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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大多数的批评家比较起来，周扬的批判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实践的形态，具有更鲜明的党派性。周扬的文学批评生涯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的缩影，因此分析周扬自己的理论探索、发现与困惑，就可以反射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的曲折情形。
关键词：周扬；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发展
周扬，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是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因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文艺界的官方领导地位，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因此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遭到监禁和批判，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判或攻击的人士道歉，并提出了人性论和异化论。
一、30年代的“三论”模式
在三十年代，周扬并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了译介上，而且较少认真的理论探讨。但是在这些译介中，周扬还是有自己的理论中轴的，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他的目光就必然集中到文学的政治煽动和组织功能上，比较注重政治实用，强化宣传意识。在30年代前期关于大众化問题以及对于“自由人”和“第三人”的文学论争中，周扬针锋相对的构筑对论敌的驳论，其文学批评理论模式也由此形成，也就是三论：从属论、形象论、本质论。
所谓从属论，即认为任何文学总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政治关系的反应。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宣传教育的功能，革命文学必须为特定的革命政治服务。对于这个理论我们需要从正反两面来看。首先周扬和左翼批评家偏重从政治角度去解释和要求文学，是有其充分的历史理由的。他真诚的相信只有大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斗争性质以及其从属于政治的职能，才能与旧文学划清界限。但另一方面把“政治优位性”作为唯一的批判根据，批判的目标始终不脱离对读者大众的宣传引导教育，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文学既然等同于政治，最终也就可能取消文学自身。
那么，既然文学的职能限制于宣传教育，那文学的艺术要求也职能是达到如何“服务”，这就落到了形象性。所谓形象论也就是将文学的特性归结为形象地反映生活，揭示真理。这种解释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周扬认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他还坚持认为艺术性和形象性是差不多的意思。越形象化，艺术性就越高。这种形象论作为一般的说法还能成立，文学的表现形态确实是形象的。但深究起来还是比较肤浅的。起码这种说法未能区别出艺术形象和科学图像有何性质差异，因为科学图像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了真题。文学的根本特性是情感，是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而形象只是这决定性内涵的外壳而已。因此周扬认为形象是文学本质特征，却忽视了作家的情感与体验也是基本特征，反映了她当时片面机械的批评观。
按照周扬的理解，所谓“本质”，即提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具体来说是革命的趋向。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题材“含有积极的进步的重大的”特点，对革命作家而言，只能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的必然有关的题材”，这样才能保证提现积极地主题，深入反映社会本质。第二，必须注意在描写过程中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立场，鲜明的体现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
二、40年代的“一点两线”
到了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周扬用相当多的精力从事对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这一时期的批评是引导式的，常代表文艺政策实施的意图。其批评模式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点两线”。
所谓“一点”是指他的批评总有一明确的基点，即着眼于作品的教育意义。周扬批评的过程是把教育意义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点，而考察教育意义的有无或高下，又主要看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正确的政治观念。而具体的做法即是先看作品是否写了与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相关的题材，如果写了，又看是否体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然后从所写的内容中尽量发掘社会原因，即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和归纳主题意义。
所谓的“两线”主要是指思想内容分析与语言形式分析两条线。从思想内容上来讲周扬有一套规范的批评话语。首先必须直接表现斗争；其次，一切矛盾冲突必须由斗争解决，人物性格与精神世界通过斗争显示；最后，最终的目的是写出必然的斗争道路，让读者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语言形式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即“真正的大众的语言”，“农民化”的语言，这跟他文学服务于工农兵的目标是紧密相关的，周扬所讲的“口语化”指的是农民的活的语言，这是被认为比所谓欧化的学生腔更具生命力的语言，周扬看中这种口语化文学语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语言直接来自群众生活，又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显然，周扬对文学语言要求的实质是通俗化，因为通俗才能更好地宣传和教育。他在语言形式批评方面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些常用的批评概念，如“简练”、“生动”、“平易”、“自然”，等等，都和通俗性、群众性有关系。
周扬的语言形式批评一般都是结合内容的分析而进行的，偏重于从修辞效果和用语风格的层面来衡定语言形式的艺术功力，极少就不同作家创作语言构成的特殊规律作分析，而且他独钟一味，只推崇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形式，轻视和有意贬低其他风格类型的语言形式。
三、晚年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周扬在1983年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无疑是他晚年，甚至是他一生中最精彩最有理论深度的论作，这篇论文中提到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该论文所表现的理论思维的解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解放也有直接的启迪意义。
周扬这篇论文的立足点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终极真理，而是一种发展的学说，要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克服和纠正自身的缺点与错误，这个观点的重申是为了打破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的状况。
在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周扬重新大胆的起用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三大范畴，即感性、知性和理性，认为可以考虑用这三范畴去代替多年来理论界已习惯使用的感性与理性两范畴。周扬意识到人们几乎长期公认的这个观念：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即可以理性把握事物本质，其实是一种误解，原因就在于摒弃了知性这一概念。
在这篇论文中，周扬充分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更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承续关系。他显然意识到几十年来一直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作反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评，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甚至是错误的。
