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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节。今年，我的伯父裴丽生同志离开我们已七个年头了，但回想起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伯父1906年10月出生于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1923年夏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清华大学录取，在爷爷的至交安恭己先生资助下入学深造。从四年的大学生活和两年的北平社联活动开始，伯父便步入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伯父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他翻译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费尔巴哈论》在全国出版发行，后来，赖若愚同志曾购得此书，建国后又送给了他。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教师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参与北平社联的领导工作，曾联合垣曲县在北平各大学学习的11个同乡组织成立了《垣民之友》社，编辑《垣民之友》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垣曲籍老领导、邮电部原部长文敏生老人曾对我说，他就是看了《垣民之友》等进步刊物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抗日战争时期，伯父是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宣传工作负责人，他继宋劭文同志之后担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长。后任山西第六专署河东办事处主任、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伯父和戎伍胜同志曾去临汾土门村见阎锡山，阎锡山在略事寒暄之后就对他的军官们讲，你们的脑子不开化，还是他们的思想活跃些。随后他又讲了一通利用牺盟会的“道理”，伯父和戎伍胜同志相视一笑。1941年后，伯父先后任山西第三专署副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配合薄一波专员、牛佩琮主任负责财政贸易、民主建政等工作。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太岳根据地进行过两次“铁壁合围”大“扫荡”。在反“扫荡”期间，伯父在太岳区党委领导下，整日整夜部署空室清野、疏散机关干部和非战斗人员，组织民兵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活动。在反“扫荡”后的抗战最困难时期，伯父侧重负责太岳区的财经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为保障根据地几十万军队、干部的供给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他深入调查研究，用心探索根据地经济建设规律，大力促进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用土特产换回了根据地所匮乏的棉花、食盐、药品、火柴等战略物资，从经济上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解放战争时期，伯父作为运城战役的太岳区代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前委委员、后勤司令员，参加了解放山西全境的战斗。他同牛荫冠、田杰三、史怀璧等同志一起，协助彭德怀、徐向前司令员，指挥20到40万的民工、民兵，紧张有序地为部队运送弹药、攻坚器材、粮草和伤员，保证了四大战役的告捷。在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中，太岳区先后参加支前的干部、民工达23万人。后勤司令部曾在几天时间内，动员运城周围几十里以内的群众，把17万块门板送到阵地。太原战役期间，解放区直接参战的民工有40万人，其中民兵5万人。罗贵波同志在回忆太原战役的文章中说：“太原战役前后长达半年之久，集中了几十万部队，在前线，后勤工作的任务很大。只是吃一顿饭，每天就需40万斤小米，再加上其他战争必需品，数量是很大的。……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援，太原战役是不会打得那么顺利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说裴丽生等同志立了大功。后来，我跟伯父说起徐帅对他们的评价，伯父感叹地说：“徐帅总是把荣誉让给别人，其实他最辛苦。”
新中国成立前后，伯父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炮火刚停，伯父就和赖若愚同志率太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入城办公，组织成立生活自救委员会，接管工矿企业和公用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8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后，伯父作为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先后配合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程子华、赖若愚同志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1952年4月任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任省长，1956年3月奉调进京。在省政府6年任期内，伯父曾进行了几次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调查。1951年夏，他带领工作组对太原矿务局、山西水泥厂、山西化学厂等一批厂矿企业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查，这次调查使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种模式心中有数，也为他自己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从熟悉农村、农业到熟悉城市、工业这个战略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52年春，他又带领干部到兴县、忻州、汾阳三个专区进行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当时，省政府还没有轿车、吉普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伯父和办公室主任武锐等人乘坐一辆卡车就出发了。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以及晋西北农村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少种多收等重大建议。此议得到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的全力支持和常委们的一致赞同，陶鲁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后，又得到毛主席的完全肯定。
