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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曾经对我讲，外祖父陶希圣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是1924年初的事情。因为特别喜欢读书，所以外祖父总想找个职业，能够与书为伴。在去上海商务之前，他曾有机会到北京修订法律馆做调查员，那也是个有书可读的职业。外祖父喜欢北京，因为他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三年预科，四年本科。
在北京大学读法学院的时候，外祖父曾参加过修订法律馆的征文，并且获奖。1922年，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了北京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柄枞先生做总编辑，次年他们给外祖父发了信，说是那里有个调查员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够找个举荐人介绍，就可以受聘去补那个缺。
当时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做教员，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只有每月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应了，原因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而调查员的工作是采辑法学资料，也就是整日读书，所以外祖父决定不接受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续约，转去北京任职。
他给武昌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写信，请求得到一封举荐信。肖督军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的名义，给北京修订法律馆马馆长发了一封电报，举荐外祖父去做调查员。有这样一封举荐信，修订法律馆的湖北同乡都认定，外祖父的职位即将发表。却不料，另外一位求此职位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作保，也发了一封电报来。三省比两湖势力更大，修订法律馆的马馆长左右为难，找吴先生商量，托乡友写信给外祖父，问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调查员身份，外祖父去信谢辞了。
安庆的教职辞了，北京之职没拿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却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外祖父闲了半年，忽然接到安庆友人郑伯猷先生从杭州来信，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郑先生去做编辑，但他不想接受，已经举荐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后，立刻出发，到上海去面谈。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大楼的楼下一层是各种杂志社，二层是编译所各部门，三层是《大辞典》编译的大厅。2012年我到上海，重访各处旧地，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早已经完全消失，再寻不到。
外祖父到了之后，先去二楼，见法制经济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云五先生接任编译所所长之职后，改组编译所，分为八个部，计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理化，及《百科辞典》编译部等。后来外祖父才知道，虽然商务编译所上上下下数百员工，而且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门的编辑们相互之间彼此来往机会并不很多。
谈过话后，李伯嘉先生领了外祖父去见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后，李伯嘉先生拿出一封美国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请外祖父译出中文，也许算是一场考试。外祖父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当天完成，交出译文，当即获聘，第二天开始上班。
编译所的编辑分不同等次，都以学历而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又在国内哪间大学做过教授，可以做一个部的部长，月薪二百五十元；英国美国其他名牌大学博士，没有在国内做过教授，月薪二百元；日本帝国大学博士，没有教过书，一百二十元；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一百元，国内上海同济大学或东吴大学毕业的九十元，北京大学毕业六十元，等次分明。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王云五所长领导下，聚集了现代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等。但这些知识分子在编译所这样的文化机关里与铁工厂里的铁匠一样，只是做工的劳动者。
编辑们每日工作自上午九时到十二时，然后午饭和休息，下午二时到五时，共计六小时，领固定薪水。六小时以外的工作，另算加班，发稿费。如果旷工，每七十分钟算一小时，每七小时算一天，每年可允许缺一个月的工。如果一年不旷工，可以加一个月的薪水。编辑们上下班，都要打卡记时，每月发两次薪水，都是按照工卡上打的时间计算，也像铁工厂的铁匠工人们一样。
据外祖父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员工不下三百人，每人的薪水由编译所直接发条子通告，员工之间互不相知。但有一个公开象征，能够明确显示每个人的待遇。外祖父做编辑，北京大学毕业又曾有过大学教书经验，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一条硬木板凳，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一张桌子。桌上没有自己用的墨水瓶，只有一个小瓷盂，每天由工友提个开水壶式的大壶，往那小盂里倒墨水。
