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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早的研究新闻教育史的学术专著。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清末至民国的新闻教育情况，强调了大范围普及新闻教育的重要性。作者按照学校的类型和性质，将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机构分为大学新闻系、大学新闻专修科、新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报童工读学校、新闻课六个类型，并以此为框架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这些史料不仅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当下新闻教育改革也有借鉴意义。然而，《中国新闻教育史》缺少对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后方新闻教育情况的介绍，是一本不完整的中国新闻教育史专著。
关键词：吴宪增；民国新闻教育机构；新闻教育史；民国新闻史；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71-03
一、吴宪增简介与《中国新闻教育史》的成书背景
《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作者是吴宪增，与作者生平、从业经历有关的记录主要源于他的两本著作《民国基本新闻学》和《中国新闻教育史》。在《民国基本新闻学》的作者自序中，吴宪增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学习和从业经历。
吴宪增从小便对报纸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自序中写道：“当我在小学五六年级读报之时，每在课余之暇，便跑到阅报室去看报，因为有了这种癖症，同学们都呼我为‘报迷’。”1938年，吴宪增受同乡胡梦侠之邀，为其所办的《燕京半月刊》写小品文艺稿件，但不久报纸就因经费来源短缺而停刊。正在此时，吴宪增得知天津高级职业函授学校新闻系在招收学生，便缴费入学。后来学校因租界封锁，停发讲义，吴宪增未能顺利毕业。
1939年，吴宪增被聘为北京《青年呼声》的驻校通讯员，为该报采写校内活动消息。通讯员的工作让吴宪增知晓了一些新闻界的知名报人和记者。中学毕业后，当他了解到著名记者徐彬彬在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任新闻学教授，便考入该校的外交专业。在校期间，吴宪增在徐彬彬的指导下完成了《国民基本新闻学》，徐彬彬曾为该书作序。毕业之后，吴宪增在《石门新报》任职，吴宪增在此任职期间完成了《中国新闻教育史》一书，此书由石门新报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反思与期许，是吴宪增写作《中国新闻教育史》的起因。吴宪增认为，一方面“要想使新闻事业无限的发展，惟有从事普及新闻教育一途”[1]。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教育虽然自清末便有萌芽，民国时期就建立了各种新闻教育机构，但能坚持发展下去的却少之又少，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实在是不发达。而现存有关新闻教育史的学术著作，仅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一书，为了满足从事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者的需要，吴宪增决定编写《中国新闻教育史》。
二、《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新闻教育史》全书共分为八章。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吴宪增将清末至民国的新闻教育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分为新闻教育创设之刍议、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专门学校的勃兴、函授新闻教育学校的创设、报童工读学校的獨营五个阶段。此外，作者按照学校的类型和性质，将新闻教育机构分为大学新闻系、大学新闻专修科、新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报童工读学校、新闻课六个类型，这也构成了此书内容的主要框架结构。在第三章至第六章，吴宪增依照此框架以案例分析法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新闻教育史》第二章介绍了新闻教育的萌芽：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和全国报馆联合会对新闻教育的初步尝试。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由狄葆贤、于右任等人创办于清宣统二年，初名为全国报馆俱进会，民国元年俱进会在上海举办特别大会时，改名为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并在此次会议中决议设立新闻学校，“是为我国知有设施新闻教育必要之始”[1]。全国报界联合会由广州《七十二行商报》与《新国民报》提议组织，于民国八年在广州成立。该会为筹办新闻大学所拟的纲领《全国报界联合会新闻大学组织大纲》非常详细，从新闻大学的宗旨、定位、委员推选方式、组织管理、经费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规划，但因会员意见分歧，设立新闻大学的构想并未实现。吴宪增将这一时期国人在新闻教育方面的初步尝试评价为“虽因各方面之困难未能实现，可是此意对于后来新闻教育之产生，不无有功焉”[1]。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介绍。其中，作者在第三章重点介绍了新闻教育的源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于民国七年，教授为徐宝璜、邵飘萍等人，是我国最早的、较为正式的新闻学教育机关。北京大学新闻学系的设立对我国新闻教育的影响极大，“其后各地，均感新闻教育之重要，乃在大学内设有新闻学系，新闻专修科，及新闻学课程，且有以此成立学校者，均系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影响”[1]。
第五章和第六章介绍了新闻函授学校与报童工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的教授方式为定期寄送讲义给学生，吴宪增评价新闻函授学校：“推广新闻教育者，期使有志于斯学之青年，或服务于报社，而欲研究新闻学理论者，藉此求得新闻上的应有知识，实有辅助推广新闻教育之功。惜主持者，多系为利主义，学员缴费后，时有断寄讲义之情形，结果，几成骗人之局。”[1]此外，吴宪增还介绍了由成舍我创办的报童工读学校，详细梳理了学校的宗旨、授课方式、费用等基本情况。吴宪增对成舍我和其创办的报童工读学校有极高的评价：“至于报童受训练，更为罕见，仅前北京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人有此独特之眼光耳。”[1]
