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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了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利用中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18年城乡数据，从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3个维度考察了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近年来，全国平均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和西部地区较低;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浙江等直辖市或东部沿海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宁夏、甘肃、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稳健，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相关指标均显著相关。藉此，城乡发展要围绕福祉内涵推进实现高水平的均等化，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落后地区要以提高城乡公共服务质量为突破口，以此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关键词]城乡差距;城乡福祉;福祉增进;福祉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299 .2;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8-0024-09
收稿日期：2021-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福祉、空间均衡与城镇化方略》（20FJLB019）。
作者简介：苏红键（1984—），男，湖南慈利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
DOI：10 .13253/j.cnki.ddjjgl.2021 .08 .004
一、引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导向，对乡村振兴、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此宏观背景下，本文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视角考察新时期城乡发展问题。
2002年以来，随着城乡统筹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趋稳并不断降低，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到2 .56。在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城乡生活各有利弊，通俗的讲，乡村的悠闲生活、开敞空间、清新空气、健康食品，城市的多样化、便利性、拥挤性等等，都是影响城乡居民福祉，进而影响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乡格局的因素。由于城乡各方面的差异，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不要求城乡收入相等，而是城乡综合福祉的均等化。藉此，如何评价城乡福祉以及中国城乡福祉均等化的现状，成为本文研究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城乡福祉的评价研究较少。根据福祉评价理论[1]，可以分为城乡客观福祉评价和城乡居民主观福祉评价两个方面。城乡客观福祉评价方面，宋洪远和马永良[2]参考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法，计算了按城乡分的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发现1990—2002年中国总体的城乡福祉差距呈现扩大态势。金恩焘等[3]利用城乡比值指标构建了城乡福祉差距测评指标体系，发现2000—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主观福祉评价方面，以城乡居民幸福感評价为主，张军华[4]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项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城镇人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王天啸等[5]等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提供的数据，从自我期望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等3个层次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在此现实与理论研究背景下，本文基于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利用中国各省份城乡数据，考察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并分析其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本研究可能的贡献有2点：第一，结合福祉理论与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从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3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分析框架。第二，由于乡村生活的优越性较难量化，以往研究没有考察乡村人居环境相对于城市拥挤效应或城市病的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正是其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平衡因素。本文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这一拥挤效应，对城乡发展差距指标进行调整。
二、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与评价方法
本部分结合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对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参考人类发展指数[6]和地区福祉评价方法[7]，设计城乡福祉均等化的评价方法。
（一）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
本文研究集中在城乡客观福祉方面，不考虑微观层面的个体偏好异质性。实际上，个体拥有不同的偏好，个体效用函数具有不可比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某些不均等的分配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福利，然而，由于不知道个体福祉函数的具体形式和分布状况，只能假定，在总产出和总收入平均分配时，福祉最大[8]。黄有光在比较分析城乡居民效用时，也认为“假设个人偏好完全相同，并不会影响问题的实质……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个人偏好差异来简化讨论”[9]。显然，不考虑个体异质性，不影响宏观层面客观福祉比较分析。基于这一前提，本文采用地区层面数据比较分析城乡客观福祉。
对福祉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承柏拉图的理念，将“善（good）”分为外在的善、精神的善和身体的善，其中，身体的善和精神的善为内在的善，与外在的善对应[10]。Pigou将福祉分为经济福祉和非经济福祉，分别对应“人作为生产工具”和“人作为活着的目的”，其中的经济福祉对应外在福祉，非经济福祉对应内在福祉[11]。阿马蒂亚·森协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6]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各国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3项指标衡量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亚里士多德提及的3个方面一一对应，体现了幸福哲学内涵。
基于福祉内涵的哲学基础及其在人类发展比较中的应用，城乡福祉均等化指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方面的均等化水平。在具体指标选择时，考虑数据可得性，先采用收入、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3个维度的指标评价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再融入人居环境指标考察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 城乡居民外在福祉比较。外在福祉即外在的“善”对人们幸福的促进作用，主要指外在的物质条件，评价中一般以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等进行衡量。阿马蒂亚·森从自由发展的角度认为“有时候，实质的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用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12]。可见，外在经济因素或者人居环境因素是衡量福祉的重要维度之一，相应的，对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的比较是城乡福祉均等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的比较类似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进行衡量，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城乡居民精神福祉比较。精神福祉即精神的“善”对人们幸福的促进作用，是内在福祉的一个方面。古希腊哲学表述为人的灵魂或心灵（soul）的“善”，与人的身体健康相对应。