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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珍颖 《十月》杂志原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副秘书长，现任顾问。著有《冬天的记忆》《大墙无阻隔》《罪与悔》等，曾获老舍散文奖、《光明日报》征文奖等多种奖项。编发作品有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等，以及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
最后一次见到苏予，是在她的追悼会上。
灵床四周是红花绿草，苏予就那么瘦瘦小小地躺着，除了双唇紧闭的嘴角，还留着她平时的刚硬、决断，其他的都悄无声息地被她带走了。
我将手中的一支白菊放在她身旁，弯身的一瞬间，忽然觉得心痛了一下。
90岁，她走了，应当是无憾的事。但我痛惜她的，是她那颗平日“怦怦”作跳的心脏。有时，你离她很近时，仿佛能听到她的心跳，那么剧烈，那么不停息。从她沙哑的声音里，从她清晰明断的语言里，你都能觉出她的心跳。
这就是这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生命的力量。
我到《十月》时，苏予刚任《十月》主编不久。她正在把这个新生的刊物整合起来，定制度、分工作、联络各方。编辑部小小的三间办公室里，每天都充溢着忙碌而有序的气氛。
我被分配负责剧本版面。我有些畏难，因为戏剧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一个戏剧粉丝。
苏予看出我的心绪，她没有安慰，只干脆地说：“干吧！你能行！”
之后，她拿起电话，打给凤子大姐。于是，我就去拜访了这位戏剧界的名人。而后，她又带我到吴祖光先生家。从此，我就经常往东大桥的吴家跑。后来，白桦、沙叶新、叶楠、白峰溪、高行健、何冀平等，我就一路跑下去，将剧本栏目办得扎扎实实。
记得有一天，我在楼道里刚接完白桦的电话（那时，我们和文艺室合用一部电话，电话就放在楼道的窗台上），转身和苏予碰个正面，她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一句话没说进了她的办公室。
这就是苏予的风格！回忆起来，那笑容，是十分深厚的。
作为编辑，我和主编苏予的相处和交流，是在工作中加深的。
1982年下半年，我将高行健、刘会远的话剧剧本《绝对信号》放在苏予的案头。
那时，小说的先锋潮流已为社会所关注，而戏剧界似乎因其“小众”，社会的关注度远不如小说。但《绝对信号》在当时绝对是戏剧创作中先锋派的精品。我也是由此知道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就这一点来说，当时可能还不是最大的障碍，障碍在于这个小剧场实验剧本不仅冲破了以往大剧场的戏剧经验，而且它在我们惯常的文艺创作思想中，也提出了新的考题，即：戏中的一号人物，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而是一名被车匪胁迫着的犯罪青年。这是剧本本身的先天情况，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世情横在这个剧本之前，那就是批《苦恋》的风潮刚刚结束不久，虽说全编缉部天天依然，但阴影还未散尽。因此，送审时，我心怀忐忑。
但苏予和副主编张兴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通过了这个剧本，并将它刊登在当年第5期的《十月》上。
若干年后，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演出前的纪实，报载第一次艺委会上，剧本读完，全场哑然，还有人拂袖而去。而演出本对原创本做了一定的修改，加上了拯救失足青年之类的内容。
我庆幸，《十月》保留了原创的精华，让它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原本的样子。
这个剧本刊出后，得到普遍的好评，北京市文联评奖中，更给了它优秀剧本奖。
转过年来，到了1983年初，我拿到了白桦的话剧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剧本颇有郭、老、曹的风格，尤其是台词的精彩，让人读得热血沸腾。但这是白桦的作品，这是我将剧本送审前的最大顾虑：白桦正是《苦恋》的作者。記得我在送审报告上特别下功夫，从内容到形式，分述这个剧本之所长。有了《绝对信号》的先例，我相信，苏予会如我所愿地通过它。果然，在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办公桌上摆着《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原稿，在我的审评报告页，写着“发今年第2期”。
