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不了多久，波罗村这个昆明市郊最大的城中村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商业住宅区。如果后人还想了解村庄史和曾经上演过的恩怨情仇，不妨去看村民詹菊英拍摄的电影《哭泣的桂花树》。
几乎不识字的詹菊英用这部质朴的影片讲述了父母一代的爱情与不幸。这些都成为村庄消逝后最珍贵的记忆。
拍片缘起
51岁的詹菊英一下子并不能领会城中村改造意味着什么。她家是一幢6层半的楼房，明明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登记能进行补偿的只有900平方米。“我说，房屋装修得很好，你们拍两张照片吧。测量房子面积的小伙子说，到时候赔偿是按建筑面积赔的，哪里管得了你装修花了多少钱？”詹菊英说道。
丈夫李成彬说了句牢骚话：“花那么多钱，就光拍个房子算什么？有本事编个故事出来拍啊。”詹菊英心里想，故事还用编吗？自己家庭的经历，随便写两笔就是个精彩故事。
詹菊英的母亲就是波罗村人。在母亲18岁那年，父亲罗振华从战场归来到了波罗村，向母亲家提亲。3个女儿在婚后相继诞生，詹菊英是家中的老大。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罗振华被抓走，去了安宁县的五七农场接受劳改。后来，罗振华因为是“告密者”，遭到了造反派的毒打，之后就吐血身亡。过了几年，母亲又带着3个女儿嫁给村里一个政治清白但智力残疾的“憨包”。
光有父母的故事，詹菊英认为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片子。詹菊英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实际由于当时总要在家里帮忙，所以至今仍然不认识几个字。
离开学校后，詹菊英进入波罗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年都要以花灯戏形式演出一些剧目，表现乡村百姓的生活或者宣传党的政策。因此詹菊英懂得如何来编戏。詹菊英接着开始在村子里和老人们闲聊，搜集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
在2009年中秋节的家庭聚会上，詹菊英正式告诉子女们自己决定拍电影的消息。
片子的名字叫《哭泣的桂花树》，这是詹菊英丈夫李成彬的主意。“母亲的一本书里夹着几片干枯的桂花树叶子。父亲被带走前，最后一次母亲过生日，父亲摘下几片桂花树的叶子给母亲别在头上，说等到桂花树开花了，再送花给她。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有多深。”詹菊英说。而按照李成彬的想法，波罗村要进行改造，许多村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也是“哭泣”的另一层含义。
戏里戏外
《哭泣的桂花树》第一次开机是在2009年11月6日。
剧组里的化妆师给詹菊英介绍了本地的一个影视工作室。女一号和女二号都从这家工作室的日常演员中来确定，女三号小翠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看了看女儿，她小时候也爱唱歌跳舞，有表演的基础，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很符合我们预想的小翠的形象。”
女儿李丽娟第一次看到剧本，感觉很滑稽。“就是那段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汇报，说‘敬爱的毛主席老人家，我们今天吃点萝卜干，喝点南瓜汤，吃点炕粑粑’，不但小翠要求自己的家人顿顿饭前要请示，还要到别人家里去检查。”詹菊英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记忆来安排这段情节的。
参加演出的村里老人都觉得剧本中的情节再熟悉不过。饰演小翠母亲的老人完琼珍说，贫下中农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场戏中的笑料，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生产队每天下地干活，中午收工的时候，就有小学生手里拿着竹竿挡在队伍面前，要求每人都背一条《毛主席语录》，背出来才能放行吃午饭。”
让詹菊英感到遗憾的是，回忆里的东西，有的拍出来能够更加真实和打动人心，但碍于资金的限制，却无法在戏里还原出来。“外公和我们母女要一起去农场，等到公共汽车一来，几百个人逃命似地就往车上涌，老人根本就上不来车。外公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他就在车底下，拄着拐棍，哆哆嗦嗦地喊着母亲，明明公共汽车就在这边，外公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喊，母亲在车里看着就捂着嘴哭。”这些和公共汽车有关的情节，在戏中全部都省略了。
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詹菊英说，30岁之前，她甚至怨恨母亲。“离开五七农场时，那里的干部交给母亲一个帆布箱，里面有4枚在抗美援朝归来后获得的军功章。我亲眼看到母亲在路上扔掉了军功章。等到‘文革’后要为父亲平反昭雪，组织上向母亲要这4枚军功章，母亲坚持说是我在路上拿着玩给弄丢的。”