考虑精神福祉较难量化，往往以人文素养作为替代指标，一般采用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这主要是基于教育的本质或目的，“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即……培养智、仁、勇兼备的人”[13]，这对应了精神福祉的内涵。参考HDI以平均受教育程度衡量精神福祉，本文对城乡居民精神福祉的比较，以各地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衡量。为弥补替代指标的信息不足，考虑人居环境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影响，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城乡居民健康福祉比较。身体的健康状况对福祉的影响显而易见。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传承了这一幸福观，“一个身有残疾者，或者一个老者，或者一个疾病缠身者，与一个身体健康者进行比较，即使他拥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实际生活中，前者仍然是一个弱者”[14]。HDI中采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衡量，因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体质、遗传因素、生活条件等自身条件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医疗卫生水平和环境状况。由于缺乏各地分城乡的预期寿命或其他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数据，本文以城乡医疗资源配置的数据进行替代，主要采用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同样，为弥补替代指标的信息不足，考虑人居环境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评价过程中，在城乡收入、教育、医疗指标基础上，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由于数据可得性，以上选取的3个维度指标以替代指标为主，存在信息不充分性，忽略了乡村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对优越性，为此，考虑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对以上3个城乡发展指标进行调整，衡量综合的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关于乡村在人居环境方面的优越性，亚当·斯密在分析城乡分工和城乡关系时，较早指出“乡村的美，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怡静……当有多少吸引人类的优点在”[15]。而在城市方面，伴随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增长，城市病日益普遍和严重。城市拥挤效应和生活方式对健康存在不利影响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研究发现，城市较差的空气质量、静坐的工作方式、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造成了显著不利的影响[16-19]。可以认为，乡村自然环境相对城市拥挤效应的优越性，既直接影响外在福祉，也会影响精神福祉和健康福祉，因而，以此对以上3个维度的发展指标进行调整。具体指标选择上，由于乡村自然环境较难量化，本文以城市病、城市拥挤效应指标衡量城市人居環境的比较劣势，以此反衬乡村自然环境的比较优势。考虑数据可得性并假定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一致，选取城市人口密度指标衡量拥挤效应，即假定城市人口密度越大，拥挤效应越大①，以此作为城市在收入、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指标方面优越性的平衡。
（二）数据说明与评价方法
1 .数据说明
考虑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本文采用2013—2018年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进行评价分析。第一，城乡收入比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计算。2013—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提高，总体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 .81降至2 .69，各省份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均不断降低，收入水平表现出地区、城乡收敛的态势（见表1）。第二，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地区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城市、镇、乡村）中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中，城市和镇的数据合并为城镇数据。城镇人力资本水平优于乡村人力资本水平，2018年，城镇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约42 .60%，乡村仅约15 .22%，城乡比2 .80;2013—2018年，全国总体的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均有所提高，乡村比重提高更快，城乡比快速降低，各省份该比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均显著降低，表现出显著的均等化态势（见表1），这也与近年来鼓励返乡创业就业有关。第三，城乡医疗差距采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各地区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据统计，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均等化态势，全国总体和各省份平均的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均不断降低，且各省该比值的标准差显著降低（见表1）。第四，城市人口密度指标，采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份（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建成区面积计算。
2 .标准化方法
本文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其中，考虑纵向可比性，同时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分别采用各个指标2013—2018年的第10大值和第10小值，标准化值大于1时取1。城乡发展差距3个指标为逆向指标，比值越小表明均等化水平越高，故采用逆向指标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城市密度指标为正向指标，城市密度与拥挤效应较大时，抵消了城市集聚经济，从而缩小了城乡福祉差距。
3 .综合评价方法
本文的综合评价分2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对衡量城乡发展差距的3个维度指标进行综合构建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Du/r），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及相关研究的方法，一般采用算术平均数或者几何平均数，这里考虑存在部分标准化值为0的情况，取算术平均数。第二步，根据前面的解释，将各个城市人口密度标准化的指标融入Du/r计算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Wu/r），考虑城乡人居环境指标是对以上3个指标信息缺失的补充，将其与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进行算术平均;按照指标体系权重的方式也可以解释，3个城乡发展指标以衡量城市的优越性为主，城市人口密度指标以衡量城市的拥挤效应（乡村的相对优越性）为主，取算术平均值相当于对3个城乡发展差距指标与城市人口密度2类指标平均赋权。分别用公式表述为： Du/r，i，t=（incomeu，i，t∧incomer，i，t+educationu，i，teducationr，i，t+healthu，i，thealthr，i，t）/3（1）
Wu/r，i，t=（Du/r，i，t+Densityi，t）/2（2）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期。Du/r越大，表示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Wu/r越大，表示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incomeuincomer、educationueducationr、healthuhealthr分别表示城乡收入比、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的逆向标准化值，Density表示城市人口密度的正向标准化值。
三、各地城乡发展和福祉均等化评价结果
本部分首先计算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再融入城鄉人居环境差异计算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比较分析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和城乡福祉均等化特征。
（一）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评价结果
