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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融受贿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收金条，一个是有时不全拿。例如剧酷文化2011年送给他12万，他只拿8万；2010年一家公司在车上送他10万，他从袋子里拿出8万，拿着剩下的2万下车。
广电反腐再下一城。
8月 2日，在接受纪律审查近4个月后，山东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王英被“双开”并移交司法。
这在广电系统不是孤例。近年来落马的广电系干部还有山东广电原党委书记魏绍水、安徽台原台长张苏洲、湖南台原副台长罗毅、江苏广电“百亿台长”周莉等。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近十个省市的广电系高管先后落马。
从已经判决的案例来看，除了广电传统的三大腐败重灾区——电视剧购销、工程基建与设备采购、硬软广告投放仍是温床外，还有动辄窝案、能人腐败居多等新特点值得关注。
领导班子“全军覆没”
山东广电落马的不止王英一人。去年底，魏绍水也因严重违纪落马。广电高管集中落马在江苏、云南、安徽、福建等地表现得更明显。
从2014年9月时任安徽广电广告中心主任王茂盛被带走开始，安徽广电窝案已经有张苏洲、原副台长赵红梅等7名高管，经济生活频道综合科原科长、科技处原处长、新闻中心制作部原主任等9名中层落马，是十八大以来省市广电落马人数最多的。
而在江苏常州，该市广电网络领域查办了18件20人职务犯罪案件，广电网络公司从负责人到普通业务员相继落马，其中领导班子成员更是“全军覆没”。
一名纪检系统干部称，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八大后对腐败零容忍，“顺藤摸瓜”容易出窝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广电系统在效益几乎成为唯一指标的情况下，缺乏监督或者监督不力。
王英落马后，山东广电一名工作人员就透露，她负责的山东国际频道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项目，“每年政府会拨款上百万美元用于山东对外宣传”，但是由于缺乏监督，普通的业务员也会把该频道的时段作为赠送。
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广电系统内很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今年2月受审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舒展曾在辩护中称，福建广电大楼基建14个亿，“没有与诸多承建商和供应商发生私人间金钱往来”；每年的文化娱乐节目采购经费数以亿计，也“没有与这些人发生金钱往来”。
但他正是通过任命陈某，以及将陈某女儿陈丁、女婿赵某、侄女陈戊、侄儿陈某己、朋友女儿张某全录用到福建广电集团，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从中受贿961万元。
相关业内人士称，窝案多发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领域“潜规则”盛行。
安徽广电的办案人员就曾称：“电视广告业务存在折扣、优惠、赠播等行业潜规则，电视台从台长、副台长、广告中心主任，各有不同权限的‘内部折扣权’，决断随意。”
其中一个典型就是，经张苏洲拍板，程某的公司以最低的“台长折扣价”获得了大量黄金时间段广告代理权，短时间内即获利数千万元。相应的，程某返还“好处费”数百万给张苏洲。
“利益均沾”的默契
电视节目购销、基建、广告是广电传统的三大腐败重灾区之一，虽然历经多年整治，但是其中的漏洞难言有根本扭转。
从判决书来看，仅电视剧采购这条线上，安徽广电就有张苏洲、赵红梅、总编室原主任肖融、节目购销中心原主任陶东昕和原副主任张文旭等人，“从上到下”全员受贿，金额最小的也在百万元以上。可以说是各个环节形成“利益均沾”的默契。
从判决书来看，肖融收受了海润影视、曲江丫丫影视、北京华录百纳等19家影视公司的500多万贿赂，涉及《娘家的故事》《王的女人》《爱情公寓》《春光灿烂猪八戒》等29部电视剧。陶东昕收受了西安天晟等6家公司近400万贿赂，涉及《包青天之七侠五义》《龙门镖局》等9部电视剧。张文旭职务最低，也收受了上影英皇等6家公司近400万贿赂，涉及《怪侠欧阳德》等7部电视剧。
虽然这几个人的职务是从高到低，但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一通皆通”，一个公司或者一部电视剧只用行贿其中一人即可。
陶东昕2010年的时候，是安徽电视台节目研发中心副主任，似乎并未进入电视剧采购核心流程。当时他去探班安徽电视台与其他公司合作的电视剧《阿城》，以“台里要20万元的宣传发行费”向该公司副总索贿，该副总“当时听了很不高兴”。后来，他调任节目购销中心后，基本上经手的电视剧，“只要开口就能拿到钱”。
虽然是利益均沾，但是到了肖融这个层级之后，基本不用开口，公司就会主动行贿。曲江丫丫影视想将《上门女婿》等电视剧卖给安徽广播电视台，2011年前后三次行贿肖融，三次都是在各地电视剧推介会期间进行。