1990年除夕，詹菊英又拿出军功章的事情来质问母亲。“母亲就解释，从农场回来的路上，一路都有盘查，查到军功章她解释不清楚来源，把她带走怎么办？平反昭雪时，她如果告诉组织上军功章是她扔的，又被扣上一顶帽子怎么办？‘文革’刚刚过去，母亲还心有余悸，只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小孩子的身上，让别人无法追究。”“母亲又继续嘱咐两个妹妹将来要孝敬我。”詹菊英说，她当时意识到，母亲是在向她表示内疚之情。
命运仿佛永远在捉弄詹菊英一家。2001年，二妹因为酗酒的丈夫酒后用言语辱骂她而服农药自杀。两个半月后，母亲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詹菊英想不通，为什么母亲那么多的苦难都熬过来了，偏偏最后的坎儿就迈不过去？她还记得母亲在嫁给“憨包”之前，抽噎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發现母亲怕哭出声音，嘴角都咬得青紫了。“母亲有超强的忍耐力。也许在那一刻，她想起二妹已经不在了，她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
詹菊英为母亲烧掉了那只帆布箱，还有那本夹着桂花枝叶的书。“我出嫁的时候，母亲花钱给我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帆布箱做嫁妆。结果这次拍戏就用到它当道具了。冥冥之中，这是母亲的意思吧。”
最后的村民
截至目前，全村1331户村民已有80%的人家和开发公司签约，詹菊英家就在那未签约的20%户当中。
走在波罗村中，便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房子都已经人去楼空。
20%户未签约的村民仍然在为自己的权益奔走。随着《哭泣的桂花树》的公映，詹菊英成为当地的公众人物。她也在一夜间蓦然发现，自己成为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几方都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深陷一场拆迁政治中。
詹菊英更愿意谈的是她对这个村庄的记忆。这次拍戏全村人给予的支持，让詹菊英再次感到了乡亲之间互相关爱的温暖。“毕竟发生在波罗村的土地上，听起来是那样熟悉。大家也都意识到村子要没了，应该为这个世代生活的地方留下点什么。”
现在，参演的村民都已经陆续离开了村子。詹菊英叹道：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一个。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3期
几乎不识字的詹菊英用这部质朴的影片讲述了父母一代的爱情与不幸。这些都成为村庄消逝后最珍贵的记忆。
拍片缘起
51岁的詹菊英一下子并不能领会城中村改造意味着什么。她家是一幢6层半的楼房，明明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登记能进行补偿的只有900平方米。“我说，房屋装修得很好，你们拍两张照片吧。测量房子面积的小伙子说，到时候赔偿是按建筑面积赔的，哪里管得了你装修花了多少钱？”詹菊英说道。
丈夫李成彬说了句牢骚话：“花那么多钱，就光拍个房子算什么？有本事编个故事出来拍啊。”詹菊英心里想，故事还用编吗？自己家庭的经历，随便写两笔就是个精彩故事。
詹菊英的母亲就是波罗村人。在母亲18岁那年，父亲罗振华从战场归来到了波罗村，向母亲家提亲。3个女儿在婚后相继诞生，詹菊英是家中的老大。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罗振华被抓走，去了安宁县的五七农场接受劳改。后来，罗振华因为是“告密者”，遭到了造反派的毒打，之后就吐血身亡。过了几年，母亲又带着3个女儿嫁给村里一个政治清白但智力残疾的“憨包”。
光有父母的故事，詹菊英认为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片子。詹菊英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实际由于当时总要在家里帮忙，所以至今仍然不认识几个字。
离开学校后，詹菊英进入波罗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年都要以花灯戏形式演出一些剧目，表现乡村百姓的生活或者宣传党的政策。因此詹菊英懂得如何来编戏。詹菊英接着开始在村子里和老人们闲聊，搜集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
在2009年中秋节的家庭聚会上，詹菊英正式告诉子女们自己决定拍电影的消息。
片子的名字叫《哭泣的桂花树》，这是詹菊英丈夫李成彬的主意。“母亲的一本书里夹着几片干枯的桂花树叶子。父亲被带走前，最后一次母亲过生日，父亲摘下几片桂花树的叶子给母亲别在头上，说等到桂花树开花了，再送花给她。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有多深。”詹菊英说。而按照李成彬的想法，波罗村要进行改造，许多村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也是“哭泣”的另一层含义。
