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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之象
2012年春夏之季，我为完成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分别从宜宾逆朱提江、泸州逆赤水河而上，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一次来到川西的犍为县，明朝时所建立的县文庙里正好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不禁疑窦丛生。
“犍为”一词历史久远。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开西南夷时，就分巴、蜀两郡，在今宜宾市偏西南另置犍为郡，治所之地在今贵州省遵义境内，称之“ 鄨县”（ 音biē，同鳖）。犍为郡管辖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牂牁郡管辖今贵州南部及周边地区。牂牁郡治且兰（今贵州贵定、凯里、安顺附近）。西汉中晚期，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划入牂牁郡管辖。据说当时郡内有山，名字就叫“犍”，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篆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来作为新设立的郡名。隋开皇三年（583年），改武阳县为犍为县，此为“犍为”作为县名之始，自此沿用至今，即为后来的犍为县。
这是一般四川历史地理典籍里常见的解释。但对“为”字的解释，显然被《说文解字》误导了。
“爲”字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许慎到底见过猴子没有呢？我深表怀疑。
“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者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真相毫无关系。“爲”本来的意思，就是役使大象有所“作爲”，“爲”人服务。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据金文和石鼓文的“爲”，训为：“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他认为古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才将大象役之于土木、耕作等工程。这一点上，他比许慎高明许多。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赢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秦并巴蜀之后，广开“西南夷”，有点像现在的城市摊大饼运动。在森林覆盖密度极大、人口稀少的西南地区推行“文明”，无数生存着的植被、动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我在雅安、乐山、成都金沙博物馆等地，见识过直径达三米、长四五十米的巨型硅化木与乌木，它们至少生长了二三千年。早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渐为人们所驯服而役使。本地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一度“反哺”中原文化。比如，巴蜀文字学者冯广宏先生就对我指出：《说文解字》里的“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而蒙文通先生早年率先发表了这一洞见。而在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钱玉趾先生有相关考据）。因此，我怀疑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到了蜀汉三国时代，尚有著名的“曹冲称象”。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本事出于印度佛典，他认为地处中原的曹魏境内无象，所以不得不与孙权进献之事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智人失察。因为后来的历史地理学者曾总结过大量正史中出现野象的记载，南北朝时今安徽、湖南、江苏，直至北宋时今湖北等地都出现过野象闯入被猎杀的记载。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先生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对此便作了很好的印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这些亚洲象的象牙就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的，并非外来品。
巴蜀历史学者黄剑华指出，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譬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表達的也是将象牙祭献神灵之意。（《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我们再回到现实里扑朔迷离的“犍为”。