肖融受贿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收金条，一个是有时不全拿。例如剧酷文化2011年送给他12万，他只拿8万；2010年一家公司在车上送他10万，他从袋子里拿出8万，拿着剩下的2万下车；曲江丫丫影视2011年送给他装有2万元现金和3万元现金的两個信封，他只收了2万元那个。
正是因此，他才辩护称“受贿犯罪均是被动接受贿赂”。但一个细节是，上海克顿文化公司老总曾是安徽广电原副台长，也就是肖融的“老领导”，因为“肖融没有设卡，并安排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付款也很及时”，送给了他75万元，是他最主要的贿赂款。
“能人”腐敗尤其集中
不管是魏绍水、张苏洲、罗毅、王英还是周莉，落马之前，在全国广电领域都是名噪一时的能人。
魏绍水与轰动全国的《闯关东》不可分割，张苏洲管理下的安徽电视台被称为“五星上将”（全国最具影响的五家省级卫视）之一，罗毅曾参与创办的湖南交通频道堪称广播业的一面旗帜，周莉更被称为内地卫视“标志性人物”，曾一手打造了《非诚勿扰》……而且这些落马的广电系能人，基本上都是一线卫视的“一把手”。
并不是说一线卫视比二三线卫视的腐败案频繁。“应该说，二三线卫视没有太多钱买电视剧，额度也小，贪腐关注度也小一点。”相关人士称。
从这些落马的广电“能人”来看，他们均是在广电改革中多走半步、为所在电视台带来改革红利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更要强，而这种个性一旦缺乏必要的监督，就容易滑向“一言堂”。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称，广电系统那种半商业半行政化的机构模式，也容易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助长“一言堂”形成。赵红梅在法庭上就曾供述，张苏洲工作作风比较霸道，向来说一不二。外界评价周莉，人要强，野心大。
这种时候外面已经很难监督他们了，廉洁基本上只有靠他们自觉。而这种自觉一旦面对制片方的不断“围猎”，就如同空中楼阁。
张苏洲在忏悔书中说，“2007年，我在上海参加电视节期间，吴涛送我2万元人民币现金，由此拉开了我收受大额贿赂的序幕。”
2010年下半年，赵红梅的同学、某广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程某把礼品和广告做到了安徽卫视。“我和赵红梅通过给该公司一些优惠政策，从中牟利。如果说过去是被动地收受贿赂，那么这一阶段则是主动敛财，从此，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一发而不可收。”
广电反腐再下一城。
8月 2日，在接受纪律审查近4个月后，山东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王英被“双开”并移交司法。
这在广电系统不是孤例。近年来落马的广电系干部还有山东广电原党委书记魏绍水、安徽台原台长张苏洲、湖南台原副台长罗毅、江苏广电“百亿台长”周莉等。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近十个省市的广电系高管先后落马。
从已经判决的案例来看，除了广电传统的三大腐败重灾区——电视剧购销、工程基建与设备采购、硬软广告投放仍是温床外，还有动辄窝案、能人腐败居多等新特点值得关注。
领导班子“全军覆没”
山东广电落马的不止王英一人。去年底，魏绍水也因严重违纪落马。广电高管集中落马在江苏、云南、安徽、福建等地表现得更明显。
从2014年9月时任安徽广电广告中心主任王茂盛被带走开始，安徽广电窝案已经有张苏洲、原副台长赵红梅等7名高管，经济生活频道综合科原科长、科技处原处长、新闻中心制作部原主任等9名中层落马，是十八大以来省市广电落马人数最多的。
而在江苏常州，该市广电网络领域查办了18件20人职务犯罪案件，广电网络公司从负责人到普通业务员相继落马，其中领导班子成员更是“全军覆没”。
一名纪检系统干部称，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八大后对腐败零容忍，“顺藤摸瓜”容易出窝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广电系统在效益几乎成为唯一指标的情况下，缺乏监督或者监督不力。
王英落马后，山东广电一名工作人员就透露，她负责的山东国际频道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项目，“每年政府会拨款上百万美元用于山东对外宣传”，但是由于缺乏监督，普通的业务员也会把该频道的时段作为赠送。
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广电系统内很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今年2月受审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舒展曾在辩护中称，福建广电大楼基建14个亿，“没有与诸多承建商和供应商发生私人间金钱往来”；每年的文化娱乐节目采购经费数以亿计，也“没有与这些人发生金钱往来”。