戏里戏外
《哭泣的桂花树》第一次开机是在2009年11月6日。
剧组里的化妆师给詹菊英介绍了本地的一个影视工作室。女一号和女二号都从这家工作室的日常演员中来确定，女三号小翠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看了看女儿，她小时候也爱唱歌跳舞，有表演的基础，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很符合我们预想的小翠的形象。”
女儿李丽娟第一次看到剧本，感觉很滑稽。“就是那段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汇报，说‘敬爱的毛主席老人家，我们今天吃点萝卜干，喝点南瓜汤，吃点炕粑粑’，不但小翠要求自己的家人顿顿饭前要请示，还要到别人家里去检查。”詹菊英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记忆来安排这段情节的。
参加演出的村里老人都觉得剧本中的情节再熟悉不过。饰演小翠母亲的老人完琼珍说，贫下中农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场戏中的笑料，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生产队每天下地干活，中午收工的时候，就有小学生手里拿着竹竿挡在队伍面前，要求每人都背一条《毛主席语录》，背出来才能放行吃午饭。”
让詹菊英感到遗憾的是，回忆里的东西，有的拍出来能够更加真实和打动人心，但碍于资金的限制，却无法在戏里还原出来。“外公和我们母女要一起去农场，等到公共汽车一来，几百个人逃命似地就往车上涌，老人根本就上不来车。外公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他就在车底下，拄着拐棍，哆哆嗦嗦地喊着母亲，明明公共汽车就在这边，外公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喊，母亲在车里看着就捂着嘴哭。”这些和公共汽车有关的情节，在戏中全部都省略了。
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詹菊英说，30岁之前，她甚至怨恨母亲。“离开五七农场时，那里的干部交给母亲一个帆布箱，里面有4枚在抗美援朝归来后获得的军功章。我亲眼看到母亲在路上扔掉了军功章。等到‘文革’后要为父亲平反昭雪，组织上向母亲要这4枚军功章，母亲坚持说是我在路上拿着玩给弄丢的。”
1990年除夕，詹菊英又拿出军功章的事情来质问母亲。“母亲就解释，从农场回来的路上，一路都有盘查，查到军功章她解释不清楚来源，把她带走怎么办？平反昭雪时，她如果告诉组织上军功章是她扔的，又被扣上一顶帽子怎么办？‘文革’刚刚过去，母亲还心有余悸，只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小孩子的身上，让别人无法追究。”“母亲又继续嘱咐两个妹妹将来要孝敬我。”詹菊英说，她当时意识到，母亲是在向她表示内疚之情。
命运仿佛永远在捉弄詹菊英一家。2001年，二妹因为酗酒的丈夫酒后用言语辱骂她而服农药自杀。两个半月后，母亲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詹菊英想不通，为什么母亲那么多的苦难都熬过来了，偏偏最后的坎儿就迈不过去？她还记得母亲在嫁给“憨包”之前，抽噎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發现母亲怕哭出声音，嘴角都咬得青紫了。“母亲有超强的忍耐力。也许在那一刻，她想起二妹已经不在了，她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
詹菊英为母亲烧掉了那只帆布箱，还有那本夹着桂花枝叶的书。“我出嫁的时候，母亲花钱给我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帆布箱做嫁妆。结果这次拍戏就用到它当道具了。冥冥之中，这是母亲的意思吧。”
最后的村民
截至目前，全村1331户村民已有80%的人家和开发公司签约，詹菊英家就在那未签约的20%户当中。
走在波罗村中，便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房子都已经人去楼空。
20%户未签约的村民仍然在为自己的权益奔走。随着《哭泣的桂花树》的公映，詹菊英成为当地的公众人物。她也在一夜间蓦然发现，自己成为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几方都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深陷一场拆迁政治中。
詹菊英更愿意谈的是她对这个村庄的记忆。这次拍戏全村人给予的支持，让詹菊英再次感到了乡亲之间互相关爱的温暖。“毕竟发生在波罗村的土地上，听起来是那样熟悉。大家也都意识到村子要没了，应该为这个世代生活的地方留下点什么。”
现在，参演的村民都已经陆续离开了村子。詹菊英叹道：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一个。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