郡名“犍为”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有1422年。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族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股数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黄建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也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这一解释，的是洞见。我以为，在幅员广阔的“犍为”境内，是野牛、大象的栖居之地，尽管未必是“诗意”的。这进一步暗合了学者朱大可的观点：古蜀地乃是中国的“想象”之地，至少是当时逸出黄河文明一块“想象”的飞地。蜀人自古好文，辞赋、诗歌异常发达，远离他们南迁而去的大象，在“想象”之中上天入地。
写到这里，可能出现的学理漏洞在于：为何成都平原没有发现野生大象骨骼或化石呢？
双流县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经分析，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双堰村的地质构造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不仅如此，除了恐龙不可能在这里出没外，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可能在这里生存过，而且呈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如今这块大象化石就保存在双流文物展览馆里，它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县、简阳市，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發现了多件距今4万年的野生象化石。
进一步考察词源，可以发现“想象”一词属于“出口转内销”。
“想象”一词源自日语想象（sozo），而日语译自英语imagination。但是，古汉语里也有“想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想象犹吾心也。”再如《楚辞·远游》：“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这里指的是“想念”，与现代汉语“想象”意义不同，不能据此以为古已有之。这也可以看作是诗歌的一种“发生学”：首先是无尽地想念，然后想念腾空而起，神驰八级，想念与想象乃是诗与歌的双翼。
查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编辑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是到那时为止已经进入近代或现代汉语的外来语（字、词等）一万多条，“想象”一词位列其中。我估计这一来源，是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学者们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进行了汉英对译。这样，它被洋人送回到了现代汉语里，但依然散发远古的光辉。
我在有关张献忠征战西南的史料里，发现他的部队在四川等地广泛使用过战象，而大象来自云南。1651年刘文秀进攻吴三桂镇守的保宁府战役中，刘文秀带来了十三头战象，其中死亡了三头，他大败，最后骑在象背上渡过嘉陵江才逃过一劫……这是大象在四川出没的最后时刻了。
“想象”用“象”而不用“像”的最佳剖析术，是来自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观点：“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韩非子·解老》），就是说，正是由于很少有人见到活象，古人只好通过获得的象骨、象牙来想象、复原活着的大象。我们闭眼再想象一下吧，人们没有去想狗、想牛、想犀（远古成都平原也有犀牛）、想老虎，道理在于这些动物或过于寻常，或难以驯服。想象出来的虚象，就是意象。此时的象，不再受具体形式控制，有点接近“盲人摸象”，成为了消失的大象留给人们的灵魂造影。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尽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指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言语与象，仅仅是认识事物的载体或媒介吗？也许，个中还有一个地缘的根，深犁于我们的语境。所以，蜀地诗人辈出，自古以来想象力发达，真要感谢我们故国的大象，尽管诗歌鱼龙曼衍，罔象嘤咛，万不可“得意忘象”哟。
瓦屋山甪端记
神秘的甪端
石河发源于峨眉山的万佛顶、接引殿一带，流经铜厂坝、小楔头，至蕨坪坝（脚盆坝），有从龙洞村的龙洞溢出的泉流，经曾板沱汇入，流至洪雅县南注入吴河、花溪河，在洪雅止戈镇注入青衣江。
七里坪与峨眉山辖区的分界线就是仅几米宽的石河，以东属峨眉，以西属洪雅县，是一块远古滑坡形成的山间平坝，面积10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左右。在这块曾经属于洪雅县林场的森林之中，近年建有一个庞大的国际度假聚落，前几年我在此购买了一处度假房，夏季长居于此。
一天我在山脚曹溪边的栈道漫步，碰到几个村民。他们说，沿着这条山溪，是自古以来峨眉山通往瓦屋山的捷径。而从七里坪到达高庙镇后，还要走70公里盘山道，才接近瓦屋山。其实，瓦屋山在20世纪70年代才将东部划归洪雅县管辖，它历来是荥经县境内的宗教圣山。在从县城到瓦屋山的莽莽森林之中，潜藏着一条古代的朝圣之路——辟支佛文化朝圣路线：开善寺——云峰寺——狮子坪——雷洞坪——金瓦店——铜瓦店——瓦屋山光相寺。