全国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显著提高，各省份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的平均值从2013年的0 .654 8提高到2018年的0 .769 6（见表2）。其中，各个维度的城乡差距均不断缩小。第一，城乡收入比不断降低，各省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平均值从2 .667 5降至2 .553 8，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2018年为甘肃3 .402 6）和最小值（2018年为天津1 .863 2）均显著降低。第二，城乡教育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各省份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的平均值从3 .680 3降低到2 .858 5。结合表3，该比值的最大值（2018年为黑龙江）不断降低，从5 .647 9降至4 .623 8，差距依然较大;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的这一比值较小，在2左右，即城镇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为乡村的2倍左右。第三，城乡医疗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各省份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的平均值从2 .579 3降低到2 .309 3，该比值的最大值（2018年为海南3 .331 0）有所提高，最小值（2018年为天津1 .182 5）逐渐接近1，表现出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态势。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略低（见表2）。结合各项指标来看，东部地区3个维度指标的均等化水平均最高，并且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中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显著提升，高于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城乡受教育水平方面。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3个维度的均等化水平均有所提升，其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差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018年东北地区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分别为45 .16%和11 .52%，分别显著高于和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显著最低，主要是由于其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医疗差距，另外，西部地区城乡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小，呈现一种较低水平的均等化。
分省份来看，如表3所示，天津、浙江、江苏、北京等东部地区省份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在2013年和2018年均位居前列，是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较高的省份。贵州、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西部地区省份在2013年和2018年的值均较小。从近几年的位次调整来看，山西、内蒙古、湖南、新疆等省份的位次后移较多，主要与其城乡教育或医疗差距扩大有关，比如，2013—2018年，山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从2 .875 7提高到3 .200 0，内蒙古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从2 .721 9提高到3 .295 0，湖南主要是因为城乡受教育水平差距扩大，新疆主要是因为城乡收入比扩大。另外，广西、吉林、广东、河北位次前移较多，其中，广西从2013年的第23位提高到2018年的第10位，3个维度指标的均等化水平均显著提升，但也存在低水平均等化的特征。
（二）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评价结果
在以往城乡发展差距的评价中，由于乡村自然环境较难量化及数据获取问题，往往并不考虑城乡人居环境差异，从而大多数可量化的城乡发展指标均单方面体现城市的优越性。本文以城市人口密度作为拥挤效应的替代指标，反衬乡村自然环境的优越性，融入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中，考察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
当融入城市人口密度指标之后，2013—2018年，全国各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的平均值同样表现出显著提升的态势，从0 .556 6提高到0 .606 0（见表4）。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均呈现降低趋势，加入城市人口密度调整后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依然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较低。各地区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从2013年到2018年均显著提升，中部地区提升幅度较小。
分省份排序来看（见表4），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浙江等直辖市或东部沿海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宁夏、甘肃、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低。从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位次变化来看，海南和广东等省份位次前移较多;河南、福建、江西和新疆等省份位次后移较多;总体来看，大部分省份排序前后移动的幅度较小，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从2018年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位次和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位次的比较来看，山西、湖南、青海等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位次提升较大，根据理论和指标计算的逻辑，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份偏高的城市人口密度造成的，城市的拥挤效应降低了城市的福祉优势，从而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福祉差距;山东、江西、江苏和新疆等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位次相对后移，这是由于这些省份的城市人口密度较低，城市的拥挤效应较低，从而对城乡发展差距的调减作用较小。
四、城镇化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基本关系
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目标。Harris & Todaro较早论述了城镇化和城乡人口迁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以上对各地各个维度的城乡发展和福祉均等化进行了评价，本部分讨论其与城镇化的基本关系。 表5显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一，城乡发展3个维度指标中，各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医疗差距正相关，这2个指标与城乡教育差距并不显著。这一方面与中国较早实施义务教育有关②，通过各项举措保障全部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由此缩小了各地城乡教育差距，弱化了城乡教育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人口迁移有关，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向城市或发达地区集聚，从而拉大城乡或者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水平，比如，东北地区的衰退及其人口外流也是其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较大的原因。第二，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与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与指标算法（公式（1）和公式（2））相符，即与3个维度指标负相关、与拥挤效应指标（城市人口密度）正相关。拥挤效应指标（城市人口密度）通过降低城市综合福祉，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乡均等化水平。第三，从城镇化率（Urbanization Rate）與各个指标的关系来看，城镇化率越高，3个维度的发展差距越小，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和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口密度显著正相关。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对城镇化率与城乡发展相关指标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在采用时期固定效应或个体固定效应时，城镇化率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均显著，仅汇报时期固定效应的结果;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时，城镇化率仅与收入的关系显著。根据表6，模型1显示了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双向固定效应分析结果，其负相关关系在0 .05水平显著;模型2采用时期固定效应，显著性提高到0 .01水平。模型1和模型2表明了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稳健性，结合系数来看，模型1双向固定效应的稳健性更强，可以认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时，城镇化率增幅1%时，城乡收入比降幅0 .86%。