但他正是通过任命陈某，以及将陈某女儿陈丁、女婿赵某、侄女陈戊、侄儿陈某己、朋友女儿张某全录用到福建广电集团，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从中受贿961万元。
相关业内人士称，窝案多发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领域“潜规则”盛行。
安徽广电的办案人员就曾称：“电视广告业务存在折扣、优惠、赠播等行业潜规则，电视台从台长、副台长、广告中心主任，各有不同权限的‘内部折扣权’，决断随意。”
其中一个典型就是，经张苏洲拍板，程某的公司以最低的“台长折扣价”获得了大量黄金时间段广告代理权，短时间内即获利数千万元。相应的，程某返还“好处费”数百万给张苏洲。
“利益均沾”的默契
电视节目购销、基建、广告是广电传统的三大腐败重灾区之一，虽然历经多年整治，但是其中的漏洞难言有根本扭转。
从判决书来看，仅电视剧采购这条线上，安徽广电就有张苏洲、赵红梅、总编室原主任肖融、节目购销中心原主任陶东昕和原副主任张文旭等人，“从上到下”全员受贿，金额最小的也在百万元以上。可以说是各个环节形成“利益均沾”的默契。
从判决书来看，肖融收受了海润影视、曲江丫丫影视、北京华录百纳等19家影视公司的500多万贿赂，涉及《娘家的故事》《王的女人》《爱情公寓》《春光灿烂猪八戒》等29部电视剧。陶东昕收受了西安天晟等6家公司近400万贿赂，涉及《包青天之七侠五义》《龙门镖局》等9部电视剧。张文旭职务最低，也收受了上影英皇等6家公司近400万贿赂，涉及《怪侠欧阳德》等7部电视剧。
虽然这几个人的职务是从高到低，但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一通皆通”，一个公司或者一部电视剧只用行贿其中一人即可。
陶东昕2010年的时候，是安徽电视台节目研发中心副主任，似乎并未进入电视剧采购核心流程。当时他去探班安徽电视台与其他公司合作的电视剧《阿城》，以“台里要20万元的宣传发行费”向该公司副总索贿，该副总“当时听了很不高兴”。后来，他调任节目购销中心后，基本上经手的电视剧，“只要开口就能拿到钱”。
虽然是利益均沾，但是到了肖融这个层级之后，基本不用开口，公司就会主动行贿。曲江丫丫影视想将《上门女婿》等电视剧卖给安徽广播电视台，2011年前后三次行贿肖融，三次都是在各地电视剧推介会期间进行。
肖融受贿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喜欢收金条，一个是有时不全拿。例如剧酷文化2011年送给他12万，他只拿8万；2010年一家公司在车上送他10万，他从袋子里拿出8万，拿着剩下的2万下车；曲江丫丫影视2011年送给他装有2万元现金和3万元现金的两個信封，他只收了2万元那个。
正是因此，他才辩护称“受贿犯罪均是被动接受贿赂”。但一个细节是，上海克顿文化公司老总曾是安徽广电原副台长，也就是肖融的“老领导”，因为“肖融没有设卡，并安排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付款也很及时”，送给了他75万元，是他最主要的贿赂款。
“能人”腐敗尤其集中
不管是魏绍水、张苏洲、罗毅、王英还是周莉，落马之前，在全国广电领域都是名噪一时的能人。
魏绍水与轰动全国的《闯关东》不可分割，张苏洲管理下的安徽电视台被称为“五星上将”（全国最具影响的五家省级卫视）之一，罗毅曾参与创办的湖南交通频道堪称广播业的一面旗帜，周莉更被称为内地卫视“标志性人物”，曾一手打造了《非诚勿扰》……而且这些落马的广电系能人，基本上都是一线卫视的“一把手”。
并不是说一线卫视比二三线卫视的腐败案频繁。“应该说，二三线卫视没有太多钱买电视剧，额度也小，贪腐关注度也小一点。”相关人士称。
从这些落马的广电“能人”来看，他们均是在广电改革中多走半步、为所在电视台带来改革红利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更要强，而这种个性一旦缺乏必要的监督，就容易滑向“一言堂”。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称，广电系统那种半商业半行政化的机构模式，也容易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助长“一言堂”形成。赵红梅在法庭上就曾供述，张苏洲工作作风比较霸道，向来说一不二。外界评价周莉，人要强，野心大。
这种时候外面已经很难监督他们了，廉洁基本上只有靠他们自觉。而这种自觉一旦面对制片方的不断“围猎”，就如同空中楼阁。
张苏洲在忏悔书中说，“2007年，我在上海参加电视节期间，吴涛送我2万元人民币现金，由此拉开了我收受大额贿赂的序幕。”
2010年下半年，赵红梅的同学、某广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程某把礼品和广告做到了安徽卫视。“我和赵红梅通过给该公司一些优惠政策，从中牟利。如果说过去是被动地收受贿赂，那么这一阶段则是主动敛财，从此，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一发而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