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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张伯驹先生已仙去整整32年。近些年张伯驹先生的纪念文章不少，还拍了连续剧，伯驹先生捐赠国宝的义举已广为人知，这种化私为公的高风亮节，也愈发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尊重。
我生也晚，未能亲历张伯驹先生那一代人的捐献壮举，而与前辈们的收藏时代相距更远，因之撰写记述文字实属力不自胜，而单纯的颂扬华章又觉索然无味。另一方面，作为百年收藏世家的传人，我有责任将家族与藏界世交的过往经历连缀起来，告慰先辈，宣示今人。
先世祖籍山东德州，迁京后，老辈在晚清曾经营金银珠宝业。先祖父王书庭老人是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金石学者，上世纪20年代，受观堂学派影响，从学术角度出发，搜藏古物，范围以高古文物为主，商周礼器、秦汉古玉、北朝石佛、唐代三彩、赵宋名瓷、宋元古籍、旧拓碑帖诸品，凡有利于研究考据者，靡不搜求！书画虽非祖父收藏的专项，但出于对古美术发展史的探索，遇有佳品也不错过。稍后，又因文化比较的需要，藏品扩展到东亚乃至西洋遗物，至上世纪40年代末，所藏门类、数量已蔚然大观，其中不乏珍品、孤品。
张伯驹先生长我祖父三岁，二老相识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严格来说，他们二人的收藏范围并不重迭，本源有别，各有侧重。伯驹先生专攻书画收藏，加之出身金融界，财力雄厚，遇到心仪尤物，不计成本，力道很强。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祖父曾于隆福寺古玩店看好一幅至大二年赵子昂画《文姬归汉图》手卷，采白描技法，着以淡墨渲染，人物、鞍马分段布局，繁而不乱，场面宏阔，用笔精到，描摹极为细腻，具北宋李公麟遗风，诚乃不可多得的名品。当时店家开价五千大洋，最后让到三千五。这笔钱对于祖父来说不是小数，需时间筹措，因和掌柜的熟识，遂同意先付两成定金，谈妥须月内清付。不日，张伯驹先生至该店玄览，眼见此长物，认为是个好本子，意欲购藏。他是大户，店家得罪不起，自然要笼络。店主如实相告下定的事，并向张先生建议，可从中代为斡旋，请我祖父放手。张先生了解实情后撂下一句话：我不夺人所爱，在谁那里不是传承？并嘱咐说：宽限人家几天也不妨嘛，我托底就是了。这给店家吃了个定心丸。祖父与店家交割时获知此事，对张先生的为人肃然起敬。二十年后，先祖父携家父培根将这件手卷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述及往事，仍十分感慨，曾语重心长地讲，论财力我们远不及张家，但他没有以势压人，是个君子。
195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郭沫若的蔡文姬话剧，演职人员赴历史博物馆就人物服饰和历史场面取经，沈从文先生特别出示《文姬归汉图》手卷请剧院学员观摩、学习，这件珍品为该剧的成功上演发挥了很大作用，亦属一段佳话。上世纪90年代，是件手卷还曾作为重点藏品于“中国妇女服饰展”上公开亮相，赢得多方赞誉，这是后话。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名票，而我祖父也是忠实的戏迷。家父培根在五六十年代的课余、业余时间，主要任务就是去北京各大京剧演出场所给祖父买到好位置的戏票并陪侍在侧，如广和楼、吉祥戏院、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几乎隔三差五就是一出，有时就能碰到张先生，得空也聊聊伶界旧闻轶事。在家父的印象里，张先生不善言谈，略显木讷，但若谈起书画和戏剧，就来精神，且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亦从不拐弯抹角，敢于直评，风格颇健！
自1950年起，祖父就将家藏珍贵文物分批悉数无偿捐献国家，是较早捐献的收藏家，并在午门举办“捐献珍宝展”，其中成对的八十余公分高唐代三彩骆驼陶俑等多件珍品被定为国宝，当时新闻报导很多。大概是1957年春夏之交，家父陪我祖父到戏园子看戏，戏还没开场，刚落座，就听到有人轻唤祖父的字。侧身望去，伯驹先生就在同排不远处，为和祖父谈事，便换到相邻的位子。我父亲在旁听得真切，大意是：伯驹先生知道祖父将主要藏品都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张先生有一件名人手稿，具历史价值，有意捐赠，拟请祖父代询该馆意向。之后，张先生又谈到了排戏的事，好像兴致很高，那些戏家父听来都较陌生，似乎是以前的老戏，久未上演。伯驹先生认为祖父是这方面的知音，希望分享他的快意。但祖父劝他，最好看看再说。张先生却不以为意，没等深谈，大戏已然开锣！