该书第七章梳理了燕京大学新闻课程、平民大学新闻系、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八所新闻教育机构的组织和学则。吴宪增认为，学校组织、设备、课程“亦新闻教育主要课程之一也，其意义有二。第一，概观国内新闻教育内部之情形（新闻教育之外形，即系、科等之区别）。第二，今后应取之方策与设施，藉此俾有所藉镜，同时还可以评判共得失，作今后改革之准备，亦新闻教育之最重要者也”[1]。因此，吴宪增在这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史料完整且丰富。 三、《中国新闻教育史》中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
（一）大范围普及新闻教育
在吴宪增看来，新闻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也可以使普通人掌握阅报、写作的能力，进而提高全民素质，因此新闻教育并非是新闻从业者独有的，新闻学教育应为通识教育。吴宪增认为，除了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系外，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也需要学习新闻学，这是因为学习新闻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在报纸上检索有助于所学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普通中学同样也需要开设新闻教育课程，新闻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写作、阅读的能力，也可以让他们养成从小读报的习惯。而教师有六项责任：一是引起学生对作文的好奇，并养成写作的习惯；二是通过新闻学增加其对文章及思想的评判力；三是使学生对新闻的搜集与制作有独创的心力；四是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五是使学生认识新闻纸，新闻纸是指导公众的言论机关；六是授以新闻的分类，选择新闻纸的各种知识[1]。
（二）新闻教育的必备条件
吴宪增认为理想的新闻学校应该是“经费须要充足，设备不厌其繁，图书不厌其多，杂志与报纸，不论中外各地，均应尽量订阅，传于学生课外有所藉镜。同时更需要对报馆有相当联络，使学生偶得有价值之新闻，能随时投寄报社刊载”[1]。由此可以看出，吴宪增认为创办新闻教育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完备的硬件设施，尤其是要有充足的图书资源，可供学生在学习新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取其他科目的知识；二是学校要与各大报社有所联系，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吴宪增曾在书中批评以往的新闻学教育过于重视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四、《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对新闻教育机构的分类值得借鉴
《中国新闻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体现在吴宪增对新闻教育机构的分类上。在吳宪增之前，学者对各类新闻教育机构几乎没有明确的分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只是按照创办的时间顺序将各新闻教育学校列举出来而已[2]。管翼贤编纂的《新闻学集成·第七册》对各新闻教育学校的分类也十分简略，只有大学新闻学系和新闻专门学校两大类[3]。
吴宪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他将我国新闻教育分为大学新闻系、大学新闻专修科、新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报童工读学校、新闻课六大类。这种按照学校的类型、性质、授课方式划分的方法，虽然仍无法涵盖民国时期所有的新闻教育机构，但这种分类方法试图将纷繁复杂的新闻教育机构以更清晰的框架展现出来，为后人厘清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提供了帮助。
（二）充实近代新闻史研究内容
学者吴廷俊将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即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这一阶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十三节“报业教育”，记载了1912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管翼贤纂辑的《新闻学集成·第七册》“新闻教育篇”部分，介绍了国内各主要新闻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此后也有一些新闻史专著专列章节考察新闻教育，并补充不同年限、不同地区的新闻教育开办情况，但篇幅有限，且仅作为新闻史研究中的部分版块，并未对新闻教育史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吴宪增所著的《中国新闻教育史》，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本新闻教育史专著[4]。
新闻教育史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新闻事业史共同构成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多将新闻史的研究旨趣聚焦于新闻事业史和新闻学术史，忽视了对新闻教育史的关注。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是近代以来第一本新闻教育专门史，该书不管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史料收集上，都比前人的研究更有深度，弥补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充实了近代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新闻教育史》史料翔实，吴宪增在收集资料时十分注重各新闻学校的办学文件或发言稿，这些文件可以直观地反映学校的办学宗旨、目的，以及学校的课程设置、部门设置、硬件设施等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在介绍北京私立新闻学校时，作者将校长成舍我在开学仪式上的讲话摘录下来。这一史料不仅有助于人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情况，也对研究著名报业家成舍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吴宪增在第七章“组织与学则”中详细列举了八所新闻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这些史料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民国时期新闻学子在进入行业之前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从书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新闻课程，除了新闻采访与编辑、新闻评论、新闻学原理、印刷、照相制版术等常规课程外，还有一些特色课程。