瓦屋山位于四川省洪雅县与荥经县交界区域，顶平崖陡，因其形似川西屋顶，故名瓦屋山，地理学上称为桌山或桌状山。我去的时候不巧，外面还出着红火大太阳，靠近山麓就阴霾起伏，一会儿浓雾就大团大团涌来，山影、森林立即隐去了，打开汽车大灯也难以穿透雾气，气温陡然下降了七八度。古人说瓦屋山是“妖山”，第一，在于其特殊的地望，它是距离古蜀汉区距离最近的原始老林；第二，它是东汉五斗米教的道山之一，唐、宋两代瓦屋山鼎盛时，香客游人不逊于峨眉山。元末明初，张三丰到瓦屋山修行创立“屋山派”，后被明王朝诬为“妖山”予以封禁。道观拆除、封绝道路，封山几百年的结果，使这里不但葆有古蜀国的一些文化孑遗（比如巴蜀图语，有些已经融入道家的符咒），更有神奇的植物与动物。 巨大的停车场停满了汽车，必须乘坐景区的专用车才能进山。抵达山踝一线，雾气蒙蒙，不辨东西，再乘缆车上山，我感觉是被硬生生提上去的。几分钟后，一缕阳光打在脸上，钢缆穿越云雾，我已经跃升于厚厚云层之上。啊，上面冷杉葱绿，高达十几丈，傲然挺立于蓝天之上。不但可以看到峨眉万佛崖，而且木雅-贡嘎山的雪峰也灿然可见。
我想弄清楚的，是这里的神物——甪端。有的古书写作角端、角瑞、甪瑞，均为“甪端”的错讹。传说秦始皇见此怪物，起名“甪端”，用“甪”不用“角”，意思是它有独角而非双角，这显然是古人的误会。
甪端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之兽。 甪端也见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影响日益深远。当初甪端确非瑞兽，后至宋明时期，演化为明君圣主当政之吉兆，亦多见于瓷塑。据说其模样与麒麟相似，头上一角。人们确定甪端的形状是：犀角、狮身、龙背、熊爪、鱼鳞、牛尾。 《宋书·符瑞志下》：“甪端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甪端第一次被提及，是蜀国的才子、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他在《上林赋》里描述说：“其兽则麒麟、甪端。”上林园是汉朝最大的皇家园林，畜有古代的各种野兽，当然有的野兽恐怕只存于传说中。郭璞的注释十分重要：“甪端似貊，角在鼻上，中作弓。”“角在鼻上，中作弓”，“中”为合适、适度之意，合适的角选作弓的制材。
有时，甪端作为艺术形象被做成避邪之物（比如今天河南省的宋陵）。清朝诗人王士禛典试四川期间，搜集巴蜀傳闻，写有《陇蜀馀闻》一卷，他指出：“甪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食虎豹。山僧恒养之，以资卫护。又近于渠搜发献鼠犬。人常置其石造像于门，驱邪也。”同治三年（1863）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收录了这一条记载，这与清嘉庆《洪雅县志·祥异》的记载也是大同小异，但后者更为详细：“瓦屋山有兽焉。其性食虎豹，不伤人，人不知其名，以其似图画中甪端，遂以名之长毛和尚云。每雪深，山僧徙双洞溪，即来止殿中，僧来乃去。殿甚洁若洒分者。然夫深山大泽，虎豹窟焉，非有物以制之，将肆横而不可测。甪端不伤人，且近佛，则其性慈。然食虎豹，殆仁以锄暴欤！故为记之。”后来，王士禛在《香祖笔记》卷三里再次提及此事，补充说：“峨嵋瓦屋山出貔貅，常诵佛号，予《陇蜀余闻》载之。雅州傅良选进士云，其乡蔡山多貔貅，状如黄牛犊，性食虎豹，而驯于人，常至僧舍索食。”很明显，他并没有见过神兽，便笼而统之，将甪端、貔貅混为一谈。
彰显仁兽的超级技能，不外乎在于其“仁者无敌”，再加上它奇特的外貌。自古以来，瓦屋山虎豹众多，这为甪端的峭拔出尘提供了场域。
清柯劭忞《元史·志第三上五行一》记载说：“元起溯漠，方太祖西征，甪端现于东印度。为人语云：汝主宜还，意者谓乃天告之以止杀之意也。”由此可见它为仁兽，这乃是罕见的祥瑞之物。尽管这一记载学术界有争议，但甪端具有“止杀之意”是无疑的，高庙镇下山进入三江平原，即有“止戈镇”，地名似乎具有某种勾连。
甪端的外貌，更值得重视。
1931年出版的王云五主编《辞源续编》收录有“甪端”条，指出：“甪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兽则麒麟甪端，其形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此物与麒麟同列，故在诸多动物种类中之地位不凡。中国古人有龙、凤、龟、麟谓之四类之说，瓦屋山上产此异兽，的确是拜上天所赐。
著名历史学家谭旦冏于1942年在成都调查传统弓箭的制作方法， 详细地记载了四川成都“长兴”弓箭铺的选材、制作、使用、销售等情况，为后代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他总结道：“近年来，全中国制造弓箭的地方，是仅有北平和成都，然而也只是奄奄一息地很难维持下去，有的有人才而无工作，有的有工作而无销路，全消灭或失传是在不久的将来。”（谭旦冏：《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第23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199-243页） 古代弓箭使用的粘合剂是一种蛋白质明胶，即胶原的直系派生物。胶原是动物体内所有连结组织，尤其是腱和皮的最重要成分之一。因此古人制胶多是将兽皮和其它动物组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过滤、蒸浓，形成胶体。谭旦冏特别注意到了制作弓的“牛胶”产自成都，工匠制作传统步弓就使用牛角、牛皮、鱼鳔等熬制的脬胶（也作牛胶），这是武术界公认的最好胎弓粘合剂，因此， 成都作为民国时期南方唯一的弓箭制作基地，甪端之角当是不传之秘。
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在《大自然探索》杂志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大熊猫考》一文，将甪端作为大熊猫的异称，这自然是错误的。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之处恰在于，甪端头顶上可以用作硬弓的长弯角，不会长在熊猫头上。
食盐兽
牛羚长相介于羚羊与牛之间。1岁开始露角；2—3岁时伸直的角似羚羊角，通称作“羊叉角”；3—4岁开始扭转，转向外，然后向后盘曲，称作“盘角”，在四川的青川、平武一带称它作“盘羊”。随着年龄增长两角基部愈益靠拢，角尖扭向外后侧，故一般称它们为扭角羚。（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4页）