这个剧本刊出后，戏剧界给予肯定的评价，北京人艺的演出也热极一时。但我们出版社有权威人士说：这个剧本是影射！
对此，不能说我一点都不紧张。但我很快就释怀，因为苏予说：“我们发出的作品，要允许人家有各种评论，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自信。”于是自信的我和副主编张兴春一道，去人艺剧场看了这个剧的演出，从观众的热烈反响中，我们检验了我们的自信。
就在《吴王金戈越王剑》刚刚编辑完毕时，我又拿到了高行健的小剧场剧本《车站》，几乎同时也接到了沙叶新寄来的剧本《马克思秘史》，这两个剧本形式都小而精致。于是，我一并送给苏予，希望都留下来，分期刊登。没想到，苏予的决定是：下一期（即1983年第3期）两个剧本同时发，而《马克思秘史》发头条。
当时，我确实很激动，觉得剧本栏目的旺盛，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呀！
那时，有人问苏予：“为什么同期发两个剧本？为什么剧本发头条？”她回答：“我们选稿的标准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不想，《车站》发出，兜头冷水泼来，上面让我们发批判《车站》的评论。
当时，我很意气用事，说：“谁爱批让谁批，我们自己为什么批自己。”
苏予却冷静地说：“上面让发批判稿就发吧！我们不要把精力纠缠在这件事上，我们还要全力办刊物呀！”张兴春支持了苏予的意见，让评论版的贺新创同志去组稿。不想，他跑了三四天，找了不下十位评论家，都拒绝写。最后，是中国作协创研部一位研究诗歌的，写了对《车站》的批判稿。接着，上面也派送来一篇批判稿。稿件由张兴春同志呈报市委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陈昌本同志以“不宜”二字，使《十月》从批判《车站》的艰难进程中脱离一劫。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宜”二字对写批判稿的人，也是一种解脱吧！
事后，那位作协创研部的作者涉及稿费，老贺为难，稿子没刊出，稿费总开？苏予却说：照发表了的稿费标准开给他！这事虽小，但足见苏予的大度。
关于剧本栏目发稿所遇曲折的例证不必再一一列举。现在回忆起来我只想说，从批《车站》的困境中脱出来的我，并未因此感到有压力。原因如下：1985年和1986年，我分别送审了高行健话剧剧本《野人》和《彼岸》，苏予和张兴春都分别签字通过，刊登于《十月》。至此，这位先锋派剧作家的新创作理论的实践，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另一位现实主义派的女剧作家，在《十月》这片沃土上，开启了她走向世界的历程。
她是女剧作家白峰溪。
“文革”前，白峰溪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话剧演员。鸣凤、刘胡兰、文成公主，都是她辉煌的舞台形象。“文革”结束，白峰溪挥笔转向话剧剧本的创作。她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是《明月初照人》。这时正是1981年4月，《十月》面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被批判，压力一时难以缓解，但编辑部的同仁们都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也努力地四处搜寻好剧作。恰逢白峰溪刚完成《明月初照人》这个本子，十个角色，全是女性，且奉沿郭、老、曹的风格，台词清新而朗朗上口。我读后送审，审读报告中申述它的现实主义风格和面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价值。这个本子在当年《十月》第4期发表，意外地让“盛夏中”的剧坛沸腾起来。报纸上天天有争论文章，支持者说它有现实主义的魅力；反对者劲势强烈，说它是“精神污染”。戏剧界的权威人士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对它加以批判，并且点名《十月》。更严重的是中宣部召开戏剧界创作会议，直点“白色污染”。编辑部内部也有人对此剧作提出批评意见。
此时，我担任剧本编辑不久，遇此大浪，自是心惊。可是，苏予和张兴春却镇定地对待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搜集到的有关文章交给我时，总是平和地说：“留下，作资料吧！”
那时，我知道白峰溪早有第二部作品《风雨故人来》的构思。当我向二位领导汇报时，他们一致说：要盯住啊！好作品一定要拿到手！”
这样，白峰溪的第二部作品《风雨故人来》和第三部作品《不知秋思在谁家》，几乎是两年一部，前后发在《十月》上。作者也因此得到国内外戏剧界的关注，被邀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女剧作家大会，并在美国等地讲学。
戏剧界有人说，白峰溪简直是个奇迹，六年完成了一个成功戏剧家的全部历程。
