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牌坊是渝中区的一个地名。这里每天人来人往，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七牌坊是“徒有虚名”。
　　我说的“徒有虚名”并非贬义，而是有两层意思：现在的七牌坊，其实一个牌坊都没有;历史上最初的名字也不是七牌坊，而是九牌坊。
　　据清朝《巴县志》记载，旧时大坪一带曾有牌坊39座、碑刻180余块。
　　寻访七牌坊说难也不难。
　　途经大坪的公交车都会停靠“七牌坊” 站，或是从轨道交通大坪站出来，走二三十米，绕到电信公司大楼背后，即可看到一个小街心花园。
　　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这里只能见到19块石碑，分成两列，形成月牙弯弯似的半弧状，以电信公司大楼或以大坪车流如织的环道作背景，倒有几分古今互参的意境。
　　石碑旁有一块身形小得多的黑色石碑，写着“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七牌坊碑林”。
　　重庆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刘光瑞说，以前他家的老房子就在大坪电影院的“大银幕背后”，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七牌坊人。
　　“现在的七牌坊已经没有了旧时模样，你看到的碑林只是上七牌坊的端头。那些碑都是移动了几百米的，原来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英利大融城。搞开发时，开发商老板还找我聊过，我说你把电影院拆了，巷子拆了，还是给我们大家留一点点的记忆嘛。你晓得他最后给我们留了啥子？留了一个公交站名！”他摇头叹气。
　　刘光瑞今年65岁，他应该是见到过七牌坊真颜的。再往前，他也只能和我们一样，去历史书中查找。
　　“大道两侧矗立着许多雕刻精细的巨大牌楼和牌坊，路面多用大块的砂岩板铺成，又或许是直接从厚重的石頭中开凿而成，夹在两排巨型石碑之间蜿蜒前伸……”这是英国外交官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在《华西旅行考察记》一书中记载的大坪石牌坊。成书于1881年，迄今140年。
　　抗战时期，九座牌坊在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中被炸毁两座。
　　“其他的都是在1966年被拆毁的，那年我10岁，这些牌坊是表彰功勋、科第、德政或者忠孝节义的，最后一座牌坊毁于1976年。”刘光瑞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的七牌坊除了留下一个地名，也留下了一些石碑。
　　这些碑多为长方形，宽约1.5米、高约5米，都是重近10吨的巨石。
　　2003年底，由于修建大坪环道，一些石碑被迁移到东水门大桥下，成为同为明清时期的湖广会馆古建筑群的一部分。
　　2009年底，修建英利大融城，剩下的19块石碑搬至现在的街心花园处。
　　“七牌坊无牌坊”后，这些剩下的巨型石碑又被一些商贩作为支撑拉棚搭架。长年烟熏风化的破坏，让碑文腐蚀褪去，渐渐看不清了。
　　它们历经上百年风雨，是政治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承载者，凝聚了战乱的动荡与时代的改变，记录着城市的踪迹和社会的变迁。
　　刘光瑞说，“现在弄得挺好的，也算是真正在保护了。”
　　也正是这些记载着历史文化的石碑的耳濡目染下，刘光瑞产生了创建博物馆的想法。
　　但石碑太重，收藏难度太大，他将目光转向了同样存在于历史缝隙中的匾额，于是建立了一个收藏了三千多块匾额的重庆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
　　七牌坊虽已“湮灭”，但它的文化印迹仍在，仍然在影响着后来的有心人。
　　如果有些许闲暇，或乘车经过这个地方，不妨下车，走到这个街心花园里，用心感受一下这些宽大的石体。
　　这是和历史对话的最好办法。
　　我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来到这个街心花园的，有两三位老人在散步，有母子二人在打羽毛球。
　　而我，独自徜徉于碑林之间，触摸它们、感受它们。
　　为驿（站）时，迎来送往，茶水温热，古道热肠;为（环）道时，时光悠悠，走向未来，从一片锦绣走向另一片锦绣。