牛羚的活动一般随季节和食物基地的变化而变化。有经验的猎人把这种季节性的迁移活动总结为：“七上八下九归塘，冬十腊月梁嘴上”。牛羚在每年二三月高山还是冰冻雪封时，下移到针阔混交林内；四五月，随着春暖解冻，野草复萌时，它们开始移到河谷撵食青草；六七月，随着青草相继在高处萌发，它们又逐渐地向高山移动，同时还可躲避蚊、蚋、蠓等昆虫对它们的袭击；八九月逐渐下移撵食野草种籽；到了十月，称为“气象一层楼”，山上睛朗，山下雨濛濛，它们爱在山上梁嘴石包上晒太阳；12月至1月，山上积雪冰封，它们又开始向下移动。
牛羚和鹿类一样，还有舔食盐分的习性，故又称食盐兽（比如《北川县志》）。含盐分较多的地点，多有牛羚前往舔食，人们将这些地方称做“牛井”或“牛场”，若为一条沟，就叫做“牛井沟”。凡牛羚较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牛井”、“牛场”或“牛井沟”。这种嗜盐的习性，一般在端午至中秋一段时间尤甚，月明风清的晴朗夜晚，它们总是蜂涌成群地去舔饮。（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5页） 瓦屋山除了有大、小熊猫，还有上树之鱼、羚牛和岩燕等珍稀动物。瓦屋山的“野牛街”一线栖息着这种体大如牛、外形似牛非牛、似羊非羊的稀有之物，当地山民称之为“野牛”。这其实就是羚牛。四川一些地方习惯把它叫牛羚 ，一般情况下叫羚牛，皆因为它体格结实又介于山羊和羚羊之间，故有了这样的名字。
羚牛一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瓦屋山羚牛种群的数量较大，有些羚牛的体格动辄上千斤。山腰“天花板”一带就是著名的“野牛街”。所谓“天花板”，其实是瓦屋山镇沙湾村一处最好的观景台了，靠近长河村，此处位于瓦屋山西面，风景尚未开发，莽莽群峰，怪石叠嶂起伏，直如仙境。
“野牛街”是峭壁上一长几百米的环状窟窿。每年春末至深秋，成群的羚牛来此舔食硝盐，嬉戏角逐，状如赶集。虎豹湮没后，它们没有了天敌。成都的摄影家就给我描述过，他们在野牛街看见过野牛啃食硝土的痕迹，还拾到过一只牛头骨。
在瓦屋山山顶的象尔山庄里，一个开店的人告诉我，瓦屋山的羚牛生长在瓦屋山半山腰，一年四季绝不重走老路，它们专走直道舔食岩壁渗透出来的硝盐。成群结队，围绕瓦屋山走一圈就为一年。为什么野牛能如此精确地计算生命节律？
这个说法则是奇上加奇，有点儿怪力乱神。根据我的观察，坡度较大的半山腰上，不会有这么一条金箍咒一般绕山而行的野牛之路，最多只能说有一段路而已。
可以说，凡是不产硝盐的山区，既不会生长牦牛、野牛，就是山羊也无法生存。野牛知道自己缺什么，当它体内缺乏无机盐时，就会找有咸味的泥土舔食，甚至吞咽。在西藏、康区的养牛场、羊场，都有专门的供牛羊舔舐的盐砖。在青藏高原上，我曾经注意到，牧民放牧时随身携带有一个放牧包，装有糌粑和盐，尤其是盐，可以唤回远处的牲畜。
西方人在四川捕获牛羚
除了著名的角，牛羚的牛蹄一直被民间视作皇家禁脔。
19世纪以来，最早是法国的戴维（David）在四川宝兴搜集了牛羚标本运回法国，1874年由米尔恩-爱德华（（Milne-Edwards）发表了相关论文。以后英国人莱德克（Lydekker）在四川康定（1908）、美国人艾伦（Allen）从洪雅（1938）相继获得标本，并作了相关报道，从此引起了国际动物研究界的关注。（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6页）
瓦屋山的植被覆盖是惊人的，通山全是树，一些枯死的树干上，滋生出很多艳丽的菌子，其余间隙全是灌木和草，行人根本无法涉足。这就是莽莽荒野，生命能够蓬勃生长，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全然是一片生命的静穆与优雅。这样的季候，成就了动植物的繁盛。
在我看来，牛羚的头部上，高高隆起的长鼻子十分怪异，从远处看，恰恰给人一种“角在鼻上”的錯觉。后来这个高高隆起的鼻梁被文人一再臆想，敷衍为独角兽獬豸。另外，由于羚牛双角连环而出，又不长大，古人以为是单角，就像举着一轮吃满力道的弯弓，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羚牛的素食习性，加上体格庞大，古人称之为仁兽，也合情合理。
羚牛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共有四个亚种。头如马、角似鹿、蹄如牛、尾似驴，其体型介于牛和羊之间，但牙齿、角、蹄子等更接近羊，可以说是超大型的野羊，明显是个“六不像”。羚牛全身毛色为淡金黄色或棕褐色，颌下和颈下长着胡须状的长垂毛。它的一对弯角，就像两把弯曲的匕首，斜睨着世界。不争偶的雌性与争偶的雄性在此处存在差异，雄牛的角被用来制作良弓，源远流长。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不亚于现代材料制作的弓。
就是说，甪端之角绝不是像古书插图里，绘制成一张弯弓竖立在头上。
由此可见，北方地域的神兽麒麟是虚构的，南方畛域的甪端，则实有其兽的本体。甪端与至刚至猛的开明兽（传说中镇守昆仑山山门的仁兽）出现在古蜀，不是偶然的。在蜀地的传说中，甪端更为超迈，没有半丝劣迹。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后来被鳖灵降服，并为建国立功，鳖灵有感其功，遂在建国后自称开明氏，也有说法是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死后上天才化作开明兽。
1908年9月4日，英国旅行家、植物学者亨利·威尔逊曾造访人迹罕至的瓦屋山。他在《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一书里，详细记载了瓦屋山的自然风光、生态植被和文化活动。他写道：“据说，瓦屋山有许多动物，包括斑羚、豹子和熊等等，但是捕猎它们几乎不可能，我们这几天虽然没有见到任何动物，但我却不得不信它们正潜伏在丛林中……9月8日，即将抵达毛沟前，我们爬上了一座山的山顶，第一次看见了瓦屋山。在这里远眺瓦屋山，它厚平方重，整个轮廓就象一艘漂浮在云雾之上的巨大方舟。”“方舟”的比喻，是对瓦屋山的绝好概括。