如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基础课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等，辅导课程则有地理、外交、国际常识等，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所设课程有军事学、中国财政史等。可见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不仅重视培养新闻学子的专业技能，还极重视培养新闻学子的整体素质，塑造职业新闻工作者。
五、《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不足之处
（一）不注重对史料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新闻教育史》虽然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却没有对丰富的史料进行进一步分析。作者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没有对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仅从较为浅层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的关系出发考察新闻教育背景。实际上，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不仅是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教育体系的建构、新文化运动以及国外新闻教育的完善，都为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对新闻教育史的书写中，作者也没有对不同阶段的新闻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总结。新闻教育发展到此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新闻教育发展过程中有过哪些挫折？新闻学课程设置是否经历了变化？这些问题都无法从书中找到答案。读者看到的只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而已，这就导致整本书不免显得枯燥。历史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历史的魅力在于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知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窥探事件发展的原因、背景，进而以古鉴今。 （二）缺乏对抗战时期新闻教育的完整阐述
七七事变之后，在华北沦陷区，日伪为了建立以奴化中国为目的的新闻事业网，破坏、抢夺中国原有的新闻事业资产。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由石门新报出版社出版。《石门新报》的前身为1937年11月陈震创办于河北石家庄的《正报》，1939年11月，《正报》被交与日伪当局，改名为《石门新报》，初任社长为曹树人，日本人岛崎欠美、松清援先后为此报顾问，1941年3月20日起，张鹤魂继任该报社长，日本人原田传为顾问[5]。
彼时，日寇为了宣传殖民政策和奴化国人思想，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报纸上的军政要闻只能由汪伪的“中华通讯社”供稿，而这些稿件则源于日本“同盟社”，报纸上刊登的地方新闻也是伪政府现成的宣传材料，报纸成了日寇侵略中国和伪政权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因此，由于日伪对华北地区新闻出版事业的严格控制，以及局限于石门新报出版社的性质，书中没有对各新闻学校进行客观的评价，如书中第四章涉及日伪所办的中华新闻学校，其创办的目的是巩固日寇对华北地区新闻事业的控制，吴宪增却对此评价为“皆以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培养优秀善良新闻记者为目的也”[1]。
书中也没有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教育情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抗日战争对新闻人才的需要，除了内迁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仍在继续招生外，又相继创办了20多个新闻教育机构。这些新闻教育机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新闻教学目标，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创办新闻教学机构，如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该校培养的学员如钟克夫、张宽兴、廖涤生等，深入战争前线进行采访，成为抗战宣传的中坚力量[6]。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设新闻系，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妇女新闻人才……然而这些新闻教育机构在吴宪增的书中都“失踪”了。
六、結语
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填补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此书没有将中国新闻教育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完整叙述，缺乏对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以及大后方新闻教育的研究，更没有体现出我国新闻教育中的爱国、抗争色彩，是此书最大的缺憾。
参考文献：
[1] 吴宪增.中国新闻教育史[M].石家庄：石门新报出版社，1944：1，9-10，13，28，30-31，3-4，19.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72.
[3]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新闻学院，1943：197，211.
[4] 吴廷俊.新闻传播教育的认知与践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0.
