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得西山宴游记》《赤壁赋》是必修一中的两篇文言文，大多数教师教学这两文时，注重字词巩固和各自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很少将两者合起来一同教学的。一次兴之所至，笔者试着将两文作为同是贬谪期游记散文加以比较阅读，则有了意外的收获。
　　柳宗元、苏轼名属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都有很高造诣。两人都曾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顺利地踏上仕途希望能大有作为，济世泽民，却都不幸地卷入党争，被一贬再贬至偏僻荒蛮之地。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柳州。苏轼则因反对王安石等的变法被称为旧党，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仕途的失意、政治抱负的落空使他们转而把自然作为精神痛苦的避风港，以此抚慰自己失意的心灵。在对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的描写中包含着他们深刻的心灵感悟和生命体验。贬谪期间，柳宗元为我们留下了“永州八记”，苏轼则留下了前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时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教材中所选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赤壁赋》则分别是他们被贬永州、黄州的代表作品。同属贬地山水游记，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一、两文描写山水风物的方式不同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突出西山“不与培塿为类”的“特立”，从西山的“特立”中感悟到超尘拔俗、与天地精神相通的人格精神，因喜得知音而倍感欣慰，故“游于是乎始”。为了突出西山特点，作者用游众山作铺垫；同时为一睹西山的“特立”风貌，不惜经历艰难跋涉，付出艰辛努力，抵达目的地：“过湘江，……穷山之高而止。”显然，文中的西山是柳宗元用主观刻意的选择性的视角来观察描写的，并且把怪特的西山当成同病相怜的珍爱对象，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自然美观念有意识地选取与自己人格相类似的山水，托物言志，抒发胸臆。
　　较之柳宗元的刻意，苏轼则显得率性而随意。泛舟夜游赤壁，苏轼心境如水，啜饮着美酒，吟诵着诗文，置身于朦胧月色中，“羽化而登仙”。空灵秀美的月夜江水并不像柳宗元那样故意求访而得，而是如文中所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即得之于遇。显然，在贬谪的境遇中，苏轼能随时随地并艺术化地欣赏身边普通的山水之美。与其苦苦求奇，不如放松心情去欣赏身边的风景，于是，山水成了苏轼情感宣泄的媒介物、触发点。触处生春也就成了他困境中的处世之道。
　　二、两文刻画的人物形象性情不同
　　描写山水风物方式不同，也就决定了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不同。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我们可读出一个失意、幽独又傲岸孤介的狷者，“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谪居荒州，胆战心惊，深感朝廷对他惩罚不公，自以为贬非其罪，但作为下层官吏，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僇人”，他随时会面临厄运；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他不能直言其愤。满腔幽怨，无人可诉，只有山水能抚慰他忧伤的心灵，于是他刻意地寻山访水，避开攻击与迫害，强制转移心头悲哀和愤怒，找寻快乐丢掉烦恼，但愉悦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他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当发现那“特立”而“不与培塿为类”的西山时，“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那份欣喜、陶醉、物我合一的感觉不言而喻，而“特立”的西山正是傲岸孤介的柳子厚的化身。
　　而在苏轼的山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乐天安命无往不适的乐呵呵的东坡翁。
　　东坡遭受的打击，经历的艰难并不亚于柳子厚，他曾自叙黄州时的情形：“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疾病连年，人告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可是我们在《赤壁赋》中读到的苏子“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全不见一丝衰飒之气。虽然文中也隐约透露出作者心中愤懑不平，借客之言感怀历史，吊古伤今，又在空间的广阔与时间的悠远中感受到自我的渺小与人生的短暂而不免悲伤低落，但东坡从江水明月中体悟出的对宇宙人生的阐释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以变化之眼与不变之眼观天地，即使逝者如水，盈虚者如月，但只要参自然之造化，物我为一，便能体会永恒的生命意义，最终情感归于理智平静，超然洒脱，“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自古以来，人们感叹生命如东逝水，忧伤逝水难西，人生易老。苏轼却一反其意，由逝者如水、盈虚者如月感悟到忘怀得失，乐观旷达，不必为年老发白而。这种参透了万物变化规律、随遇而安的超然态度，实际上代表了身处逆境的东坡强烈的超脱欲望。苏子“超我”的写照，正是东坡理想人格的化身。
　　三、柳、苏两人的思想个性追求不同
　　两文表现出如此不同的山水特色和人物形象，究其原因是柳、苏两人的思想个性追求不同。
　　思想上，柳宗元与苏轼在儒道佛三者之间的调和与融通不同。柳宗元可称是个执着的儒者，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虽然他自幼好佛，被贬后也大量阅读佛教典籍以求精神解脱，但他也是个朴素唯物主义者，采取较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所以，研习佛教并不能真正让他忘儒信佛，他坚守的是儒家入世精神，强调“辅时及物”之道。所以他热衷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下求索，虽遭贬仍不改其心志。显然，子厚的一生都在盼着被朝廷启用，而当功名终归春梦一场时，他内心的失落则是可想而知的。
　　苏轼在北宋中期三教合一的氛围中却如鱼得水，融会三教思想而自成一家之言，身属儒家而心兼道、佛。苏轼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不论身在朝堂还是身陷囹圄，都不曾改变其治世之心。被贬黄州后，不可能是不痛苦的，但他借老庄哲学和佛禅玄理消解人生的苦难，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安适。基于此，被贬后的苏轼不像柳宗元那样依然以“辅时及物”为人生支点，而是以“文章事业”为人生支点和追求，不负欧阳修将文坛盟主重担传给自己的寄托，留给后人许多山水游记诗文。同时，苏轼又是一位文艺全才，诗、词、文成就斐然，书、画也自成一家。所以，当功名不得意时，东坡更容易从这些方面找到寄托。
　　性情上，柳宗元激切孤直，强烈的政治理想使他把人生的其它风景都排除在视线之外。置身于自然山水中的柳宗元，仍寂寞地坚守着他高洁、美好的政治理想。品味被人忽视的山水，其实是在细细咀嚼自己被贬谪的痛苦，他的悲愤、忧怨随之带有了悲剧的力度和深度。
　　苏轼则通脱旷达，他对宦海沉浮看得很开，面对贬谪，心理上能够自我调适。无论环境怎样艰苦，他都善于自找乐趣，总是能以慧眼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而不似柳宗元的悲愤幽怨；面对贬谪地的自然山水，也能真正做到与之融为一体，以其宽广的心灵去拥抱自然万物。“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显示了他的洒脱豁达，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苏子则把它们当作“造物者之无尽藏”，尽情享受它们给自己带来的声色之娱。
　　可以说，柳子厚的人生里，“辅时及物”是他最终的追求；而苏东坡则以文章事业为人生支点，并且天性乐观，爱好广泛。正是两人不同的思想性情，所以虽同是被贬谪，但两人笔下的山水游记风格及其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性情则完全不同。这就是《始得西山宴游记》《赤壁赋》比较阅读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