感喟。她怀恨这个污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友善、没有人情味：“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她也憎恨世上的男子，没有真挚的爱情、永恒的相守”。她告诉静女士，“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出于这种失望的心态和对社会、男子的带有个人浓厚感情色彩的偏见，使得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她觉得当前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可恶的。常常无端的生起自己的气，也不是因为恼着谁，就是见着人就会烦躁，听到上海人一开口说话就莫名的不快。应该说，慧女士是个对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都已经幻灭了的人物。正如作者当时的感受：“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1]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高涨和失败，为慧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和个性气质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她未忘记对革命的追求，于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义无反顾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然而革命的失败使得她理想灰飞烟灭，她感到了迷惘、痛心。工作换过来换过去最后在一个政府机关内谋得一个职位，但仍旧整日过着一种放荡不羁、漫无目的的生活。慧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柔情，更有独具一格的男性气质；社会的压迫又使她呈现出必然的脆弱，她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开始愤世嫉俗、诅咒人生，男性湮滅了仅存于她心中的唯一一点生活热情，她的自我价值无法实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她是茫然的。“头盖骨头痛的象要炸裂”、“直到她发昏”。只要一思考未来的出路她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即使是做梦也被痛苦缠绕。在汉口设宴的场景中，慧几无顾忌地周旋于一群青年男子之间，应付的游刃有余，没有传统女性的羞怯和斯文；而是一身好酒量，只为追求一种热烈痛快的心情，以此宣泄和排解胸中的郁闷，放荡但不自贱。实际上在两性关系中慧却并未走得太远，她和男子之间就像玩一场游戏，她所说“我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鬼混一下；不高兴的时候，我简直不理”，她心性甚高，恋爱对她来说早已没那么伟大、圣洁，而是已然沦为一次发泄情绪的交易！革命对于封建势力的冲击，使得男女自由恋爱变得可行且流行起来。自然，慧处在爱情泛滥的无序时代，而能拥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显得难能可贵。
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思想是相对开放的。慧女士敢于反抗封建家庭，走出小家，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她在爱情婚姻方面不听命于父母，在写给静的信中，她希望能自食其力，不愿意过寄生虫的生活，急于想在上海寻找职业靠劳动谋生，而不愿应了母亲的要求回乡择配，嫁个好丈夫，有吃有用，依附男人。这充分说明她不再受到“三从四德”的约束，不同于封建制度下逆来顺受的温良女子，她强烈要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并且极力去主导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五四”民主、自由、解放的口号下凭一己的“老练精干”混迹于社会，试图以与男性平等姿态出现，以她新异的思想意识和大胆的行为显示着对封建秩序、传统道德制度的叛逆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向往。可以看出，慧女士是一位有思想深度的女性，她的思想深度，不仅反映出特定时代的妇女的要求，也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具有新的思想高度的妇女形象。她称得上是一个有胆量、有智慧，毫无顾忌，爽快的女子。“静在苦闷彷徨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她的‘慧姐姐’，因为慧的刚毅有决断，而且通达世情的话语，使她豁然超悟，生了勇气。”慧俨然成了静的生活顾问，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慧能给她出主意，解决她的难题。慧就是这么一个个性张扬、意见颇丰的人，颠覆了封建礼教下的普通妇女形象，与那些死守所谓的“传统美德”的妇道人家迥然不同。
而妇女形象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开始自觉有目的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出现在明中叶后，形成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近代文学中的妇女形象，较多地表现了妇女们铲除强权的抱负，和走出家庭为社会效力的勇气，她们纷纷谋取一份事业，努力刷自我存在感，以求实现自身价值。但在五四前，传统的妇女观念从未被彻底打破过。只有当五四洪流冲击而来，传统观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知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作为自己追求婚姻自由的理论根据，大胆而坦率地宣告自己做人的资格，享受爱情的资格，主宰自己命运的资格。妇女们奋不顾身地想要挣脱出那几千年来形成的腐朽没落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妇女的道德镣铐。曾满腔热情地投入伟大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失败和她们自身的弱点使她们终于又被抛开革命的轨道，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她们拼命挣扎，虽然并无结果，但毕竟远胜于屈服，苟活，乃至同流合污。