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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为此，我们特编辑此组文章，给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的社会各界人士做一点参考！
世界各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为此，我们特编辑此组文章，给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各界人士做一点参考！
“分散化集中型”城市布局
德国是世界上城乡发展较快、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推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受到各国称赞，特别是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
德国城市分布均匀，11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据2004年德国城市年鉴数据显示，德国有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30%，其余的则多数生活在2000到1万人的小型城镇。以煤和钢铁著称的“鲁尔工业区”，包括了杜塞尔多夫、科隆、多德蒙德、杜伊斯堡、埃森5个人口在50万以上城市，形成了“分散化集中型”城市布局。
德国的中小型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方便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汽车业令德国人的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而且自然环境优美，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德国法制体系较完善，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
1991年以来，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林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自主推出五花八门的优势发展项目。光巴伐利亚州就有多达58个乡镇参与了2007年到2013年的第四期计划。其中阿尔盖市根据自身优势，推出了城市形象策划、传统果类创新开发等数十个项目。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乡镇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当然，德国的城乡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因过度强调民主和公平而陷入效率低下、成本上升的泥潭，如对项目的意见不能统一，则久议不决，延误时间。一个拆迁项目少则几年，多则十多年。
城市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结合
法国政府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这一前提条件，只有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能加速城市的发展。同时，只有保障农民权益，才能推动国家稳步前进。
法国的城镇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该国大多数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1999年时，城市人口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75.5%。不过与常人印象中的大兴土木、修桥铺路不同，城镇化在这里被打上了深深的“法国烙印”。
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农业受到严重打击。二战以后，法国政府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政府向国外借款，利用价格补贴和国家担保为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同时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还可以享受价格补贴。在逐步实现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之后，一个人耕作百余公顷土地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政府不失时机做起了“专业化”文章，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形成了专门的农作物产区。
法国农民的产品销售渠道也十分畅通，既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也可以通过网上销售。从政府到各种农业组织都开辟了网站，方便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也为农民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对于农业生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法国又建立了异常发达的农业保险进行保障。
法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时刻都将人的生存空间放在重要位置，这使得城市充满了人文气息。19世纪末，人们开始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修建工厂，吸引了众多外省和农村人口，形成了一片新的聚集区，即城市的郊区。在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同时，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性建设，对老城区以及历史建筑给予立法保护。正是这种长远眼光和精心规划，才使这些小城的原貌得以保留，每一座城市都足以构成一幅风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法国各地除了风景风俗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很大。高速列车和飞机让人们的出行变得非常便利，也使得人们安居故土，不愿迁移。
高度集中型
按照人口与国土比率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约为我国的3倍，且多山地少平原。但在这种基本国情下，日本还能够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确保大部分食物自给自足，这与日本较为成功的城乡建设密切相关。
日本政府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是消除城乡鸿沟、推进城乡建设的基础。为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各种措施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而且户均耕地相对多于我国，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获得了较多的基本收入，并且农民的精神生活也较为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定期举办各类群体活动。
依靠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日本迅速迈入高速城镇化轨道。2011年，日本城镇化率已达91.3%。
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镇化模式。有些日本企业采用“集团就职”方式，到农村整班招收毕业生，农民子弟开始大量离开世代生活地农村。一方面，日本政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要求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失业困境。
这种模式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经济过密与过疏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大都市急剧膨胀，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空心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重视城乡总体布局，避免“贫民区”现象出现。他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主动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措施。但交通状况的改善又增强了大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导致通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以首都圈为核心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乡建设的范例。从1965年到1990年，韩国城镇化率从32.4%迅速提高到73.8%，平均每年提高1.66个百分点，仅用20多年就完成了美国近90年才走完的城镇化历程。之后，韩国进入高度城镇化时期，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到2011年，韩国城镇化率达到83.2%。
韩国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60%集中在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但集中了韩国近1/2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以首都圈为核心、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适应了韩国二战后的追赶战略，有利于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但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鉴于此，韩国先后编制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和两次首都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新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战略，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对缓解首都圈的过度集聚起到了积极作用。
市郊型
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截止目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基调演讲上指出，中国的城乡建设应避免走美国模式。由于美国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没有及时以资本为导向加以有效地引导，造成城乡自由放任发展，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形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美国的市郊型城镇，导致战后以来城市正以失控状态蔓延，以至于创造了一个“无边的城市”。
