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香港的抗议活动笼罩着双重反讽意味。首先，当世界各地的青年抗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不作为时，一些香港年轻人则在为民主和自由事业走上街头，暴力抗议。瑞典少女葛丽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以激情洋溢的演说《你们怎敢这样？》，羞辱了联合国里那些年长的领袖们，指斥这些人始终没有采取果断行动以应对全球气候带来的灾难，坐视下一代人继续承受这一苦果。她担心的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才是正路。
　　其次，有香港青年挥舞着英国国旗和美国星条旗，殊不知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也在经历政治危机，乱象不已：美国在弹劾总统，英国则面临脱欧带来的经济风险。如果选举民主仅仅意味着得票多者说了算，何以解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比希拉里·克林顿少了287万张选票。鲍里斯·约翰逊则早已成了议会少数党政府中一位进退失据的首相，带领英国跌跌撞撞脱离欧盟。
　　西方一边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施以积极的军事干预，一边向其宣扬和传播民主与自由观念，但这些国家如今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沦为失败国家。
　　正如一位新加坡喜剧演员所说，“殖民化”一语的词根是“colon”，其本意是“结肠”，从结肠里能冒出来什么干净东西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把香港变成其殖民地，却只赋予香港以经济自由，选举民主则付诸阙如。现在，香港人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那些肢体自由、精神上却被俘虏的香港人，竟热爱起那个劫持过自己的国家，而该国却不愿让香港的英国国民
　　（海外）护照持有者自动获得英国国籍。
　　民主和自由一如“美”的概念，什么是美，人言人殊。在不同环境下，对不同的人来说，其意味自然各有区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人们发现自己确实有了投票权，但国家很快陷入部落派系纷争，宗教分歧和官僚作风甚嚣尘上，国家甚至无法守护法律和秩序，人身安全或得体的工作更成为奢望。他们还发现贿选横行。选举民主说到底是一种反馈机制，让掌权者知道选民赞同或反对什么，却并不能保证要求的东西都能得到兑现。
　　这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真正含义受制于一地现实，而不应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想。民主与自由，是在特定地区，通过政治谈判达成的复杂社会契约的结果。
　　如果抗议的目的是要表达异议，那么抗议者们已经得其所愿。但以暴力方式来抗议就会造成没有赢家的局面，因为你赢得越多，输得也越多。
　　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罗森瓦隆最近写了本关于善政的重要著作《好政府：大选之外的民主》（哈佛大学出版社，2018年）。罗森瓦隆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议制危机，导致一些更深层次的不满——议会民主制没有提供良好的治理和成果。
　　当理想中的民主进入实践后，便从“议会民主”制向“总统制民主”转变，因为随着社会日益向城市化、全球化和复杂化发展，希望行政部门采取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会愈加迫切。这些趋势让行政部门的权力大为伸张，削弱了议会，同时要求司法机关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解决政治纷争。
　　因此，面对日常管理不善的情况，许多人倾向于支持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大胆的行政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印刷媒体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们，面对数字社交媒体的成长束手无策，于是他们不再坚守对社会问题的“平衡、理性”讨论，新闻界从而变得派系分明，助推着“喜欢”或“不喜欢”的二元对立极端观点，这样的舆论场域不再有温和观点生存的妥协空间。
　　社交媒体成为心怀不满者串联的工具，并使他们能够“蜂拥而至”。当一个派别表现出暴力倾向，其对牺牲和殉道的极端信念将加剧这种倾向，法治就变成了暴民之治。
　　那么，香港人想要实行哪种形式的制度呢？暴民民主？真正信仰法律和秩序者，无法理解为何那些自称保护法治的人却要破坏法治，他们秉持的是“绝不原谅警察”和“违法者无罪”的双重标准。法治的运作原则是：欲使用武力保护法律和秩序，国家假手警察才是唯一合法渠道。
　　在暴力事件发生前，香港一直被视为文明自由与法治之灯塔。今天香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却是，一座被身着黑衫、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所控制的城市。民主与自由始于自律，更应明白的是，谨守法律和秩序的自律，既保护着你自己的权利，也保护他人的权利。
　　谁也无权以暴力危及他人的权利;暴民民主不是法治;暴力可以休矣。是时候决定哪一种民主制度更适合香港了。
　　脱去面罩，香港人面对的是非常艰难的选择;而继续戴着防毒面罩进行谈判，只会以悲剧告终。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