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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天津商业借贷的债务追偿因社会转型导致风险日益增加，赖债、逃债等现象时常出现，因破产而带来的债务问题也非常严重。在商业债务担保中，抵押、信用担保是常见的手段，债权团是民间商业债务追讨的重要形式，寻求法律解决也是常用的手段。民国时期，政府与商会在解决商业债务纠纷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代天津商业债务问题是近代天津社会转型导致的。
关键词 近代天津，商业借贷，信用，追偿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27-08
民间借贷的偿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许多学者对中国近代乡村债务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中国传统商人有着坚守信用的商业文化传统，对此韦伯曾惊奇地指出：“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跟中国商人在大宗贸易往来里的那种明显和突出的可靠性——例如与曾有过封建阶段的国家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以统一起来。”②然而在近代城市社会经济变迁中，传统商业信用却出现了一些变化。近代天津作为北方第一商业大埠，商业借贷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天津社会日益进入近代转型时期，商業债务的偿还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利用天津近代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试对近代天津商业债务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天津传统商业债务信誉
信誉是商业交易的生命线。正如韦伯所说的，重视信誉是中国商人的良好传统，天津商人亦然。即使遇到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战祸动乱等不可抗因素，或者市场变动、原债务人身亡等意外情况，导致相关债务无法偿还，也往往要有个说法，以示信誉。如李荣轩经营益德裕宁晋总店，自庚戌盐务风潮后因为资本不足，又因为水患频仍，外县利息加重，得不偿失。李荣轩于是打算另招股东改组维持运务，为此他登报声明表示：“所有以前鄙人经手益德裕盐包银钱账目并欠内欠外一切，全行交代清楚，并无纠葛不清等事，特登报声明以重名誉。”③
在商业活动中，商号的成立、运营、出兑、倒闭、分家、内外纠纷、商号内部的人事变动等都会涉及债务问题。报纸是商号向社会公示信誉的重要窗口，民国时期天津的报纸时常刊登涉及债务问题的声明。如：“本埠南市慎贻新里口杏花楼中西饭庄，因各股东志图别业，愿将全份家具一概兑出，今由合记接办，更名杏花楼合记饭庄。准期旧历正月十八日，所有以前杏花楼中西饭庄之名义欠内欠外账目等项，仍旧归旧股东自理，与杏花楼合记无涉。”④庆昌号因为有一个与之重名的商号，于是发表声明，以防债务问题的纠缠：“敝号与去年在公益栈庆昌号并不一事，如该号同人在外借贷银钱赊欠货物，招摇生事等情于敝号毫无干涉。”①合股分家首先也要依据民间惯例处理清理债务，如一个鲜果货栈“系仝萧两家合股”，“因萧姓股东年迈不欲合志经营，决意分手”，于是发表声明表示：
曾经中友共同核算，即将萧诊山君名下股本得利如数提清，并立有分白，逐件明晰，所有家倨外欠均已平分清楚，毫无纠葛，不清之处当经中友共同议明，而锦泰栈之生意，仍旧归锦泰栈仝记自行作成，照旧营业，至于以前客人存货借款，均归锦泰栈仝记一面经理，概不与萧姓相干，惟以前栈内作用之戳记图章，眼同中友剖作两份，双方收执，俾杜流弊，及至字号匾额仍更换锦泰栈仝记，以便区别，惟新用戳记图章，亦概加锦泰栈仝记二字，而免混同，自登报声明之后，务望惠顾诸商须认明锦泰栈仝记图章为凭。②
商号换人还须先把债务清理明白，如“聚顺和货栈开设多年，今因股东纠葛有友人调处，凡旧号一切事宜，已归沈树桂自行接替。系原地原人所有欠内欠外各项帐均由同茂甡担负，如有聚顺和存条保条由二十八日起至初三日祈，五日内来栈换清，过期不负责任”。③还有一个雇员被辞退后，商号防其在外借贷影响商号的声明：“敝行走街何汝梅，于阳历4月1日业经辞退出行，倘有伊自行在外挪借钱项担保等事，本行概不负责。”④