虽然如此，有趣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和法制经济部的主任李伯嘉先生，都从来没有出国留洋。外祖父没有出过国，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坐的是硬板凳，用的是小桌子，半年之内，编订了六本书，校阅了多部英文日文译稿。所长王云五先生对部主任李伯嘉先生说：陶希圣的工作比以前的周先生做得多，做得好。周先生在印书馆做了两年，后来只是看看法文书信而已。
李伯嘉把王云五这些话转告外祖父，外祖父心里想：那么周先生不如我，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而且坐藤椅用大桌子，理由只一个，周先生是法国留过学的。显而易见，一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并不能用是否读过大学，是否留过洋，或者哪间大学毕业等等来衡量。
外祖父在上海，先住天通路华寿里，左邻右舍都是商务印刷厂的技工，很多全家在所里做工，每月总收入可达四五百银元，家中生活相当富裕，比外祖父强得多。后来外祖父搬到宝山路逢源里，左邻右舍都是商务编译所的编辑同人。左邻唐钺先生，哈佛毕业回国的心理学家，任编译所心理教育部主任。外祖父每天早上八点半上工，唐先生九点半才从家里出发。外祖父中午十二点半回家午餐，唐先生十二点就已到家了。后来唐先生应聘北上，到清华大学去做教授。
1925年，外祖父月薪涨到一百元，桌子也大了一些，因为编书多，桌上也放了五隔的木架。商务之外，外祖父还兼上海法政大学一门亲属法的课，业余时间把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教材扩充一些，编了一部书。同时生了一场伤寒病，几乎致命，便用那本《亲属法大纲》做抵押，从商务印书馆领得五十元大洋，救了一条命。病好回商务上班，同事郑先生对王云五所长说：陶希圣病得这个样子，应该换一把藤椅坐。于是外祖父虽然月薪不到一百五十元，却也坐了藤椅。 “五卅运动”发生，英国巡捕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惨案，整个上海震动。王云五先生找到外祖父，咨询有关惨案的法律意见。外祖父依照英国普通法例作为回答。根据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
王云五先生根据外祖父所谈，研究了些资料之后，著文在《大陆报》上发表。同时外祖父也在《公理报》上发表自己的法律意见，《公理报》是文学研究会几个同仁创办，主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随后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发表宣言，对巡捕房在南京路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记者陈布雷先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五卅惨案”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首篇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责任的长篇论文，用捕头们在会审公堂的证言作为判断的根据。几十年后，外祖父提及此事，认为对他非同小可。那之前外祖父的文章，只投到《妇女》杂志或《学生》杂志，稿费是一篇十五元。那事之后，他的文章能够在沈雁冰主持的《东方》杂志发表，稿费一篇可高达五十元。《东方》杂志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当时名流们的手笔，或者他们所介绍的作品。
与此同时，外祖父也被传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视《东方》杂志专刊的文章，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商务印书馆以王云五先生为代表人，聘请陈霆锐大律师为辩护人，报酬是白银二百两，而诉状资料则由外祖父负责整理提供。本来商务印书馆员工每日上工，都要打卡。会审公堂的传票来了之后，王云五先生邀外祖父同去找陈律师，又一同到堂应审，所以算公出，就免了打卡，也就没有缺时扣薪一说。
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主张从缓从宽办此案。但英国领事力主严办，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这么大的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从缓。于是连续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开庭，十二时半退出。每次开庭，关法官和英国领事坐在堂上。王云五先生便拿出文件，专心办理公务，两耳不闻身边事。外祖父则很紧张，听着庭上第一案第二案的过，都是印度巡捕站起来控告，什么张三倒提鸡，堂谕罚洋一元；李四在街上小便，罚洋一元；再就是一二违警的案子之类。每天都是到了十二点钟，法官刚好宣布开审商务印书馆的案子，捕房律师福来明先生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声明本律师尚未准备，堂上就宣布“延期一礼拜”，随即退堂。王云五先生便直接回书局，让外祖父和律师到北四川路新雅或者武昌路广州酒家吃一顿中饭，再回书局上工。
拖了五六个星期，最后一堂，双方律师各说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存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就算了事。外祖父笑说，从那以后，每星期外出游荡半天，再吃一顿免费午餐的机会也就没有了。这段公案，倒让外祖父很出了些风头，从此成为上海学界名人之一。我从小到大，在国内出版的所有“五卅运动”的文献中，没有读到一行有关此案的纪录。后来到了美国，才从外祖父的回忆里了解到这些史实。