茅盾自认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使和男子一般高，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2]女子与男子一样可以拯救世界，成为改造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宪法中已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而且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翻了身。恋爱婚姻自由、经济独立、政治权利的获得等已成为现实。无法忽视地是，即使在革命中，女性的地位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女性与社会、与男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对腐朽的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叛逆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追求，在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下，无疑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开自我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牢笼，在混乱黑暗的时代，要求女性彻底独立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像慧女士这样的女性，其独立性也是有限的。因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并不只是取决于她的自身特质，无论如何与她的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慧女士的独立意识是不同寻常的。在静眼里，“慧这人很刚强，又决断；她是一个男性的女子，”事实上，刚强与狷傲的慧确实比书生气十足的静成熟得多，世故得多。她看待事物的独特视野，疏通了静混乱的头绪，使静一下子清醒过来。她在社会上找寻工作，自力更生，丝毫没有依赖思想，“只信托自己”，在复杂的社会上独当一面。刚柔相济的性格使她在应付环境时更富弹性；前后恋爱观的转变，也说明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道德观念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她自从第一次被骗以后，早存了对于男性报复的主意；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姑娘的圈套，她已经跳出这圈套了。当她确是她自己的时候，她回想过去，决无悲伤与悔恨，只是忿怒-报复未尽快意的忿怒。”这是慧爱情的幻灭，她都非出自自我本心，而是对于社会形势压逼的一种下意识的应对。不论她的政治观、社会观或爱情观、道德观，都深深地打着个人主义烙印。茅盾曾说：“我信妇女问题不必定要从经济独立做起-西洋的往迹虽是如此，那是病的状态，不是正当的途径，……我所主张的，且信的，是妇女问题该从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入手……”[3]慧开放的性观念早已打破了传统的贞操规制，在私生活方面不认真、不严肃的态度，显示了她独立不羁、我行我素的姿态。夏志清评价慧与静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所体现的不同反应：“当时，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式微，男女间的关系已沦为官能享受的追求，政治上的腐败亦随之而生。慧对这种生活满不在乎，觉得好玩。但静却无法随波逐流，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弄得整天怏怏不乐，自怨自艾。……”[4]慧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是心灵创伤后的极致转变，她那傲慢的个性，绝对不可能隐忍和颓废。她学会自我调适，学会玩味人生，学会解救自己，学会肆意反击，学会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
慧女士的独立性也体现在她不依附他人、自立于社会的心态。尽管实现女性真正的独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慧女士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头，其女性独立意识成为深烙在自己身上的显著标志。她对兄嫂的话十分在乎，感到比尖刀刺心還痛，为了摆脱对兄嫂的依附性毅然而然地搬出来住，寻觅工作养活自己，对母亲的择配信置之不理。慧毕竟接受过西方教育，又受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她思想上的独立性是突出的，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挣脱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决绝态度也表明她超前的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性使得她在政治上可以自主地选择革命，并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追求个人价值；在经济上可以相对独立，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挣钱，不依靠家人；在思想上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人强迫她做什么，不做什么，可以听从，也可以无视，完全能自行抉择；在爱情上可以不受传统行为规范和世俗偏见，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她刚强、务实、开放的性格，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形象，又是这样一类女性的代表，她艳丽的容颜和强悍的内心，她那不拘一格的人生观和男子气，她果敢的个性与极度矛盾的精神世界，她难以准确概括然而异常鲜明的个性，已经以巨大的艺术魅力紧紧抓住了读者。慧女士是时代女性的一个缩影，她的存在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表率，虽然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使得这个人物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她的女性独立的个人意识却是一种正能量，激励着女性群体更加自信成长。
参考文献
[1]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6.
[2][3]茅盾.茅盾全集：第14集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8，138.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21.
