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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锁记》是中国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一部杰出之作。小说描写了旧中国一个遗老之家——姜公馆二奶奶曹七巧的悲剧人生和病态人格。曹七巧是遭受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双重奴役的受害者，也是强烈占有和疯狂报复的损害者，金钱枷锁和原欲的精神折磨扭曲了她的灵魂，最终使她成为子女人生幸福的损害者。曹七巧的人格扭曲和苍凉人生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和时代性内涵，体现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义反思主题。
关键词：曹七巧；男性法权；金钱；原欲；人格扭曲；女性主义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46-02
《金锁记》写于1943年，是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一部优秀作品。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将《金锁记》称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335，著名翻译家傅雷也给予《金锁记》“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评价。《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无疑是作家塑造得最为典型和成功的一个人物。曹七巧这个形象是立体的、丰满的，是张爱玲笔下“最彻底的人物形象”，她戴着男性法权的镣铐，戴着原欲和金钱的枷锁一步步走向人格的扭曲，一步步坠入苍凉的人生。这其中蕴含着的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发人深省。
一、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奴役的受害者
小说《金锁记》的主人公七巧是一个在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双重压迫与奴役下的受害者。七巧出生在一个开麻油店的家庭里，从小失去双亲在兄嫂的匡护下生活。正值花季的她有着纯真少女特有的生命活力和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2]231，“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选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2]260。
那时的七巧天真烂漫、美丽可人，期盼着纯真的爱情。然而在那个男性法权与金钱利益相结合的时代，七巧的理想注定只是美丽的泡沫。最终她在兄嫂和媒人的串通下嫁给了姜家的二少爷，姜家的二少爷是一个身患软骨症瘫痪在床、无法动弹的“废人”，做官人家的女儿是不会嫁给他的。为了让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侍二少爷，便让她做了正头奶奶。这完全是一桩“金钱婚姻”，为了钱，七巧的哥哥不惜牺牲妹妹一辈子的幸福与姜家进行着赤裸裸的交易。哥哥不仅在婚姻方面丝毫未尊重七巧的意愿，而且在看望七巧时说出了“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2]230的话。这足以看出在当时那个男性法权至上的时代，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依旧根深蒂固。“在男女/阳阴尊卑的定位上，传统宗法体系把女性设置在天、君、父的男性中心概念之下，将其贬压于权力、身份与欲望的最底层”“男性成为‘天’‘君’‘父’的中心象征，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既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人格”。[3]134在封建传统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束缚下女性甚至成为“商品”，七巧便是这样一个牺牲婚姻以换取金钱的“商品”。她有过挣扎，有过反抗，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她和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有着非同寻常的暧昧关系。她喜欢他、挑逗他，“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2]226然而，原本风流成性的姜季泽此刻却打定主意不惹自己家里人。他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虚伪姿态，用封建儒家伦理道德断然拒绝了七巧：“我走就是了。你不怕人，我还怕人呢。也得给二哥留点面子！”[2]226就這样七巧心中那最后一点对幸福的渴望被男性法权生生地扼杀了。
二、强烈占有和疯狂报复的损害者
七巧的畸形婚姻与她在姜家遭受到的种种歧视与不容，使她意识到出身卑微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因为她出身卑微、家庭贫困，所以兄嫂为了金钱富贵包办了她与姜家的婚事；因为她出身卑微、家庭贫困，姜家的太太小姐甚至连侍女都瞧不起她，与她不容。于是七巧的金钱意识觉醒，“金钱意识从此成为她认识和判断自身价值与人们情感、行为动机的主导意识。正是在这意识主使下她看穿了亲情和爱情的本质，以超常的反叛撕掉情感伪装，揭露亲情和爱情的金钱动机。”[4]254在这种金钱意识的影响下，七巧先揭露了她的兄嫂包办婚姻、“邀功请赏”的丑恶动机，之后又撕碎了姜季泽虚伪的求爱面具，她经过试探证实了他“是哄她”“想要她的钱”之后，她那被他“撩拨”起来的情绪便骤然化为愤恨和“暴怒”，在暴怒中她揭穿并赶走了姜季泽。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2]239赶走姜季泽也意味着七巧爱情的彻底丧失。这是一种金钱对感情的自我奴役，强烈的金钱占有欲和人性中对性与爱的原欲交织斗争着，其结果是她人格在残酷自戕和隐忍中异化为被金钱所扭曲的畸形。七巧畸形的人格使她对自己的子女产生出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不仅对金钱要占有，对自己的子女也要占有；自己的婚姻是悲惨的，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那么子女也休想得到幸福，她要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她的悲剧人生的殉葬品。
