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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制度设计与评价的核心价值理念，这在一定阶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经济发展等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当今中国随着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此时，与之相反的罗尔斯主义公平观就有了巨大的现实意义，罗尔斯主义公平观提倡给最不利的人最多的关心，政策具有一定倾斜性，这在这个阶段有利于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和谐稳定。本文通过利用罗尔斯福利函数的基本原则，基尼系数，以及近年来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收入比等指标分析了我国的收入差距与改善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关键词】罗尔斯；收入分配与公平；贫富差距；社会最低生活保障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在水利、民航、电力、铁路等领域设立了多项基金，比如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等。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性基金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固定下来。实践过程中，政府性基金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二、罗尔斯主义公平观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也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收入差距一直呈增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是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仍然超过警戒线。论及原因，改革开放虽然使人们摆脱大锅饭，摆脱贫困，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同时也使人们在方方面面都更愿意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长期以来成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评价的核心价值理念，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也因此逐渐变成主流。
功利主义的主旨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幸福的最大净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是正义的。我们注意到，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符合最大多数人，与当今民主政治制度相契合；另一个是最大幸福，也就是效用原则，总和最大，追求效率。似乎这两个原则都与当今追求社会的最大发展相吻合，但其实不难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实质问题，就是它很可能以多数人的利益压制，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这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与其目的和最终想达到的目标之间有着非常大的矛盾。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形式，最终的目的是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去保障且致力提高少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作为社会公平的正义，绝对不是一种目的论，而功利主义则是一种目的论理论，两者差别甚大。因理念中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价值追求的忽视，导致在基本制度选择、基本人群覆盖以及保障待遇水平等实践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幸福感不升反降。
因此，从上述分析看，若想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提升社会福利，发挥它的最大作用，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罗尔斯认为，人们生来具有不同的天赋差异，这时一个自然的事实，与正义无关，对于这些天然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社会必须对这些地位最不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即“对社会和经济的安排能使他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如对贫困人群，失业，无劳动能力的人进行补贴，救助，这种分配原则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分配正义的天平向最不利者倾斜。也就是在此时，结果公平应优先于效率，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均贫富”也不再是作為绝对平均主义而没有现实意义，推动共同富裕，为我国建设更加和谐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罗尔斯曲线与基尼系数曲线
1.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糕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可做。罗尔斯曲线上每一点都是代表相同的社会效用水平，垂直段上点的运动表示社会效用此时取决于X的最低效用，Y获得的效用再多也不能使效用增加；相反，点在水平段的运动表明社会效用取决于Y的效用，在Y最低水平上，X获得的效用再多，也不能增加社会总效用。和其他无差异曲线一样，总量增加必须是整条曲线向外侧移动。向上，向右，向右上，任意一种移动都是帕累托改进。
引进罗尔斯函数的作用在于，分析社会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得到社会救助所产生的效用，用以判断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社会救助支出的对社会总体作用有着积极意义。当然，这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罗尔斯函数忽视了社会中高收入水平和中等水平人的幸福指数。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指出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
该函数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最基本的自由，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处于何种效用水平上，而且，每个人都是厌恶风险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情可做。选择标准的确立选择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符合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特点。我国农村低保的建立是基于扶贫策略的发展演化而来，亚洲银行发布的《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摘要）》中，根据我国开发性扶贫战略的结果提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中国农村低保制度是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战略层次。
因此，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福利效用，是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为衡量标准的。基于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中国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效用问题，就是以情况最糟糕的那部分人的社会福利效用的提高为福利效用提高的标准。 2.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四、社会救助支出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1.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偏低，无法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活
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种国家对贫困人口的保护，最起码的是要达到在当前物价水平下，能够大致满足低收入人群衣食住基本生活需求。这里我们运用最常见的测算标准：生活需求法又称”市场菜篮法”，根据当地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物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此金额即应为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为了体现分析的完整性，我们从全国居民还有农村居民两方面进行分析。
（1）全国居民收入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关系
从全国居民五等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主要面对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全国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额在2013年、2014年是全国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2倍，1.03倍，占全国中等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09%和45.3%，这说明我国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对低收入和中等偏下人群带来了巨大实惠，是有成效的。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要结合当前物价水平下人均的衣食住支出来看这个问题。全国人均衣食住支出在2013年和2014年月均分别为679.36，732.81元，全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仅为411元，完全满足不了居民除教育外等的日常生活需求。
（2）农村居民收入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情况，我国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方面一直施行的都是差别待遇。所以按照上述分析在对农村情况进行分析。 从农村居民五等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额在2013年、2014年是农村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96倍，1.001倍，占农村中等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6.5%和41.97%，低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占比，若不考虑其他差异，城乡差别待遇且数额相差较大的社會生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实又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农村人均衣食住支出在2013年和2014年月均分别为382.3元，424元，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为231元，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这更加说明了我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偏低的事实。