白峰溪则始终说：“《十月》是我的恩人、贵人。”
回忆此段历史，并不想炫耀《十月》推出一位现实主义女剧作家的功绩。我只是想用这个例证，说明苏予这些《十月》领导者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他们确实以刊物的丰厚沃土造就着如上所述的作家。
于是，我想起了谢冕先生为《十月》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我们怀念苏予这些老一代的开拓者，正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了《十月》这片文学沃土，并把这份刊物捧给了这个难忘的时代。
有时，我会觉得苏予不大像我们思维程式中的领导，好像她更多的是着力于在一个大时代浪潮中，展现她的独特的个性和出众的思想。
但那是怎样的个性和思想，是被怎样的时代造就的个性和思想呀！
看她怎样在年轻时代投身革命，活力四射，赤胆忠心；看她怎样在一夜之间因“胡风大案”的牵连，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记录了苏予在这个冤案中的经过，其中有两个数字令人震颤不已，那就是“29”和“54”。“29”是1955年苏予刚29岁时，被牵进“胡风大案”，从此噩运连连；“54”是1979年她54岁时，牵连她的姐夫阿垅被宣布无罪，她也因此得以平反。这是苏予在这场涉及了2100多人的大案中所经历的岁月——从火样年华到白发苍苍。这并不只是一个由年龄牵构而成的岁月记录。在这个岁月的屏幕上，它不断闪现的是：苏予的“被控制使用”；苏予每临“运动”必被“批判”的境遇；苏予反复被下放农村劳动的过程；苏予受处分写检查的心灵创伤；苏予随意被冷落乃至被搁置一边的处境；苏予牵连了爱人、儿子，却束手無策的痛苦……
苏予就是这样被百炼成钢的。
当我们看到苏予为《十月》造就着一个创新的时代时，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十月》是怎样焕发和再造了苏予，怎样让她抚摸着自己的双肩并得知它们有铁一样的坚硬。
所以，当我挥笔写下对苏予的怀念时，我也是在写对那时《十月》的敬意，是在写对那种由苏予代表的精神的怀念和尊敬。
回忆我在做剧本编辑的时光，那是我一生中心情最飞扬的生命时段。所以，我感谢老主编苏予和副主编张兴春。当时这些剧本送审时，倘若苏予他们瞻前顾后，倘若苏予他们才学不深、视野不广，徜若……那在文学史和《十月》史上，会是一段怎样的记录呢？
苏予留给我的记忆，还有一道超过这些稿件发刊的深痕，就是关于长篇小说《废都》。
《废都》风波，起于1993年，《十月》在当年第4期全文发表。那时，苏予离休已近十年。
我始终认为，《废都》之风波，是世情大于文情。一部小说，愣是被放到世情的铁秤上颠来簸去。
当时，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开会，并由市委领导宣布对我——一个小小责任编辑的处分；而开始热捧《废都》是“当代《红楼梦》”的关键人物，却硬要被说成“事前未审此稿”。一些人辅佐演出了这场再荒唐不过的闹剧后，出版社对我来说，变得一片冷寂，如置身于洪荒旷野，想找一棵小树歇靠一下，哪怕它枝叶稀疏，甚至只有枯干。但是找不到！
一天中午，办公室内外寂静无声，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位好心朋友告诉我，苏予听到我的处分，十分惊异，说，怎么能处分一个责任编辑？二审、三审呢？还说起当年批《苦恋》，老陆（元炽，党组书记）担当了所有责任等等。
电话未放，我已泪流满面。那是我因《废都》第一次为自己而痛哭。
以后，《废都》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再以后，《废都》又在《十月》35周年庆典时，被评为优秀长篇小说。这些如社会游戏般的事情，在我心中，少有波澜。只有苏予那句在风雨中送来的话，留在我心里，并时时拨动我的心弦。
自此，又是十几年后，我到太阳城苏予的家中看望她。这时，我已双鬓染白，苏予也已是满头银发。
我们面对面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她用冰凉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我亲耳听到了若干年前电话中所传的她的话。
她面对窗外的光线，丝丝银发都有着亮光，宽大的沙发，衬得她瘦小的身躯，让我想起她当年执掌《十月》的风采。我感到她虽年事已高，但内心依然那么强大。这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人！ 我面对她，握紧她的手，将眼眶里的泪水咽下去，让它们流到心里，“哗哗”地冲刷着我的心脏。
行文到此，仍有不尽的怀念未能表溢，我却又想起她的追悼会。当我向她的遗体深深鞠躬后，走向门口时，想回头再看她一眼，却只见她灵床旁，花儿怒放，叶儿贲张，它们细细密密地站在她的周围，将她藏在了茂盛花草的深处。