1956年春，中央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决定抽调张劲夫同志和伯父到科学院工作，伯父任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副院长，一直到“文革”前夕。在分工领导中科院国防科技工作的10年间，围绕“两弹一星”的研制，伯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作为中科院与二机部、五院（七机部）协作小组成员，曾同七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志率工作组到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安排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制任务。伯父曾对我讲，为研制分离铀同位素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全氟油”，他请上海有机化学所组织科学家分析苏联专家撤离时留下的几个空盒子中的残留物，组织专家研制组试制，结果研制出样品，自己建了个厂子投入生产。在导弹研制工作中，伯父配合五院，在中科院有关部门落实科研、试制任务达95项、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中科院作为人造卫星总体和技术抓总单位，具体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在院党组领导下，伯父召集有关部门深入讨论研究，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科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得到中央专委批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人员任务紧迫繁重，但粮食供应不足，影响到身体健康。伯父在科研一线调查中看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出面向有关方面建议，给科学家们增加一些营养食品，使大家感受到党的温暖。
“文革”结束后，伯父担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工作。到任后，他首先抓拨乱反正，将第一届科协的150名委员、24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从仍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公职、被下放农村或劳改等逆境中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四处奔波，寻找办公地点，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他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重新建立财务、基建、物资、外汇等各种户头，使这个“科学家之家”重新运转起来。科协“二大”之后，伯父和科协领导班子便下大力气抓县科协、厂矿科协、公社科普协会的恢复建设工作。到1983年，全国70%以上的县恢复建立了科协组织，全国乡镇科普协会发展到2.5万个，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达到一万多个，还有200多万人的三结合农村科技队伍。此事得到了国家农委、中共中央研究室和万里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写进了中共中央1982、1983年的一号文件。1986年，伯父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1990年7月，又被伍修权、陆定一同志推荐，并经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担任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首任会长。
伯父一生谦虚谨慎，质朴坦诚，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与原山西省委书记程子华、赖若愚、陶鲁笳等同志在建国后头几年团结共事，感情很深。晚年，他常忆及往事，说程子华、赖若愚两任书记对他支持很大，他跟陶鲁笳书记合作得最好。陶鲁笳书记曾说过：有一年我回到山西，有的领导同志问我，50年代你当省委第一书记，裴丽生当省长，你们合作得如何，是如何合作的？我立刻惬意地回答说，我们合作得很好，都很满意。……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知己，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一次，陶鲁笳书记来访，他走后我问伯父，建国后您一直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资格也老，后来怎么是陶叔叔当了省委书记？伯父说，鲁笳同志比我年轻，能力也强，他比我合适。伯父的胸襟、为人使我深受教育。
伯父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工作关系，他和周总理接触多一些，他给我讲过两件事。1966年，他随周总理赶赴邢台地震灾区，视察灾情后，地方政府请周总理给灾民讲话。当时天冷风大，当地干部们特地安排了一辆大卡车请总理站在上面背风面向群众。可是，当总理发现乡亲们都面对着风时，马上要求群众听他的口令，向后转。然后，周总理一人迎风站立，向受灾群众表示慰问，鼓励他们重建家园。还有一次是在“文革”初期，中科院所长以上领导干部都成了批判对象，伯父和张劲夫等同志白天接受轮番批判，晚上处理院务工作，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喘息时间。在这期间，周总理亲自找科学院两派人员开会，伯父打了个盹，造反派就叫喊“站起来”，总理问他怎么回事，伯父即报告总理说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总理摆手让他坐下。“文革”后期，也是郭沫若院长把伯父等人的情况呈报给周总理，在总理的关照下他们一批人才回到北京。
1998年，是周总理诞辰100周年，伯父恭恭敬敬地写下了“光明磊落”四个大字送纪念活动组委会，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我们家族中，伯父算是长寿的。在他的晚年，我跟他接触多一些，我感到他淡泊名利、宽厚待人的心态和不断学习进取的精神，是他保持健康的主要因素。他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不走极端，不伤害干部，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他热情待人，真诚对待同事、朋友和家乡的来人，同他打过交道的，都说他没有一点架子。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山西某风景区的负责同志赶到北京请伯父为他们题写牌匾，伯父推辞说自己不是书法家，他给著名书画家董寿平老人打电话，并亲自领着来人找董老题字。前些年，家乡村里扩建小学，他让我给捎去一万元。他把名誉地位看得比较淡，从不为此去拉关系，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离休后，伯父坚持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精研细读，眉批夹评，看到报纸上的好文章，都要请刘秘书帮他剪贴下来，积存了大量资料。伯父的毛笔字写得已经很好了，但他每天还要在报纸上临习《郑文公碑》等魏碑名帖，我说给您买点宣纸吧，他坚决不要。每天清晨，伯父坚持边听新闻联播边打太极拳，90岁之后，他不便在户外活动了，每天上午要推着轮椅在客厅走上百个来回……
伯父在我省和我国科技界有一定影响，他的忠诚党的事业、勤勉务实的作风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得到许多老领导、老同事以及熟悉他的同志们的肯定。我想，作为晚辈，学习、继承伯父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应该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责编 任 重)
