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考大学很有趣味。我报考了两所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可是圣约翰大学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而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要学费，所以，我就准备去南京上大学。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就对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朱毓君的妈妈说：“我也没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朱毓君的家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开过。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考场，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考试的六天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几天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上写明要考什么书，不叫你猜，不同于现在考试的“捉迷藏”。
　　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这是科学管理，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
　　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二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体会到高效率。那时，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15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中国人办公的方法也远不如美国人有效率。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你得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对教师来讲并不费事，也可以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纸。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里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