这或许就是这位90老人最心仪的归处。
亲爱的老主编，您就在花丛中安息吧！
附：
苏予，《十月》杂志首任主编。
1926年，苏予生于四川。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1979年任《十月》主编，1985年自《十月》离休。2016年病逝，享年90岁。
谢冕先生曾以《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为题，写文表述《十月》最辉煌的那个时期。这正是苏予任《十月》主编的时期。这一时期，《十月》发表了《苦恋》《小镇上的将军》《飞天》《沉重的翅膀》《三生石》《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大雁情》《公开的情书》《绝对信号》《车站》等有影响的作品，使《十月》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了特别的地位。
蘇予的一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她虽早年参加革命，但也早早地受“胡风大案”牵连，而几乎付出一生的代价。“胡风分子”阿垅曾是她姐夫，但阿垅和苏予的姐姐只有两年短暂的婚姻，这场婚姻因她姐姐的自杀而早无存在之迹，但政治的桎梏并不放过年轻的苏予，从29岁她被牵连入案，一直到她54岁的老年，阿垅因“无罪”而结案，她才因此而宣布“平反”。但她付出的是一生中年华最盛的24年。这时，苏予选择了到《十月》当编辑的工作，才开始了她生命中最耀眼也是最后的辉煌。
苏予到《十月》工作不到一年，我也调到《十月》，有幸在她的领导下，愉快地工作了五六年，这是我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所以，当苏予病逝，我在回顾她的经历时，也等于回忆了自己那一段的生命历程。
我与苏予私交平平，但工作之交却印迹深重。她的有别于他人的风度、风格、风采，都值得我回忆和怀念。
一个潜心工作的人，遇到一位开明的领导，他无私心地扶持你、放飞你，让你展开双翼去翱翔，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大幸吗？
苏予一生爱花养花，花儿也让她美丽；她所住之处，无论逼仄与广敞，都把阳光最灿烂的地方让给一盆盆的花儿们。在她去世之前不久，我曾到她居住的太阳城去看望她，那几乎是一屋书籍半屋花的环境，令我十分感慨。我想，这就是她生命的寄托，知识和美丽托举了她曾漂流大半生的灵魂，它们对她忠心无二地守护着。
苏予葬在北京天寿园公墓。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以孙辈的名义刻着“祖母苏予”的字样，让这位一生难以欢乐的老人，平添了一份慈祥。这个公墓，广阔而肃穆，足以承载她那瘦弱身躯中强大的灵魂。
最后一次见到苏予，是在她的追悼会上。
灵床四周是红花绿草，苏予就那么瘦瘦小小地躺着，除了双唇紧闭的嘴角，还留着她平时的刚硬、决断，其他的都悄无声息地被她带走了。
我将手中的一支白菊放在她身旁，弯身的一瞬间，忽然觉得心痛了一下。
90岁，她走了，应当是无憾的事。但我痛惜她的，是她那颗平日“怦怦”作跳的心脏。有时，你离她很近时，仿佛能听到她的心跳，那么剧烈，那么不停息。从她沙哑的声音里，从她清晰明断的语言里，你都能觉出她的心跳。
这就是这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生命的力量。
我到《十月》时，苏予刚任《十月》主编不久。她正在把这个新生的刊物整合起来，定制度、分工作、联络各方。编辑部小小的三间办公室里，每天都充溢着忙碌而有序的气氛。
我被分配负责剧本版面。我有些畏难，因为戏剧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一个戏剧粉丝。
苏予看出我的心绪，她没有安慰，只干脆地说：“干吧！你能行！”
之后，她拿起电话，打给凤子大姐。于是，我就去拜访了这位戏剧界的名人。而后，她又带我到吴祖光先生家。从此，我就经常往东大桥的吴家跑。后来，白桦、沙叶新、叶楠、白峰溪、高行健、何冀平等，我就一路跑下去，将剧本栏目办得扎扎实实。
记得有一天，我在楼道里刚接完白桦的电话（那时，我们和文艺室合用一部电话，电话就放在楼道的窗台上），转身和苏予碰个正面，她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一句话没说进了她的办公室。
这就是苏予的风格！回忆起来，那笑容，是十分深厚的。
作为编辑，我和主编苏予的相处和交流，是在工作中加深的。
1982年下半年，我将高行健、刘会远的话剧剧本《绝对信号》放在苏予的案头。