城市化快于工业化
当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出工业化速度，城市化水平将与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过度城市化给墨西哥城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贫困、拥挤、环境破坏等诸多社会问题。
墨西哥城早在1968年就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但它为何没能续写辉煌？过度城市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是墨西哥城不堪重负的原因。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197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6.3%。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只用了20年。在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尽管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1.3亿人口中，有5000万人没有足够收入满足住房、交通、教育等需求，其中近2000万人吃不饱饭。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为了遏制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墨西哥政府采取了建设“卫星城”和实施“城乡均等化”措施。自1980年至今，墨西哥城四周已建成30多个卫星城，居住人口超过1500万。为了吸引市民到周边小城市安家，市政府将卫星城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住宅舒适的宜居城市。
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农村，避免贫困人口盲目进入城市，墨西哥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政府向农村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牛奶；针对穷人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惠及所有农民，一人参保全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还为70岁以上老人建立账户，每月发放25美元补贴；为鼓励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降低失学率，向所有农村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生提供奖学金。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后，墨西哥城的外来移民数量很快出现下降。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墨西哥移民的数量已经出现负增长。
畸形的城市化
印度的城市化被学者金斯利·戴维斯称为“过度城市化”，即大城市的人口无度扩张，导致城市基础服务崩溃，带来住房、贫民窟、用水、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印度的城市生活无序和农村生活贫穷是同时存在的，导致城市很难呈现有活力的发展劲头。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印度城市化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作为支撑，它的城市化是人口爆炸和贫穷导致的城乡移民的产物。过快的城市化致使大量的城市贫民窟产生，紧接着生活悲惨、贫穷、失业、剥削、不公平和城市生活的恶化等问题接踵而至。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贫民窟场景即是印度城市化问题的真实写照。
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难以应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过度城市化直接导致城市贫民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继而加重了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滋生社会冲突、犯罪和反社会活动。贫民窟产生的大量未经处理的垃圾和排泄物，危害城市生活质量，恶化水、空气等资源和环境。这里也成为城市里各种犯罪和恶性事件的神经中枢。可以说，贫民窟成为滋生城市疾病的一张温床。
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令人吃惊的是，在印度大城市中，城市人口中竟然有1/3到1/2住在贫民窟。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居住着60万到100万居民。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城市化研究教授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窟问题，必须在贫民窟的产生源头上寻找答案，即要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农村经济、平衡城乡差别等。
的社会各界人士做一点参考！
世界各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为此，我们特编辑此组文章，给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各界人士做一点参考！
“分散化集中型”城市布局
德国是世界上城乡发展较快、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推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受到各国称赞，特别是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
德国城市分布均匀，11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据2004年德国城市年鉴数据显示，德国有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30%，其余的则多数生活在2000到1万人的小型城镇。以煤和钢铁著称的“鲁尔工业区”，包括了杜塞尔多夫、科隆、多德蒙德、杜伊斯堡、埃森5个人口在50万以上城市，形成了“分散化集中型”城市布局。
德国的中小型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方便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汽车业令德国人的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而且自然环境优美，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德国法制体系较完善，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
1991年以来，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林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自主推出五花八门的优势发展项目。光巴伐利亚州就有多达58个乡镇参与了2007年到2013年的第四期计划。其中阿尔盖市根据自身优势，推出了城市形象策划、传统果类创新开发等数十个项目。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乡镇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当然，德国的城乡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因过度强调民主和公平而陷入效率低下、成本上升的泥潭，如对项目的意见不能统一，则久议不决，延误时间。一个拆迁项目少则几年，多则十多年。
城市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结合
法国政府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这一前提条件，只有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能加速城市的发展。同时，只有保障农民权益，才能推动国家稳步前进。
法国的城镇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该国大多数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1999年时，城市人口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75.5%。不过与常人印象中的大兴土木、修桥铺路不同，城镇化在这里被打上了深深的“法国烙印”。
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农业受到严重打击。二战以后，法国政府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政府向国外借款，利用价格补贴和国家担保为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同时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还可以享受价格补贴。在逐步实现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之后，一个人耕作百余公顷土地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政府不失时机做起了“专业化”文章，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形成了专门的农作物产区。
法国农民的产品销售渠道也十分畅通，既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也可以通过网上销售。从政府到各种农业组织都开辟了网站，方便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也为农民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对于农业生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法国又建立了异常发达的农业保险进行保障。
