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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很高兴以一名外交战线老兵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座有不少都是国际战略方面的专门家、大学者。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国际战略方面专家学者们接触不少，从你们身上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有更多时间向大家请教了。
首先，我要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多年来，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各涉外部门以及国外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培养了一批外交领域的专门人才。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必将为我们国家国际战略研究的拓展、为我们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以为，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核心是在“战略”二字。“战略”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战略方向正确与否决定着一项事业的成败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比如，历史上，秦惠王向南并吞巴蜀而一举奠定秦王朝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地缘政治和物质基础，而明太祖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使得中国在原本相对领先的条件下错失了实现近代化的契机。世界范围内，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之后继续把重点放在自身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上，从而为其在二战后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日本等一些国家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则把世界和他们自身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战略”也是各主要大国统筹内政外交、凝聚力量和人心的重要手段。战略意味着方向。大家知道，“海权论”的提出迄今仍在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的不同阶段先后推行了一整套战略，而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就是调动一切资源、采取一切办法去和苏联对抗、争霸，直到把苏联搞垮。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需要，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搞了反恐战略和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2011年奥巴马总统时期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布热津斯基还提出了“大西方”战略。
“战略”问题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华文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战略大师，远在春秋时期，孙子就提出“上兵伐谋”的思想，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战略的重要性。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的张良，还是妇孺皆知的诸葛亮，他们的思想之光直到今天，依然沐浴着我们中华民族，并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宝库。我的家乡在贵州，明朝的开国谋士刘伯温曾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看看今天西南地区奋力追赶的发展态势，谁不赞叹刘伯温的战略远见呢？！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一个文明底蕴深厚、历史传承历经几千年不间断的大国，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重申了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决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战略研究院、加强战略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尤其要在“战略”二字上下功夫，想长远，谋全局，出实招。
第三，今天，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怎么走，能够走多远，还需要北大的各位同志做好顶层设计，抓好各项执行，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万事开头难，始创的这几步尤为关键，一定要争取用两三年的时间打拼出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来，为研究院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为此，我想谈几点看法和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不务虚名，但求实效。如何建成一个高端的智库？我以为，这个高端智库的起点和定位决定它能够走多久、走多远。起点高则视野宽、思路广；定位准则方向明、干劲足。所谓智库，我理解它的主要产品就是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意味着，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如果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就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更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实际需求，及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为中央、为外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参考。面对时代潮流特别是瞬息变化的国际形势与火热的外交实践，我们已经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为做研究而做研究了，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要生存、要发展、特别是要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树立“为国家策，为万世谋”的胸襟和远大理想，扎扎实实地做好规划，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些大问题。
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才。有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南部和西部被称为“阳光地带”的部分城市由于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的聚集而实现了经济在逆势中的快速增长。这充分表明了人才对于事业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怎样才能够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师们、人才们吸引到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门下，做研究、提建议、出精品呢？这就需要北大的同志们、特别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同志们做好制度设计，不仅把北大校内人才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充分发挥出来，还要把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人才吸引过来，把他们的智慧挖掘出来。
作为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国际战略研究院，我想是不是还应担负起培养人才、培育大师的责任。我们说大学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延安的窑洞孕育了共产党的一大批领袖，新中国从西柏坡简陋的环境中走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住着茅草和泥土筑成的陋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各领域的大师与精英。我们今天条件好得多，但为国家发展、为外交事业培养人才的任务却也更加紧迫，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人才的储备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希望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在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方面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三是开拓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前几天，我见到一位美国朋友，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美国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就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高水平，有什么秘诀没有？他回答说，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创新。我以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何在？很重要的就是创新。作为新成立的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更需要在组织架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形成、评估与转化，人才吸引、培养与保障等方方面面推陈出新、开拓进取，这样才能够确保国际战略研究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想再次对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也希望，在各部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参与下，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能够办出高水平，办出竞争力，办出影响力，同时也办出感召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智力平台。
谢谢大家！