那时，小说的先锋潮流已为社会所关注，而戏剧界似乎因其“小众”，社会的关注度远不如小说。但《绝对信号》在当时绝对是戏剧创作中先锋派的精品。我也是由此知道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就这一点来说，当时可能还不是最大的障碍，障碍在于这个小剧场实验剧本不仅冲破了以往大剧场的戏剧经验，而且它在我们惯常的文艺创作思想中，也提出了新的考题，即：戏中的一号人物，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而是一名被车匪胁迫着的犯罪青年。这是剧本本身的先天情况，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世情横在这个剧本之前，那就是批《苦恋》的风潮刚刚结束不久，虽说全编缉部天天依然，但阴影还未散尽。因此，送审时，我心怀忐忑。
但苏予和副主编张兴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通过了这个剧本，并将它刊登在当年第5期的《十月》上。
若干年后，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演出前的纪实，报载第一次艺委会上，剧本读完，全场哑然，还有人拂袖而去。而演出本对原创本做了一定的修改，加上了拯救失足青年之类的内容。
我庆幸，《十月》保留了原创的精华，让它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原本的样子。
这个剧本刊出后，得到普遍的好评，北京市文联评奖中，更给了它优秀剧本奖。
转过年来，到了1983年初，我拿到了白桦的话剧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剧本颇有郭、老、曹的风格，尤其是台词的精彩，让人读得热血沸腾。但这是白桦的作品，这是我将剧本送审前的最大顾虑：白桦正是《苦恋》的作者。記得我在送审报告上特别下功夫，从内容到形式，分述这个剧本之所长。有了《绝对信号》的先例，我相信，苏予会如我所愿地通过它。果然，在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办公桌上摆着《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原稿，在我的审评报告页，写着“发今年第2期”。
这个剧本刊出后，戏剧界给予肯定的评价，北京人艺的演出也热极一时。但我们出版社有权威人士说：这个剧本是影射！
对此，不能说我一点都不紧张。但我很快就释怀，因为苏予说：“我们发出的作品，要允许人家有各种评论，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自信。”于是自信的我和副主编张兴春一道，去人艺剧场看了这个剧的演出，从观众的热烈反响中，我们检验了我们的自信。
就在《吴王金戈越王剑》刚刚编辑完毕时，我又拿到了高行健的小剧场剧本《车站》，几乎同时也接到了沙叶新寄来的剧本《马克思秘史》，这两个剧本形式都小而精致。于是，我一并送给苏予，希望都留下来，分期刊登。没想到，苏予的决定是：下一期（即1983年第3期）两个剧本同时发，而《马克思秘史》发头条。
当时，我确实很激动，觉得剧本栏目的旺盛，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呀！
那时，有人问苏予：“为什么同期发两个剧本？为什么剧本发头条？”她回答：“我们选稿的标准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不想，《车站》发出，兜头冷水泼来，上面让我们发批判《车站》的评论。
当时，我很意气用事，说：“谁爱批让谁批，我们自己为什么批自己。”
苏予却冷静地说：“上面让发批判稿就发吧！我们不要把精力纠缠在这件事上，我们还要全力办刊物呀！”张兴春支持了苏予的意见，让评论版的贺新创同志去组稿。不想，他跑了三四天，找了不下十位评论家，都拒绝写。最后，是中国作协创研部一位研究诗歌的，写了对《车站》的批判稿。接着，上面也派送来一篇批判稿。稿件由张兴春同志呈报市委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陈昌本同志以“不宜”二字，使《十月》从批判《车站》的艰难进程中脱离一劫。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宜”二字对写批判稿的人，也是一种解脱吧！
事后，那位作协创研部的作者涉及稿费，老贺为难，稿子没刊出，稿费总开？苏予却说：照发表了的稿费标准开给他！这事虽小，但足见苏予的大度。
关于剧本栏目发稿所遇曲折的例证不必再一一列举。现在回忆起来我只想说，从批《车站》的困境中脱出来的我，并未因此感到有压力。原因如下：1985年和1986年，我分别送审了高行健话剧剧本《野人》和《彼岸》，苏予和张兴春都分别签字通过，刊登于《十月》。至此，这位先锋派剧作家的新创作理论的实践，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另一位现实主义派的女剧作家，在《十月》这片沃土上，开启了她走向世界的历程。
她是女剧作家白峰溪。
