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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共亡党，究其根本原因是党在自身建设上存在不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导致苏共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党内改革变相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导致苏共丧失执政的正确方向、党内干部任免机制僵化导致苏共缺乏竞争活力、党内特权阶层利益合法化导致腐败加快苏共亡党步伐、党内高度集权和缺乏有效监督更是扼杀了苏共的生命。以苏为鏊，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的。我们党才能长期执政，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苏共亡党；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镜鉴
中图分类号：D35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j.issn.1009-6922.2016.04.16
文章编号：1009-6922（2016）04-56-04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由苏共执政70多年后，却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一个执政如此之久的政党，因日渐脱离群众、党内产生分裂、党的高层领导人背离组织、党员丢弃信仰等将一个伟大的政党推向了灭亡，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导致世界政治版图上一大片红色区域消失。“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共亡党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既有党内原因又有党外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给予了启示和借鉴。
一、苏共亡党的党内原因分析
（一）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导致苏共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历史雄辩地表明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取得执政党的地位，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列宁执政期间受到严重威胁，国内外势力企图将他扼杀在摇篮里，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尽忠职守与勇敢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党的性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斯大林高度集权、独裁专制的模式，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内特权阶层的逐渐形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实现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盛行。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作过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苏共，“在拥有20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名党员的时候，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像洪水猛兽一般最终吞噬了苏共。
（二）党内改革变相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导致苏共丧失执政的正确方向
在谈及苏联解体与共产党相关的原因时，斯蒂文·科恩指出：“因为共产党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折腾，党就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于是，苏联解体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苏联。”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建立议会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并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是在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意识混乱，更多亲近西方政治体制。此后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更能说明问题。表面实行民主，背地里搞的确是独断专制。通过多次会议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强调苏共与其他政党是平等竞争的合作关系，不再是苏共的领导力量。戈氏的軟弱使苏共自乱阵脚，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趁势而起，苏共不战而败。放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削弱政府职能，这也就导致决策的失误、机制的臃肿，苏联最终走向灭亡。
（三）党内干部任免机制僵化导致苏共缺乏竞争活力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关键。苏共之所以垮台，也是同它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错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党的干部任命制替代选举制。苏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各级党组织的候选人中的一些人往往是由个别人事先决定，党内的选举实际上只是履行形式上法定的程序罢了。尤其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竞长达25年。这种领导干部长期任职的做法导致监督机制失效，给野心家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提供了方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往往不是看这个人的能力高低，而是看是否与勃列日涅夫的“帮派”搭上关系。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在50年代初，集党的首脑、政府首脑、军队首脑于一身。党政不分，个人集权，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的干部平均年龄达70岁，老化的领导干部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在接下来的几任领袖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而且“继承”了这种历史弊端，为苏联亡党埋下了隐患。
（四）党内特权阶层利益合法化导致腐败加快苏共亡党步伐 苏联的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干部队伍的稳定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更是促进了腐败的泣滥，形成了强大的腐败集团，这也为党内形成特权阶层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苏共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之所以使人深恶痛绝，就在于特权阶层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甚至特权阶层的子女，也能在父辈们特权的庇护下迅速进入核心权利部门。甚至特权成为权贵无阻碍搞腐败的护身符。众所厨知，勃列日涅夫是苏联最大的腐败头目。在他执政期间，苏联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无不腐败变质。如勃列日涅夫“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之风也很盛行，而且礼物都很贵重，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尔巴诺夫，更是凭借岳父的权势，一路绿灯，任职期间竟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任职17年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把最大的国家别墅和迎宾宾馆据为己有。苏共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享有的这种特权，它的专制性、裙带性、封闭性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不可能制定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他们宁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使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合法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前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五）党内高度集权和缺乏有效监督扼杀了苏共的生命
任何社会制度对权力的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苏联出现领导人高度集权和领导干部特权阶层形成的现象就是由于苏共执政后期对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在列宁时期，列宁以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的思想建立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由选举产生，不得在党内担任职务，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到斯大林时期，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此时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监察机关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任命制，其权力来源于上级而不是代表。监督机制的削弱使得斯大林滥用职权，利用自身的威望和权力不断清除异己，编制各种罪名“净化”党内成分，通过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开启了苏联集权独裁时代。赫鲁晓夫则是高居于党之上，独揽党政大权。勃列日涅夫登上苏共的最高舞台更是腐败不堪。其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也正是这几位领袖的“作为”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到来，最后造成苏共“猝死”，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二、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挑战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上来看，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从意识形态渗透到对我国内政干涉无不希望我们像苏联一样不战而败。从国内来看，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目前党内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危害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少数党员、干部的素质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损害着党的威信。新形势下，我们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的，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三、苏共亡党对从严治党的历史镜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么从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中，我们应该做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关键是要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治理好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党要管党原则，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由于苏共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党从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党，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变为特权阶层的政党。结果是“苏联共产党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可以看出背弃人民的政党必定被人民所背弃。