（3）人均衣食住支出增速与社会最低保障金额增速比较
随着经济水平的日益发展，我国人均衣食住支出的年增速为7.8%，我国2014年全国城市低保的平均标准上年增长10.1%；2014年全国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比上年增长14.1%；从这项指标上来看，若我国的财政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能保持这个增速，低收入户每年福利相比来说是增加的。
2.补助前后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以基尼系数分析
下面，我们将人口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分，分为低收入户（20%），中等偏下收入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20%），然后结合罗尔斯函数的基本原则，分析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低收入户（社会中最贫穷的20%）在对居民产生的效用。同时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在补助前后对社会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2014年数据进行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据2014年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现在全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7084.2万人，也就是大约全国的百分之五可以领取到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所以按照加权平均到低收入户，补助后的结果如下图。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从世界系数指标分析，高收入户仍比低收入户高出10倍，但是有偏向性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确实是为收入分配公平带来了效果。
五、配套措施
收入不平等体现出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了消除收入差距的影响，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监管措施，从根本上杜绝剥削
帕累托说过“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措施，加大政府防腐倡廉力度，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杜绝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剥削。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建立一套保护措施，以保护居民的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2.调节税收政策
罗尔斯主义公平观提出，给最不利的人最多的关心，也就是将富人一部分多余的财富向穷人转移，以尽可能地实现平衡，消除贫富差距。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可以调整税收政策，改变税收结构，实现财富的转移。
3.完善低保制度
低保制度是国家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最后一道保障制度，然而有许多人试图钻制度的空子。目前我国享受低保的群体数量巨大，应完善低保监察标准，将资金交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4.加大财政投入
以上提出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还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入，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例如：
（1）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将好的教育资源向农村或偏远地区倾斜，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加强对农村地区的人才培养，才有可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2） 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民工用工难问题，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选拔制度，加快实现国有制企业公平公正录取人员，使农民工与其他就业者拥有平等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王远，“中国现代社会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国商界》，2009年09期。
2.谢勇才，“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5年15期。
3.曹钦，“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07期。
4.徐小明，“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思想理论双月刊》，2015年01期。
5.姚大志，“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11期。
6.李丽娜，“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福利效用——基于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中州期刊》，2012年02期
【关键词】罗尔斯；收入分配与公平；贫富差距；社会最低生活保障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在水利、民航、电力、铁路等领域设立了多项基金，比如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等。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性基金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固定下来。实践过程中，政府性基金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二、罗尔斯主义公平观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也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收入差距一直呈增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是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仍然超过警戒线。论及原因，改革开放虽然使人们摆脱大锅饭，摆脱贫困，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同时也使人们在方方面面都更愿意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长期以来成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评价的核心价值理念，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也因此逐渐变成主流。
功利主义的主旨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幸福的最大净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是正义的。我们注意到，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符合最大多数人，与当今民主政治制度相契合；另一个是最大幸福，也就是效用原则，总和最大，追求效率。似乎这两个原则都与当今追求社会的最大发展相吻合，但其实不难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实质问题，就是它很可能以多数人的利益压制，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这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与其目的和最终想达到的目标之间有着非常大的矛盾。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形式，最终的目的是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去保障且致力提高少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作为社会公平的正义，绝对不是一种目的论，而功利主义则是一种目的论理论，两者差别甚大。因理念中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价值追求的忽视，导致在基本制度选择、基本人群覆盖以及保障待遇水平等实践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幸福感不升反降。
因此，从上述分析看，若想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提升社会福利，发挥它的最大作用，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就具有了现实意义。罗尔斯认为，人们生来具有不同的天赋差异，这时一个自然的事实，与正义无关，对于这些天然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社会必须对这些地位最不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即“对社会和经济的安排能使他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如对贫困人群，失业，无劳动能力的人进行补贴，救助，这种分配原则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分配正义的天平向最不利者倾斜。也就是在此时，结果公平应优先于效率，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均贫富”也不再是作為绝对平均主义而没有现实意义，推动共同富裕，为我国建设更加和谐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罗尔斯曲线与基尼系数曲线
1.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
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糕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可做。罗尔斯曲线上每一点都是代表相同的社会效用水平，垂直段上点的运动表示社会效用此时取决于X的最低效用，Y获得的效用再多也不能使效用增加；相反，点在水平段的运动表明社会效用取决于Y的效用，在Y最低水平上，X获得的效用再多，也不能增加社会总效用。和其他无差异曲线一样，总量增加必须是整条曲线向外侧移动。向上，向右，向右上，任意一种移动都是帕累托改进。