“五卅惨案”之后，上海罢工风潮汹涌起来。上海工人数量最大的是纺织业，但工人知识水平最高的是印书业。而在印书业内，工人数量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并且除了印书所的工人之外，还有发行所、编译所以及总务处的职员和工友。在罢工的风潮里，商务印书馆的三所一处职工也曾发动罢工，向公司提出九条要求，还组织罢工最高委员会与公司谈判。罢工最高委员会还聘请外祖父做顾问，帮忙撰写文稿，特别是法律文件。
编译所的编辑本来被人尊做先生，并不与印刷工人们为伍，不从事体力劳动。早年间的编辑先生们上班，各自伏案作文，摇头诵读，嗡嗡之声，到处可闻。“五四运动”以后，先生们也现代化了许多，摇头读诵的风气已成过去的陈迹。然而读书人不好意思讲钱，还是传统的习惯。“五卅惨案”之后，先生们也开始参加罢工运动，与工人们一样向公司讲待遇，于是编译所的工作风气为之一变。
罢工风潮当然难以为继，很快就过去了，但罢工风潮留下的影响却是长久的。从此之后，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工作效率日趋衰退，有时一本稿子，从校订到印刷，一年半载出不了书。《大辞典》的编译，到底没有什么大成果。
北伐战争爆发，外祖父赶到武汉，投身北伐军。北伐之后，外祖父又从武汉回到上海，弃武从文，专心历史研究。从1928年8月到12月间，他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论文，同时也在复旦大学和劳动大学等校做各种演讲。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演讲编辑起来，印书出版，首刷七千册，1929年1月问世，一个月卖完。于是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每版两千册到五千册不等，至1933年3月印到第八版，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外祖父于是成了上海滩的名人。
同一时期，原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先生，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到美国考察一番之后归国，决心用美国的先进管理方法改革商务，便把外祖父重新聘回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对外祖父说：有名的律师太忙，无名的律师不可靠。还是你这个不挂牌的律师，能够担当公司的法律事务。
这样，外祖父再回商务印书馆任职。不过这次不是做编译所的编辑，而是印书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每月薪水二百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潘光迥先生，是总经理英文秘书，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在总管理处的总经理室内。这一次，外祖父坐的椅子是可以四面转的，桌子是紫色的，大到六尺之长，宽到四尺，而且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因为是总经理秘书，跟协理算是一级，上下班也不必再打卡计时。外祖父从来痛恨打卡，现在不必再打，自然高兴。
但不过几天，外祖父就发现不打卡上下班的坏处。做总经理中文秘书，办理总经理的书信文件之外，还负责阅稿。商务出版的各种杂志每期最后校样，都送到外祖父桌上，要他检阅批注，然后发下去才能付印，如此日常工作量大了许多。本来编辑上下班打卡，自然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到下工时，不管手上工作是否完成，锁上抽屉就走。现在外祖父不用再打卡，下工时间到了，手上工作未能办完，就不能离开，因此每天总要很晚才能下工。而次日一早，又要赶在一般职员上班之前进入办公室，所以每天工作时间反在七八个小时以上。不过这样劳作的安慰是，外祖父所写的文章，都能够作为每期《东方》杂志第一篇发表，那是当时上海文人最得意的事情。
然而这样期期首篇发文，以及期期检阅批注他人文章，二者相加，就难免让同事们生了怨气，啧有烦言了。王云五总经理制定的科学管理通则公布之后，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全体罢工，向公司提出十九条要求，等候公司答复。现在外祖父是当局人员，便只能替公司方面讲话，不能做罢工委员会的律师了。商务总管理处人事科提出一份对工人的答复，交王云五总经理过目。王云五先生认为法理上尚须研究，交给外祖父改订。最后这份答复交给职工大会。编译所同事们读毕大哗，并且从命意措辞乃至行文，看出是外祖父手笔。于是派了代表三人，其中一个是沈雁冰，到海宁路外祖父家，逼迫外祖父辞职以谢工人。
第二天外祖父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提出辞呈，王云五总经理和几位襄理、协理反复挽留，外祖父终于坚决离去。协理李拔可先生挽请外祖父留任，至为恳切，后来又在四马路小有天安排一桌精美的酒菜，为外祖父饯别。原本以为，外祖父与商务印书馆的缘份到此就了结，不想后来又有一次，外祖父几乎与商务同归于尽。
1931年秋，外祖父应聘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一学期后，寒假时分，他到上海跟商务印书馆协商书籍出版的事情，刚巧碰上“一·二八事件”。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突袭上海闸北。次日上午，日军战机专门轰炸商务印书馆，宝山路的商务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仓库全部起火。又过几天，日本人再次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将商务数十年藏书焚毁。据说此火之大，浓烟遮天，灰飞十里，火熄灭后，纸烬没膝，印书馆五层大楼仅剩空壳，片纸无存。那几日，外祖父刚好就在商务，与书馆同生死，共患难。
日军侵略中国，何以刚一开始，就如此用心地轰炸毁灭商务印书馆？当时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司令明白表示：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中国并不会灭亡。只有把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焚毁殆尽，让中国文化和教育长期难以恢复，那才能够彻底灭亡中国，这大概可以说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变种。幸亏中国历史五千年，十年八年灭不了。日寇侵华八年没能灭了中国，“文革”十年也终未灭了历史。