（作者介绍：陈琼瑛，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健词：慧女士 幻灭 独立性
慧女士是《幻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她有着“五四”新思潮带来的觉悟，对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着别样的理解和强烈的叛逆意识。她在巴黎留学二年回到大上海，正是受过外国文化的熏陶，浑身上下散发出某种洋味，附庸着得体的言谈举止，泰然处之的气质性格。她是“五四”退潮和大革命失败的参与者、无奈者，她有理想，有才华却无处发挥。失望、彷徨、落寞、迷惘充斥着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慧女士是小说中设计的第一个出场人物，茅盾一连串列举了七个“讨厌”，仿佛全上海都成了她的敌人。这无疑是她经受了生活的不幸，心情的低谷之后所发出的人生感喟。她怀恨这个污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友善、没有人情味：“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她也憎恨世上的男子，没有真挚的爱情、永恒的相守”。她告诉静女士，“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出于这种失望的心态和对社会、男子的带有个人浓厚感情色彩的偏见，使得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她觉得当前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可恶的。常常无端的生起自己的气，也不是因为恼着谁，就是见着人就会烦躁，听到上海人一开口说话就莫名的不快。应该说，慧女士是个对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都已经幻灭了的人物。正如作者当时的感受：“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1]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高涨和失败，为慧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和个性气质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她未忘记对革命的追求，于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义无反顾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然而革命的失败使得她理想灰飞烟灭，她感到了迷惘、痛心。工作换过来换过去最后在一个政府机关内谋得一个职位，但仍旧整日过着一种放荡不羁、漫无目的的生活。慧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柔情，更有独具一格的男性气质；社会的压迫又使她呈现出必然的脆弱，她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开始愤世嫉俗、诅咒人生，男性湮滅了仅存于她心中的唯一一点生活热情，她的自我价值无法实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她是茫然的。“头盖骨头痛的象要炸裂”、“直到她发昏”。只要一思考未来的出路她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即使是做梦也被痛苦缠绕。在汉口设宴的场景中，慧几无顾忌地周旋于一群青年男子之间，应付的游刃有余，没有传统女性的羞怯和斯文；而是一身好酒量，只为追求一种热烈痛快的心情，以此宣泄和排解胸中的郁闷，放荡但不自贱。实际上在两性关系中慧却并未走得太远，她和男子之间就像玩一场游戏，她所说“我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鬼混一下；不高兴的时候，我简直不理”，她心性甚高，恋爱对她来说早已没那么伟大、圣洁，而是已然沦为一次发泄情绪的交易！革命对于封建势力的冲击，使得男女自由恋爱变得可行且流行起来。自然，慧处在爱情泛滥的无序时代，而能拥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显得难能可贵。
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思想是相对开放的。慧女士敢于反抗封建家庭，走出小家，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她在爱情婚姻方面不听命于父母，在写给静的信中，她希望能自食其力，不愿意过寄生虫的生活，急于想在上海寻找职业靠劳动谋生，而不愿应了母亲的要求回乡择配，嫁个好丈夫，有吃有用，依附男人。这充分说明她不再受到“三从四德”的约束，不同于封建制度下逆来顺受的温良女子，她强烈要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并且极力去主导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五四”民主、自由、解放的口号下凭一己的“老练精干”混迹于社会，试图以与男性平等姿态出现，以她新异的思想意识和大胆的行为显示着对封建秩序、传统道德制度的叛逆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向往。可以看出，慧女士是一位有思想深度的女性，她的思想深度，不仅反映出特定时代的妇女的要求，也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具有新的思想高度的妇女形象。她称得上是一个有胆量、有智慧，毫无顾忌，爽快的女子。“静在苦闷彷徨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她的‘慧姐姐’，因为慧的刚毅有决断，而且通达世情的话语，使她豁然超悟，生了勇气。”慧俨然成了静的生活顾问，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慧能给她出主意，解决她的难题。慧就是这么一个个性张扬、意见颇丰的人，颠覆了封建礼教下的普通妇女形象，与那些死守所谓的“传统美德”的妇道人家迥然不同。
而妇女形象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开始自觉有目的地追求自身的幸福出现在明中叶后，形成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近代文学中的妇女形象，较多地表现了妇女们铲除强权的抱负，和走出家庭为社会效力的勇气，她们纷纷谋取一份事业，努力刷自我存在感，以求实现自身价值。但在五四前，传统的妇女观念从未被彻底打破过。只有当五四洪流冲击而来，传统观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知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作为自己追求婚姻自由的理论根据，大胆而坦率地宣告自己做人的资格，享受爱情的资格，主宰自己命运的资格。妇女们奋不顾身地想要挣脱出那几千年来形成的腐朽没落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妇女的道德镣铐。曾满腔热情地投入伟大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失败和她们自身的弱点使她们终于又被抛开革命的轨道，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她们拼命挣扎，虽然并无结果，但毕竟远胜于屈服，苟活，乃至同流合污。