[5]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82卷·新闻志[M].上海：中华书局，1995：95.
[6] 徐凯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教育——以中国新闻学院为例[J].青年记者，2018（21）：97-98.
作者简介：梁冰洁（1995—），女，甘肃酒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
关键词：吴宪增；民国新闻教育机构；新闻教育史；民国新闻史；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71-03
一、吴宪增简介与《中国新闻教育史》的成书背景
《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作者是吴宪增，与作者生平、从业经历有关的记录主要源于他的两本著作《民国基本新闻学》和《中国新闻教育史》。在《民国基本新闻学》的作者自序中，吴宪增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学习和从业经历。
吴宪增从小便对报纸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自序中写道：“当我在小学五六年级读报之时，每在课余之暇，便跑到阅报室去看报，因为有了这种癖症，同学们都呼我为‘报迷’。”1938年，吴宪增受同乡胡梦侠之邀，为其所办的《燕京半月刊》写小品文艺稿件，但不久报纸就因经费来源短缺而停刊。正在此时，吴宪增得知天津高级职业函授学校新闻系在招收学生，便缴费入学。后来学校因租界封锁，停发讲义，吴宪增未能顺利毕业。
1939年，吴宪增被聘为北京《青年呼声》的驻校通讯员，为该报采写校内活动消息。通讯员的工作让吴宪增知晓了一些新闻界的知名报人和记者。中学毕业后，当他了解到著名记者徐彬彬在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任新闻学教授，便考入该校的外交专业。在校期间，吴宪增在徐彬彬的指导下完成了《国民基本新闻学》，徐彬彬曾为该书作序。毕业之后，吴宪增在《石门新报》任职，吴宪增在此任职期间完成了《中国新闻教育史》一书，此书由石门新报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反思与期许，是吴宪增写作《中国新闻教育史》的起因。吴宪增认为，一方面“要想使新闻事业无限的发展，惟有从事普及新闻教育一途”[1]。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教育虽然自清末便有萌芽，民国时期就建立了各种新闻教育机构，但能坚持发展下去的却少之又少，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实在是不发达。而现存有关新闻教育史的学术著作，仅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一书，为了满足从事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者的需要，吴宪增决定编写《中国新闻教育史》。
二、《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新闻教育史》全书共分为八章。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吴宪增将清末至民国的新闻教育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分为新闻教育创设之刍议、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专门学校的勃兴、函授新闻教育学校的创设、报童工读学校的獨营五个阶段。此外，作者按照学校的类型和性质，将新闻教育机构分为大学新闻系、大学新闻专修科、新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报童工读学校、新闻课六个类型，这也构成了此书内容的主要框架结构。在第三章至第六章，吴宪增依照此框架以案例分析法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新闻教育史》第二章介绍了新闻教育的萌芽：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和全国报馆联合会对新闻教育的初步尝试。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由狄葆贤、于右任等人创办于清宣统二年，初名为全国报馆俱进会，民国元年俱进会在上海举办特别大会时，改名为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并在此次会议中决议设立新闻学校，“是为我国知有设施新闻教育必要之始”[1]。全国报界联合会由广州《七十二行商报》与《新国民报》提议组织，于民国八年在广州成立。该会为筹办新闻大学所拟的纲领《全国报界联合会新闻大学组织大纲》非常详细，从新闻大学的宗旨、定位、委员推选方式、组织管理、经费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规划，但因会员意见分歧，设立新闻大学的构想并未实现。吴宪增将这一时期国人在新闻教育方面的初步尝试评价为“虽因各方面之困难未能实现，可是此意对于后来新闻教育之产生，不无有功焉”[1]。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介绍。其中，作者在第三章重点介绍了新闻教育的源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于民国七年，教授为徐宝璜、邵飘萍等人，是我国最早的、较为正式的新闻学教育机关。北京大学新闻学系的设立对我国新闻教育的影响极大，“其后各地，均感新闻教育之重要，乃在大学内设有新闻学系，新闻专修科，及新闻学课程，且有以此成立学校者，均系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影响”[1]。
第五章和第六章介绍了新闻函授学校与报童工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的教授方式为定期寄送讲义给学生，吴宪增评价新闻函授学校：“推广新闻教育者，期使有志于斯学之青年，或服务于报社，而欲研究新闻学理论者，藉此求得新闻上的应有知识，实有辅助推广新闻教育之功。惜主持者，多系为利主义，学员缴费后，时有断寄讲义之情形，结果，几成骗人之局。”[1]此外，吴宪增还介绍了由成舍我创办的报童工读学校，详细梳理了学校的宗旨、授课方式、费用等基本情况。吴宪增对成舍我和其创办的报童工读学校有极高的评价：“至于报童受训练，更为罕见，仅前北京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人有此独特之眼光耳。”[1]
该书第七章梳理了燕京大学新闻课程、平民大学新闻系、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八所新闻教育机构的组织和学则。吴宪增认为，学校组织、设备、课程“亦新闻教育主要课程之一也，其意义有二。第一，概观国内新闻教育内部之情形（新闻教育之外形，即系、科等之区别）。第二，今后应取之方策与设施，藉此俾有所藉镜，同时还可以评判共得失，作今后改革之准备，亦新闻教育之最重要者也”[1]。因此，吴宪增在这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史料完整且丰富。 三、《中国新闻教育史》中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