外祖父跟王云五先生的交情，到了台湾还继续着，直到终身。
在北京大学读法学院的时候，外祖父曾参加过修订法律馆的征文，并且获奖。1922年，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了北京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柄枞先生做总编辑，次年他们给外祖父发了信，说是那里有个调查员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够找个举荐人介绍，就可以受聘去补那个缺。
当时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做教员，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只有每月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应了，原因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而调查员的工作是采辑法学资料，也就是整日读书，所以外祖父决定不接受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续约，转去北京任职。
他给武昌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写信，请求得到一封举荐信。肖督军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的名义，给北京修订法律馆马馆长发了一封电报，举荐外祖父去做调查员。有这样一封举荐信，修订法律馆的湖北同乡都认定，外祖父的职位即将发表。却不料，另外一位求此职位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作保，也发了一封电报来。三省比两湖势力更大，修订法律馆的马馆长左右为难，找吴先生商量，托乡友写信给外祖父，问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调查员身份，外祖父去信谢辞了。
安庆的教职辞了，北京之职没拿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却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外祖父闲了半年，忽然接到安庆友人郑伯猷先生从杭州来信，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郑先生去做编辑，但他不想接受，已经举荐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后，立刻出发，到上海去面谈。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大楼的楼下一层是各种杂志社，二层是编译所各部门，三层是《大辞典》编译的大厅。2012年我到上海，重访各处旧地，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早已经完全消失，再寻不到。
外祖父到了之后，先去二楼，见法制经济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云五先生接任编译所所长之职后，改组编译所，分为八个部，计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理化，及《百科辞典》编译部等。后来外祖父才知道，虽然商务编译所上上下下数百员工，而且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门的编辑们相互之间彼此来往机会并不很多。
谈过话后，李伯嘉先生领了外祖父去见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后，李伯嘉先生拿出一封美国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请外祖父译出中文，也许算是一场考试。外祖父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当天完成，交出译文，当即获聘，第二天开始上班。
编译所的编辑分不同等次，都以学历而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又在国内哪间大学做过教授，可以做一个部的部长，月薪二百五十元；英国美国其他名牌大学博士，没有在国内做过教授，月薪二百元；日本帝国大学博士，没有教过书，一百二十元；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一百元，国内上海同济大学或东吴大学毕业的九十元，北京大学毕业六十元，等次分明。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王云五所长领导下，聚集了现代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等。但这些知识分子在编译所这样的文化机关里与铁工厂里的铁匠一样，只是做工的劳动者。
编辑们每日工作自上午九时到十二时，然后午饭和休息，下午二时到五时，共计六小时，领固定薪水。六小时以外的工作，另算加班，发稿费。如果旷工，每七十分钟算一小时，每七小时算一天，每年可允许缺一个月的工。如果一年不旷工，可以加一个月的薪水。编辑们上下班，都要打卡记时，每月发两次薪水，都是按照工卡上打的时间计算，也像铁工厂的铁匠工人们一样。
据外祖父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员工不下三百人，每人的薪水由编译所直接发条子通告，员工之间互不相知。但有一个公开象征，能够明确显示每个人的待遇。外祖父做编辑，北京大学毕业又曾有过大学教书经验，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一条硬木板凳，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一张桌子。桌上没有自己用的墨水瓶，只有一个小瓷盂，每天由工友提个开水壶式的大壶，往那小盂里倒墨水。
