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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选》选取的汉代三十六首诗歌是从汉代众多诗歌中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结合两汉的时代背景研究《文选》选录的这些汉代诗歌，可以看出萧统在收录诗歌时的某些偏向性：重视诗歌的道德批判性，发掘出两汉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及注重汉代诗歌的悲情意识。
关键词：《文选》；汉代；诗歌；审美
作者简介：曹潇（1992.11-），女，山西省运城市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1
《文选》诗类作品中选录了汉代4类36首诗歌，收录汉代作家作品分别是：在劝励类收录韦孟《讽谏诗》，在乐府类收录无名氏《古乐府三首》和班婕妤《怨歌行》，在杂歌类收汉高帝《歌》，在杂诗类收录《古诗十九首》、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张平子《四愁诗四首》。从不同角度探讨汉代诗歌的特点，有助于体察《文选》编撰者对于汉代诗歌的某些倾向性。
一、重视诗歌的道德批判性
汉代社会汲取秦朝灭国的经验，经历了汉文帝所推行的黄老之说，继而走上了儒家独尊的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的推动下，汉代趋向于推行儒家的“仁孝”之说，折射在诗歌上则表现出一定的道德约束力。《文选》选录的汉代诗歌在汉代道德约束力的实践上主要表现为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批判，以此呼唤社会道德的回归。其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统治阶层昏庸荒淫以及奸邪小人祸国误民的批判，韦孟《讽谏诗》中刘戊的种种罪行与祖德功业形成鲜明对比，张平子《四愁诗》仿照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来自况；第二，对婚姻爱情中男子喜新厌旧的批判，班婕妤《怨歌行》以扇子来比喻女子表现恩宠无常，《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中描写了已为人妻的女子丈夫长期不归的窘况；第三，对朋友的道德批判，《古诗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描写了昔日同门显贵之后对自己弃之如履，表现出对兄弟关系中背信弃义之人的批判。此外，《文选》选录的汉代诗歌也有正面弘扬社会道德的，在政治层面上有汉高帝《歌》，在其他层面上也有很多描写夫妻之间以及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如“苏李诗”等。这些诗歌的选取显示出《文选》编撰者重视汉代诗歌所传达的道德理念。
二、汉代士人心态的转变：建功立业——及时行乐
《文选》所选录的汉代诗歌诗人的人生追求有一个变化趋势，即由追求建功立业向力图及时行乐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选》中呈现出三种阶段。第一阶段是诗人积极参与政治，劝谏君王，力图实现明君贤臣共治天下，韦孟是西汉初期的诗人，其《讽谏诗》是作于刘戊乱前，面对刘戊的荒淫无道因而进行劝谏，力图使刘戊觉醒，重张先祖德业，远离奸邪小人，忠信贤良之士，表现出积极参政的积极心态。第二阶段是有心报国者遭受到现实的种种阻碍而抑郁不已，张平子的《四愁诗》正是这种情感的写照，作这首诗时张衡正值河间王相，因郁郁不得志而效仿屈原，表现出在参政过程中所遭受的重重阻碍。第三阶段是诗人发觉人生苦短，进而抒发出及时行乐的感慨，这种及时行乐多是追求功名而不得，带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如《古诗十九首》之《人生不满百》、《驱车上东门》等。汉代士人的心态转变和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息息相關，两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和“征辟”，西汉前期是极重道德品行，至汉武帝元丰五年时下《求贤诏》寻求实用之人才，再到东汉汉光武帝下《四科取士诏》寻求德才兼备之士，再到汉明帝之后的“选举不实”，选官趋向于世族化，在这种选官制度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寻求功名的仕途门槛发生了变化，因而导致汉代士人心态的转变。
三、汉代审悲意识的觉醒
《文选》收录的汉代诗歌弥漫着浓浓的悲情，或是抒发离别的不舍，或是表现失意的哀伤，或是感叹人生无常，处处显示着一种抑郁的情怀。这些诗歌中的悲情意识首先体现在汉代女性群体独守空闺的哀怨上，《怨歌行》表现出女子在受宠之时已经陷入了深恐恩情不在的胆战心惊中，《古诗十九首》中的许多诗歌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等都描写出女子空有盛世容颜和一颗真心而无人欣赏，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度过光阴。同时汉代诗歌的审悲情怀还体现在仕途失意以及人生无常的感慨中，《四愁诗》中诗人抒发了郁郁不得志的愁闷心境，《古诗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驱车上东门》等诗歌中诗人由寻不到人生出路的痛苦转向感叹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无奈。两汉诗歌所体现出的悲情意识和当时的时代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汉代文人将“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信条，但再开明的社会也有黑暗的一面，甚至于东汉末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士”的局面，士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出世，而现实环境的残酷使其向道家寻求出路，发出及时行乐的感叹，但这种及时行乐中又饱含着深深的无奈，这种儒、道学思想的碰撞是其诗歌产生悲情，另一方面汉代战乱不断也造成夫妻、兄友之间的离别，这是汉代诗歌悲情产生的又一原因。
这三十六首汉代诗歌描写自然率真、语言精练朴素、表达感情委婉曲折，代表着汉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水平。分析这些诗歌可以窥探到《文选》编撰者对于诗歌的审美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注重诗歌“言志”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向“缘情”的方向发展。同时汉代诗歌的发展史也折射出汉代文人的生活状态，研究这些诗歌也助于进一步了解两汉时局及梁朝人视域下的汉代诗歌特征。
