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如果将美国智库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它肥沃的土壤，发达的根系，粗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
美国有1600 多家思想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兰德公司、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平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在美国政策的酝酿、形成、决策、评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专家陆忠伟有一个很妙的比喻：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如果将美国智库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它肥沃的土壤，发达的根系，粗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
那么，美国智库是如何成为政府决策体系的“永力发动机”呢？
肥沃的土壤——
政治体制环境
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大增加，权力利益的博弈十分复杂，强烈需要智库这样的咨询机构提供大量全面的信息分析，细致科学的推理演绎。
美国政府对智库的态度十分诚恳。比如五角大楼以200万美元买回兰德公司关于朝鲜战争的过期报告。一位美国将军也承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最大失误是愿意出数十亿美元来进行朝鲜战争，却不愿意出一架战斗机的钱来买这份报告。”美国政府“千金买马骨”的态度会吸引更多的思想库积极主动地研究，刺激思想库的良性发展，相信当政府需要决策咨询时，会有更多更好的“千里马”。
发达的根系
——独立性
美国的智库无论是在财团斥资，还是政府、社会基金资助，在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广泛的精英见识和民众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保障智库引导下的政策思想有足够的公共性和正当性。
对此，美国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汤姆森认为：“花钱雇我们的客户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因此，雇用我们的客户应该更注重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
“政府可能会看着我们，但不会说三道四，我们是绝对独立的，政府不会给钱，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正常。”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说。
粗壮的树干——
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管理
生长在扎实基础之上的是粗壮的树干。作为对智库体系的强力支撑，这个树干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管理两方面。
思想库一边用高薪吸引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优秀人才，一边用严格的人员考核聘任制度保证人员的精干和工作的高效，同时，还重视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合理配置，注重团队的力量。
比如，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平均年收入达到9万美元左右，超过美国人均GDP的两倍，超过美国公务员人均收入的1倍，也略高于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水平。布鲁金斯学会在人员组合方面，坚持将专职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人数比例设定在1：2.5。兰德公司在《第一号兰德决策元素》中写道：“一个专家团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成员的团队精神和在追求特定目标上的技术能力，团队的成员在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他们都能以其独特的学识与经验，来做独特的贡献。”
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支出是研究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助手的工薪。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捐赠除了可以扣除应纳税额外，也享有智库相应的服务。比如传统基金会就针对不同的捐赠额度，设立了赠阅刊物、名人出席的大型宴会的入场券、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等一系列服务。
完善的经费管理制度让美国智库有了健康、充满活力的造血功能，从而高效运行并卓越发展。
繁茂的枝叶——
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
要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除了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外，对成果的大力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酒好也怕巷子深。”美国智库对其成果的推销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刊行出版物，召开研讨会，借助新闻媒体，建立和保持同国会的紧密联系等等方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等杂志，颇有影响力。1980年传统基金会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一本手册。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德温·福尔纳就宣称：“我们的作用是努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子，首先是国会，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媒体。”
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位领导者常言：“思想库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大于对现政府的影响。思想库一般是长期反复地倡导某种政治主张，以期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成为政策或获得立法。”
美国有1600 多家思想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兰德公司、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平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在美国政策的酝酿、形成、决策、评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专家陆忠伟有一个很妙的比喻：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如果将美国智库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它肥沃的土壤，发达的根系，粗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
那么，美国智库是如何成为政府决策体系的“永力发动机”呢？
肥沃的土壤——
政治体制环境
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大增加，权力利益的博弈十分复杂，强烈需要智库这样的咨询机构提供大量全面的信息分析，细致科学的推理演绎。
美国政府对智库的态度十分诚恳。比如五角大楼以200万美元买回兰德公司关于朝鲜战争的过期报告。一位美国将军也承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最大失误是愿意出数十亿美元来进行朝鲜战争，却不愿意出一架战斗机的钱来买这份报告。”美国政府“千金买马骨”的态度会吸引更多的思想库积极主动地研究，刺激思想库的良性发展，相信当政府需要决策咨询时，会有更多更好的“千里马”。
发达的根系
——独立性
美国的智库无论是在财团斥资，还是政府、社会基金资助，在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广泛的精英见识和民众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保障智库引导下的政策思想有足够的公共性和正当性。
对此，美国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汤姆森认为：“花钱雇我们的客户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因此，雇用我们的客户应该更注重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
“政府可能会看着我们，但不会说三道四，我们是绝对独立的，政府不会给钱，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正常。”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说。
粗壮的树干——
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管理
生长在扎实基础之上的是粗壮的树干。作为对智库体系的强力支撑，这个树干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管理两方面。
思想库一边用高薪吸引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优秀人才，一边用严格的人员考核聘任制度保证人员的精干和工作的高效，同时，还重视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合理配置，注重团队的力量。
比如，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平均年收入达到9万美元左右，超过美国人均GDP的两倍，超过美国公务员人均收入的1倍，也略高于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水平。布鲁金斯学会在人员组合方面，坚持将专职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人数比例设定在1：2.5。兰德公司在《第一号兰德决策元素》中写道：“一个专家团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成员的团队精神和在追求特定目标上的技术能力，团队的成员在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他们都能以其独特的学识与经验，来做独特的贡献。”
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支出是研究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助手的工薪。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捐赠除了可以扣除应纳税额外，也享有智库相应的服务。比如传统基金会就针对不同的捐赠额度，设立了赠阅刊物、名人出席的大型宴会的入场券、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等一系列服务。
完善的经费管理制度让美国智库有了健康、充满活力的造血功能，从而高效运行并卓越发展。
繁茂的枝叶——
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
要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除了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外，对成果的大力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酒好也怕巷子深。”美国智库对其成果的推销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刊行出版物，召开研讨会，借助新闻媒体，建立和保持同国会的紧密联系等等方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等杂志，颇有影响力。1980年传统基金会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一本手册。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德温·福尔纳就宣称：“我们的作用是努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子，首先是国会，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媒体。”
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位领导者常言：“思想库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大于对现政府的影响。思想库一般是长期反复地倡导某种政治主张，以期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成为政策或获得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