虽然如此，有趣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和法制经济部的主任李伯嘉先生，都从来没有出国留洋。外祖父没有出过国，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坐的是硬板凳，用的是小桌子，半年之内，编订了六本书，校阅了多部英文日文译稿。所长王云五先生对部主任李伯嘉先生说：陶希圣的工作比以前的周先生做得多，做得好。周先生在印书馆做了两年，后来只是看看法文书信而已。
李伯嘉把王云五这些话转告外祖父，外祖父心里想：那么周先生不如我，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而且坐藤椅用大桌子，理由只一个，周先生是法国留过学的。显而易见，一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并不能用是否读过大学，是否留过洋，或者哪间大学毕业等等来衡量。
外祖父在上海，先住天通路华寿里，左邻右舍都是商务印刷厂的技工，很多全家在所里做工，每月总收入可达四五百银元，家中生活相当富裕，比外祖父强得多。后来外祖父搬到宝山路逢源里，左邻右舍都是商务编译所的编辑同人。左邻唐钺先生，哈佛毕业回国的心理学家，任编译所心理教育部主任。外祖父每天早上八点半上工，唐先生九点半才从家里出发。外祖父中午十二点半回家午餐，唐先生十二点就已到家了。后来唐先生应聘北上，到清华大学去做教授。
1925年，外祖父月薪涨到一百元，桌子也大了一些，因为编书多，桌上也放了五隔的木架。商务之外，外祖父还兼上海法政大学一门亲属法的课，业余时间把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教材扩充一些，编了一部书。同时生了一场伤寒病，几乎致命，便用那本《亲属法大纲》做抵押，从商务印书馆领得五十元大洋，救了一条命。病好回商务上班，同事郑先生对王云五所长说：陶希圣病得这个样子，应该换一把藤椅坐。于是外祖父虽然月薪不到一百五十元，却也坐了藤椅。 “五卅运动”发生，英国巡捕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惨案，整个上海震动。王云五先生找到外祖父，咨询有关惨案的法律意见。外祖父依照英国普通法例作为回答。根据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
王云五先生根据外祖父所谈，研究了些资料之后，著文在《大陆报》上发表。同时外祖父也在《公理报》上发表自己的法律意见，《公理报》是文学研究会几个同仁创办，主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随后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发表宣言，对巡捕房在南京路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记者陈布雷先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五卅惨案”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首篇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责任的长篇论文，用捕头们在会审公堂的证言作为判断的根据。几十年后，外祖父提及此事，认为对他非同小可。那之前外祖父的文章，只投到《妇女》杂志或《学生》杂志，稿费是一篇十五元。那事之后，他的文章能够在沈雁冰主持的《东方》杂志发表，稿费一篇可高达五十元。《东方》杂志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当时名流们的手笔，或者他们所介绍的作品。
与此同时，外祖父也被传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视《东方》杂志专刊的文章，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商务印书馆以王云五先生为代表人，聘请陈霆锐大律师为辩护人，报酬是白银二百两，而诉状资料则由外祖父负责整理提供。本来商务印书馆员工每日上工，都要打卡。会审公堂的传票来了之后，王云五先生邀外祖父同去找陈律师，又一同到堂应审，所以算公出，就免了打卡，也就没有缺时扣薪一说。
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主张从缓从宽办此案。但英国领事力主严办，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这么大的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从缓。于是连续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开庭，十二时半退出。每次开庭，关法官和英国领事坐在堂上。王云五先生便拿出文件，专心办理公务，两耳不闻身边事。外祖父则很紧张，听着庭上第一案第二案的过，都是印度巡捕站起来控告，什么张三倒提鸡，堂谕罚洋一元；李四在街上小便，罚洋一元；再就是一二违警的案子之类。每天都是到了十二点钟，法官刚好宣布开审商务印书馆的案子，捕房律师福来明先生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声明本律师尚未准备，堂上就宣布“延期一礼拜”，随即退堂。王云五先生便直接回书局，让外祖父和律师到北四川路新雅或者武昌路广州酒家吃一顿中饭，再回书局上工。
拖了五六个星期，最后一堂，双方律师各说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存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就算了事。外祖父笑说，从那以后，每星期外出游荡半天，再吃一顿免费午餐的机会也就没有了。这段公案，倒让外祖父很出了些风头，从此成为上海学界名人之一。我从小到大，在国内出版的所有“五卅运动”的文献中，没有读到一行有关此案的纪录。后来到了美国，才从外祖父的回忆里了解到这些史实。
“五卅惨案”之后，上海罢工风潮汹涌起来。上海工人数量最大的是纺织业，但工人知识水平最高的是印书业。而在印书业内，工人数量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并且除了印书所的工人之外，还有发行所、编译所以及总务处的职员和工友。在罢工的风潮里，商务印书馆的三所一处职工也曾发动罢工，向公司提出九条要求，还组织罢工最高委员会与公司谈判。罢工最高委员会还聘请外祖父做顾问，帮忙撰写文稿，特别是法律文件。