2012年春夏之季，我为完成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分别从宜宾逆朱提江、泸州逆赤水河而上，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一次来到川西的犍为县，明朝时所建立的县文庙里正好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不禁疑窦丛生。
“犍为”一词历史久远。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开西南夷时，就分巴、蜀两郡，在今宜宾市偏西南另置犍为郡，治所之地在今贵州省遵义境内，称之“ 鄨县”（ 音biē，同鳖）。犍为郡管辖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牂牁郡管辖今贵州南部及周边地区。牂牁郡治且兰（今贵州贵定、凯里、安顺附近）。西汉中晚期，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划入牂牁郡管辖。据说当时郡内有山，名字就叫“犍”，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篆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来作为新设立的郡名。隋开皇三年（583年），改武阳县为犍为县，此为“犍为”作为县名之始，自此沿用至今，即为后来的犍为县。
这是一般四川历史地理典籍里常见的解释。但对“为”字的解释，显然被《说文解字》误导了。
“爲”字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许慎到底见过猴子没有呢？我深表怀疑。
“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者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真相毫无关系。“爲”本来的意思，就是役使大象有所“作爲”，“爲”人服务。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据金文和石鼓文的“爲”，训为：“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他认为古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才将大象役之于土木、耕作等工程。这一点上，他比许慎高明许多。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赢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秦并巴蜀之后，广开“西南夷”，有点像现在的城市摊大饼运动。在森林覆盖密度极大、人口稀少的西南地区推行“文明”，无数生存着的植被、动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我在雅安、乐山、成都金沙博物馆等地，见识过直径达三米、长四五十米的巨型硅化木与乌木，它们至少生长了二三千年。早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渐为人们所驯服而役使。本地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一度“反哺”中原文化。比如，巴蜀文字学者冯广宏先生就对我指出：《说文解字》里的“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而蒙文通先生早年率先发表了这一洞见。而在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钱玉趾先生有相关考据）。因此，我怀疑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到了蜀汉三国时代，尚有著名的“曹冲称象”。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本事出于印度佛典，他认为地处中原的曹魏境内无象，所以不得不与孙权进献之事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智人失察。因为后来的历史地理学者曾总结过大量正史中出现野象的记载，南北朝时今安徽、湖南、江苏，直至北宋时今湖北等地都出现过野象闯入被猎杀的记载。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先生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对此便作了很好的印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这些亚洲象的象牙就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的，并非外来品。
巴蜀历史学者黄剑华指出，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譬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表達的也是将象牙祭献神灵之意。（《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我们再回到现实里扑朔迷离的“犍为”。
郡名“犍为”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有1422年。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族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股数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黄建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也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华阳国志故事新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21页） 这一解释，的是洞见。我以为，在幅员广阔的“犍为”境内，是野牛、大象的栖居之地，尽管未必是“诗意”的。这进一步暗合了学者朱大可的观点：古蜀地乃是中国的“想象”之地，至少是当时逸出黄河文明一块“想象”的飞地。蜀人自古好文，辞赋、诗歌异常发达，远离他们南迁而去的大象，在“想象”之中上天入地。