散场后，祖父给时任历史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马非百打电话，约他周末去家里做客。马先生是治先秦史的专家，祖父捐献的青铜礼器大多带有重要铭文，对马先生的研究帮助良多，二老关系密切，无话不谈。马先生来家餐叙间，祖父简要转述了伯驹先生的意向，认为适合历史博物馆收藏。马先生很重视，表示回馆后将交办有关部门的书画专家尽快与张先生联络看件。但那个夏天伯驹先生似乎很忙，而历博的人也都在赶着“鸣放”，一直没有办妥相关手续，拖了一季，到秋天，全都变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常到傅振伦先生府上请益，先生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历博保管部主任，主持文物征集工作，是当时文博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长。一次傅先生忆及五七年时的光景，目光呆滞，喃喃自语：那个夏天真的很热，晚秋又来得早，气候变得真快，让人太不适应……。当年秋，形势突变，他与马非百等多位历博骨干成员被迫离职。
据家父回忆，60年代初，张先生从外地归来，曾托琉璃厂的朋友来家与我祖父联络，因我祖父一生食素，好像是在真素斋见的面，具体谈的什么不晓得，祖父也从未再提起过。
90年代末，我国文博界耆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因病入院，我去北京医院探望，他说有些话憋在心里，再不讲以后恐没机会了。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断档了，但我从你祖父身上学到三点做人的准则：一是要强，不甘人后，捐献国宝，率先垂范，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仗义，我在历博负责征集文物多年，得你祖父惠助，他不但自己捐献，还为我们的工作牵线搭桥，对丰富馆藏贡献很大；三是担当，认准的善事，就全力而为，不计毁誉。例如，当年张伯驹先生以“戴罪之身”欲向历博捐献马锡蕃手迹，我们有顾虑，比较犹豫。你祖父把我找去说：即便人有问题，难道东西也有问题？之后他又找沈（从文）先生谈，沈先生对你祖父一向尊重，你们家族捐献的一级品孔子画像就是沈先生经手的，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孔子像，比曲阜孔庙那张还早。在你祖父的督促下，我和沈先生共同建议馆里从善如流，终于妥办……
上述这些来自长辈们的再传记忆，因岁月消磨甚或人为的阻隔，许多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的，世事沧桑，有些过往时代注定已成失落的世界，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1966年春，山雨欲来，祖父心脏病突发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尝不是一座“生门”，毕竟侥幸躲过了大劫，得年六十有六；随之而来的暴风骤雨，伯驹先生竟能捱到动荡之后，相较于龚旭人、孙瀛洲、顾公硕、关祖章、吴湖帆、刘盼遂、陈梦家、孙照……那些耳熟能详的一大批著名收藏家来说，那真是个奇迹。然而，渠虽属高寿，却也历经坎坷，阅尽人间风雨！
此时此刻，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位名人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张伯驹先生正是因为不经意间拾得一顶“帽子”，才有了遮风挡雨的机会。随后的远赴关东，这一去山高水长，也就意味着不再囿于漩涡中心，远离了尘世喧嚣，逃避了是非之地，挣脱了藩篱羁绊。穷乡僻壤，虽也难逃世态炎凉的大势，但人性未泯，民风终归淳朴些，即便仍不免遭遇挫折，相对而言，毕竟来得“温柔”些，比之进入前述名单的行列，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人生无常，祸福相倚，在特殊时期度日，阴阳两界，利弊得失，谁又能算得清呢？唯有先祖父和伯驹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为国传承的这些民族文化遗宝以及大公无私的精神财富，必将泽被后世，与国无疆，流芳千古！