这种报复心理首先体现在七巧对其女长安的压制与损害上。她先是把长安的表兄春熹赶走，并给长安灌输“天下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2]241的病态思想，在精神上给予其压制，继而又用裹脚这一封建陋习给长安以肉体伤害。在长安读书这件事上，七巧发现女儿在读期间丢失了一条褥单和枕套手帕等物品后暴跳如雷，视钱如命、被金钱枷锁牢牢套住的七巧不管不顾女儿的教育和自尊，决定去学校大闹一场。正值少女时期的长安为了守住自尊，默默选择了放弃上课的机会；对上课的放弃，对一切不公的隐忍，最终戕害、扭曲了长安的灵魂，使她也成为了七巧式金钱奴役的牺牲者和鸦片的吸食者。 正当长安随着她母亲的步伐一步步地走向悲剧人生之时，童世舫出现在她的面前。童世舫的出现重新点燃了长安生活的希望与激情。他们俩很快在长馨的撮合下定了婚，眼看两人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七巧非但不为此高兴，反而极力阻挠长安的婚事，她在亲戚面前败坏长安的名声。长安在外界亲戚舆论和母亲“亲情花招”的干预下，选择了自己结束这“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她提出和世舫退婚。在这之后，世舫对长安仍留爱意，为彻底毁灭长安与世舫的爱情，七巧把女儿吸食鸦片成瘾之事告诉了世舫。在这之后，长安一切的希望都被七巧的病态人格所扑灭，长安彻底堕落了。
在对待儿子儿媳上，七巧亦受其病态人格的支配，强烈的对儿子长白的“占有欲”使得七巧对儿媳芝寿百般折磨。她先是对长白出格亲昵，套出儿子儿媳间的“床笫之事”，接着用此事对儿媳大肆羞辱，之后又恶意挑拨长白与芝寿间的关系。芝寿在婆婆的羞辱和无爱的生活中痛不欲生，最终患上肺痨，痛苦死去。
三、曹七巧形象中女性主義的痛苦反思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4]1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集中深刻地体现出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主题，《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
“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是女性主体意识，它在实践上一方面表现为对男性法权的叛逆与反抗，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自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的自觉追求与自我塑造。”[4]1然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恰恰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者。“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2]260这是小说结尾处对七巧苍凉人生的一个概述。无疑，曹七巧是一个双面性的人物，她既是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奴役的受害者，亦是强烈占有和疯狂报复的损害者。她的悲剧的造成、扭曲的人格、苍凉的人生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正是女性主义的反思所在。
在自由与文明伪装下的男性法权的压制下，深受封建宗法束缚的女性是毫无独立自主可言的，她们被迫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生活在悲剧人生之中。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原因：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宗法思想对人影响深远；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
金钱对女性的禁锢和奴役亦是女性主义反思的一个方面。受落后思想的影响，旧中国的女性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良好的教育，缺少独立自主的思想和经济基础，因而只能依附于男性和金钱，众多都市女性在当时封建、金钱至上、腐化的都市混沌环境中沉沦，丧失了自我，为追求享乐浮华的生活，甘愿成为金钱的奴隶，将恋爱婚姻市场化，以牺牲爱情的代价获得金钱，坠入苍凉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开源（1976—），男，硕士，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李宁（1998—），河南郑州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曹七巧；男性法权；金钱；原欲；人格扭曲；女性主义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46-02
《金锁记》写于1943年，是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一部优秀作品。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将《金锁记》称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335，著名翻译家傅雷也给予《金锁记》“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评价。《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无疑是作家塑造得最为典型和成功的一个人物。曹七巧这个形象是立体的、丰满的，是张爱玲笔下“最彻底的人物形象”，她戴着男性法权的镣铐，戴着原欲和金钱的枷锁一步步走向人格的扭曲，一步步坠入苍凉的人生。这其中蕴含着的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发人深省。
一、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奴役的受害者
小说《金锁记》的主人公七巧是一个在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双重压迫与奴役下的受害者。七巧出生在一个开麻油店的家庭里，从小失去双亲在兄嫂的匡护下生活。正值花季的她有着纯真少女特有的生命活力和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2]231，“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选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2]260。
那时的七巧天真烂漫、美丽可人，期盼着纯真的爱情。然而在那个男性法权与金钱利益相结合的时代，七巧的理想注定只是美丽的泡沫。最终她在兄嫂和媒人的串通下嫁给了姜家的二少爷，姜家的二少爷是一个身患软骨症瘫痪在床、无法动弹的“废人”，做官人家的女儿是不会嫁给他的。为了让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侍二少爷，便让她做了正头奶奶。这完全是一桩“金钱婚姻”，为了钱，七巧的哥哥不惜牺牲妹妹一辈子的幸福与姜家进行着赤裸裸的交易。哥哥不仅在婚姻方面丝毫未尊重七巧的意愿，而且在看望七巧时说出了“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2]230的话。这足以看出在当时那个男性法权至上的时代，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依旧根深蒂固。“在男女/阳阴尊卑的定位上，传统宗法体系把女性设置在天、君、父的男性中心概念之下，将其贬压于权力、身份与欲望的最底层”“男性成为‘天’‘君’‘父’的中心象征，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既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人格”。[3]134在封建传统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束缚下女性甚至成为“商品”，七巧便是这样一个牺牲婚姻以换取金钱的“商品”。她有过挣扎，有过反抗，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她和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有着非同寻常的暧昧关系。她喜欢他、挑逗他，“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2]226然而，原本风流成性的姜季泽此刻却打定主意不惹自己家里人。他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虚伪姿态，用封建儒家伦理道德断然拒绝了七巧：“我走就是了。你不怕人，我还怕人呢。也得给二哥留点面子！”[2]226就這样七巧心中那最后一点对幸福的渴望被男性法权生生地扼杀了。