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么我们党要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执政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党在制定正确的路線、方针和政策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第二点执政党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全党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充分肯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苏共党的事业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更是要求我们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使执政党的权力始终受到监督和制约，使党的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中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面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议会民主政体，实质就是否定苏共领导的合法地位，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背后是改向。戈尔巴乔夫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政权易帜，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放弃共产党领导，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坚持党的作风建设，筑牢党的事业根基
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据俄学者估计，这个特权阶层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使得苏联由“身先士卒”的权力质变为“以权谋私”的特权，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亡党亡國。覆车之辙，足以为训。我们党必须保持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
特权阶层越着力于维护既得利益，对从严治党的诉求就越低，甚至对从严治党明里暗里地予以抵制。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腐败的产生根源在于有适合腐败滋生的土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必须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要加强反腐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还要加大惩治反腐败的力度，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充分发挥惩治的威慑震慑作用，更重要是预防腐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只有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够防止形成既得特权阶层，才能够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
（四）坚持干部制度改革，确保党的组织保证
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的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实为自上而下的逐层任命和无任期连任，使选举流于形式，难以体现民意，也造成干部完全听从上级指示，只对上级负责，从而不关心群众的呼声。长此以往，党的生命力源泉就会日渐衰竭。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家的存亡、事业的成败、人才是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改革干部任命制，必须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用原则。一要引入干部竞争机制，广泛推行能上能下制度。二要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三要转向选举制。选举权是党员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在干部的选举上做到权力来自于人民、受人民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唯有如此，干部队伍才能永葆生机。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苏联在列宁时期重视民主并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在斯大林时期党内监督制度遭到削弱，此后苏共领导人虽然进行过多次改革调整，但也未能建立起独立有效的监督制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苏共最高领导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导致监督机制失效，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
列宁明确指出：“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坚持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削弱，而且还要从三方面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制度。
1.加强制度建设。只有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把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2.健全领导制度。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应由集体而不是个人做出决定，必须认真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基本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委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决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搞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3.完善监督体系。党内监督的基础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党内监督工作的关键是纪检机关，强化纪检机关的监督职能就必须明确党内纪检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如人员编制、选拔、调动、奖惩等由本系统分级决定，使纪检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尽可能独立于监督客体之外；党内监督的助力是党外监督，重视党外监督，拓大政治参与、拓宽监督渠道，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通过全党和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使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苏联亡党的历史教训是因为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僵化的干部队伍体制，特权阶层的利益熏心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破坏造成了当时苏联党的官僚化、特权化，导致最后被人民所抛弃，亡党亡国。苏共的失败不仅是对中共成功的反证，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能还隐藏着发展陷阱和凶险的警示。因此，对这两种不同发展结局的比较和思考，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财富。
关键词：苏共亡党；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镜鉴
中图分类号：D35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j.issn.1009-6922.2016.04.16
文章编号：1009-6922（2016）04-56-04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由苏共执政70多年后，却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一个执政如此之久的政党，因日渐脱离群众、党内产生分裂、党的高层领导人背离组织、党员丢弃信仰等将一个伟大的政党推向了灭亡，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导致世界政治版图上一大片红色区域消失。“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共亡党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既有党内原因又有党外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给予了启示和借鉴。
一、苏共亡党的党内原因分析
（一）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导致苏共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历史雄辩地表明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取得执政党的地位，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列宁执政期间受到严重威胁，国内外势力企图将他扼杀在摇篮里，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尽忠职守与勇敢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党的性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斯大林高度集权、独裁专制的模式，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内特权阶层的逐渐形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实现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盛行。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作过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苏共，“在拥有20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名党员的时候，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像洪水猛兽一般最终吞噬了苏共。
（二）党内改革变相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导致苏共丧失执政的正确方向
在谈及苏联解体与共产党相关的原因时，斯蒂文·科恩指出：“因为共产党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折腾，党就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于是，苏联解体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苏联。”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建立议会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并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是在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意识混乱，更多亲近西方政治体制。此后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更能说明问题。表面实行民主，背地里搞的确是独断专制。通过多次会议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强调苏共与其他政党是平等竞争的合作关系，不再是苏共的领导力量。戈氏的軟弱使苏共自乱阵脚，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趁势而起，苏共不战而败。放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削弱政府职能，这也就导致决策的失误、机制的臃肿，苏联最终走向灭亡。
（三）党内干部任免机制僵化导致苏共缺乏竞争活力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关键。苏共之所以垮台，也是同它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错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党的干部任命制替代选举制。苏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各级党组织的候选人中的一些人往往是由个别人事先决定，党内的选举实际上只是履行形式上法定的程序罢了。尤其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竞长达25年。这种领导干部长期任职的做法导致监督机制失效，给野心家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提供了方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往往不是看这个人的能力高低，而是看是否与勃列日涅夫的“帮派”搭上关系。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在50年代初，集党的首脑、政府首脑、军队首脑于一身。党政不分，个人集权，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的干部平均年龄达70岁，老化的领导干部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在接下来的几任领袖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而且“继承”了这种历史弊端，为苏联亡党埋下了隐患。