这与Harris & Todaro[20]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迁移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印证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人口迁移的稳健关系。同时，城镇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在时期固定或个体固定时显著负相关，表明同期城镇化率越高的省份城乡教育和医疗差距越小，或者说，同一省份城镇化率的提高往往会伴随城乡教育和医疗差距的缩小（模型3和模型4）。城镇化率与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城乡福祉均衡化指标的关系检验发现（模型5和模型6），同一时期不同省份之间（或者同一省份不同时期），城镇化率越高时，城乡发展发展均等化水平越高、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这与表5中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有序推进，但还未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了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利用中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18年城乡数据，考察了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的关系。
基于福祉理论，本文从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3个维度，明确了城乡福祉及其均等化的内涵。在评价分析中，考虑数据获取问题和替代指标信息缺失，在选取城乡收入比、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3个指标构建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的基础上，融入以城市人口密度为替代指标的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构建了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根据评价结果，近年来，全国平均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和西部地区较低;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浙江等直辖市或东部沿海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宁夏、甘肃、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稳健，城镇化率增幅1%时，城乡收入比降幅0 .86%，同时，城镇化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相关指标均显著相关。藉此，本文得到3点启示。
第一，城乡发展要围绕福祉内涵，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均等化。根据福祉的内涵，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可以从多个维度考察，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包括居民文化素养与健康状况，内部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等影响福祉质量的因素也逐步受到广泛关注[7]，为此，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要围绕居民福祉内涵，积极提高城乡居民精神福祉（教育文化）和健康福祉（医疗健康），提高城乡公共服务领域的均等化水平。这一观点与“城乡等值化”的概念类似，即在承认城乡差别的前提下，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福祉水平。目前，各地区还存在低水平的均等化、高水平的非均等化等现象，要因地制宜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均等化。
第二，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促进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现阶段，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城镇化还将快速推进10多年的时间（到2035年左右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城镇化与城乡收入水平、城乡福祉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此充分发挥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效应、农民增收效应和贫困转移效应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增进城乡居民福祉、促进城乡福祉均等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落后地区要以城乡公共服务为突破口，促进福祉增进和均等化。根据福祉内涵，可以重点围绕收入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促进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对于不同地区，发展基础和短板不同，路径选择也不一样。由于发展阶段问题，提升落后地区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比较困难，相对而言，可以比较高效地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福祉水平。为此，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以环境友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方向，带动就地就近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要积极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在数量均等化基础上积极提高质量，以此加快促进城乡居民精神福祉、健康福祉均等化。 發展的本质是实现福祉增进和均等化，本文对各地城乡福祉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这一探索的意义在于：明确居民福祉的内涵和特征是有必要的，有益于区分城乡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使目标更具体、路径更有效。其中，收入水平、精神文化素养、身体健康状况是居民福祉的核心构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举措和体制机制则是实现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的路径，落后地区需要更加重视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福祉效应。这一探索有待拓展或深化的方面在于：可以进一步挖掘数据，对城乡福祉及其不同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HDI的最新发展[21]来看，2010年开始将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融入评价体系，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采用其他统计指标或微观调查数据衡量各地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或乡村人居环境的优越性。
[注释]
① 有研究从效率角度考虑了最优密度问题，与这里关于拥挤效应的假设不矛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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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Evalu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Su Hongji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lfar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welfare， and uses the provincial（Chinese Hongkong ， Chinse Macau and Chinese Taiwan are not included）data of 2013 to 2018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welfa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xternal welfare， spiritual welfare and health welfar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average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qualization and welfare equaliz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n terms of regions， the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lower.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Chongqing， Zhejiang and other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re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Ningxia， Gansu， Tibet，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provinces are with low level of equ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stable .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equalization around the connotation of welfare， promot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build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s new industryagricultur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urbanrural disparity; urbanrural welfare; promotion of welfare; equalization of welfare