（此文系戴秉国同志在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
（责任编辑：张凯）
家好！很高兴以一名外交战线老兵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座有不少都是国际战略方面的专门家、大学者。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国际战略方面专家学者们接触不少，从你们身上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有更多时间向大家请教了。
首先，我要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多年来，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各涉外部门以及国外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培养了一批外交领域的专门人才。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必将为我们国家国际战略研究的拓展、为我们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以为，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核心是在“战略”二字。“战略”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战略方向正确与否决定着一项事业的成败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比如，历史上，秦惠王向南并吞巴蜀而一举奠定秦王朝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地缘政治和物质基础，而明太祖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使得中国在原本相对领先的条件下错失了实现近代化的契机。世界范围内，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之后继续把重点放在自身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上，从而为其在二战后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日本等一些国家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则把世界和他们自身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战略”也是各主要大国统筹内政外交、凝聚力量和人心的重要手段。战略意味着方向。大家知道，“海权论”的提出迄今仍在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的不同阶段先后推行了一整套战略，而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就是调动一切资源、采取一切办法去和苏联对抗、争霸，直到把苏联搞垮。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需要，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搞了反恐战略和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2011年奥巴马总统时期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布热津斯基还提出了“大西方”战略。
“战略”问题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华文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战略大师，远在春秋时期，孙子就提出“上兵伐谋”的思想，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战略的重要性。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的张良，还是妇孺皆知的诸葛亮，他们的思想之光直到今天，依然沐浴着我们中华民族，并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宝库。我的家乡在贵州，明朝的开国谋士刘伯温曾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看看今天西南地区奋力追赶的发展态势，谁不赞叹刘伯温的战略远见呢？！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一个文明底蕴深厚、历史传承历经几千年不间断的大国，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重申了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决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战略研究院、加强战略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尤其要在“战略”二字上下功夫，想长远，谋全局，出实招。
第三，今天，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怎么走，能够走多远，还需要北大的各位同志做好顶层设计，抓好各项执行，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万事开头难，始创的这几步尤为关键，一定要争取用两三年的时间打拼出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来，为研究院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为此，我想谈几点看法和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不务虚名，但求实效。如何建成一个高端的智库？我以为，这个高端智库的起点和定位决定它能够走多久、走多远。起点高则视野宽、思路广；定位准则方向明、干劲足。所谓智库，我理解它的主要产品就是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意味着，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如果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就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更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实际需求，及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为中央、为外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参考。面对时代潮流特别是瞬息变化的国际形势与火热的外交实践，我们已经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为做研究而做研究了，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要生存、要发展、特别是要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树立“为国家策，为万世谋”的胸襟和远大理想，扎扎实实地做好规划，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些大问题。
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才。有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南部和西部被称为“阳光地带”的部分城市由于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的聚集而实现了经济在逆势中的快速增长。这充分表明了人才对于事业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怎样才能够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师们、人才们吸引到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门下，做研究、提建议、出精品呢？这就需要北大的同志们、特别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同志们做好制度设计，不仅把北大校内人才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充分发挥出来，还要把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人才吸引过来，把他们的智慧挖掘出来。
作为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国际战略研究院，我想是不是还应担负起培养人才、培育大师的责任。我们说大学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延安的窑洞孕育了共产党的一大批领袖，新中国从西柏坡简陋的环境中走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住着茅草和泥土筑成的陋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各领域的大师与精英。我们今天条件好得多，但为国家发展、为外交事业培养人才的任务却也更加紧迫，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人才的储备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希望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在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方面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三是开拓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前几天，我见到一位美国朋友，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美国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就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高水平，有什么秘诀没有？他回答说，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创新。我以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何在？很重要的就是创新。作为新成立的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更需要在组织架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形成、评估与转化，人才吸引、培养与保障等方方面面推陈出新、开拓进取，这样才能够确保国际战略研究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想再次对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也希望，在各部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共同参与下，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能够办出高水平，办出竞争力，办出影响力，同时也办出感召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智力平台。
谢谢大家！
（此文系戴秉国同志在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