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人物在遭遇不幸时,反而会笑,在突遇惊喜时,反而会哭。因此,以喜写悲,以悲写喜的反常描写,有助于塑造人物,深化主题。本文拟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这一文学现象作简单的梳理。
　　人教社第三册(必修)《黛玉之死》中,黛玉得知自己的爱情理想彻底破灭时,这样写道:“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不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然后,“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好一个黛玉,当视为生命的爱情破灭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此刻,她越是点头微笑,我们越能懂得她内心的悲痛——她已经悲伤到没有悲伤了。这是一个经历了人世间大欢乐大愉悦之后看破尘世只求速死的人的笑;一个经过大惊、大怒、大悲、大愤之后对人生完全绝望的人冷静的笑。作者在这里以“喜”的情态写出了“悲”的本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与此相反,《红楼梦》中,反常手法还常用于与“笑”相对立的“哭”的描写。如18回中,贾妃省亲,这本是一桩荣耀之至欢乐之至的大喜事。按照常理,祖孙也好,母女也好,骨肉久别,应是欢乐异常。可作者却一反常态,写道:“贾妃满眼垂泪”,“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对泣而已”。——本应笑语不断的欢聚喜剧,却变成凄凄惨惨戚戚的生离死别般的哭诉悲剧。此情此景,令人回味无穷。身为贵妃,世人眼中荣耀之至,却不知幽居深宫,伴君如伴虎,宫廷内争权夺宠相互倾轧,时闻腥风血雨。作者正以这喜极涕零、以悲写喜的反常手法,写出了元春的悲剧,这是大观园中青春少女的另一种悲剧。
　　林黛玉的“长歌当哭”,贾元春的“喜极涕零”的情态描写只不过是反常描写的一种形式,作家还往往通过刻画人物的反常行为塑造人物,揭示主旨。
　　人教社第四册高中语文(必修)《守财奴》中,守财奴葛朗台蛮横而又贪婪地想抢夺女儿金子做的梳妆匣,气得女儿要跟他拼命,太太气得晕死过去,守财奴态度马上变了,“箍桶匠马上把梳妆匣扔在床上”,然后搂着太太,拥抱太太,在她耳边说着情话,弄得“葛朗台太太和女儿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我们读者也是莫名其妙。其实,守财奴反常行为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在于“虽然葛朗台热烈盼望太太病好,因为她一死就得办理遗产登记,而这就要了他的命”。乍一看,葛朗台的行为多么古怪,多么反常!唯其如此,这个极端贪婪,极端自私的拜金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才格外深刻,小说从而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其它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在文学作品中,不仅通过反常的情态、反常的行为描写塑造人物,有时还通过反常的情态装饰揭示人物性格,凸显人物心理。人教社高中语文(必修)第二册契诃夫的名篇《装在套子里的人》,主人公别里科夫“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人物古怪的装束,正是其思想套子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在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下,封闭、怀旧、胆小多疑、害怕变革、因循守旧的套中人形象,是病态社会孕育的一个怪胎,作家以此深刻地讽刺了当时的病态社会。
　　都德的《最后一课》,教师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里,换上只有重大节日才穿的绿色外套,当然异于平常,唯其如此,才会长久地留在每个人心中。
　　其实,中国古典诗歌也不乏反常描写,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诗人长期贬居岭南。与亲人音讯隔绝,彼此生死未卜。现在从贬所逃归,按照常情,应该是“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却说“情更怯”、“不敢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诗人贬居岭外,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在日夜思念亲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亲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了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会被路上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越接近家乡,这种疑虑越强烈,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种反常心理,激起了多少漂零在外思乡念亲的游子感情的共鸣。
　　
　　宁高平,孙冬慧,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房县。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