[关键词]城乡差距;城乡福祉;福祉增进;福祉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299 .2;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8-0024-09
收稿日期：2021-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福祉、空间均衡与城镇化方略》（20FJLB019）。
作者简介：苏红键（1984—），男，湖南慈利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
DOI：10 .13253/j.cnki.ddjjgl.2021 .08 .004
一、引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导向，对乡村振兴、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此宏观背景下，本文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视角考察新时期城乡发展问题。
2002年以来，随着城乡统筹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趋稳并不断降低，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到2 .56。在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城乡生活各有利弊，通俗的讲，乡村的悠闲生活、开敞空间、清新空气、健康食品，城市的多样化、便利性、拥挤性等等，都是影响城乡居民福祉，进而影响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乡格局的因素。由于城乡各方面的差异，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不要求城乡收入相等，而是城乡综合福祉的均等化。藉此，如何评价城乡福祉以及中国城乡福祉均等化的现状，成为本文研究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城乡福祉的评价研究较少。根据福祉评价理论[1]，可以分为城乡客观福祉评价和城乡居民主观福祉评价两个方面。城乡客观福祉评价方面，宋洪远和马永良[2]参考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法，计算了按城乡分的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发现1990—2002年中国总体的城乡福祉差距呈现扩大态势。金恩焘等[3]利用城乡比值指标构建了城乡福祉差距测评指标体系，发现2000—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主观福祉评价方面，以城乡居民幸福感評价为主，张军华[4]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项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城镇人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王天啸等[5]等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提供的数据，从自我期望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等3个层次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在此现实与理论研究背景下，本文基于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利用中国各省份城乡数据，考察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并分析其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本研究可能的贡献有2点：第一，结合福祉理论与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从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3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分析框架。第二，由于乡村生活的优越性较难量化，以往研究没有考察乡村人居环境相对于城市拥挤效应或城市病的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正是其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平衡因素。本文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这一拥挤效应，对城乡发展差距指标进行调整。
二、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与评价方法
本部分结合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对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参考人类发展指数[6]和地区福祉评价方法[7]，设计城乡福祉均等化的评价方法。
（一）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
本文研究集中在城乡客观福祉方面，不考虑微观层面的个体偏好异质性。实际上，个体拥有不同的偏好，个体效用函数具有不可比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某些不均等的分配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福利，然而，由于不知道个体福祉函数的具体形式和分布状况，只能假定，在总产出和总收入平均分配时，福祉最大[8]。黄有光在比较分析城乡居民效用时，也认为“假设个人偏好完全相同，并不会影响问题的实质……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个人偏好差异来简化讨论”[9]。显然，不考虑个体异质性，不影响宏观层面客观福祉比较分析。基于这一前提，本文采用地区层面数据比较分析城乡客观福祉。
对福祉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承柏拉图的理念，将“善（good）”分为外在的善、精神的善和身体的善，其中，身体的善和精神的善为内在的善，与外在的善对应[10]。Pigou将福祉分为经济福祉和非经济福祉，分别对应“人作为生产工具”和“人作为活着的目的”，其中的经济福祉对应外在福祉，非经济福祉对应内在福祉[11]。阿马蒂亚·森协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6]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各国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3项指标衡量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亚里士多德提及的3个方面一一对应，体现了幸福哲学内涵。
基于福祉内涵的哲学基础及其在人类发展比较中的应用，城乡福祉均等化指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方面的均等化水平。在具体指标选择时，考虑数据可得性，先采用收入、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3个维度的指标评价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再融入人居环境指标考察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 城乡居民外在福祉比较。外在福祉即外在的“善”对人们幸福的促进作用，主要指外在的物质条件，评价中一般以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等进行衡量。阿马蒂亚·森从自由发展的角度认为“有时候，实质的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用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12]。可见，外在经济因素或者人居环境因素是衡量福祉的重要维度之一，相应的，对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的比较是城乡福祉均等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的比较类似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进行衡量，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城乡居民精神福祉比较。精神福祉即精神的“善”对人们幸福的促进作用，是内在福祉的一个方面。古希腊哲学表述为人的灵魂或心灵（soul）的“善”，与人的身体健康相对应。考虑精神福祉较难量化，往往以人文素养作为替代指标，一般采用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这主要是基于教育的本质或目的，“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即……培养智、仁、勇兼备的人”[13]，这对应了精神福祉的内涵。参考HDI以平均受教育程度衡量精神福祉，本文对城乡居民精神福祉的比较，以各地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衡量。为弥补替代指标的信息不足，考虑人居环境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影响，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城乡居民健康福祉比较。身体的健康状况对福祉的影响显而易见。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传承了这一幸福观，“一个身有残疾者，或者一个老者，或者一个疾病缠身者，与一个身体健康者进行比较，即使他拥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实际生活中，前者仍然是一个弱者”[14]。HDI中采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衡量，因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体质、遗传因素、生活条件等自身条件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医疗卫生水平和环境状况。由于缺乏各地分城乡的预期寿命或其他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数据，本文以城乡医疗资源配置的数据进行替代，主要采用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同样，为弥补替代指标的信息不足，考虑人居环境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后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