天津传统商号对自己的信誉都非常珍视。比如1917年1月，万顺祥号在天津作钱粮皮油，因为市场变动，利息太重导致无法还债，只好要求用自己的房产和土地抵债，以维持自己的信誉。他表示：“拟将敝号所有各货以及房田产业，并各庄坞所欠内各款，尽其所有，全数抵偿欠外各债。伏思敝号以数十年之名誉，一旦搁浅，商之惋惜痛恨纵不论，而众债猬集，无法筹措，困难万分。倘有一线光明，决不欲如此之败名失业。商之意旨，誓不坑人，容缓筹抵。”⑤从这段文字中，可见这个商号对自己的信誉的珍视与无法偿还债务的无奈心情。有的商人因为商业信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有个叫滕宝锐的商人，因为无法偿还亏损的债务，在自己的寓所内自杀。⑥
民国初期，中国商业依然延续着注重信誉的传统，视信誉为商号的生命。然而随着近代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联系空间的扩大，商业信用也出现了问题。
二、债务纠葛与逃债、赖债和躲债
信用对商业的运转来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正如蔼庐先生当时所言：“近世工商业之勃兴，贸易之发展，皆以信用为之枢纽。而其危险之程度亦与时俱进焉。当此信用经济时代，债权债务悉由信用而发生，债务履行之意志如何，能力如何，其影响债权者甚巨。”但他也看到，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债权的维护与中古时代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昔者信用之范围局限于一地，家产相承，执业有定，而今则不然。债务者即散处于各地，复时变其经营。况今日之事业规模较大，竞争尤烈。唯征信不克补充其资产值不足，于是债务者竭力膨胀其信用，充其资产之不足。一旦破绽毕露，遂至不可收拾矣。”⑦他认为近代以来，财产的流动性增加了，市场范围空前扩大，因对资产的控制与调查了解不足，导致了债务风险的扩大。
近代天津开埠之后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南北中西商业交往频繁，随着商业交往的增加，市场范围的扩大，政治动乱与战争不断，致使商业借贷风险日益提高，人们的商业道德有所下降，为债务争吵、逃债、赖债、躲债等种种情况屡见不鲜。下面就是一些近代天津日常商业活动中欠债、赖债的例子： （天津城）西头大药王庙欠广泉钰药店同事谢志汉，在南市华纶洋布铺与该铺长商熀阶催讨染债，致起纠葛，口角不休。⑧
鼓楼东振泰成衣铺掌柜于泰平，四十八岁，天津人，曾欠……永丰布庄洋七十元。拖欠很久了，昨天上午布庄的掌柜朱宝章在一饭庄前遇见于，双方争吵起来。⑨
因商业赊欠而发生争执的事件也常常见诸于报端：“利康烟公司罗云涛因刘松然赊欠烟卷洋不还，昨晚互相争吵不休。”①这些矛盾和争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信誉重视程度降低以及商业信誉的下降。
在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一些人还选择了弃铺或者迁移逃债。“近以本市各业商号，有因亏累潜逃或私行迁移不往该处呈报者，以致税收欠交。”政府被迫采取措施，加以戒备，“故凡开业歇业，在申请书上加盖殷实铺保戳记，以昭慎重”。②可见当时弃铺潜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对市场转运、国家税收和商业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南宫大街大兴画铺铺长孙庆兰，年二十岁，山东人，昨弃铺潜逃。③
河东十字街西同义彩染店掌柜刘仲全，三河县人，因亏累弃铺潜逃，当经特别二区将保人河北三马路秀志染店张锦堂传区，转送检察厅讯办。④
这些弃铺逃走者坑害了债权人、连累了保人。他们的债务一般是将其留下的东西清理拍卖抵偿，不过大多资不抵债。近代天津城中弃铺逃债的案例，显示了当时商业信誉缺失的严重。
更有甚者，还有想尽各种办法赖债的。乐盛大磁号曾于数年前歇业，拖欠各界债务均未清偿。后来铺东又在津开设复兴昌、新昌和两个磁庄，以致旧债主纷纷向其索债。经过地方庭判决，要求他如数偿还。而乐某以该款系属旧账，设词狡赖“并在高等庭上诉，现已于12日公开审理，闻乐某托某人向司法界说项”。⑤又如1916年，福生厚商号因为兴达号洋货铺铺长宋云舫常年拖欠货款，“延迟至今分文未还，一派空言搪塞”。从而要求天津商会评议，追偿债务。⑥