写到这里，可能出现的学理漏洞在于：为何成都平原没有发现野生大象骨骼或化石呢？
双流县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经分析，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双堰村的地质构造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不仅如此，除了恐龙不可能在这里出没外，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可能在这里生存过，而且呈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如今这块大象化石就保存在双流文物展览馆里，它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县、简阳市，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發现了多件距今4万年的野生象化石。
进一步考察词源，可以发现“想象”一词属于“出口转内销”。
“想象”一词源自日语想象（sozo），而日语译自英语imagination。但是，古汉语里也有“想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想象犹吾心也。”再如《楚辞·远游》：“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这里指的是“想念”，与现代汉语“想象”意义不同，不能据此以为古已有之。这也可以看作是诗歌的一种“发生学”：首先是无尽地想念，然后想念腾空而起，神驰八级，想念与想象乃是诗与歌的双翼。
查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编辑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是到那时为止已经进入近代或现代汉语的外来语（字、词等）一万多条，“想象”一词位列其中。我估计这一来源，是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学者们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进行了汉英对译。这样，它被洋人送回到了现代汉语里，但依然散发远古的光辉。
我在有关张献忠征战西南的史料里，发现他的部队在四川等地广泛使用过战象，而大象来自云南。1651年刘文秀进攻吴三桂镇守的保宁府战役中，刘文秀带来了十三头战象，其中死亡了三头，他大败，最后骑在象背上渡过嘉陵江才逃过一劫……这是大象在四川出没的最后时刻了。
“想象”用“象”而不用“像”的最佳剖析术，是来自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观点：“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韩非子·解老》），就是说，正是由于很少有人见到活象，古人只好通过获得的象骨、象牙来想象、复原活着的大象。我们闭眼再想象一下吧，人们没有去想狗、想牛、想犀（远古成都平原也有犀牛）、想老虎，道理在于这些动物或过于寻常，或难以驯服。想象出来的虚象，就是意象。此时的象，不再受具体形式控制，有点接近“盲人摸象”，成为了消失的大象留给人们的灵魂造影。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尽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指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言语与象，仅仅是认识事物的载体或媒介吗？也许，个中还有一个地缘的根，深犁于我们的语境。所以，蜀地诗人辈出，自古以来想象力发达，真要感谢我们故国的大象，尽管诗歌鱼龙曼衍，罔象嘤咛，万不可“得意忘象”哟。
瓦屋山甪端记
神秘的甪端
石河发源于峨眉山的万佛顶、接引殿一带，流经铜厂坝、小楔头，至蕨坪坝（脚盆坝），有从龙洞村的龙洞溢出的泉流，经曾板沱汇入，流至洪雅县南注入吴河、花溪河，在洪雅止戈镇注入青衣江。
七里坪与峨眉山辖区的分界线就是仅几米宽的石河，以东属峨眉，以西属洪雅县，是一块远古滑坡形成的山间平坝，面积10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左右。在这块曾经属于洪雅县林场的森林之中，近年建有一个庞大的国际度假聚落，前几年我在此购买了一处度假房，夏季长居于此。
一天我在山脚曹溪边的栈道漫步，碰到几个村民。他们说，沿着这条山溪，是自古以来峨眉山通往瓦屋山的捷径。而从七里坪到达高庙镇后，还要走70公里盘山道，才接近瓦屋山。其实，瓦屋山在20世纪70年代才将东部划归洪雅县管辖，它历来是荥经县境内的宗教圣山。在从县城到瓦屋山的莽莽森林之中，潜藏着一条古代的朝圣之路——辟支佛文化朝圣路线：开善寺——云峰寺——狮子坪——雷洞坪——金瓦店——铜瓦店——瓦屋山光相寺。
瓦屋山位于四川省洪雅县与荥经县交界区域，顶平崖陡，因其形似川西屋顶，故名瓦屋山，地理学上称为桌山或桌状山。我去的时候不巧，外面还出着红火大太阳，靠近山麓就阴霾起伏，一会儿浓雾就大团大团涌来，山影、森林立即隐去了，打开汽车大灯也难以穿透雾气，气温陡然下降了七八度。古人说瓦屋山是“妖山”，第一，在于其特殊的地望，它是距离古蜀汉区距离最近的原始老林；第二，它是东汉五斗米教的道山之一，唐、宋两代瓦屋山鼎盛时，香客游人不逊于峨眉山。元末明初，张三丰到瓦屋山修行创立“屋山派”，后被明王朝诬为“妖山”予以封禁。道观拆除、封绝道路，封山几百年的结果，使这里不但葆有古蜀国的一些文化孑遗（比如巴蜀图语，有些已经融入道家的符咒），更有神奇的植物与动物。 巨大的停车场停满了汽车，必须乘坐景区的专用车才能进山。抵达山踝一线，雾气蒙蒙，不辨东西，再乘缆车上山，我感觉是被硬生生提上去的。几分钟后，一缕阳光打在脸上，钢缆穿越云雾，我已经跃升于厚厚云层之上。啊，上面冷杉葱绿，高达十几丈，傲然挺立于蓝天之上。不但可以看到峨眉万佛崖，而且木雅-贡嘎山的雪峰也灿然可见。