伯父1906年10月出生于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1923年夏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清华大学录取，在爷爷的至交安恭己先生资助下入学深造。从四年的大学生活和两年的北平社联活动开始，伯父便步入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伯父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他翻译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费尔巴哈论》在全国出版发行，后来，赖若愚同志曾购得此书，建国后又送给了他。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教师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参与北平社联的领导工作，曾联合垣曲县在北平各大学学习的11个同乡组织成立了《垣民之友》社，编辑《垣民之友》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垣曲籍老领导、邮电部原部长文敏生老人曾对我说，他就是看了《垣民之友》等进步刊物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抗日战争时期，伯父是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宣传工作负责人，他继宋劭文同志之后担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长。后任山西第六专署河东办事处主任、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伯父和戎伍胜同志曾去临汾土门村见阎锡山，阎锡山在略事寒暄之后就对他的军官们讲，你们的脑子不开化，还是他们的思想活跃些。随后他又讲了一通利用牺盟会的“道理”，伯父和戎伍胜同志相视一笑。1941年后，伯父先后任山西第三专署副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配合薄一波专员、牛佩琮主任负责财政贸易、民主建政等工作。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太岳根据地进行过两次“铁壁合围”大“扫荡”。在反“扫荡”期间，伯父在太岳区党委领导下，整日整夜部署空室清野、疏散机关干部和非战斗人员，组织民兵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活动。在反“扫荡”后的抗战最困难时期，伯父侧重负责太岳区的财经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为保障根据地几十万军队、干部的供给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他深入调查研究，用心探索根据地经济建设规律，大力促进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用土特产换回了根据地所匮乏的棉花、食盐、药品、火柴等战略物资，从经济上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解放战争时期，伯父作为运城战役的太岳区代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前委委员、后勤司令员，参加了解放山西全境的战斗。他同牛荫冠、田杰三、史怀璧等同志一起，协助彭德怀、徐向前司令员，指挥20到40万的民工、民兵，紧张有序地为部队运送弹药、攻坚器材、粮草和伤员，保证了四大战役的告捷。在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中，太岳区先后参加支前的干部、民工达23万人。后勤司令部曾在几天时间内，动员运城周围几十里以内的群众，把17万块门板送到阵地。太原战役期间，解放区直接参战的民工有40万人，其中民兵5万人。罗贵波同志在回忆太原战役的文章中说：“太原战役前后长达半年之久，集中了几十万部队，在前线，后勤工作的任务很大。只是吃一顿饭，每天就需40万斤小米，再加上其他战争必需品，数量是很大的。……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援，太原战役是不会打得那么顺利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说裴丽生等同志立了大功。后来，我跟伯父说起徐帅对他们的评价，伯父感叹地说：“徐帅总是把荣誉让给别人，其实他最辛苦。”
新中国成立前后，伯父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炮火刚停，伯父就和赖若愚同志率太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入城办公，组织成立生活自救委员会，接管工矿企业和公用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8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后，伯父作为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先后配合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程子华、赖若愚同志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1952年4月任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任省长，1956年3月奉调进京。在省政府6年任期内，伯父曾进行了几次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调查。1951年夏，他带领工作组对太原矿务局、山西水泥厂、山西化学厂等一批厂矿企业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查，这次调查使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种模式心中有数，也为他自己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从熟悉农村、农业到熟悉城市、工业这个战略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52年春，他又带领干部到兴县、忻州、汾阳三个专区进行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当时，省政府还没有轿车、吉普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伯父和办公室主任武锐等人乘坐一辆卡车就出发了。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以及晋西北农村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少种多收等重大建议。此议得到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的全力支持和常委们的一致赞同，陶鲁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后，又得到毛主席的完全肯定。