（一）大范围普及新闻教育
在吴宪增看来，新闻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也可以使普通人掌握阅报、写作的能力，进而提高全民素质，因此新闻教育并非是新闻从业者独有的，新闻学教育应为通识教育。吴宪增认为，除了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系外，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也需要学习新闻学，这是因为学习新闻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在报纸上检索有助于所学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普通中学同样也需要开设新闻教育课程，新闻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写作、阅读的能力，也可以让他们养成从小读报的习惯。而教师有六项责任：一是引起学生对作文的好奇，并养成写作的习惯；二是通过新闻学增加其对文章及思想的评判力；三是使学生对新闻的搜集与制作有独创的心力；四是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五是使学生认识新闻纸，新闻纸是指导公众的言论机关；六是授以新闻的分类，选择新闻纸的各种知识[1]。
（二）新闻教育的必备条件
吴宪增认为理想的新闻学校应该是“经费须要充足，设备不厌其繁，图书不厌其多，杂志与报纸，不论中外各地，均应尽量订阅，传于学生课外有所藉镜。同时更需要对报馆有相当联络，使学生偶得有价值之新闻，能随时投寄报社刊载”[1]。由此可以看出，吴宪增认为创办新闻教育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完备的硬件设施，尤其是要有充足的图书资源，可供学生在学习新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取其他科目的知识；二是学校要与各大报社有所联系，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吴宪增曾在书中批评以往的新闻学教育过于重视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四、《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对新闻教育机构的分类值得借鉴
《中国新闻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体现在吴宪增对新闻教育机构的分类上。在吳宪增之前，学者对各类新闻教育机构几乎没有明确的分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只是按照创办的时间顺序将各新闻教育学校列举出来而已[2]。管翼贤编纂的《新闻学集成·第七册》对各新闻教育学校的分类也十分简略，只有大学新闻学系和新闻专门学校两大类[3]。
吴宪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闻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他将我国新闻教育分为大学新闻系、大学新闻专修科、新闻学校、新闻函授学校、报童工读学校、新闻课六大类。这种按照学校的类型、性质、授课方式划分的方法，虽然仍无法涵盖民国时期所有的新闻教育机构，但这种分类方法试图将纷繁复杂的新闻教育机构以更清晰的框架展现出来，为后人厘清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提供了帮助。
（二）充实近代新闻史研究内容
学者吴廷俊将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即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这一阶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十三节“报业教育”，记载了1912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管翼贤纂辑的《新闻学集成·第七册》“新闻教育篇”部分，介绍了国内各主要新闻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此后也有一些新闻史专著专列章节考察新闻教育，并补充不同年限、不同地区的新闻教育开办情况，但篇幅有限，且仅作为新闻史研究中的部分版块，并未对新闻教育史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吴宪增所著的《中国新闻教育史》，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本新闻教育史专著[4]。
新闻教育史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新闻事业史共同构成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多将新闻史的研究旨趣聚焦于新闻事业史和新闻学术史，忽视了对新闻教育史的关注。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是近代以来第一本新闻教育专门史，该书不管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史料收集上，都比前人的研究更有深度，弥补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充实了近代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新闻教育史》史料翔实，吴宪增在收集资料时十分注重各新闻学校的办学文件或发言稿，这些文件可以直观地反映学校的办学宗旨、目的，以及学校的课程设置、部门设置、硬件设施等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在介绍北京私立新闻学校时，作者将校长成舍我在开学仪式上的讲话摘录下来。这一史料不仅有助于人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情况，也对研究著名报业家成舍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吴宪增在第七章“组织与学则”中详细列举了八所新闻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这些史料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民国时期新闻学子在进入行业之前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从书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新闻课程，除了新闻采访与编辑、新闻评论、新闻学原理、印刷、照相制版术等常规课程外，还有一些特色课程。