“文革”前，白峰溪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话剧演员。鸣凤、刘胡兰、文成公主，都是她辉煌的舞台形象。“文革”结束，白峰溪挥笔转向话剧剧本的创作。她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是《明月初照人》。这时正是1981年4月，《十月》面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被批判，压力一时难以缓解，但编辑部的同仁们都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也努力地四处搜寻好剧作。恰逢白峰溪刚完成《明月初照人》这个本子，十个角色，全是女性，且奉沿郭、老、曹的风格，台词清新而朗朗上口。我读后送审，审读报告中申述它的现实主义风格和面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价值。这个本子在当年《十月》第4期发表，意外地让“盛夏中”的剧坛沸腾起来。报纸上天天有争论文章，支持者说它有现实主义的魅力；反对者劲势强烈，说它是“精神污染”。戏剧界的权威人士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对它加以批判，并且点名《十月》。更严重的是中宣部召开戏剧界创作会议，直点“白色污染”。编辑部内部也有人对此剧作提出批评意见。
此时，我担任剧本编辑不久，遇此大浪，自是心惊。可是，苏予和张兴春却镇定地对待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搜集到的有关文章交给我时，总是平和地说：“留下，作资料吧！”
那时，我知道白峰溪早有第二部作品《风雨故人来》的构思。当我向二位领导汇报时，他们一致说：要盯住啊！好作品一定要拿到手！”
这样，白峰溪的第二部作品《风雨故人来》和第三部作品《不知秋思在谁家》，几乎是两年一部，前后发在《十月》上。作者也因此得到国内外戏剧界的关注，被邀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女剧作家大会，并在美国等地讲学。
戏剧界有人说，白峰溪简直是个奇迹，六年完成了一个成功戏剧家的全部历程。
白峰溪则始终说：“《十月》是我的恩人、贵人。”
回忆此段历史，并不想炫耀《十月》推出一位现实主义女剧作家的功绩。我只是想用这个例证，说明苏予这些《十月》领导者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他们确实以刊物的丰厚沃土造就着如上所述的作家。
于是，我想起了谢冕先生为《十月》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我们怀念苏予这些老一代的开拓者，正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了《十月》这片文学沃土，并把这份刊物捧给了这个难忘的时代。
有时，我会觉得苏予不大像我们思维程式中的领导，好像她更多的是着力于在一个大时代浪潮中，展现她的独特的个性和出众的思想。
但那是怎样的个性和思想，是被怎样的时代造就的个性和思想呀！
看她怎样在年轻时代投身革命，活力四射，赤胆忠心；看她怎样在一夜之间因“胡风大案”的牵连，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记录了苏予在这个冤案中的经过，其中有两个数字令人震颤不已，那就是“29”和“54”。“29”是1955年苏予刚29岁时，被牵进“胡风大案”，从此噩运连连；“54”是1979年她54岁时，牵连她的姐夫阿垅被宣布无罪，她也因此得以平反。这是苏予在这场涉及了2100多人的大案中所经历的岁月——从火样年华到白发苍苍。这并不只是一个由年龄牵构而成的岁月记录。在这个岁月的屏幕上，它不断闪现的是：苏予的“被控制使用”；苏予每临“运动”必被“批判”的境遇；苏予反复被下放农村劳动的过程；苏予受处分写检查的心灵创伤；苏予随意被冷落乃至被搁置一边的处境；苏予牵连了爱人、儿子，却束手無策的痛苦……
苏予就是这样被百炼成钢的。
当我们看到苏予为《十月》造就着一个创新的时代时，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十月》是怎样焕发和再造了苏予，怎样让她抚摸着自己的双肩并得知它们有铁一样的坚硬。
所以，当我挥笔写下对苏予的怀念时，我也是在写对那时《十月》的敬意，是在写对那种由苏予代表的精神的怀念和尊敬。
回忆我在做剧本编辑的时光，那是我一生中心情最飞扬的生命时段。所以，我感谢老主编苏予和副主编张兴春。当时这些剧本送审时，倘若苏予他们瞻前顾后，倘若苏予他们才学不深、视野不广，徜若……那在文学史和《十月》史上，会是一段怎样的记录呢？
苏予留给我的记忆，还有一道超过这些稿件发刊的深痕，就是关于长篇小说《废都》。
《废都》风波，起于1993年，《十月》在当年第4期全文发表。那时，苏予离休已近十年。
我始终认为，《废都》之风波，是世情大于文情。一部小说，愣是被放到世情的铁秤上颠来簸去。