而对于牵涉到的“异化”问题，周扬也给予了重新肯定，并认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周扬重提的“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入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讲的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他认为必须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去理解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关键词：周扬；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发展
周扬，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是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因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文艺界的官方领导地位，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因此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遭到监禁和批判，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判或攻击的人士道歉，并提出了人性论和异化论。
一、30年代的“三论”模式
在三十年代，周扬并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了译介上，而且较少认真的理论探讨。但是在这些译介中，周扬还是有自己的理论中轴的，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他的目光就必然集中到文学的政治煽动和组织功能上，比较注重政治实用，强化宣传意识。在30年代前期关于大众化問题以及对于“自由人”和“第三人”的文学论争中，周扬针锋相对的构筑对论敌的驳论，其文学批评理论模式也由此形成，也就是三论：从属论、形象论、本质论。
所谓从属论，即认为任何文学总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政治关系的反应。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宣传教育的功能，革命文学必须为特定的革命政治服务。对于这个理论我们需要从正反两面来看。首先周扬和左翼批评家偏重从政治角度去解释和要求文学，是有其充分的历史理由的。他真诚的相信只有大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斗争性质以及其从属于政治的职能，才能与旧文学划清界限。但另一方面把“政治优位性”作为唯一的批判根据，批判的目标始终不脱离对读者大众的宣传引导教育，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文学既然等同于政治，最终也就可能取消文学自身。
那么，既然文学的职能限制于宣传教育，那文学的艺术要求也职能是达到如何“服务”，这就落到了形象性。所谓形象论也就是将文学的特性归结为形象地反映生活，揭示真理。这种解释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周扬认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他还坚持认为艺术性和形象性是差不多的意思。越形象化，艺术性就越高。这种形象论作为一般的说法还能成立，文学的表现形态确实是形象的。但深究起来还是比较肤浅的。起码这种说法未能区别出艺术形象和科学图像有何性质差异，因为科学图像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了真题。文学的根本特性是情感，是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而形象只是这决定性内涵的外壳而已。因此周扬认为形象是文学本质特征，却忽视了作家的情感与体验也是基本特征，反映了她当时片面机械的批评观。
按照周扬的理解，所谓“本质”，即提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具体来说是革命的趋向。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题材“含有积极的进步的重大的”特点，对革命作家而言，只能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的必然有关的题材”，这样才能保证提现积极地主题，深入反映社会本质。第二，必须注意在描写过程中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立场，鲜明的体现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
二、40年代的“一点两线”
到了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周扬用相当多的精力从事对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这一时期的批评是引导式的，常代表文艺政策实施的意图。其批评模式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点两线”。
所谓“一点”是指他的批评总有一明确的基点，即着眼于作品的教育意义。周扬批评的过程是把教育意义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点，而考察教育意义的有无或高下，又主要看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正确的政治观念。而具体的做法即是先看作品是否写了与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相关的题材，如果写了，又看是否体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然后从所写的内容中尽量发掘社会原因，即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和归纳主题意义。
所谓的“两线”主要是指思想内容分析与语言形式分析两条线。从思想内容上来讲周扬有一套规范的批评话语。首先必须直接表现斗争；其次，一切矛盾冲突必须由斗争解决，人物性格与精神世界通过斗争显示；最后，最终的目的是写出必然的斗争道路，让读者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语言形式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即“真正的大众的语言”，“农民化”的语言，这跟他文学服务于工农兵的目标是紧密相关的，周扬所讲的“口语化”指的是农民的活的语言，这是被认为比所谓欧化的学生腔更具生命力的语言，周扬看中这种口语化文学语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语言直接来自群众生活，又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显然，周扬对文学语言要求的实质是通俗化，因为通俗才能更好地宣传和教育。他在语言形式批评方面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些常用的批评概念，如“简练”、“生动”、“平易”、“自然”，等等，都和通俗性、群众性有关系。
周扬的语言形式批评一般都是结合内容的分析而进行的，偏重于从修辞效果和用语风格的层面来衡定语言形式的艺术功力，极少就不同作家创作语言构成的特殊规律作分析，而且他独钟一味，只推崇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形式，轻视和有意贬低其他风格类型的语言形式。
三、晚年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周扬在1983年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无疑是他晚年，甚至是他一生中最精彩最有理论深度的论作，这篇论文中提到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该论文所表现的理论思维的解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解放也有直接的启迪意义。
周扬这篇论文的立足点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终极真理，而是一种发展的学说，要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克服和纠正自身的缺点与错误，这个观点的重申是为了打破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的状况。
在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周扬重新大胆的起用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三大范畴，即感性、知性和理性，认为可以考虑用这三范畴去代替多年来理论界已习惯使用的感性与理性两范畴。周扬意识到人们几乎长期公认的这个观念：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即可以理性把握事物本质，其实是一种误解，原因就在于摒弃了知性这一概念。
在这篇论文中，周扬充分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更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承续关系。他显然意识到几十年来一直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作反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评，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甚至是错误的。
而对于牵涉到的“异化”问题，周扬也给予了重新肯定，并认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周扬重提的“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入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讲的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他认为必须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去理解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