（责任编辑：李珍萍）
我生也晚，未能亲历张伯驹先生那一代人的捐献壮举，而与前辈们的收藏时代相距更远，因之撰写记述文字实属力不自胜，而单纯的颂扬华章又觉索然无味。另一方面，作为百年收藏世家的传人，我有责任将家族与藏界世交的过往经历连缀起来，告慰先辈，宣示今人。
先世祖籍山东德州，迁京后，老辈在晚清曾经营金银珠宝业。先祖父王书庭老人是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金石学者，上世纪20年代，受观堂学派影响，从学术角度出发，搜藏古物，范围以高古文物为主，商周礼器、秦汉古玉、北朝石佛、唐代三彩、赵宋名瓷、宋元古籍、旧拓碑帖诸品，凡有利于研究考据者，靡不搜求！书画虽非祖父收藏的专项，但出于对古美术发展史的探索，遇有佳品也不错过。稍后，又因文化比较的需要，藏品扩展到东亚乃至西洋遗物，至上世纪40年代末，所藏门类、数量已蔚然大观，其中不乏珍品、孤品。
张伯驹先生长我祖父三岁，二老相识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严格来说，他们二人的收藏范围并不重迭，本源有别，各有侧重。伯驹先生专攻书画收藏，加之出身金融界，财力雄厚，遇到心仪尤物，不计成本，力道很强。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祖父曾于隆福寺古玩店看好一幅至大二年赵子昂画《文姬归汉图》手卷，采白描技法，着以淡墨渲染，人物、鞍马分段布局，繁而不乱，场面宏阔，用笔精到，描摹极为细腻，具北宋李公麟遗风，诚乃不可多得的名品。当时店家开价五千大洋，最后让到三千五。这笔钱对于祖父来说不是小数，需时间筹措，因和掌柜的熟识，遂同意先付两成定金，谈妥须月内清付。不日，张伯驹先生至该店玄览，眼见此长物，认为是个好本子，意欲购藏。他是大户，店家得罪不起，自然要笼络。店主如实相告下定的事，并向张先生建议，可从中代为斡旋，请我祖父放手。张先生了解实情后撂下一句话：我不夺人所爱，在谁那里不是传承？并嘱咐说：宽限人家几天也不妨嘛，我托底就是了。这给店家吃了个定心丸。祖父与店家交割时获知此事，对张先生的为人肃然起敬。二十年后，先祖父携家父培根将这件手卷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述及往事，仍十分感慨，曾语重心长地讲，论财力我们远不及张家，但他没有以势压人，是个君子。
195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郭沫若的蔡文姬话剧，演职人员赴历史博物馆就人物服饰和历史场面取经，沈从文先生特别出示《文姬归汉图》手卷请剧院学员观摩、学习，这件珍品为该剧的成功上演发挥了很大作用，亦属一段佳话。上世纪90年代，是件手卷还曾作为重点藏品于“中国妇女服饰展”上公开亮相，赢得多方赞誉，这是后话。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名票，而我祖父也是忠实的戏迷。家父培根在五六十年代的课余、业余时间，主要任务就是去北京各大京剧演出场所给祖父买到好位置的戏票并陪侍在侧，如广和楼、吉祥戏院、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几乎隔三差五就是一出，有时就能碰到张先生，得空也聊聊伶界旧闻轶事。在家父的印象里，张先生不善言谈，略显木讷，但若谈起书画和戏剧，就来精神，且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亦从不拐弯抹角，敢于直评，风格颇健！
自1950年起，祖父就将家藏珍贵文物分批悉数无偿捐献国家，是较早捐献的收藏家，并在午门举办“捐献珍宝展”，其中成对的八十余公分高唐代三彩骆驼陶俑等多件珍品被定为国宝，当时新闻报导很多。大概是1957年春夏之交，家父陪我祖父到戏园子看戏，戏还没开场，刚落座，就听到有人轻唤祖父的字。侧身望去，伯驹先生就在同排不远处，为和祖父谈事，便换到相邻的位子。我父亲在旁听得真切，大意是：伯驹先生知道祖父将主要藏品都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张先生有一件名人手稿，具历史价值，有意捐赠，拟请祖父代询该馆意向。之后，张先生又谈到了排戏的事，好像兴致很高，那些戏家父听来都较陌生，似乎是以前的老戏，久未上演。伯驹先生认为祖父是这方面的知音，希望分享他的快意。但祖父劝他，最好看看再说。张先生却不以为意，没等深谈，大戏已然开锣！
