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1岁的孩子，因为在英国多座城市骚乱中偷了一只垃圾桶而被警方逮捕，并被送上法庭。这多少使人想起《悲惨世界》中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坐牢19年的冉·阿让。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在与冉·阿让们同时代的一个半世纪中，英国议会曾颁布4091件圈地法令，圈地达到604万英亩，对于那些靠圈地发家的英国贵族的盗窃行为，却没人去追究了。联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和金融城的银行家们也没有几个受到法律制裁。骚乱应受到法律严惩，但从理念上看，打击面如此之广，却不像是法制的进步，而更像是文明的倒退，是否有“黑打”之嫌？
　　尽管首相卡梅伦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次骚乱并非由贫穷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发动，社会各阶层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参加，纯粹是以此取乐，没有政治诉求，然而，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则被西方媒体褒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伦敦之夏”则被贬抑为“暴民狂欢”，放在西亚北非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说法其实难以令人信服。
　　在反思群体性事件时，更应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找原因。这就像我们总是质疑经济危机时为什么那么多“懒人”不去找工作，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人在找不到工作、丧失希望后才会“变懒”。
　　持前一种看法的多为社会中的强者和社会精英，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才会使社会高速发展。而持后一种看法的则多为社会学者和处于食物链最下游的弱势群体，他们认为个人的失败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关，只有建立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食物链，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行。而一旦食物链崩溃，就会出现“失范”现象，绝望的“暴民”也就随之产生。
　　1921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对于“暴民”的产生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名非常孤独的老妇在一生中大约纵火20次，第一次发生在童年。她因为纵火六次被起诉，并在重刑监狱度过了24年时光。她承认，当口袋中带着火柴的时候，火柴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她去纵火，原因是火有一种强制力量把人们的眼光聚集在她身上，她才不会感到被周围人抛弃。而当时正值德国一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绝望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而在这次骚乱中，“暴民”也普遍存在“被排斥——害怕被抛弃——渴望被关注——骚乱行为”的心理过程。其实，非移民为主的欧洲国家每次遇到经济危机，本地人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排斥情绪就会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失业潮也对排外思想推波助澜。据英国统计局2011年5月份的数据，英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7.7%的高位。骚乱中心之一的利物浦已成为英国无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有超过30%的家庭全家失业。在整个英国，将近20%的家庭没有人就业。这使得主流社会把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与外来移民和他们“抢饭碗”联系起来。而社会底层对社会精英的“羡慕嫉妒恨”，也成为一点就燃的干柴。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英国国家的脾气正在发生变化，影响了守法的市民，也影响了罪犯。卡梅伦擅长向人们宣传削减预算，但他没能告诉人们削减什么，以及如何削减”。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英国推出了5000亿英镑的救市计划，但“救”的只不过是金融危机的制造者和那些把经济搞糟的金融机构。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危机，政府并没有花费多少精力去解决。
　　卡梅伦政府上台后，又进一步削减了教育补贴，使学费大幅上涨。原先英国政府提供的教育维持补贴，是针对来自年收入低于三万英镑的家庭，目的是使年纪在16岁到18岁的青少年能够上得起学或接受就业培训。对于非“富二代”、“官二代”、“贵二代”的社会底层青少年来说，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唯一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在萧条时期更为重要。尽管每年英国政府在教育维持补贴上花费的经费达5.6亿英镑，但比起救助金融机构的花销和在阿富汗耗费的180亿英镑战争费用来说，其实是九牛一毛。
　　而这次英国骚乱所凸显出来的就是英国政府对社会有效治理的缺失，也就是“善治”的缺失。“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双方是共同促进的关系。当“善治”被单方面的“强治”所取代，政府与公民的矛盾就会越僵化，所付出的“维稳”代价也就会越大。正如《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骚乱暴露了英国社会贫困阶层的怨气和疏离感，这些问题也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