（四）党内特权阶层利益合法化导致腐败加快苏共亡党步伐 苏联的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干部队伍的稳定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更是促进了腐败的泣滥，形成了强大的腐败集团，这也为党内形成特权阶层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苏共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之所以使人深恶痛绝，就在于特权阶层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甚至特权阶层的子女，也能在父辈们特权的庇护下迅速进入核心权利部门。甚至特权成为权贵无阻碍搞腐败的护身符。众所厨知，勃列日涅夫是苏联最大的腐败头目。在他执政期间，苏联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无不腐败变质。如勃列日涅夫“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之风也很盛行，而且礼物都很贵重，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尔巴诺夫，更是凭借岳父的权势，一路绿灯，任职期间竟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任职17年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把最大的国家别墅和迎宾宾馆据为己有。苏共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享有的这种特权，它的专制性、裙带性、封闭性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不可能制定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他们宁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使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合法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前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五）党内高度集权和缺乏有效监督扼杀了苏共的生命
任何社会制度对权力的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苏联出现领导人高度集权和领导干部特权阶层形成的现象就是由于苏共执政后期对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在列宁时期，列宁以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的思想建立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由选举产生，不得在党内担任职务，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到斯大林时期，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此时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监察机关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任命制，其权力来源于上级而不是代表。监督机制的削弱使得斯大林滥用职权，利用自身的威望和权力不断清除异己，编制各种罪名“净化”党内成分，通过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开启了苏联集权独裁时代。赫鲁晓夫则是高居于党之上，独揽党政大权。勃列日涅夫登上苏共的最高舞台更是腐败不堪。其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也正是这几位领袖的“作为”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到来，最后造成苏共“猝死”，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二、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挑战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上来看，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从意识形态渗透到对我国内政干涉无不希望我们像苏联一样不战而败。从国内来看，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目前党内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危害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少数党员、干部的素质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损害着党的威信。新形势下，我们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的，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三、苏共亡党对从严治党的历史镜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么从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中，我们应该做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关键是要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治理好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党要管党原则，完善党的制度建设。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由于苏共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党从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党，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变为特权阶层的政党。结果是“苏联共产党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可以看出背弃人民的政党必定被人民所背弃。
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么我们党要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执政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党在制定正确的路線、方针和政策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第二点执政党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全党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充分肯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苏共党的事业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更是要求我们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使执政党的权力始终受到监督和制约，使党的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中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面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议会民主政体，实质就是否定苏共领导的合法地位，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背后是改向。戈尔巴乔夫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政权易帜，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放弃共产党领导，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坚持党的作风建设，筑牢党的事业根基
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据俄学者估计，这个特权阶层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使得苏联由“身先士卒”的权力质变为“以权谋私”的特权，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亡党亡國。覆车之辙，足以为训。我们党必须保持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
特权阶层越着力于维护既得利益，对从严治党的诉求就越低，甚至对从严治党明里暗里地予以抵制。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腐败的产生根源在于有适合腐败滋生的土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必须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要加强反腐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还要加大惩治反腐败的力度，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充分发挥惩治的威慑震慑作用，更重要是预防腐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只有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够防止形成既得特权阶层，才能够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
（四）坚持干部制度改革，确保党的组织保证
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的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实为自上而下的逐层任命和无任期连任，使选举流于形式，难以体现民意，也造成干部完全听从上级指示，只对上级负责，从而不关心群众的呼声。长此以往，党的生命力源泉就会日渐衰竭。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家的存亡、事业的成败、人才是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改革干部任命制，必须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用原则。一要引入干部竞争机制，广泛推行能上能下制度。二要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三要转向选举制。选举权是党员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在干部的选举上做到权力来自于人民、受人民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唯有如此，干部队伍才能永葆生机。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苏联在列宁时期重视民主并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在斯大林时期党内监督制度遭到削弱，此后苏共领导人虽然进行过多次改革调整，但也未能建立起独立有效的监督制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苏共最高领导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导致监督机制失效，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
列宁明确指出：“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坚持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削弱，而且还要从三方面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制度。
1.加强制度建设。只有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把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2.健全领导制度。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应由集体而不是个人做出决定，必须认真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基本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委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决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搞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3.完善监督体系。党内监督的基础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党内监督工作的关键是纪检机关，强化纪检机关的监督职能就必须明确党内纪检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如人员编制、选拔、调动、奖惩等由本系统分级决定，使纪检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尽可能独立于监督客体之外；党内监督的助力是党外监督，重视党外监督，拓大政治参与、拓宽监督渠道，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通过全党和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使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苏联亡党的历史教训是因为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僵化的干部队伍体制，特权阶层的利益熏心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破坏造成了当时苏联党的官僚化、特权化，导致最后被人民所抛弃，亡党亡国。苏共的失败不仅是对中共成功的反证，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能还隐藏着发展陷阱和凶险的警示。因此，对这两种不同发展结局的比较和思考，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