评价过程中，在城乡收入、教育、医疗指标基础上，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进行调整。由于数据可得性，以上选取的3个维度指标以替代指标为主，存在信息不充分性，忽略了乡村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对优越性，为此，考虑加入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对以上3个城乡发展指标进行调整，衡量综合的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关于乡村在人居环境方面的优越性，亚当·斯密在分析城乡分工和城乡关系时，较早指出“乡村的美，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怡静……当有多少吸引人类的优点在”[15]。而在城市方面，伴随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增长，城市病日益普遍和严重。城市拥挤效应和生活方式对健康存在不利影响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研究发现，城市较差的空气质量、静坐的工作方式、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造成了显著不利的影响[16-19]。可以认为，乡村自然环境相对城市拥挤效应的优越性，既直接影响外在福祉，也会影响精神福祉和健康福祉，因而，以此对以上3个维度的发展指标进行调整。具体指标选择上，由于乡村自然环境较难量化，本文以城市病、城市拥挤效应指标衡量城市人居環境的比较劣势，以此反衬乡村自然环境的比较优势。考虑数据可得性并假定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一致，选取城市人口密度指标衡量拥挤效应，即假定城市人口密度越大，拥挤效应越大①，以此作为城市在收入、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指标方面优越性的平衡。
（二）数据说明与评价方法
1 .数据说明
考虑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本文采用2013—2018年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进行评价分析。第一，城乡收入比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计算。2013—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提高，总体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 .81降至2 .69，各省份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均不断降低，收入水平表现出地区、城乡收敛的态势（见表1）。第二，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地区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城市、镇、乡村）中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中，城市和镇的数据合并为城镇数据。城镇人力资本水平优于乡村人力资本水平，2018年，城镇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约42 .60%，乡村仅约15 .22%，城乡比2 .80;2013—2018年，全国总体的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均有所提高，乡村比重提高更快，城乡比快速降低，各省份该比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均显著降低，表现出显著的均等化态势（见表1），这也与近年来鼓励返乡创业就业有关。第三，城乡医疗差距采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各地区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据统计，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均等化态势，全国总体和各省份平均的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均不断降低，且各省该比值的标准差显著降低（见表1）。第四，城市人口密度指标，采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份（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建成区面积计算。
2 .标准化方法
本文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其中，考虑纵向可比性，同时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分别采用各个指标2013—2018年的第10大值和第10小值，标准化值大于1时取1。城乡发展差距3个指标为逆向指标，比值越小表明均等化水平越高，故采用逆向指标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城市密度指标为正向指标，城市密度与拥挤效应较大时，抵消了城市集聚经济，从而缩小了城乡福祉差距。
3 .综合评价方法
本文的综合评价分2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对衡量城乡发展差距的3个维度指标进行综合构建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Du/r），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及相关研究的方法，一般采用算术平均数或者几何平均数，这里考虑存在部分标准化值为0的情况，取算术平均数。第二步，根据前面的解释，将各个城市人口密度标准化的指标融入Du/r计算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Wu/r），考虑城乡人居环境指标是对以上3个指标信息缺失的补充，将其与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进行算术平均;按照指标体系权重的方式也可以解释，3个城乡发展指标以衡量城市的优越性为主，城市人口密度指标以衡量城市的拥挤效应（乡村的相对优越性）为主，取算术平均值相当于对3个城乡发展差距指标与城市人口密度2类指标平均赋权。分别用公式表述为： Du/r，i，t=（incomeu，i，t∧incomer，i，t+educationu，i，teducationr，i，t+healthu，i，thealthr，i，t）/3（1）
Wu/r，i，t=（Du/r，i，t+Densityi，t）/2（2）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期。Du/r越大，表示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Wu/r越大，表示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incomeuincomer、educationueducationr、healthuhealthr分别表示城乡收入比、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的逆向标准化值，Density表示城市人口密度的正向标准化值。
三、各地城乡发展和福祉均等化评价结果
本部分首先计算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再融入城鄉人居环境差异计算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比较分析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和城乡福祉均等化特征。
（一）各地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评价结果