引进罗尔斯函数的作用在于，分析社会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得到社会救助所产生的效用，用以判断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社会救助支出的对社会总体作用有着积极意义。当然，这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罗尔斯函数忽视了社会中高收入水平和中等水平人的幸福指数。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指出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
该函数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最基本的自由，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处于何种效用水平上，而且，每个人都是厌恶风险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情可做。选择标准的确立选择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符合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特点。我国农村低保的建立是基于扶贫策略的发展演化而来，亚洲银行发布的《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摘要）》中，根据我国开发性扶贫战略的结果提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中国农村低保制度是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战略层次。
因此，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福利效用，是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为衡量标准的。基于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中国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效用问题，就是以情况最糟糕的那部分人的社会福利效用的提高为福利效用提高的标准。 2.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四、社会救助支出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1.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偏低，无法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活
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种国家对贫困人口的保护，最起码的是要达到在当前物价水平下，能够大致满足低收入人群衣食住基本生活需求。这里我们运用最常见的测算标准：生活需求法又称”市场菜篮法”，根据当地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物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此金额即应为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为了体现分析的完整性，我们从全国居民还有农村居民两方面进行分析。
（1）全国居民收入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关系
从全国居民五等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主要面对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全国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额在2013年、2014年是全国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2倍，1.03倍，占全国中等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09%和45.3%，这说明我国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对低收入和中等偏下人群带来了巨大实惠，是有成效的。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要结合当前物价水平下人均的衣食住支出来看这个问题。全国人均衣食住支出在2013年和2014年月均分别为679.36，732.81元，全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仅为411元，完全满足不了居民除教育外等的日常生活需求。
（2）农村居民收入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情况，我国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方面一直施行的都是差别待遇。所以按照上述分析在对农村情况进行分析。 从农村居民五等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额在2013年、2014年是农村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96倍，1.001倍，占农村中等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6.5%和41.97%，低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占比，若不考虑其他差异，城乡差别待遇且数额相差较大的社會生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实又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农村人均衣食住支出在2013年和2014年月均分别为382.3元，424元，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为231元，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这更加说明了我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偏低的事实。
（3）人均衣食住支出增速与社会最低保障金额增速比较
随着经济水平的日益发展，我国人均衣食住支出的年增速为7.8%，我国2014年全国城市低保的平均标准上年增长10.1%；2014年全国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比上年增长14.1%；从这项指标上来看，若我国的财政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能保持这个增速，低收入户每年福利相比来说是增加的。
2.补助前后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以基尼系数分析
下面，我们将人口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分，分为低收入户（20%），中等偏下收入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20%），然后结合罗尔斯函数的基本原则，分析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低收入户（社会中最贫穷的20%）在对居民产生的效用。同时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在补助前后对社会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2014年数据进行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据2014年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现在全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7084.2万人，也就是大约全国的百分之五可以领取到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所以按照加权平均到低收入户，补助后的结果如下图。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从世界系数指标分析，高收入户仍比低收入户高出10倍，但是有偏向性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确实是为收入分配公平带来了效果。
五、配套措施
收入不平等体现出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了消除收入差距的影响，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监管措施，从根本上杜绝剥削
帕累托说过“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措施，加大政府防腐倡廉力度，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杜绝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剥削。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建立一套保护措施，以保护居民的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2.调节税收政策
罗尔斯主义公平观提出，给最不利的人最多的关心，也就是将富人一部分多余的财富向穷人转移，以尽可能地实现平衡，消除贫富差距。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可以调整税收政策，改变税收结构，实现财富的转移。
3.完善低保制度
低保制度是国家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最后一道保障制度，然而有许多人试图钻制度的空子。目前我国享受低保的群体数量巨大，应完善低保监察标准，将资金交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4.加大财政投入
以上提出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还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入，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例如：
（1）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将好的教育资源向农村或偏远地区倾斜，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加强对农村地区的人才培养，才有可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2） 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民工用工难问题，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选拔制度，加快实现国有制企业公平公正录取人员，使农民工与其他就业者拥有平等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王远，“中国现代社会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国商界》，2009年09期。
2.谢勇才，“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5年15期。
3.曹钦，“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07期。
4.徐小明，“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思想理论双月刊》，2015年01期。
5.姚大志，“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11期。
6.李丽娜，“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福利效用——基于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中州期刊》，201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