编译所的编辑本来被人尊做先生，并不与印刷工人们为伍，不从事体力劳动。早年间的编辑先生们上班，各自伏案作文，摇头诵读，嗡嗡之声，到处可闻。“五四运动”以后，先生们也现代化了许多，摇头读诵的风气已成过去的陈迹。然而读书人不好意思讲钱，还是传统的习惯。“五卅惨案”之后，先生们也开始参加罢工运动，与工人们一样向公司讲待遇，于是编译所的工作风气为之一变。
罢工风潮当然难以为继，很快就过去了，但罢工风潮留下的影响却是长久的。从此之后，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工作效率日趋衰退，有时一本稿子，从校订到印刷，一年半载出不了书。《大辞典》的编译，到底没有什么大成果。
北伐战争爆发，外祖父赶到武汉，投身北伐军。北伐之后，外祖父又从武汉回到上海，弃武从文，专心历史研究。从1928年8月到12月间，他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论文，同时也在复旦大学和劳动大学等校做各种演讲。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演讲编辑起来，印书出版，首刷七千册，1929年1月问世，一个月卖完。于是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每版两千册到五千册不等，至1933年3月印到第八版，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外祖父于是成了上海滩的名人。
同一时期，原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先生，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到美国考察一番之后归国，决心用美国的先进管理方法改革商务，便把外祖父重新聘回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对外祖父说：有名的律师太忙，无名的律师不可靠。还是你这个不挂牌的律师，能够担当公司的法律事务。
这样，外祖父再回商务印书馆任职。不过这次不是做编译所的编辑，而是印书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每月薪水二百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潘光迥先生，是总经理英文秘书，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在总管理处的总经理室内。这一次，外祖父坐的椅子是可以四面转的，桌子是紫色的，大到六尺之长，宽到四尺，而且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因为是总经理秘书，跟协理算是一级，上下班也不必再打卡计时。外祖父从来痛恨打卡，现在不必再打，自然高兴。
但不过几天，外祖父就发现不打卡上下班的坏处。做总经理中文秘书，办理总经理的书信文件之外，还负责阅稿。商务出版的各种杂志每期最后校样，都送到外祖父桌上，要他检阅批注，然后发下去才能付印，如此日常工作量大了许多。本来编辑上下班打卡，自然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到下工时，不管手上工作是否完成，锁上抽屉就走。现在外祖父不用再打卡，下工时间到了，手上工作未能办完，就不能离开，因此每天总要很晚才能下工。而次日一早，又要赶在一般职员上班之前进入办公室，所以每天工作时间反在七八个小时以上。不过这样劳作的安慰是，外祖父所写的文章，都能够作为每期《东方》杂志第一篇发表，那是当时上海文人最得意的事情。
然而这样期期首篇发文，以及期期检阅批注他人文章，二者相加，就难免让同事们生了怨气，啧有烦言了。王云五总经理制定的科学管理通则公布之后，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全体罢工，向公司提出十九条要求，等候公司答复。现在外祖父是当局人员，便只能替公司方面讲话，不能做罢工委员会的律师了。商务总管理处人事科提出一份对工人的答复，交王云五总经理过目。王云五先生认为法理上尚须研究，交给外祖父改订。最后这份答复交给职工大会。编译所同事们读毕大哗，并且从命意措辞乃至行文，看出是外祖父手笔。于是派了代表三人，其中一个是沈雁冰，到海宁路外祖父家，逼迫外祖父辞职以谢工人。
第二天外祖父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提出辞呈，王云五总经理和几位襄理、协理反复挽留，外祖父终于坚决离去。协理李拔可先生挽请外祖父留任，至为恳切，后来又在四马路小有天安排一桌精美的酒菜，为外祖父饯别。原本以为，外祖父与商务印书馆的缘份到此就了结，不想后来又有一次，外祖父几乎与商务同归于尽。
1931年秋，外祖父应聘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一学期后，寒假时分，他到上海跟商务印书馆协商书籍出版的事情，刚巧碰上“一·二八事件”。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突袭上海闸北。次日上午，日军战机专门轰炸商务印书馆，宝山路的商务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仓库全部起火。又过几天，日本人再次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将商务数十年藏书焚毁。据说此火之大，浓烟遮天，灰飞十里，火熄灭后，纸烬没膝，印书馆五层大楼仅剩空壳，片纸无存。那几日，外祖父刚好就在商务，与书馆同生死，共患难。
日军侵略中国，何以刚一开始，就如此用心地轰炸毁灭商务印书馆？当时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司令明白表示：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中国并不会灭亡。只有把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焚毁殆尽，让中国文化和教育长期难以恢复，那才能够彻底灭亡中国，这大概可以说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变种。幸亏中国历史五千年，十年八年灭不了。日寇侵华八年没能灭了中国，“文革”十年也终未灭了历史。
外祖父跟王云五先生的交情，到了台湾还继续着，直到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