法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时刻都将人的生存空间放在重要位置，这使得城市充满了人文气息。19世纪末，人们开始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修建工厂，吸引了众多外省和农村人口，形成了一片新的聚集区，即城市的郊区。在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同时，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性建设，对老城区以及历史建筑给予立法保护。正是这种长远眼光和精心规划，才使这些小城的原貌得以保留，每一座城市都足以构成一幅风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法国各地除了风景风俗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很大。高速列车和飞机让人们的出行变得非常便利，也使得人们安居故土，不愿迁移。
高度集中型
按照人口与国土比率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约为我国的3倍，且多山地少平原。但在这种基本国情下，日本还能够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确保大部分食物自给自足，这与日本较为成功的城乡建设密切相关。
日本政府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是消除城乡鸿沟、推进城乡建设的基础。为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各种措施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而且户均耕地相对多于我国，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获得了较多的基本收入，并且农民的精神生活也较为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定期举办各类群体活动。
依靠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日本迅速迈入高速城镇化轨道。2011年，日本城镇化率已达91.3%。
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镇化模式。有些日本企业采用“集团就职”方式，到农村整班招收毕业生，农民子弟开始大量离开世代生活地农村。一方面，日本政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要求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失业困境。
这种模式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经济过密与过疏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大都市急剧膨胀，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空心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重视城乡总体布局，避免“贫民区”现象出现。他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主动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措施。但交通状况的改善又增强了大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导致通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以首都圈为核心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乡建设的范例。从1965年到1990年，韩国城镇化率从32.4%迅速提高到73.8%，平均每年提高1.66个百分点，仅用20多年就完成了美国近90年才走完的城镇化历程。之后，韩国进入高度城镇化时期，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到2011年，韩国城镇化率达到83.2%。
韩国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60%集中在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但集中了韩国近1/2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以首都圈为核心、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适应了韩国二战后的追赶战略，有利于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但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鉴于此，韩国先后编制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和两次首都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新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战略，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对缓解首都圈的过度集聚起到了积极作用。
市郊型
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截止目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基调演讲上指出，中国的城乡建设应避免走美国模式。由于美国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没有及时以资本为导向加以有效地引导，造成城乡自由放任发展，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形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美国的市郊型城镇，导致战后以来城市正以失控状态蔓延，以至于创造了一个“无边的城市”。
城市化快于工业化
当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出工业化速度，城市化水平将与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过度城市化给墨西哥城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贫困、拥挤、环境破坏等诸多社会问题。
墨西哥城早在1968年就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但它为何没能续写辉煌？过度城市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是墨西哥城不堪重负的原因。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197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6.3%。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只用了20年。在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尽管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1.3亿人口中，有5000万人没有足够收入满足住房、交通、教育等需求，其中近2000万人吃不饱饭。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为了遏制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墨西哥政府采取了建设“卫星城”和实施“城乡均等化”措施。自1980年至今，墨西哥城四周已建成30多个卫星城，居住人口超过1500万。为了吸引市民到周边小城市安家，市政府将卫星城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住宅舒适的宜居城市。
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农村，避免贫困人口盲目进入城市，墨西哥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政府向农村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牛奶；针对穷人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惠及所有农民，一人参保全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还为70岁以上老人建立账户，每月发放25美元补贴；为鼓励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降低失学率，向所有农村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生提供奖学金。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后，墨西哥城的外来移民数量很快出现下降。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墨西哥移民的数量已经出现负增长。
畸形的城市化
印度的城市化被学者金斯利·戴维斯称为“过度城市化”，即大城市的人口无度扩张，导致城市基础服务崩溃，带来住房、贫民窟、用水、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印度的城市生活无序和农村生活贫穷是同时存在的，导致城市很难呈现有活力的发展劲头。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印度城市化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作为支撑，它的城市化是人口爆炸和贫穷导致的城乡移民的产物。过快的城市化致使大量的城市贫民窟产生，紧接着生活悲惨、贫穷、失业、剥削、不公平和城市生活的恶化等问题接踵而至。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贫民窟场景即是印度城市化问题的真实写照。
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难以应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过度城市化直接导致城市贫民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继而加重了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滋生社会冲突、犯罪和反社会活动。贫民窟产生的大量未经处理的垃圾和排泄物，危害城市生活质量，恶化水、空气等资源和环境。这里也成为城市里各种犯罪和恶性事件的神经中枢。可以说，贫民窟成为滋生城市疾病的一张温床。
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令人吃惊的是，在印度大城市中，城市人口中竟然有1/3到1/2住在贫民窟。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居住着60万到100万居民。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城市化研究教授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窟问题，必须在贫民窟的产生源头上寻找答案，即要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农村经济、平衡城乡差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