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是大理的旅游旺季，朱增宏又忙碌起来。
　　忙碌的同时，他也担忧，“再这么下去，估计干几年就做不下去了。”
　　朱增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早在2012年他投资客栈时，已经感觉大理客栈数量趋于饱和。
　　民宿的热潮并不止于大理。易观智库2014年发布的相关行业报告显示，仅2014年第二季度，在线客栈民宿预定市场的规模就达到1.3亿元，环比增长58.5%，同比增长333.3%，远高于在线酒店预订市场。
　　根据这份名为《中国在线客栈民宿预订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大众出行主体已由商务出行转向个人旅游，居民对于客栈民宿等个性化主题酒店需求增加，预订市场随之迎来爆发式增长。
　　夹缝中求生存？
　　1982年出生的朱增宏，在云南大理拥有一家名为“老黑”的客栈。而7年前，他还在成都一家媒体从事摄影工作，汶川地震发生后曾用3年时间记录灾后重建。
　　2012年，朱增宏回到故乡云南，开客栈。据他说，原因有几个，“我是云南南涧人，是彝族;开客栈可以满足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想让家乡跟着自己走出深山;可以赚钱。”
　　客栈原本是一座白族四合院，其中一间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其余修建于2008年前后。从翻新到改建，朱增宏一共投资60万元，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贷款和家人朋友的帮忙。
　　开业初始，客栈共拥有14间客房，2014年朱增宏关闭所有一楼的客房，改建为书房或茶室，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目前这里仅余下10间客房。
　　对于这次改建，朱增宏解释：大理客栈太多，竞争激烈。而且，旅游有淡旺季，来大理的游客人数波动较大，“原本的客房数量过多，不如扩大公共空间，为住店朋友提供更多娱乐场所”。
　　实际上，在他决定改建前一年，大理已经迎来新一波的客栈修建热潮。据朱增宏介绍，自2015年1月后，客栈的兴建和竞争更加白热化。
　　大理目前的民宿客栈经营者，大致分为几类：一是当地拥有房子产权的白族百姓;二是民俗客栈连锁化集团;三是朱增宏这样靠租房经营的个人投资者。
　　第一类有成本优势，第二类占据资本优势，相比之下，第三类经营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地方政府助力
　　类似朱增宏这样的投资者，正是木尧关注的客户之一。
　　木尧自称中国乡村旅游首席自媒体“参见庄主”总编辑，目前经营的“参见庄主”微信公众号，专注为休闲农庄（山庄）、农家乐、渔家乐、民宿、度假村、民俗村、家庭休闲农场、生态旅游庄园等休闲观光农业经营者（庄主）提供经营、管理意见等。
　　出于对民宿、乡村游的兴趣，木尧此前考察了国内的一些民宿。他发现这个行业存在很多问题，“参见庄主”由此诞生。经营仅半年的这个公众号，粉丝已超过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民宿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实践者。
　　在木尧看来，2014年才是中国民宿发展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民宿这个词真正为中国大陆公众所熟知。”
　　据他介绍，为了开发乡村旅游业，多地都已成立乡村旅游办。比如山东，就在主抓农家乐、民宿等。
　　本刊记者查询到浙江松阳县2013年发布的89号文件显示，到2017年，全县要培育和建设5到7个农家乐综合体。每年安排农家乐项目专项资金200万元。农家乐综合体要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验收，合格后按“精品”和“合格”类别，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和20万元的补助。
　　培训机构也加入了这个热潮。比如，2015年6月19日，在号称拥有南海畔最具特色的民宿村——较场尾，“i20故乡民宿主人培训计划”正式开班。据主办方介绍，这个培训旨在帮助愿意在乡村经营民宿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民宿主人/管家培训和见习的机会，并助力其自主创业。4天的培训，费用为每人2600元，不包括往返路费、住宿费、餐饮餐。
　　经济决定热度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则认为，经济发展是民宿兴起的基本条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城市居民会对城市产生厌倦，期望回归农村生活，怀念农耕文化。这也是此时国内‘民宿热’兴起的主要原因。”
　　宁波867文化创意中心董事长翁世军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表示，中国通过30年的努力，已不缺少高GDP和“世界第一”，现在更需要一次文艺复兴，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他认为，民宿热的背后更多体现的是大众对人文、信仰、自由、独立的思考与追求，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崛起的表达。
　　翁世军说，原先只提供床铺和早餐的民宿经营方式，如今已变得丰富多彩，生态民宿、假日农庄、乡村旅店、主题民宿。越来越多的民宿类型给了喜欢亲近自然的人们更多选择。

　　个性化的民宿显然更能满足年轻人的出行期待。易观国际公布的“中国客栈民宿预订市场用户调研”结果显示， 26～35岁的用户是中国在线客栈民宿预订用户的主体，占了一半左右的份额。
　　这份调研报告分析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客栈民宿产品区别于标准化住宿产品的地方在于不仅实现“住”的功能，同时通过环境的营造和提供个性化服务使消费者身心舒展、感受到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旅游体验。
　　
　　困境和出路
　　翁世军担心，民宿热潮将让更多人、更多资本以“民宿”之名进入乡村，可能“又将在乡村开始建造假古董，仿建民俗村、明清村、民国村……”
　　作为徽州文化的研究者和保护者，卞利曾多次入住婺源、黟县等地的民宿。他发现，在徽州的古村落，已经出现部分仿古建筑。
　　“利益驱动现在是我国不少‘遗产’申报的特色，所以现实中完全摒弃利益的保护根本无法存在。外地投资者对古民居的改造经营，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当地居民的保护观念。至少，这会让当地人意识到古民居是有价值的，不再随意拆除。”卞利说。
　　他认为，在国内，民宿是新兴产业，无论专家还是媒体都不应借保护乡村之名而扼杀它，“现在需要的是，营造发展空间，静观其变。”
　　更重要的是，政府以及管理部门需及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准入机制，帮助民宿解决规范、安全等问题。
　　木尧发现，近年来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宿除了本身文化特色把握不到位以外，还面临着其他困境。比如，相关政策体系不完备，研究不够深入，存在表面化现象。再比如，整体特色不明显，设施设备不完善，没有很好地结合当地的规划、民风民俗等。
　　在刚刚过去的5月，浙江德清发布了我国首部县级乡村民宿地方标准规范。这份被称为《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的“标准规范”不仅给“乡村民宿”下了定义，还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设定了基本要求。
　　相关标准的陆续出现，是会让民宿日益规范，还是会出现“万村一面”的形态？暂时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