当时，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开会，并由市委领导宣布对我——一个小小责任编辑的处分；而开始热捧《废都》是“当代《红楼梦》”的关键人物，却硬要被说成“事前未审此稿”。一些人辅佐演出了这场再荒唐不过的闹剧后，出版社对我来说，变得一片冷寂，如置身于洪荒旷野，想找一棵小树歇靠一下，哪怕它枝叶稀疏，甚至只有枯干。但是找不到！
一天中午，办公室内外寂静无声，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位好心朋友告诉我，苏予听到我的处分，十分惊异，说，怎么能处分一个责任编辑？二审、三审呢？还说起当年批《苦恋》，老陆（元炽，党组书记）担当了所有责任等等。
电话未放，我已泪流满面。那是我因《废都》第一次为自己而痛哭。
以后，《废都》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再以后，《废都》又在《十月》35周年庆典时，被评为优秀长篇小说。这些如社会游戏般的事情，在我心中，少有波澜。只有苏予那句在风雨中送来的话，留在我心里，并时时拨动我的心弦。
自此，又是十几年后，我到太阳城苏予的家中看望她。这时，我已双鬓染白，苏予也已是满头银发。
我们面对面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她用冰凉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我亲耳听到了若干年前电话中所传的她的话。
她面对窗外的光线，丝丝银发都有着亮光，宽大的沙发，衬得她瘦小的身躯，让我想起她当年执掌《十月》的风采。我感到她虽年事已高，但内心依然那么强大。这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人！ 我面对她，握紧她的手，将眼眶里的泪水咽下去，让它们流到心里，“哗哗”地冲刷着我的心脏。
行文到此，仍有不尽的怀念未能表溢，我却又想起她的追悼会。当我向她的遗体深深鞠躬后，走向门口时，想回头再看她一眼，却只见她灵床旁，花儿怒放，叶儿贲张，它们细细密密地站在她的周围，将她藏在了茂盛花草的深处。
这或许就是这位90老人最心仪的归处。
亲爱的老主编，您就在花丛中安息吧！
附：
苏予，《十月》杂志首任主编。
1926年，苏予生于四川。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1979年任《十月》主编，1985年自《十月》离休。2016年病逝，享年90岁。
谢冕先生曾以《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为题，写文表述《十月》最辉煌的那个时期。这正是苏予任《十月》主编的时期。这一时期，《十月》发表了《苦恋》《小镇上的将军》《飞天》《沉重的翅膀》《三生石》《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大雁情》《公开的情书》《绝对信号》《车站》等有影响的作品，使《十月》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了特别的地位。
蘇予的一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她虽早年参加革命，但也早早地受“胡风大案”牵连，而几乎付出一生的代价。“胡风分子”阿垅曾是她姐夫，但阿垅和苏予的姐姐只有两年短暂的婚姻，这场婚姻因她姐姐的自杀而早无存在之迹，但政治的桎梏并不放过年轻的苏予，从29岁她被牵连入案，一直到她54岁的老年，阿垅因“无罪”而结案，她才因此而宣布“平反”。但她付出的是一生中年华最盛的24年。这时，苏予选择了到《十月》当编辑的工作，才开始了她生命中最耀眼也是最后的辉煌。
苏予到《十月》工作不到一年，我也调到《十月》，有幸在她的领导下，愉快地工作了五六年，这是我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所以，当苏予病逝，我在回顾她的经历时，也等于回忆了自己那一段的生命历程。
我与苏予私交平平，但工作之交却印迹深重。她的有别于他人的风度、风格、风采，都值得我回忆和怀念。
一个潜心工作的人，遇到一位开明的领导，他无私心地扶持你、放飞你，让你展开双翼去翱翔，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大幸吗？
苏予一生爱花养花，花儿也让她美丽；她所住之处，无论逼仄与广敞，都把阳光最灿烂的地方让给一盆盆的花儿们。在她去世之前不久，我曾到她居住的太阳城去看望她，那几乎是一屋书籍半屋花的环境，令我十分感慨。我想，这就是她生命的寄托，知识和美丽托举了她曾漂流大半生的灵魂，它们对她忠心无二地守护着。
苏予葬在北京天寿园公墓。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以孙辈的名义刻着“祖母苏予”的字样，让这位一生难以欢乐的老人，平添了一份慈祥。这个公墓，广阔而肃穆，足以承载她那瘦弱身躯中强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