散场后，祖父给时任历史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马非百打电话，约他周末去家里做客。马先生是治先秦史的专家，祖父捐献的青铜礼器大多带有重要铭文，对马先生的研究帮助良多，二老关系密切，无话不谈。马先生来家餐叙间，祖父简要转述了伯驹先生的意向，认为适合历史博物馆收藏。马先生很重视，表示回馆后将交办有关部门的书画专家尽快与张先生联络看件。但那个夏天伯驹先生似乎很忙，而历博的人也都在赶着“鸣放”，一直没有办妥相关手续，拖了一季，到秋天，全都变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常到傅振伦先生府上请益，先生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历博保管部主任，主持文物征集工作，是当时文博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长。一次傅先生忆及五七年时的光景，目光呆滞，喃喃自语：那个夏天真的很热，晚秋又来得早，气候变得真快，让人太不适应……。当年秋，形势突变，他与马非百等多位历博骨干成员被迫离职。
据家父回忆，60年代初，张先生从外地归来，曾托琉璃厂的朋友来家与我祖父联络，因我祖父一生食素，好像是在真素斋见的面，具体谈的什么不晓得，祖父也从未再提起过。
90年代末，我国文博界耆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因病入院，我去北京医院探望，他说有些话憋在心里，再不讲以后恐没机会了。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断档了，但我从你祖父身上学到三点做人的准则：一是要强，不甘人后，捐献国宝，率先垂范，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仗义，我在历博负责征集文物多年，得你祖父惠助，他不但自己捐献，还为我们的工作牵线搭桥，对丰富馆藏贡献很大；三是担当，认准的善事，就全力而为，不计毁誉。例如，当年张伯驹先生以“戴罪之身”欲向历博捐献马锡蕃手迹，我们有顾虑，比较犹豫。你祖父把我找去说：即便人有问题，难道东西也有问题？之后他又找沈（从文）先生谈，沈先生对你祖父一向尊重，你们家族捐献的一级品孔子画像就是沈先生经手的，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孔子像，比曲阜孔庙那张还早。在你祖父的督促下，我和沈先生共同建议馆里从善如流，终于妥办……
上述这些来自长辈们的再传记忆，因岁月消磨甚或人为的阻隔，许多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的，世事沧桑，有些过往时代注定已成失落的世界，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1966年春，山雨欲来，祖父心脏病突发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尝不是一座“生门”，毕竟侥幸躲过了大劫，得年六十有六；随之而来的暴风骤雨，伯驹先生竟能捱到动荡之后，相较于龚旭人、孙瀛洲、顾公硕、关祖章、吴湖帆、刘盼遂、陈梦家、孙照……那些耳熟能详的一大批著名收藏家来说，那真是个奇迹。然而，渠虽属高寿，却也历经坎坷，阅尽人间风雨！
此时此刻，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位名人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张伯驹先生正是因为不经意间拾得一顶“帽子”，才有了遮风挡雨的机会。随后的远赴关东，这一去山高水长，也就意味着不再囿于漩涡中心，远离了尘世喧嚣，逃避了是非之地，挣脱了藩篱羁绊。穷乡僻壤，虽也难逃世态炎凉的大势，但人性未泯，民风终归淳朴些，即便仍不免遭遇挫折，相对而言，毕竟来得“温柔”些，比之进入前述名单的行列，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人生无常，祸福相倚，在特殊时期度日，阴阳两界，利弊得失，谁又能算得清呢？唯有先祖父和伯驹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为国传承的这些民族文化遗宝以及大公无私的精神财富，必将泽被后世，与国无疆，流芳千古！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