茅盾自认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使和男子一般高，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2]女子与男子一样可以拯救世界，成为改造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宪法中已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而且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翻了身。恋爱婚姻自由、经济独立、政治权利的获得等已成为现实。无法忽视地是，即使在革命中，女性的地位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女性与社会、与男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对腐朽的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叛逆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追求，在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下，无疑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开自我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牢笼，在混乱黑暗的时代，要求女性彻底独立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像慧女士这样的女性，其独立性也是有限的。因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并不只是取决于她的自身特质，无论如何与她的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慧女士的独立意识是不同寻常的。在静眼里，“慧这人很刚强，又决断；她是一个男性的女子，”事实上，刚强与狷傲的慧确实比书生气十足的静成熟得多，世故得多。她看待事物的独特视野，疏通了静混乱的头绪，使静一下子清醒过来。她在社会上找寻工作，自力更生，丝毫没有依赖思想，“只信托自己”，在复杂的社会上独当一面。刚柔相济的性格使她在应付环境时更富弹性；前后恋爱观的转变，也说明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道德观念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她自从第一次被骗以后，早存了对于男性报复的主意；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姑娘的圈套，她已经跳出这圈套了。当她确是她自己的时候，她回想过去，决无悲伤与悔恨，只是忿怒-报复未尽快意的忿怒。”这是慧爱情的幻灭，她都非出自自我本心，而是对于社会形势压逼的一种下意识的应对。不论她的政治观、社会观或爱情观、道德观，都深深地打着个人主义烙印。茅盾曾说：“我信妇女问题不必定要从经济独立做起-西洋的往迹虽是如此，那是病的状态，不是正当的途径，……我所主张的，且信的，是妇女问题该从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入手……”[3]慧开放的性观念早已打破了传统的贞操规制，在私生活方面不认真、不严肃的态度，显示了她独立不羁、我行我素的姿态。夏志清评价慧与静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所体现的不同反应：“当时，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式微，男女间的关系已沦为官能享受的追求，政治上的腐败亦随之而生。慧对这种生活满不在乎，觉得好玩。但静却无法随波逐流，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弄得整天怏怏不乐，自怨自艾。……”[4]慧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是心灵创伤后的极致转变，她那傲慢的个性，绝对不可能隐忍和颓废。她学会自我调适，学会玩味人生，学会解救自己，学会肆意反击，学会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
慧女士的独立性也体现在她不依附他人、自立于社会的心态。尽管实现女性真正的独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慧女士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头，其女性独立意识成为深烙在自己身上的显著标志。她对兄嫂的话十分在乎，感到比尖刀刺心還痛，为了摆脱对兄嫂的依附性毅然而然地搬出来住，寻觅工作养活自己，对母亲的择配信置之不理。慧毕竟接受过西方教育，又受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她思想上的独立性是突出的，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挣脱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决绝态度也表明她超前的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性使得她在政治上可以自主地选择革命，并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追求个人价值；在经济上可以相对独立，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挣钱，不依靠家人；在思想上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人强迫她做什么，不做什么，可以听从，也可以无视，完全能自行抉择；在爱情上可以不受传统行为规范和世俗偏见，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她刚强、务实、开放的性格，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形象，又是这样一类女性的代表，她艳丽的容颜和强悍的内心，她那不拘一格的人生观和男子气，她果敢的个性与极度矛盾的精神世界，她难以准确概括然而异常鲜明的个性，已经以巨大的艺术魅力紧紧抓住了读者。慧女士是时代女性的一个缩影，她的存在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表率，虽然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使得这个人物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她的女性独立的个人意识却是一种正能量，激励着女性群体更加自信成长。
参考文献
[1]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6.
[2][3]茅盾.茅盾全集：第14集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8，138.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21.
（作者介绍：陈琼瑛，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