近代天津成为北方商业中心，天津商人与外埠商人之间也时常发生债务问题。源泰瓷庄顾静轩在1917年，请求天津商会追讨其被诓骗的债务。1916年，陕西榆林府商号德成厚铺掌王谦在源泰瓷庄购买瓷货共合银195两。发货之后，说好在中秋节前来清账。顾静轩听说王谦在津购办各行货物非只一次，于是答允，没料想王谦到10月仍未交款。顾经过调查发现“王谦竟由津购买木料，去年丰镇售卖。又由丰镇购买麦子去北京售卖，皆获厚利”。到了11月初，王谦到津“将银款带往租界银行兑回榆林，并闻德成厚有关闭之说，其家中甚富，广有产业。且在汾州府开设驼店，沿路生意甚多，此账不难归还”。⑦
有的债务人财产被查封后，私卖盘货以逃避债务。天津河北律纬路稻香村生意赔累，经过债权人等共同盘货，估计所剩价值3700元，经过法院判定不准债务人私自挪用。但不久之后，债权人永义生肉铺尚春岩在法租界发现一个叫朱子和的人正代稻香村私卖盘货，于是将朱子和控告到了法租界工部局。经查稻香村所存货物，已经短少了1500多元。⑧
近代天津商业借贷中，还有许多欺诈借贷。河北深县人郭崇墉、苏长荣两人，在孙长有经营的长发顺油店工作。孙长有自己不懂经商，全都依赖郭、苏二人办理，没料想二人心存不善，合谋欺骗孙长有借贷500余元。⑨
近代天津还出现讨债人失踪的事件。如天津人李宝琦，在特别二区金汤大马路三合成电料行充当工匠，为人非常老实。一天铺掌派其外出讨账，不料竟然失踪了。⑩
商业债务偿还不断出现问题，反映了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信用的下降，体现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债务困境。
三、破產倒闭的债务问题
近代以来，天津的许多商铺企业因为资不抵债，被迫宣布破产倒闭，于是出现了破产倒闭之后的债务问题。破产的企业或者商号牵连的债务问题往往会诉诸公堂或者法院，对企业及市场秩序都有很大的影响。如1935年，裕元纱厂破产清理，经股东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债务已非全部资产所能抵偿，全厂工人3000余名失业。①
对破产的商铺或者企业的债务往往采取对其流动或者固定资产进行拍卖的方式以抵债。张竹坡因为“外债环逼，周转不灵，以致营业停止”。于是债权人们将其告上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债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要求法院“传集债权讯明实情准予宣告破产”，拍卖抵债。②破产的商业有欠外埠以及外来资金债务的，也常常采取这种方式抵债。如庆丰益兴记棉纱庄倒闭，拖欠了洋行的货款，由绸布棉同业会代表杜绦泉设法维持，因为企业债务往来头绪较多，将资产拍卖清理后，再商议还债。③还有的由其担保的公司进行偿还，如北洋纱厂破产，拖欠某洋行8000两，由其担保公司担保，担保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偿债。④
有的商号常常以破产倒闭的方式来躲避债务或者在破产期间逃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给债权人带来了巨大损失。如1915年3月，忠厚堂、忠义堂、厚德堂的张铁生到商会揭发和春、和泰隐匿财产清单，以说明他们有隐匿财产的行为。他指出这两个商号的财产除天聚当外，还有些企业和房产，值一二万两。所以他要求商会传讯朱云青，让他登记破产以便拍卖，这才算是真正的破产清债。⑤有的商号在破产后，采取隐匿财产的方式逃债。如1923年1月，义善源、永利、永昌、洽源、敦庆长、纯暇堂、天吉堂等商号要求商会评议景德商号隐匿财产的问题。这个商号破产后进行清理，全部资产依然不足抵偿欠款。而后来他们听说景德商号的主人谢景和在天津地方审判厅与谢景春打官司，才知道谢姓还有许多产业。他们知道情况后要求法院“将产业归诸债权，清偿旧债，不能听其私自分析”。⑥
还有利用破产来转移货物，坑害债权人的情况。在1913年壬子之变后，天津商会收到了大米商源泰义的说帖，要求商会调查裕太成、裕德成。这两个商号在正月末宣布破产，共欠洋2491元，在请求查封的前一天，两个商号将货物转移。他要求商会将“该两号全数账目并转约三津磨坊，详加评议追其骗诈之计”。⑦