我想弄清楚的，是这里的神物——甪端。有的古书写作角端、角瑞、甪瑞，均为“甪端”的错讹。传说秦始皇见此怪物，起名“甪端”，用“甪”不用“角”，意思是它有独角而非双角，这显然是古人的误会。
甪端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之兽。 甪端也见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影响日益深远。当初甪端确非瑞兽，后至宋明时期，演化为明君圣主当政之吉兆，亦多见于瓷塑。据说其模样与麒麟相似，头上一角。人们确定甪端的形状是：犀角、狮身、龙背、熊爪、鱼鳞、牛尾。 《宋书·符瑞志下》：“甪端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甪端第一次被提及，是蜀国的才子、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他在《上林赋》里描述说：“其兽则麒麟、甪端。”上林园是汉朝最大的皇家园林，畜有古代的各种野兽，当然有的野兽恐怕只存于传说中。郭璞的注释十分重要：“甪端似貊，角在鼻上，中作弓。”“角在鼻上，中作弓”，“中”为合适、适度之意，合适的角选作弓的制材。
有时，甪端作为艺术形象被做成避邪之物（比如今天河南省的宋陵）。清朝诗人王士禛典试四川期间，搜集巴蜀傳闻，写有《陇蜀馀闻》一卷，他指出：“甪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食虎豹。山僧恒养之，以资卫护。又近于渠搜发献鼠犬。人常置其石造像于门，驱邪也。”同治三年（1863）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收录了这一条记载，这与清嘉庆《洪雅县志·祥异》的记载也是大同小异，但后者更为详细：“瓦屋山有兽焉。其性食虎豹，不伤人，人不知其名，以其似图画中甪端，遂以名之长毛和尚云。每雪深，山僧徙双洞溪，即来止殿中，僧来乃去。殿甚洁若洒分者。然夫深山大泽，虎豹窟焉，非有物以制之，将肆横而不可测。甪端不伤人，且近佛，则其性慈。然食虎豹，殆仁以锄暴欤！故为记之。”后来，王士禛在《香祖笔记》卷三里再次提及此事，补充说：“峨嵋瓦屋山出貔貅，常诵佛号，予《陇蜀余闻》载之。雅州傅良选进士云，其乡蔡山多貔貅，状如黄牛犊，性食虎豹，而驯于人，常至僧舍索食。”很明显，他并没有见过神兽，便笼而统之，将甪端、貔貅混为一谈。
彰显仁兽的超级技能，不外乎在于其“仁者无敌”，再加上它奇特的外貌。自古以来，瓦屋山虎豹众多，这为甪端的峭拔出尘提供了场域。
清柯劭忞《元史·志第三上五行一》记载说：“元起溯漠，方太祖西征，甪端现于东印度。为人语云：汝主宜还，意者谓乃天告之以止杀之意也。”由此可见它为仁兽，这乃是罕见的祥瑞之物。尽管这一记载学术界有争议，但甪端具有“止杀之意”是无疑的，高庙镇下山进入三江平原，即有“止戈镇”，地名似乎具有某种勾连。
甪端的外貌，更值得重视。
1931年出版的王云五主编《辞源续编》收录有“甪端”条，指出：“甪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兽则麒麟甪端，其形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此物与麒麟同列，故在诸多动物种类中之地位不凡。中国古人有龙、凤、龟、麟谓之四类之说，瓦屋山上产此异兽，的确是拜上天所赐。
著名历史学家谭旦冏于1942年在成都调查传统弓箭的制作方法， 详细地记载了四川成都“长兴”弓箭铺的选材、制作、使用、销售等情况，为后代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他总结道：“近年来，全中国制造弓箭的地方，是仅有北平和成都，然而也只是奄奄一息地很难维持下去，有的有人才而无工作，有的有工作而无销路，全消灭或失传是在不久的将来。”（谭旦冏：《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第23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199-243页） 古代弓箭使用的粘合剂是一种蛋白质明胶，即胶原的直系派生物。胶原是动物体内所有连结组织，尤其是腱和皮的最重要成分之一。因此古人制胶多是将兽皮和其它动物组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过滤、蒸浓，形成胶体。谭旦冏特别注意到了制作弓的“牛胶”产自成都，工匠制作传统步弓就使用牛角、牛皮、鱼鳔等熬制的脬胶（也作牛胶），这是武术界公认的最好胎弓粘合剂，因此， 成都作为民国时期南方唯一的弓箭制作基地，甪端之角当是不传之秘。
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在《大自然探索》杂志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大熊猫考》一文，将甪端作为大熊猫的异称，这自然是错误的。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之处恰在于，甪端头顶上可以用作硬弓的长弯角，不会长在熊猫头上。
食盐兽
牛羚长相介于羚羊与牛之间。1岁开始露角；2—3岁时伸直的角似羚羊角，通称作“羊叉角”；3—4岁开始扭转，转向外，然后向后盘曲，称作“盘角”，在四川的青川、平武一带称它作“盘羊”。随着年龄增长两角基部愈益靠拢，角尖扭向外后侧，故一般称它们为扭角羚。（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4页）