参考文献：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曹道衡.两汉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赵亦雅.《文心雕龙》与《文选》诗歌思想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关键词：《文选》；汉代；诗歌；审美
作者简介：曹潇（1992.11-），女，山西省运城市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1
《文选》诗类作品中选录了汉代4类36首诗歌，收录汉代作家作品分别是：在劝励类收录韦孟《讽谏诗》，在乐府类收录无名氏《古乐府三首》和班婕妤《怨歌行》，在杂歌类收汉高帝《歌》，在杂诗类收录《古诗十九首》、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张平子《四愁诗四首》。从不同角度探讨汉代诗歌的特点，有助于体察《文选》编撰者对于汉代诗歌的某些倾向性。
一、重视诗歌的道德批判性
汉代社会汲取秦朝灭国的经验，经历了汉文帝所推行的黄老之说，继而走上了儒家独尊的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的推动下，汉代趋向于推行儒家的“仁孝”之说，折射在诗歌上则表现出一定的道德约束力。《文选》选录的汉代诗歌在汉代道德约束力的实践上主要表现为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批判，以此呼唤社会道德的回归。其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统治阶层昏庸荒淫以及奸邪小人祸国误民的批判，韦孟《讽谏诗》中刘戊的种种罪行与祖德功业形成鲜明对比，张平子《四愁诗》仿照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来自况；第二，对婚姻爱情中男子喜新厌旧的批判，班婕妤《怨歌行》以扇子来比喻女子表现恩宠无常，《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中描写了已为人妻的女子丈夫长期不归的窘况；第三，对朋友的道德批判，《古诗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描写了昔日同门显贵之后对自己弃之如履，表现出对兄弟关系中背信弃义之人的批判。此外，《文选》选录的汉代诗歌也有正面弘扬社会道德的，在政治层面上有汉高帝《歌》，在其他层面上也有很多描写夫妻之间以及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如“苏李诗”等。这些诗歌的选取显示出《文选》编撰者重视汉代诗歌所传达的道德理念。
二、汉代士人心态的转变：建功立业——及时行乐
《文选》所选录的汉代诗歌诗人的人生追求有一个变化趋势，即由追求建功立业向力图及时行乐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选》中呈现出三种阶段。第一阶段是诗人积极参与政治，劝谏君王，力图实现明君贤臣共治天下，韦孟是西汉初期的诗人，其《讽谏诗》是作于刘戊乱前，面对刘戊的荒淫无道因而进行劝谏，力图使刘戊觉醒，重张先祖德业，远离奸邪小人，忠信贤良之士，表现出积极参政的积极心态。第二阶段是有心报国者遭受到现实的种种阻碍而抑郁不已，张平子的《四愁诗》正是这种情感的写照，作这首诗时张衡正值河间王相，因郁郁不得志而效仿屈原，表现出在参政过程中所遭受的重重阻碍。第三阶段是诗人发觉人生苦短，进而抒发出及时行乐的感慨，这种及时行乐多是追求功名而不得，带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如《古诗十九首》之《人生不满百》、《驱车上东门》等。汉代士人的心态转变和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息息相關，两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和“征辟”，西汉前期是极重道德品行，至汉武帝元丰五年时下《求贤诏》寻求实用之人才，再到东汉汉光武帝下《四科取士诏》寻求德才兼备之士，再到汉明帝之后的“选举不实”，选官趋向于世族化，在这种选官制度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寻求功名的仕途门槛发生了变化，因而导致汉代士人心态的转变。
三、汉代审悲意识的觉醒
《文选》收录的汉代诗歌弥漫着浓浓的悲情，或是抒发离别的不舍，或是表现失意的哀伤，或是感叹人生无常，处处显示着一种抑郁的情怀。这些诗歌中的悲情意识首先体现在汉代女性群体独守空闺的哀怨上，《怨歌行》表现出女子在受宠之时已经陷入了深恐恩情不在的胆战心惊中，《古诗十九首》中的许多诗歌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等都描写出女子空有盛世容颜和一颗真心而无人欣赏，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度过光阴。同时汉代诗歌的审悲情怀还体现在仕途失意以及人生无常的感慨中，《四愁诗》中诗人抒发了郁郁不得志的愁闷心境，《古诗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驱车上东门》等诗歌中诗人由寻不到人生出路的痛苦转向感叹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无奈。两汉诗歌所体现出的悲情意识和当时的时代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汉代文人将“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信条，但再开明的社会也有黑暗的一面，甚至于东汉末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士”的局面，士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出世，而现实环境的残酷使其向道家寻求出路，发出及时行乐的感叹，但这种及时行乐中又饱含着深深的无奈，这种儒、道学思想的碰撞是其诗歌产生悲情，另一方面汉代战乱不断也造成夫妻、兄友之间的离别，这是汉代诗歌悲情产生的又一原因。
这三十六首汉代诗歌描写自然率真、语言精练朴素、表达感情委婉曲折，代表着汉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水平。分析这些诗歌可以窥探到《文选》编撰者对于诗歌的审美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注重诗歌“言志”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向“缘情”的方向发展。同时汉代诗歌的发展史也折射出汉代文人的生活状态，研究这些诗歌也助于进一步了解两汉时局及梁朝人视域下的汉代诗歌特征。
参考文献：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曹道衡.两汉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赵亦雅.《文心雕龙》与《文选》诗歌思想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