全国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显著提高，各省份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的平均值从2013年的0 .654 8提高到2018年的0 .769 6（见表2）。其中，各个维度的城乡差距均不断缩小。第一，城乡收入比不断降低，各省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平均值从2 .667 5降至2 .553 8，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2018年为甘肃3 .402 6）和最小值（2018年为天津1 .863 2）均显著降低。第二，城乡教育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各省份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的平均值从3 .680 3降低到2 .858 5。结合表3，该比值的最大值（2018年为黑龙江）不断降低，从5 .647 9降至4 .623 8，差距依然较大;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的这一比值较小，在2左右，即城镇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为乡村的2倍左右。第三，城乡医疗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各省份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的平均值从2 .579 3降低到2 .309 3，该比值的最大值（2018年为海南3 .331 0）有所提高，最小值（2018年为天津1 .182 5）逐渐接近1，表现出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态势。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略低（见表2）。结合各项指标来看，东部地区3个维度指标的均等化水平均最高，并且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中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显著提升，高于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城乡受教育水平方面。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3个维度的均等化水平均有所提升，其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差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018年东北地区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分别为45 .16%和11 .52%，分别显著高于和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显著最低，主要是由于其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医疗差距，另外，西部地区城乡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小，呈现一种较低水平的均等化。
分省份来看，如表3所示，天津、浙江、江苏、北京等东部地区省份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在2013年和2018年均位居前列，是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较高的省份。贵州、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西部地区省份在2013年和2018年的值均较小。从近几年的位次调整来看，山西、内蒙古、湖南、新疆等省份的位次后移较多，主要与其城乡教育或医疗差距扩大有关，比如，2013—2018年，山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从2 .875 7提高到3 .200 0，内蒙古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从2 .721 9提高到3 .295 0，湖南主要是因为城乡受教育水平差距扩大，新疆主要是因为城乡收入比扩大。另外，广西、吉林、广东、河北位次前移较多，其中，广西从2013年的第23位提高到2018年的第10位，3个维度指标的均等化水平均显著提升，但也存在低水平均等化的特征。
（二）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评价结果
在以往城乡发展差距的评价中，由于乡村自然环境较难量化及数据获取问题，往往并不考虑城乡人居环境差异，从而大多数可量化的城乡发展指标均单方面体现城市的优越性。本文以城市人口密度作为拥挤效应的替代指标，反衬乡村自然环境的优越性，融入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中，考察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
当融入城市人口密度指标之后，2013—2018年，全国各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的平均值同样表现出显著提升的态势，从0 .556 6提高到0 .606 0（见表4）。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均呈现降低趋势，加入城市人口密度调整后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依然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较低。各地区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从2013年到2018年均显著提升，中部地区提升幅度较小。
分省份排序来看（见表4），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浙江等直辖市或东部沿海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宁夏、甘肃、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低。从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位次变化来看，海南和广东等省份位次前移较多;河南、福建、江西和新疆等省份位次后移较多;总体来看，大部分省份排序前后移动的幅度较小，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从2018年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位次和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位次的比较来看，山西、湖南、青海等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位次提升较大，根据理论和指标计算的逻辑，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份偏高的城市人口密度造成的，城市的拥挤效应降低了城市的福祉优势，从而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福祉差距;山东、江西、江苏和新疆等省份的城乡福祉均等化位次相对后移，这是由于这些省份的城市人口密度较低，城市的拥挤效应较低，从而对城乡发展差距的调减作用较小。
四、城镇化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基本关系
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目标。Harris & Todaro较早论述了城镇化和城乡人口迁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以上对各地各个维度的城乡发展和福祉均等化进行了评价，本部分讨论其与城镇化的基本关系。 表5显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一，城乡发展3个维度指标中，各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医疗差距正相关，这2个指标与城乡教育差距并不显著。这一方面与中国较早实施义务教育有关②，通过各项举措保障全部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由此缩小了各地城乡教育差距，弱化了城乡教育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人口迁移有关，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向城市或发达地区集聚，从而拉大城乡或者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水平，比如，东北地区的衰退及其人口外流也是其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较大的原因。第二，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与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与指标算法（公式（1）和公式（2））相符，即与3个维度指标负相关、与拥挤效应指标（城市人口密度）正相关。拥挤效应指标（城市人口密度）通过降低城市综合福祉，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乡均等化水平。第三，从城镇化率（Urbanization Rate）與各个指标的关系来看，城镇化率越高，3个维度的发展差距越小，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和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口密度显著正相关。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对城镇化率与城乡发展相关指标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在采用时期固定效应或个体固定效应时，城镇化率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均显著，仅汇报时期固定效应的结果;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时，城镇化率仅与收入的关系显著。根据表6，模型1显示了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双向固定效应分析结果，其负相关关系在0 .05水平显著;模型2采用时期固定效应，显著性提高到0 .01水平。模型1和模型2表明了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稳健性，结合系数来看，模型1双向固定效应的稳健性更强，可以认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时，城镇化率增幅1%时，城乡收入比降幅0 .86%。这与Harris & Todaro[20]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迁移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印证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人口迁移的稳健关系。同时，城镇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在时期固定或个体固定时显著负相关，表明同期城镇化率越高的省份城乡教育和医疗差距越小，或者说，同一省份城镇化率的提高往往会伴随城乡教育和医疗差距的缩小（模型3和模型4）。城镇化率与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城乡福祉均衡化指标的关系检验发现（模型5和模型6），同一时期不同省份之间（或者同一省份不同时期），城镇化率越高时，城乡发展发展均等化水平越高、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越高，这与表5中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有序推进，但还未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福祉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了城乡福祉均等化的内涵，利用中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18年城乡数据，考察了各地城乡福祉均等化状况，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的关系。