有的破产清理者干脆就暗度陈仓，转移抵债产业。天津锅店街德顺城工厂经理人徐子崇经营多年，拖欠西头掩骨会全祥工厂及法租界谦甡银号债款达4万余元。宣告清理后，由侯家后中街庆华提花工厂经理巴苍泉，乔同州等出面调解，将该厂货物家具严行封锁，以便拍卖偿还债务。但不久徐子崇称有事外出，竟不知去向。债权人等会同调解人共同启封存货，发现已经搬移一空。⑧
关键词 近代天津，商业借贷，信用，追偿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27-08
民间借贷的偿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许多学者对中国近代乡村债务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中国传统商人有着坚守信用的商业文化传统，对此韦伯曾惊奇地指出：“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跟中国商人在大宗贸易往来里的那种明显和突出的可靠性——例如与曾有过封建阶段的国家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以统一起来。”②然而在近代城市社会经济变迁中，传统商业信用却出现了一些变化。近代天津作为北方第一商业大埠，商业借贷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天津社会日益进入近代转型时期，商業债务的偿还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利用天津近代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试对近代天津商业债务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天津传统商业债务信誉
信誉是商业交易的生命线。正如韦伯所说的，重视信誉是中国商人的良好传统，天津商人亦然。即使遇到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战祸动乱等不可抗因素，或者市场变动、原债务人身亡等意外情况，导致相关债务无法偿还，也往往要有个说法，以示信誉。如李荣轩经营益德裕宁晋总店，自庚戌盐务风潮后因为资本不足，又因为水患频仍，外县利息加重，得不偿失。李荣轩于是打算另招股东改组维持运务，为此他登报声明表示：“所有以前鄙人经手益德裕盐包银钱账目并欠内欠外一切，全行交代清楚，并无纠葛不清等事，特登报声明以重名誉。”③
在商业活动中，商号的成立、运营、出兑、倒闭、分家、内外纠纷、商号内部的人事变动等都会涉及债务问题。报纸是商号向社会公示信誉的重要窗口，民国时期天津的报纸时常刊登涉及债务问题的声明。如：“本埠南市慎贻新里口杏花楼中西饭庄，因各股东志图别业，愿将全份家具一概兑出，今由合记接办，更名杏花楼合记饭庄。准期旧历正月十八日，所有以前杏花楼中西饭庄之名义欠内欠外账目等项，仍旧归旧股东自理，与杏花楼合记无涉。”④庆昌号因为有一个与之重名的商号，于是发表声明，以防债务问题的纠缠：“敝号与去年在公益栈庆昌号并不一事，如该号同人在外借贷银钱赊欠货物，招摇生事等情于敝号毫无干涉。”①合股分家首先也要依据民间惯例处理清理债务，如一个鲜果货栈“系仝萧两家合股”，“因萧姓股东年迈不欲合志经营，决意分手”，于是发表声明表示：
曾经中友共同核算，即将萧诊山君名下股本得利如数提清，并立有分白，逐件明晰，所有家倨外欠均已平分清楚，毫无纠葛，不清之处当经中友共同议明，而锦泰栈之生意，仍旧归锦泰栈仝记自行作成，照旧营业，至于以前客人存货借款，均归锦泰栈仝记一面经理，概不与萧姓相干，惟以前栈内作用之戳记图章，眼同中友剖作两份，双方收执，俾杜流弊，及至字号匾额仍更换锦泰栈仝记，以便区别，惟新用戳记图章，亦概加锦泰栈仝记二字，而免混同，自登报声明之后，务望惠顾诸商须认明锦泰栈仝记图章为凭。②
商号换人还须先把债务清理明白，如“聚顺和货栈开设多年，今因股东纠葛有友人调处，凡旧号一切事宜，已归沈树桂自行接替。系原地原人所有欠内欠外各项帐均由同茂甡担负，如有聚顺和存条保条由二十八日起至初三日祈，五日内来栈换清，过期不负责任”。③还有一个雇员被辞退后，商号防其在外借贷影响商号的声明：“敝行走街何汝梅，于阳历4月1日业经辞退出行，倘有伊自行在外挪借钱项担保等事，本行概不负责。”④