如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基础课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等，辅导课程则有地理、外交、国际常识等，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所设课程有军事学、中国财政史等。可见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不仅重视培养新闻学子的专业技能，还极重视培养新闻学子的整体素质，塑造职业新闻工作者。
五、《中国新闻教育史》的不足之处
（一）不注重对史料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新闻教育史》虽然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却没有对丰富的史料进行进一步分析。作者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没有对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仅从较为浅层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的关系出发考察新闻教育背景。实际上，近代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不仅是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教育体系的建构、新文化运动以及国外新闻教育的完善，都为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对新闻教育史的书写中，作者也没有对不同阶段的新闻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总结。新闻教育发展到此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新闻教育发展过程中有过哪些挫折？新闻学课程设置是否经历了变化？这些问题都无法从书中找到答案。读者看到的只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而已，这就导致整本书不免显得枯燥。历史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历史的魅力在于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知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窥探事件发展的原因、背景，进而以古鉴今。 （二）缺乏对抗战时期新闻教育的完整阐述
七七事变之后，在华北沦陷区，日伪为了建立以奴化中国为目的的新闻事业网，破坏、抢夺中国原有的新闻事业资产。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由石门新报出版社出版。《石门新报》的前身为1937年11月陈震创办于河北石家庄的《正报》，1939年11月，《正报》被交与日伪当局，改名为《石门新报》，初任社长为曹树人，日本人岛崎欠美、松清援先后为此报顾问，1941年3月20日起，张鹤魂继任该报社长，日本人原田传为顾问[5]。
彼时，日寇为了宣传殖民政策和奴化国人思想，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报纸上的军政要闻只能由汪伪的“中华通讯社”供稿，而这些稿件则源于日本“同盟社”，报纸上刊登的地方新闻也是伪政府现成的宣传材料，报纸成了日寇侵略中国和伪政权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因此，由于日伪对华北地区新闻出版事业的严格控制，以及局限于石门新报出版社的性质，书中没有对各新闻学校进行客观的评价，如书中第四章涉及日伪所办的中华新闻学校，其创办的目的是巩固日寇对华北地区新闻事业的控制，吴宪增却对此评价为“皆以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培养优秀善良新闻记者为目的也”[1]。
书中也没有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教育情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抗日战争对新闻人才的需要，除了内迁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仍在继续招生外，又相继创办了20多个新闻教育机构。这些新闻教育机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新闻教学目标，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创办新闻教学机构，如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该校培养的学员如钟克夫、张宽兴、廖涤生等，深入战争前线进行采访，成为抗战宣传的中坚力量[6]。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设新闻系，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妇女新闻人才……然而这些新闻教育机构在吴宪增的书中都“失踪”了。
六、結语
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填补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此书没有将中国新闻教育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完整叙述，缺乏对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以及大后方新闻教育的研究，更没有体现出我国新闻教育中的爱国、抗争色彩，是此书最大的缺憾。
参考文献：
[1] 吴宪增.中国新闻教育史[M].石家庄：石门新报出版社，1944：1，9-10，13，28，30-31，3-4，19.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72.
[3]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新闻学院，1943：197，211.
[4] 吴廷俊.新闻传播教育的认知与践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0.
[5]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82卷·新闻志[M].上海：中华书局，1995：95.
[6] 徐凯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教育——以中国新闻学院为例[J].青年记者，2018（21）：97-98.
作者简介：梁冰洁（1995—），女，甘肃酒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