1956年春，中央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决定抽调张劲夫同志和伯父到科学院工作，伯父任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副院长，一直到“文革”前夕。在分工领导中科院国防科技工作的10年间，围绕“两弹一星”的研制，伯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作为中科院与二机部、五院（七机部）协作小组成员，曾同七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志率工作组到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安排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制任务。伯父曾对我讲，为研制分离铀同位素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全氟油”，他请上海有机化学所组织科学家分析苏联专家撤离时留下的几个空盒子中的残留物，组织专家研制组试制，结果研制出样品，自己建了个厂子投入生产。在导弹研制工作中，伯父配合五院，在中科院有关部门落实科研、试制任务达95项、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中科院作为人造卫星总体和技术抓总单位，具体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在院党组领导下，伯父召集有关部门深入讨论研究，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科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得到中央专委批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人员任务紧迫繁重，但粮食供应不足，影响到身体健康。伯父在科研一线调查中看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出面向有关方面建议，给科学家们增加一些营养食品，使大家感受到党的温暖。
“文革”结束后，伯父担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工作。到任后，他首先抓拨乱反正，将第一届科协的150名委员、24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从仍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公职、被下放农村或劳改等逆境中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四处奔波，寻找办公地点，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他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重新建立财务、基建、物资、外汇等各种户头，使这个“科学家之家”重新运转起来。科协“二大”之后，伯父和科协领导班子便下大力气抓县科协、厂矿科协、公社科普协会的恢复建设工作。到1983年，全国70%以上的县恢复建立了科协组织，全国乡镇科普协会发展到2.5万个，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达到一万多个，还有200多万人的三结合农村科技队伍。此事得到了国家农委、中共中央研究室和万里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写进了中共中央1982、1983年的一号文件。1986年，伯父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1990年7月，又被伍修权、陆定一同志推荐，并经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担任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首任会长。
伯父一生谦虚谨慎，质朴坦诚，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与原山西省委书记程子华、赖若愚、陶鲁笳等同志在建国后头几年团结共事，感情很深。晚年，他常忆及往事，说程子华、赖若愚两任书记对他支持很大，他跟陶鲁笳书记合作得最好。陶鲁笳书记曾说过：有一年我回到山西，有的领导同志问我，50年代你当省委第一书记，裴丽生当省长，你们合作得如何，是如何合作的？我立刻惬意地回答说，我们合作得很好，都很满意。……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知己，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一次，陶鲁笳书记来访，他走后我问伯父，建国后您一直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资格也老，后来怎么是陶叔叔当了省委书记？伯父说，鲁笳同志比我年轻，能力也强，他比我合适。伯父的胸襟、为人使我深受教育。
伯父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工作关系，他和周总理接触多一些，他给我讲过两件事。1966年，他随周总理赶赴邢台地震灾区，视察灾情后，地方政府请周总理给灾民讲话。当时天冷风大，当地干部们特地安排了一辆大卡车请总理站在上面背风面向群众。可是，当总理发现乡亲们都面对着风时，马上要求群众听他的口令，向后转。然后，周总理一人迎风站立，向受灾群众表示慰问，鼓励他们重建家园。还有一次是在“文革”初期，中科院所长以上领导干部都成了批判对象，伯父和张劲夫等同志白天接受轮番批判，晚上处理院务工作，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喘息时间。在这期间，周总理亲自找科学院两派人员开会，伯父打了个盹，造反派就叫喊“站起来”，总理问他怎么回事，伯父即报告总理说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总理摆手让他坐下。“文革”后期，也是郭沫若院长把伯父等人的情况呈报给周总理，在总理的关照下他们一批人才回到北京。
1998年，是周总理诞辰100周年，伯父恭恭敬敬地写下了“光明磊落”四个大字送纪念活动组委会，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我们家族中，伯父算是长寿的。在他的晚年，我跟他接触多一些，我感到他淡泊名利、宽厚待人的心态和不断学习进取的精神，是他保持健康的主要因素。他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不走极端，不伤害干部，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他热情待人，真诚对待同事、朋友和家乡的来人，同他打过交道的，都说他没有一点架子。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山西某风景区的负责同志赶到北京请伯父为他们题写牌匾，伯父推辞说自己不是书法家，他给著名书画家董寿平老人打电话，并亲自领着来人找董老题字。前些年，家乡村里扩建小学，他让我给捎去一万元。他把名誉地位看得比较淡，从不为此去拉关系，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离休后，伯父坚持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精研细读，眉批夹评，看到报纸上的好文章，都要请刘秘书帮他剪贴下来，积存了大量资料。伯父的毛笔字写得已经很好了，但他每天还要在报纸上临习《郑文公碑》等魏碑名帖，我说给您买点宣纸吧，他坚决不要。每天清晨，伯父坚持边听新闻联播边打太极拳，90岁之后，他不便在户外活动了，每天上午要推着轮椅在客厅走上百个来回……
伯父在我省和我国科技界有一定影响，他的忠诚党的事业、勤勉务实的作风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得到许多老领导、老同事以及熟悉他的同志们的肯定。我想，作为晚辈，学习、继承伯父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应该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责编 任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