天津传统商号对自己的信誉都非常珍视。比如1917年1月，万顺祥号在天津作钱粮皮油，因为市场变动，利息太重导致无法还债，只好要求用自己的房产和土地抵债，以维持自己的信誉。他表示：“拟将敝号所有各货以及房田产业，并各庄坞所欠内各款，尽其所有，全数抵偿欠外各债。伏思敝号以数十年之名誉，一旦搁浅，商之惋惜痛恨纵不论，而众债猬集，无法筹措，困难万分。倘有一线光明，决不欲如此之败名失业。商之意旨，誓不坑人，容缓筹抵。”⑤从这段文字中，可见这个商号对自己的信誉的珍视与无法偿还债务的无奈心情。有的商人因为商业信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有个叫滕宝锐的商人，因为无法偿还亏损的债务，在自己的寓所内自杀。⑥
民国初期，中国商业依然延续着注重信誉的传统，视信誉为商号的生命。然而随着近代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联系空间的扩大，商业信用也出现了问题。
二、债务纠葛与逃债、赖债和躲债
信用对商业的运转来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正如蔼庐先生当时所言：“近世工商业之勃兴，贸易之发展，皆以信用为之枢纽。而其危险之程度亦与时俱进焉。当此信用经济时代，债权债务悉由信用而发生，债务履行之意志如何，能力如何，其影响债权者甚巨。”但他也看到，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债权的维护与中古时代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昔者信用之范围局限于一地，家产相承，执业有定，而今则不然。债务者即散处于各地，复时变其经营。况今日之事业规模较大，竞争尤烈。唯征信不克补充其资产值不足，于是债务者竭力膨胀其信用，充其资产之不足。一旦破绽毕露，遂至不可收拾矣。”⑦他认为近代以来，财产的流动性增加了，市场范围空前扩大，因对资产的控制与调查了解不足，导致了债务风险的扩大。
近代天津开埠之后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南北中西商业交往频繁，随着商业交往的增加，市场范围的扩大，政治动乱与战争不断，致使商业借贷风险日益提高，人们的商业道德有所下降，为债务争吵、逃债、赖债、躲债等种种情况屡见不鲜。下面就是一些近代天津日常商业活动中欠债、赖债的例子： （天津城）西头大药王庙欠广泉钰药店同事谢志汉，在南市华纶洋布铺与该铺长商熀阶催讨染债，致起纠葛，口角不休。⑧
鼓楼东振泰成衣铺掌柜于泰平，四十八岁，天津人，曾欠……永丰布庄洋七十元。拖欠很久了，昨天上午布庄的掌柜朱宝章在一饭庄前遇见于，双方争吵起来。⑨
因商业赊欠而发生争执的事件也常常见诸于报端：“利康烟公司罗云涛因刘松然赊欠烟卷洋不还，昨晚互相争吵不休。”①这些矛盾和争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信誉重视程度降低以及商业信誉的下降。
在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一些人还选择了弃铺或者迁移逃债。“近以本市各业商号，有因亏累潜逃或私行迁移不往该处呈报者，以致税收欠交。”政府被迫采取措施，加以戒备，“故凡开业歇业，在申请书上加盖殷实铺保戳记，以昭慎重”。②可见当时弃铺潜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对市场转运、国家税收和商业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南宫大街大兴画铺铺长孙庆兰，年二十岁，山东人，昨弃铺潜逃。③
河东十字街西同义彩染店掌柜刘仲全，三河县人，因亏累弃铺潜逃，当经特别二区将保人河北三马路秀志染店张锦堂传区，转送检察厅讯办。④
这些弃铺逃走者坑害了债权人、连累了保人。他们的债务一般是将其留下的东西清理拍卖抵偿，不过大多资不抵债。近代天津城中弃铺逃债的案例，显示了当时商业信誉缺失的严重。
更有甚者，还有想尽各种办法赖债的。乐盛大磁号曾于数年前歇业，拖欠各界债务均未清偿。后来铺东又在津开设复兴昌、新昌和两个磁庄，以致旧债主纷纷向其索债。经过地方庭判决，要求他如数偿还。而乐某以该款系属旧账，设词狡赖“并在高等庭上诉，现已于12日公开审理，闻乐某托某人向司法界说项”。⑤又如1916年，福生厚商号因为兴达号洋货铺铺长宋云舫常年拖欠货款，“延迟至今分文未还，一派空言搪塞”。从而要求天津商会评议，追偿债务。⑥
近代天津成为北方商业中心，天津商人与外埠商人之间也时常发生债务问题。源泰瓷庄顾静轩在1917年，请求天津商会追讨其被诓骗的债务。1916年，陕西榆林府商号德成厚铺掌王谦在源泰瓷庄购买瓷货共合银195两。发货之后，说好在中秋节前来清账。顾静轩听说王谦在津购办各行货物非只一次，于是答允，没料想王谦到10月仍未交款。顾经过调查发现“王谦竟由津购买木料，去年丰镇售卖。又由丰镇购买麦子去北京售卖，皆获厚利”。到了11月初，王谦到津“将银款带往租界银行兑回榆林，并闻德成厚有关闭之说，其家中甚富，广有产业。且在汾州府开设驼店，沿路生意甚多，此账不难归还”。⑦