二、强烈占有和疯狂报复的损害者
七巧的畸形婚姻与她在姜家遭受到的种种歧视与不容，使她意识到出身卑微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因为她出身卑微、家庭贫困，所以兄嫂为了金钱富贵包办了她与姜家的婚事；因为她出身卑微、家庭贫困，姜家的太太小姐甚至连侍女都瞧不起她，与她不容。于是七巧的金钱意识觉醒，“金钱意识从此成为她认识和判断自身价值与人们情感、行为动机的主导意识。正是在这意识主使下她看穿了亲情和爱情的本质，以超常的反叛撕掉情感伪装，揭露亲情和爱情的金钱动机。”[4]254在这种金钱意识的影响下，七巧先揭露了她的兄嫂包办婚姻、“邀功请赏”的丑恶动机，之后又撕碎了姜季泽虚伪的求爱面具，她经过试探证实了他“是哄她”“想要她的钱”之后，她那被他“撩拨”起来的情绪便骤然化为愤恨和“暴怒”，在暴怒中她揭穿并赶走了姜季泽。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2]239赶走姜季泽也意味着七巧爱情的彻底丧失。这是一种金钱对感情的自我奴役，强烈的金钱占有欲和人性中对性与爱的原欲交织斗争着，其结果是她人格在残酷自戕和隐忍中异化为被金钱所扭曲的畸形。七巧畸形的人格使她对自己的子女产生出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不仅对金钱要占有，对自己的子女也要占有；自己的婚姻是悲惨的，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那么子女也休想得到幸福，她要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她的悲剧人生的殉葬品。
这种报复心理首先体现在七巧对其女长安的压制与损害上。她先是把长安的表兄春熹赶走，并给长安灌输“天下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2]241的病态思想，在精神上给予其压制，继而又用裹脚这一封建陋习给长安以肉体伤害。在长安读书这件事上，七巧发现女儿在读期间丢失了一条褥单和枕套手帕等物品后暴跳如雷，视钱如命、被金钱枷锁牢牢套住的七巧不管不顾女儿的教育和自尊，决定去学校大闹一场。正值少女时期的长安为了守住自尊，默默选择了放弃上课的机会；对上课的放弃，对一切不公的隐忍，最终戕害、扭曲了长安的灵魂，使她也成为了七巧式金钱奴役的牺牲者和鸦片的吸食者。 正当长安随着她母亲的步伐一步步地走向悲剧人生之时，童世舫出现在她的面前。童世舫的出现重新点燃了长安生活的希望与激情。他们俩很快在长馨的撮合下定了婚，眼看两人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七巧非但不为此高兴，反而极力阻挠长安的婚事，她在亲戚面前败坏长安的名声。长安在外界亲戚舆论和母亲“亲情花招”的干预下，选择了自己结束这“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她提出和世舫退婚。在这之后，世舫对长安仍留爱意，为彻底毁灭长安与世舫的爱情，七巧把女儿吸食鸦片成瘾之事告诉了世舫。在这之后，长安一切的希望都被七巧的病态人格所扑灭，长安彻底堕落了。
在对待儿子儿媳上，七巧亦受其病态人格的支配，强烈的对儿子长白的“占有欲”使得七巧对儿媳芝寿百般折磨。她先是对长白出格亲昵，套出儿子儿媳间的“床笫之事”，接着用此事对儿媳大肆羞辱，之后又恶意挑拨长白与芝寿间的关系。芝寿在婆婆的羞辱和无爱的生活中痛不欲生，最终患上肺痨，痛苦死去。
三、曹七巧形象中女性主義的痛苦反思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4]1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集中深刻地体现出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主题，《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
“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是女性主体意识，它在实践上一方面表现为对男性法权的叛逆与反抗，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自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的自觉追求与自我塑造。”[4]1然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恰恰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者。“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2]260这是小说结尾处对七巧苍凉人生的一个概述。无疑，曹七巧是一个双面性的人物，她既是男性法权和金钱社会奴役的受害者，亦是强烈占有和疯狂报复的损害者。她的悲剧的造成、扭曲的人格、苍凉的人生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正是女性主义的反思所在。
在自由与文明伪装下的男性法权的压制下，深受封建宗法束缚的女性是毫无独立自主可言的，她们被迫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生活在悲剧人生之中。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原因：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宗法思想对人影响深远；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
金钱对女性的禁锢和奴役亦是女性主义反思的一个方面。受落后思想的影响，旧中国的女性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良好的教育，缺少独立自主的思想和经济基础，因而只能依附于男性和金钱，众多都市女性在当时封建、金钱至上、腐化的都市混沌环境中沉沦，丧失了自我，为追求享乐浮华的生活，甘愿成为金钱的奴隶，将恋爱婚姻市场化，以牺牲爱情的代价获得金钱，坠入苍凉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开源（1976—），男，硕士，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李宁（1998—），河南郑州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