基于福祉理论，本文从城乡居民外在福祉、精神福祉、健康福祉3个维度，明确了城乡福祉及其均等化的内涵。在评价分析中，考虑数据获取问题和替代指标信息缺失，在选取城乡收入比、城乡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之比3个指标构建城乡发展均等化指标的基础上，融入以城市人口密度为替代指标的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指标，构建了城乡福祉均等化指标。根据评价结果，近年来，全国平均的城乡发展均等化水平、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和西部地区较低;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浙江等直辖市或东部沿海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高，宁夏、甘肃、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城乡福祉均等化水平较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稳健，城镇化率增幅1%时，城乡收入比降幅0 .86%，同时，城镇化与城乡福祉均等化的相关指标均显著相关。藉此，本文得到3点启示。
第一，城乡发展要围绕福祉内涵，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均等化。根据福祉的内涵，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可以从多个维度考察，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包括居民文化素养与健康状况，内部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等影响福祉质量的因素也逐步受到广泛关注[7]，为此，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要围绕居民福祉内涵，积极提高城乡居民精神福祉（教育文化）和健康福祉（医疗健康），提高城乡公共服务领域的均等化水平。这一观点与“城乡等值化”的概念类似，即在承认城乡差别的前提下，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福祉水平。目前，各地区还存在低水平的均等化、高水平的非均等化等现象，要因地制宜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均等化。
第二，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促进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现阶段，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城镇化还将快速推进10多年的时间（到2035年左右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城镇化与城乡收入水平、城乡福祉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此充分发挥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效应、农民增收效应和贫困转移效应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增进城乡居民福祉、促进城乡福祉均等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落后地区要以城乡公共服务为突破口，促进福祉增进和均等化。根据福祉内涵，可以重点围绕收入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促进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对于不同地区，发展基础和短板不同，路径选择也不一样。由于发展阶段问题，提升落后地区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比较困难，相对而言，可以比较高效地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和福祉水平。为此，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以环境友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方向，带动就地就近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要积极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在数量均等化基础上积极提高质量，以此加快促进城乡居民精神福祉、健康福祉均等化。 發展的本质是实现福祉增进和均等化，本文对各地城乡福祉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这一探索的意义在于：明确居民福祉的内涵和特征是有必要的，有益于区分城乡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使目标更具体、路径更有效。其中，收入水平、精神文化素养、身体健康状况是居民福祉的核心构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举措和体制机制则是实现城乡福祉增进和均等化的路径，落后地区需要更加重视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福祉效应。这一探索有待拓展或深化的方面在于：可以进一步挖掘数据，对城乡福祉及其不同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HDI的最新发展[21]来看，2010年开始将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融入评价体系，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采用其他统计指标或微观调查数据衡量各地城乡人居环境差异或乡村人居环境的优越性。
[注释]
① 有研究从效率角度考虑了最优密度问题，与这里关于拥挤效应的假设不矛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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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Evalu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Su Hongji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lfar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welfare， and uses the provincial（Chinese Hongkong ， Chinse Macau and Chinese Taiwan are not included）data of 2013 to 2018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welfa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xternal welfare， spiritual welfare and health welfar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average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qualization and welfare equaliz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n terms of regions， the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lower.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Chongqing， Zhejiang and other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re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Ningxia， Gansu， Tibet，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provinces are with low level of equ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stable .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urbanrural welfare equal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equalization around the connotation of welfare， promot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build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s new industryagricultur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urbanrural disparity; urbanrural welfare; promotion of welfare; equalization of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