有的债务人财产被查封后，私卖盘货以逃避债务。天津河北律纬路稻香村生意赔累，经过债权人等共同盘货，估计所剩价值3700元，经过法院判定不准债务人私自挪用。但不久之后，债权人永义生肉铺尚春岩在法租界发现一个叫朱子和的人正代稻香村私卖盘货，于是将朱子和控告到了法租界工部局。经查稻香村所存货物，已经短少了1500多元。⑧
近代天津商业借贷中，还有许多欺诈借贷。河北深县人郭崇墉、苏长荣两人，在孙长有经营的长发顺油店工作。孙长有自己不懂经商，全都依赖郭、苏二人办理，没料想二人心存不善，合谋欺骗孙长有借贷500余元。⑨
近代天津还出现讨债人失踪的事件。如天津人李宝琦，在特别二区金汤大马路三合成电料行充当工匠，为人非常老实。一天铺掌派其外出讨账，不料竟然失踪了。⑩
商业债务偿还不断出现问题，反映了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信用的下降，体现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变迁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债务困境。
三、破產倒闭的债务问题
近代以来，天津的许多商铺企业因为资不抵债，被迫宣布破产倒闭，于是出现了破产倒闭之后的债务问题。破产的企业或者商号牵连的债务问题往往会诉诸公堂或者法院，对企业及市场秩序都有很大的影响。如1935年，裕元纱厂破产清理，经股东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债务已非全部资产所能抵偿，全厂工人3000余名失业。①
对破产的商铺或者企业的债务往往采取对其流动或者固定资产进行拍卖的方式以抵债。张竹坡因为“外债环逼，周转不灵，以致营业停止”。于是债权人们将其告上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债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要求法院“传集债权讯明实情准予宣告破产”，拍卖抵债。②破产的商业有欠外埠以及外来资金债务的，也常常采取这种方式抵债。如庆丰益兴记棉纱庄倒闭，拖欠了洋行的货款，由绸布棉同业会代表杜绦泉设法维持，因为企业债务往来头绪较多，将资产拍卖清理后，再商议还债。③还有的由其担保的公司进行偿还，如北洋纱厂破产，拖欠某洋行8000两，由其担保公司担保，担保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偿债。④
有的商号常常以破产倒闭的方式来躲避债务或者在破产期间逃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给债权人带来了巨大损失。如1915年3月，忠厚堂、忠义堂、厚德堂的张铁生到商会揭发和春、和泰隐匿财产清单，以说明他们有隐匿财产的行为。他指出这两个商号的财产除天聚当外，还有些企业和房产，值一二万两。所以他要求商会传讯朱云青，让他登记破产以便拍卖，这才算是真正的破产清债。⑤有的商号在破产后，采取隐匿财产的方式逃债。如1923年1月，义善源、永利、永昌、洽源、敦庆长、纯暇堂、天吉堂等商号要求商会评议景德商号隐匿财产的问题。这个商号破产后进行清理，全部资产依然不足抵偿欠款。而后来他们听说景德商号的主人谢景和在天津地方审判厅与谢景春打官司，才知道谢姓还有许多产业。他们知道情况后要求法院“将产业归诸债权，清偿旧债，不能听其私自分析”。⑥
还有利用破产来转移货物，坑害债权人的情况。在1913年壬子之变后，天津商会收到了大米商源泰义的说帖，要求商会调查裕太成、裕德成。这两个商号在正月末宣布破产，共欠洋2491元，在请求查封的前一天，两个商号将货物转移。他要求商会将“该两号全数账目并转约三津磨坊，详加评议追其骗诈之计”。⑦
有的破产清理者干脆就暗度陈仓，转移抵债产业。天津锅店街德顺城工厂经理人徐子崇经营多年，拖欠西头掩骨会全祥工厂及法租界谦甡银号债款达4万余元。宣告清理后，由侯家后中街庆华提花工厂经理巴苍泉，乔同州等出面调解，将该厂货物家具严行封锁，以便拍卖偿还债务。但不久徐子崇称有事外出，竟不知去向。债权人等会同调解人共同启封存货，发现已经搬移一空。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