牛羚的活动一般随季节和食物基地的变化而变化。有经验的猎人把这种季节性的迁移活动总结为：“七上八下九归塘，冬十腊月梁嘴上”。牛羚在每年二三月高山还是冰冻雪封时，下移到针阔混交林内；四五月，随着春暖解冻，野草复萌时，它们开始移到河谷撵食青草；六七月，随着青草相继在高处萌发，它们又逐渐地向高山移动，同时还可躲避蚊、蚋、蠓等昆虫对它们的袭击；八九月逐渐下移撵食野草种籽；到了十月，称为“气象一层楼”，山上睛朗，山下雨濛濛，它们爱在山上梁嘴石包上晒太阳；12月至1月，山上积雪冰封，它们又开始向下移动。
牛羚和鹿类一样，还有舔食盐分的习性，故又称食盐兽（比如《北川县志》）。含盐分较多的地点，多有牛羚前往舔食，人们将这些地方称做“牛井”或“牛场”，若为一条沟，就叫做“牛井沟”。凡牛羚较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牛井”、“牛场”或“牛井沟”。这种嗜盐的习性，一般在端午至中秋一段时间尤甚，月明风清的晴朗夜晚，它们总是蜂涌成群地去舔饮。（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5页） 瓦屋山除了有大、小熊猫，还有上树之鱼、羚牛和岩燕等珍稀动物。瓦屋山的“野牛街”一线栖息着这种体大如牛、外形似牛非牛、似羊非羊的稀有之物，当地山民称之为“野牛”。这其实就是羚牛。四川一些地方习惯把它叫牛羚 ，一般情况下叫羚牛，皆因为它体格结实又介于山羊和羚羊之间，故有了这样的名字。
羚牛一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瓦屋山羚牛种群的数量较大，有些羚牛的体格动辄上千斤。山腰“天花板”一带就是著名的“野牛街”。所谓“天花板”，其实是瓦屋山镇沙湾村一处最好的观景台了，靠近长河村，此处位于瓦屋山西面，风景尚未开发，莽莽群峰，怪石叠嶂起伏，直如仙境。
“野牛街”是峭壁上一长几百米的环状窟窿。每年春末至深秋，成群的羚牛来此舔食硝盐，嬉戏角逐，状如赶集。虎豹湮没后，它们没有了天敌。成都的摄影家就给我描述过，他们在野牛街看见过野牛啃食硝土的痕迹，还拾到过一只牛头骨。
在瓦屋山山顶的象尔山庄里，一个开店的人告诉我，瓦屋山的羚牛生长在瓦屋山半山腰，一年四季绝不重走老路，它们专走直道舔食岩壁渗透出来的硝盐。成群结队，围绕瓦屋山走一圈就为一年。为什么野牛能如此精确地计算生命节律？
这个说法则是奇上加奇，有点儿怪力乱神。根据我的观察，坡度较大的半山腰上，不会有这么一条金箍咒一般绕山而行的野牛之路，最多只能说有一段路而已。
可以说，凡是不产硝盐的山区，既不会生长牦牛、野牛，就是山羊也无法生存。野牛知道自己缺什么，当它体内缺乏无机盐时，就会找有咸味的泥土舔食，甚至吞咽。在西藏、康区的养牛场、羊场，都有专门的供牛羊舔舐的盐砖。在青藏高原上，我曾经注意到，牧民放牧时随身携带有一个放牧包，装有糌粑和盐，尤其是盐，可以唤回远处的牲畜。
西方人在四川捕获牛羚
除了著名的角，牛羚的牛蹄一直被民间视作皇家禁脔。
19世纪以来，最早是法国的戴维（David）在四川宝兴搜集了牛羚标本运回法国，1874年由米尔恩-爱德华（（Milne-Edwards）发表了相关论文。以后英国人莱德克（Lydekker）在四川康定（1908）、美国人艾伦（Allen）从洪雅（1938）相继获得标本，并作了相关报道，从此引起了国际动物研究界的关注。（见《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二卷“兽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66页）
瓦屋山的植被覆盖是惊人的，通山全是树，一些枯死的树干上，滋生出很多艳丽的菌子，其余间隙全是灌木和草，行人根本无法涉足。这就是莽莽荒野，生命能够蓬勃生长，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全然是一片生命的静穆与优雅。这样的季候，成就了动植物的繁盛。
在我看来，牛羚的头部上，高高隆起的长鼻子十分怪异，从远处看，恰恰给人一种“角在鼻上”的錯觉。后来这个高高隆起的鼻梁被文人一再臆想，敷衍为独角兽獬豸。另外，由于羚牛双角连环而出，又不长大，古人以为是单角，就像举着一轮吃满力道的弯弓，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羚牛的素食习性，加上体格庞大，古人称之为仁兽，也合情合理。
羚牛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共有四个亚种。头如马、角似鹿、蹄如牛、尾似驴，其体型介于牛和羊之间，但牙齿、角、蹄子等更接近羊，可以说是超大型的野羊，明显是个“六不像”。羚牛全身毛色为淡金黄色或棕褐色，颌下和颈下长着胡须状的长垂毛。它的一对弯角，就像两把弯曲的匕首，斜睨着世界。不争偶的雌性与争偶的雄性在此处存在差异，雄牛的角被用来制作良弓，源远流长。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不亚于现代材料制作的弓。
就是说，甪端之角绝不是像古书插图里，绘制成一张弯弓竖立在头上。
由此可见，北方地域的神兽麒麟是虚构的，南方畛域的甪端，则实有其兽的本体。甪端与至刚至猛的开明兽（传说中镇守昆仑山山门的仁兽）出现在古蜀，不是偶然的。在蜀地的传说中，甪端更为超迈，没有半丝劣迹。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后来被鳖灵降服，并为建国立功，鳖灵有感其功，遂在建国后自称开明氏，也有说法是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死后上天才化作开明兽。
1908年9月4日，英国旅行家、植物学者亨利·威尔逊曾造访人迹罕至的瓦屋山。他在《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一书里，详细记载了瓦屋山的自然风光、生态植被和文化活动。他写道：“据说，瓦屋山有许多动物，包括斑羚、豹子和熊等等，但是捕猎它们几乎不可能，我们这几天虽然没有见到任何动物，但我却不得不信它们正潜伏在丛林中……9月8日，即将抵达毛沟前，我们爬上了一座山的山顶，第一次看见了瓦屋山。在这里远眺瓦屋山，它厚平方重，整个轮廓就象一艘漂浮在云雾之上的巨大方舟。”“方舟”的比喻，是对瓦屋山的绝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